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员领导人和友好人士组成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位知名人士，他就是郑嘉乐先生。 　　在澳大利亚的华侨社会里，很多人熟悉郑嘉乐。40多年来，他为祖国的尊严，为维护和争取华侨的合法权益和福利，不屈不饶地奋斗。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合荣辱，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一心一意，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竭忠？智为侨胞服务。他慷慨无私乐于助人，待人接物平易和善。他帮助过很多人，却从不望得到报酬。他发起和倡议成立过不少华侨华人团体，大都把主席、徽章的荣衔让给别人，自己甘当一名实际工作者。他为侨胞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却未做过高官显贵，也未成为富商巨贾，但在澳洲华人社会，甚至朝野各界人士中，他结交不少朋友。他是祖国的好儿子，侨胞的贴心人。 　　郑嘉乐年近70岁，在人生的道路上，却经历了很长一段艰难而又曲折的路程。 　　1921年2月18号，郑嘉乐出生于中山县第二区龙圩村（今中山市沙溪镇龙圩村）的华侨家庭。父亲郑日是个老华侨，从青年时就到澳洲谋生，先后在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州垦荒、牧羊，还做过菜园、筑路、木工和厨工，劳碌了一生。因为他是旅居者不是移居者，要把微薄的大半工资，寄回国内赡养家人。嘉乐是他九个儿女中的第四个，嘉乐的少年时代是在中国的农村度过的，他自小聪颖好学，自小学四年级其就埋头阅读中国的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说岳全传》，以至征动征西平南扫北一类的书籍他都涉猎过。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他开始接受了“打倒列强”、“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幼小的心灵从此埋下了御悔爱国的种子。下雪毕业后，他因家境不好，辍学在家，跟一位老华侨学习英文。1934年，他在老师多方动员下，以全区唯一的半费生考入区里初级中学。自此，他更努力学习，还暗中阅读鲁迅的作品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进步书籍，思想上受到启迪。 　　1935年，他在15岁时，父亲向老板借得路费，把他带到澳洲，安顿在雪梨西北部山区小镇天架鳬的天主教圣约瑟小学读英语。在那里他亲眼见到华工种种歧视，课余他要回到担保人（老板）的店里无偿做工，也遭受刻薄的待遇，时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痛苦的压抑 。由于嘉乐要由老板作担保，所以他象被绑在老板的电梁上，人身依附，不得自由。因此，他一直向往自由和解放。一次，他和友人通信，谈及寻找自由的意向。友人的复信被老板截获，老板竟然不顾同乡之情，生命不再为他担保，勒令他在三天之内离境。他只好只身出走，幸得友人帮助，到了烟菲路鳬，得到中山籍殷商雷妙辉的同情，继续为他作担保，这才避免了被赶离澳洲的厄运。经过了几年艰苦的努力，他仅取得了将学生身份转为商业助理员的资格。按照当时移民法例的规定，他只能作店员，不得离职转业，否则就要离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3月25日，郑嘉乐离开了烟菲路鳬，只身到了雪梨。这是他到澳洲后首次的解放。起初，他在亲戚经营的生果点作店员。 　　同年他参加了澳州华侨青年的进步组织侨青社，在那里，他受到社会的教育进行政治研究。从此以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与侨青社同甘苦，共进退，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被推担任过侨青社的主力秘书、委员、总务、秘书、副主席、主席、永远名誉主席、顾问等职务。侨青社不仅是他终生为之献身的社团组织，也是他团结领导澳洲华侨共同战斗的阵地。当时祖国抗日战争方殷，他团结一批爱国的华侨青年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国。他们响应孙夫人宋庆龄的呼吁，成立援助抗日游击战士委员会和粤灾筹赈会，担任委员、书记职务。他们在雪梨市政府礼堂等多处地方公演粤剧、琼剧或举行音乐会，把筹得的款项汇给孙夫人转交白求恩大夫主持的国际和平医院和抗日游击队，以及赈济广东的灾民；侨青社还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献捐大会，发动广东华侨踊跃购买中国的救国公债和澳洲的国防公债，支持抗击日本侵略战争，侨青社成为澳洲华侨团结爱国的一面旗帜。 　　1943年郑嘉乐转入澳洲国防工业的一件橡胶厂当工人，开始接近澳洲的工人运动，业余时候，他还协助中华海员工会做翻译和福利工作。1944年起郑嘉乐正式加入中华海员工会澳洲总分会，任助理秘书。当时，澳洲的劳工非常缺乏，而因战事滞留在澳洲的中国海员不下2000多人，澳洲政府征集人员为战事工作，中华海员工会就组织中国海员参加战时海上运输队，运送军需品到前线，有些人则被派去矿山工作。作为助理秘书，郑嘉乐积极协助秘书黄乐蔚工作。当时，郑嘉乐要熟识各个海员在船上的具体工作和他们的住址，一接到澳洲政府的紧急征集命令，就要通知海员立即前往报到，由，虽在半夜他也要敲开海员的家门。1944年盟军发动对日本侵略军的大反攻，需要大批登陆艇。