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23日（星期五），美国驻华第十四空军司令部公布： 　　“查阮伦妮RENIE YUEN，于1944年1月起，在美国驻华空军总部（昆明），担任秘书，忠于职守，勇于任事，充分表现其敏捷才华及超卓智慧，对于本部贡献良多，特此褒奖，并授美国空军徵章，以志其劳。”关于阮女士家庭状况，及随军服务经过，详见以下访问史录： 　　我（阮伦妮自称，以后沿用）的父亲阮海培（YUEN HOY POY）是广东省中山县人（现改为中山市），在1890年来到澳洲墨尔本，以制造家具为业，后因市面不景，无法立足，遂辗转到西澳谋生，任挟木工一技之长，在柏斯建立了一间小型家具制造厂，经惨淡经营，颇有成就。 　　我母亲玛利·布路华（MARY BREWER），是英国人，和父亲结合后，共生六位兄弟姊妹。 　　1931年，我刚16岁，由长兄陪同返回祖国，学习中文。此是父亲的意旨，落叶归根，仍以故乡为重，亦是一代华侨的共同见解。盖澳洲当时，厉行白澳政策，对有色人种，诸多压制。例如我母亲因为婚姻关系，而被取消了英国国籍，与父亲同一命运，不能在澳洲有永久居留的权利，更无公民资格，当日华侨受此不公平的待遇，比比皆是，我父亲只是其中之一。我们到了祖家中山，居住了一段时日，感到毫无作为，因为纯朴乡村，一切落后，对于学业进修，更非适宜，与其“守株待兔”，不如迁地为良。经过磋商之后，我和长兄搬到香港。 [center][B]香港就业适遇战争[/B][/center] 　　在这自由贸易的海港，华洋杂处，商业繁盛，很符合理想。由于我的英语不错，顺利地在一间外国商行找到工作，生活遂趋稳定，公余之暇，学习华语及中文，不负老夫期望。 　　不久，长兄回到澳洲，我仍留在香港，虽然客地初来，并不寂寞孤单。因为，布鲁士兄长（BRUCE）和二秭莎蒂（SADIE）接踵而至，共同寻求发展，手足情深，信心十足，而莎蒂也在商行理充当文书。各得其所，无忧无虑，度过平安岁月。 　　不过，我们的美梦，我们的理想计划，在1941年，被日本的南侵战祸而破碎。因为香港陷落，烽火漫天，我们兄妹，受了环境支配，各散东西。人生的颠沛流离，似乎有命运安排，但是我觉得，本人的坚毅意志，也可以把握多少一己的前途，“人定亦可胜天”。 　　香港的保卫战，只是昙花一现，边告失守，在日本皇军统治下，全部欧美籍人士，都编入集中拘留营。我和莎蒂都持有澳洲护照，但是，外表百分之八十是中国人的面貌，利用“鱼目混珠”的机会，逃避了牢狱祸殃.（当日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表示重力，未卷入太平洋战争，许多中葡混血儿，受到保护，伦妮姊妹大概冒充萄籍而免于难。） [center][B]投奔自由参加盟军[/B][/center] 　　在香港沦陷前，我参加了V•A•D•组织（VOLUN-TARY AID DETACMENT，即义勇救护队），而且在英国商行工作。当环境改变后，一切经济来源都告断绝，在香港多留，无益有害。为万全之策，只有多方设法，逃出魔掌。 　　日本战领香港后，无法解决粮食问题，于是大量流散港民回乡，用“釜底抽薪”的措施，减轻粮食危机。那时，中国抗日首都重庆，派了不少地下工作人员来港，引渡投奔自由的人，参加抗日行列，我恰与来人相熟，遂决心和莎蒂同行。在1941年元旦，我们化装难民离境，先到桂林。当经过日本关卡时候，敌军戒备松驰，毫无检查即予放行。大概庆祝新年之故，一切都“马虎行事”，给我们莫大便利，否则，我的澳洲护照和证件，会被查获，引起猜疑，后果就不堪设想。我到了桂林，同英国领事馆取得联络，幸运地在新闻秘书处，获得职位。暂得一支安身，在当日兵荒战乱的动荡阶级，实属难得机缘，上天之神，对我照顾，优渥备至。 　　莎蒂姊，因无法找到生活寄托，思归心切想回澳洲，但迢迢路程，苦无川资，安能一时办到。我毫不气馁，四方奔走，向友人借贷设法。结果，天从人愿。她随着一队英国运输车团，先到昆明，然后，乘飞机，越“驼峰”（THE HUMD）直达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当年抗日战争，这路线是重庆对外的唯一交通孔道，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是最惊险的一段。 　　莎蒂在印度，逗留多日，适有由英国开来的运兵船队遂得成行。直抵西澳费文杜，和家人重聚。如此，艰辛路程，舟车转接，足足废了九个月的时间，这也是她毕生难忘的旅程。 　　我送走莎蒂之后，仍守工作岗位，留在桂林负责战地通讯，事务极为繁忙，废寝忘餐，生活相当清苦。但抱一腔高昂斗志，报国热忱，不觉其芳。我觉得精神上鼓舞，才远胜物质享受。 　　此次，初入中国内地，领略风土人情，目睹各处难民，扶老携幼，哀宏遍也。领悟战争残酷，流亡的凄惨。令我百感交集，摇头叹惜，何其不幸，生为乱世的中国人。 　　不久，日军发动攻势，向广西进侵，我随着大队，退入昆明。这是美国空军驻华基地，由于新闻处的推荐，我转到司令部服务，大概我的工作态度勤勉和表现出色，升任为秘书。 　　在总部工作，范围广泛。这种“军书旁午”的生涯，富有刺激和挑战性，正符合我的个性，乐此不疲。加上待遇优厚，环境安定，每当假日，畅游昆明的古胜古迹，一开眼界，深感不虚此行。直到日本投降，我随军再到广东。那种胜利归来的豪情欢快，比之昔日逃难的狼狈状况，不可同日而言。 　　1947年，我重返澳洲，与家人团聚。从军壮志，如愿以偿。 　　以上所陈，对中日战争的经过，可见一麟半爪，而女子从军报国，坚毅耐苦，不让须眉，且表现超群，备受冥军勳奖，实澳洲华裔女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