阮布鲁士（BRUCE YUEN）是上文所述阮伦妮女士的兄长，其父亲阮海培乃广东中山县人。其母亲玛利布华MARY BREWER是英国人，共有子女六人。俱在西澳州的柏斯居住。 　　阮老先生，深爱祖国文化，不忘中华礼教，先后将其子女遣返香港及中山故乡接受教育，了解风俗人情。 　　阮布鲁士，在香港拘留时，适值日本南侵，参加抗敌行列，保守战火洗礼，及身历俘虏恶运。以下实录，可作为香港沦陷情况的速写。留给我们一点居安思危的警惕。 　　我（布鲁士自称，以下沿用），于1939年，受了父亲的嘱咐，带者二妹莎蒂（SADIE）一同来香港学习中文兼就业。初期我们想到广东中山故乡，由于环境落后，无发展前途，遂改到香港，与伦妮妹会合。（详情见上文） 　　在澳洲求学时，我对于机械，素感兴趣，且有心得。当抵达这自由海港，万商云集，工商业兴盛，很容易找到一份理想职位，在香港船坞（HONFG KONG DOCKYARD）担任机械师助理。 [center][B]参加义勇队   保卫香港[/B][/center] 　　太平洋战争未爆发之前，英国海军称霸远东，而以新加坡为基地。发号施令，有雄师四海的豪气，凡是船舰补给和维修，都以香港为中心。香港船坞是当年军事重点。 　　由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政府已着手义勇队的设立。船坞职员，尤其外籍人士，俱在罗致之列。我是澳洲国籍，更顺理成章，成为中坚份子，接受军事训练。 　　1941年9月10日，英廷委派杨慕琦，为 第21任港督。那时，香港的表面，仍然一片笙歌，稳如磐石。一般外国侨民非常乐观，皆认日本如果进犯的话，则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英国军队，当会海空弛接，万无一失。实际上，世界时局已日趋紧张，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轴心同盟”，以土扩大侵掠，早已昭然若揭。我们义勇队已接到动员准备，建筑防空壕洞，和举行避难演习，以防万一。 　　同年11月，两团加拿大步兵，赶到增援，当时，香港兵力，包括英军、印度兵、加拿大步兵和义勇队，总共人数不过12，000人，而飞机只得6架，加上英国一些海军炮艇，防御势力，至为薄弱，倘无外援，绝难久守。 [center][B]日本南侵   香港沦陷[/B][/center] 　　香港战事发生于12月8日上午8时许，日本机群36架，分批用浪涛式轰炸启德机场。同时，预先密集在中英边界——深圳的60，000日军，也配合发动攻势。这风扫残云的凌厉压力，注定了香港失陷命运，毫无招架之力。 　　我的战斗单位，是第5高射炮队，驻守柴湾山顶，面对鲤鱼门，居高临下，控制海口，原来香港军事当局判断，认为敌人来犯，必从水路，是以一切防御工事和炮位都指向东方海面。而此次日本突袭，却来自中国九龙，由北而南，避重就轻。（按：香港防御设计，大概师承新加坡样板。结果日本也弃海就陆,先由马来西亚进攻,得手后,用闪电式行军,突破新加坡后门,长驱直入,面占领全半岛。） 　　12月12日，九龙全部沦陷，英军退守香港，静候援军解围，岂知最后希望，也成泡影。（按：日本南进侵略计策，当进攻香港之际，同时突袭美国珍珠港、英属马来西亚及英国海军基地新加坡）。 　　柴湾守卫战，极为激烈，日本以海陆空三军合力进攻，致使全部守军殉难，而且都是有家室者，其故安在？因为，战事危急时，当局已知后果堪虞，准备将单身队员留守，是以先放假回家，妥理私事。不料我们离队时，恰巧敌军大举来犯，遂致留守者全队覆没。 　　当香港东部失守，全部队伍退到赤柱炮台死守，作最后挣扎。但是外援绝望，指挥作战的马尔比少将（MAJOR GENERAL MALTBY）以知无法维持再作有效的抵抗，向港督杨慕琦建议投降（当时港督身兼海陆空军总司令）。这是1941年12月25日的事。香港的保卫战，只有18天（注）。                     [center][B]俘虏生活      牛马不如[/B][/center] 　　我和一班同僚，都变成日军俘虏，监禁地方，先在赤柱军营，后转到湾仔，最后，转到九龙。三易其地。 　　俘虏生活，第一件工作，另我毕生难忘，就是遣派到柴湾山，收拾和安葬死难同僚。在炮垒里，大部分遭受轰炸丧命；有一部分在山上战壕捐躯，最可怜的投降者，一律被日军驱押山顶，集体用刺刀屠杀，充分显示日本军人的残暴，毫无人道的兽性。我们虽然悲愤莫名，但被俘羁押，自身难保，唯有默默地祈祷，精忠之魂，安息罢！ 　　第二件工作，就是修理战火破坏的道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长此下去终会被折磨至死，所以逃走企图，油然而生。 　　那时，日本高唱“大东亚共荣圈“口号，以亚洲民族一家，作为怀柔政策，和安抚手段。所有中国俘虏，在香港有亲属的人，可以”假释“回家，但须按时报到，有此良好机会，我遂籍口照顾弱妹，果得批准。初步计划设法先将她们送走，了却后顾之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审慎安排她们顺利逃出魔掌，到达桂林，重享自由新生。 　　过了一段时日，我从香港偷渡到澳门，先和一位热心人士取得联络，准备转入中国内地。不慎，在出境关卡检查，被日军发觉，认为形迹可疑，又受拘禁，重入敌人的天罗地网，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使我懊丧万分。 　　大概，天无绝人之路，在临时拘留营里，有一位印度看守，以前在香港军营服务，同情我的遭遇，予我逃走的机会。 　　澳门和广东，地域相接。拘留营适在海边，一水之隔，就是自由世界，日本的军事力量，只据守市镇，而城外村乡尽是抗日游击队的活动范围。                   [center][B]游水潜逃       重获自由[/B][/center] 　　在一个晚上，月黑风高的更阑时份，我静悄悄地，从沙滩游水潜逃。对着茫茫的怒海，波涛汹涌，一片沧茫真不知是祸是福。由于求生心切，乃鼓起无比勇气，努力向前。大约在水中挣扎了个多小时，居然获登彼岸，附近热心村民，将我救起，加以掩护，并送交游击部队。那时，来去匆匆，我竟忘记叩询村民的姓名，唯有衷心铭感，不忘大德。当我报述来历，和香港义勇队里编号，游击队的主持人，便将我护送到桂林的英国办事机构。当时中国后方都有盟军办事处，拯救侨民及联络工作，给我莫大的便利。 　　我和伦妮，劫后重逢，恍如隔世、随后，转调到中国抗日后方昆明，在美国空军站的基地，担任机械修理工作，驾轻就熟，感到非常快慰。在服务场所，遇到许多中国青年，都是朝气蓬勃，斗志高昂，那种爱国热忱和抗日情绪，令我对中国前途加深新的认识。 　　1945年，战事已近尾声，我又转移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仍在美国空军，再工作了一段甚短时间。最后，飞返柏斯，与家人团聚。 　　六年的海外磨练，充实了我的人生经验。尤其对于战争的凄惨，俘虏的苦难，永萦心间，永不磨灭。 　　以上，是阮布鲁士的个人经历。反映香港沦陷的情况，笔者想身受同样遭遇者，为数不少。兹附录，香港沦陷简要史实，籍作考证。 　　（一）香港，于1941年12月25日失守，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光复。正式接受日期，系同年8月30日，由英国夏懿少将主持。 　　（二）在日本统治下，共有3年零8个月。 　　（三）日本委任第一位港督是酒井隆（1941至1942），他是当时攻港总司令。第二任日本港督是矶谷廉价（1942至1944）。 　　第三任日本港督是田中久一兼任（1944至1945），也是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即最高负责人）。长驻广州。投降后，以罪行昭著，被判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