中华海员工会就组织了近千名的中国海员，组成“中国营”，前往布里斯本为盟军制造登陆艇和游艇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5年，中国海员工会为支援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发动海员举行罢工，抵制荷兰船运送军火去印尼，牵制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势力，使苏加诺政权赢得了独立的时机。战后，郑嘉乐又组织海员为维护战时所取得的权益，同船东展开面对面的斗争。1947年，澳洲工党政府提出取消“战时收容难民法”，要把战时流落在澳洲的一千多名中国海员、学生和南太平洋群岛来的华人难民驱逐出境，并逮捕了33名海员和难民。郑嘉乐立即发起成立全侨性的“保卫华侨正当权益委员会”。他被推举为书记。他一面联络和争取同情华侨的澳洲朋友和法律界人士，展开募集经费，组织防卫会，安排照顾海员们的生活和医疗，一面用宣传和法律的手段，同澳洲移民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向最高法院上诉，力陈海员当时留澳的历史背景和在战时的贡献，结果仍然失败了。但在社会上，他们却得到了在野党、教会和左翼工会的支持。直至1949年末澳洲大选，自由党政府成立，迫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宣布准许战时入境的海员、难民和学生有居留权。从而取得了全面胜利。通过这次争取居留权的斗争，是澳洲华人社会达到了空前的大团结。由于大批华人得到居留，也就壮大了华人社会的力量，使许多华人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从而带动了蔬菜种植业的兴旺，促进了澳洲经济的发展。 　　担当其他华人陆续后的永久居留权的时候，郑嘉乐却得不到。澳洲的朋友出力为他响移民局争取，都不能成功。理由是他支持新中国，主张和平、友好，同中国同上而曾被列入黑名单。 　　大批海员获得居留权，纷纷转业后，中国海员工会无形中趋于瓦解。郑嘉乐又倡议成立中华海员福利社，继续为海员服务。这是侨青社部分骨干因返国离开了澳洲，主席黄家权又因飞机失事而罹难。此后，侨青社的工作仍然正常开展。这时他又联合澳洲的友好人士，成立民主中国之友社，开展澳中友好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澳洲华侨欢欣鼓舞。郑嘉乐领导的侨青社第一个在太平洋的土地上，升起了五星红旗。从此，侨青社的工作，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天地。他们放映新中国的电影，展览祖国的书报图片，组织各种有益的文娱活动，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广泛团结了大批爱国华侨青年，增进澳中人民的友谊，推动澳中文化交流，促进了华侨福利事业大发展。侨青社也在澳洲华侨社会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前澳洲民族事务专员欧·格拉士比称誉说：“侨青设是今天在澳洲的中国人复兴的一部分。” 　　1951年为进一步推进澳洲——中国友好事业，郑嘉乐联合澳洲的友好人士参与发起成立澳洲——中国协会（中澳建交后改名为澳洲——中国友好协会），并被推选为新南威尔士州分会主席。至今他仍是澳中友协的永远名誉会员。1952年郑嘉乐又发起新南威尔士州华侨工人联合会，任秘书，为继续争取改善华工的待遇而斗争。 　　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在1956年为华工挣脱了要老板作担保人的牢笼制度，获得选择职业的自由，再次得到了历史性的解放。 　　郑嘉乐长期从事澳州华侨的爱国护侨工作，他的大部分社会活动都是义务的，很少得到报酬。为谋求自己的立足和生存，他不得不从事各种社会职业。1948年，他与友人合伙仔雪梨开设中华餐室，1952-1955年，他受职于新州工人联合会，1955-1957年，他甚至当过码头装卸工人。1957年起，他又与友人合伙创办五合贸易有限公司，在当时澳洲政府不承认中国的情况下，进口祖国的冻虾、杂货，供应中国餐馆，对推动华人餐馆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如此，他仍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活动上。当时中澳尚未建交，中国的各种团体访问澳洲，都只能以民间往来的形式接待，如中国商业、妇女、红十字会等代表院和艺术团、杂技团、体育运动代表团访问或演出活动都取得成功。这时，郑嘉乐在澳洲的处境并不很妙。由于他一向为华侨争取正当权益（特别是争取合法的居留权）,经澳洲长代表华侨同澳洲政府和移民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澳洲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对郑嘉乐的活动是为眼中钉，处处加以歧视、迫害，直至要把他驱逐出境。可是郑嘉乐长期生活扎根在华侨群众之中，他把华侨当做靠山，华侨已把它当作自己的亲人，因而它的代华侨的拥戴，使他多次化险为夷，安然无恙。 　　1962年起，郑嘉乐未香港中资机构华润公司提供澳洲小麦的销售情况，每星期三次，从不间断，为促进中澳贸易作出了努力。是年4月，他第一次会祖国。这是他在阔别了27年后，第一次回到了祖国，在广州他受到了各有关部门的隆重接待，在北京，他还受到外交部负责同志的设宴欢迎。回到了中山故乡，他重游了儿时生活和学习的地方，见到了慈母和兄弟姊妹。可是同他在澳洲相依为命十多年的父亲，自1946年回国，已于1960年在家乡去世了，他虽然失望但仍感到温暖，也得到很大的鼓舞。回到澳洲后，他更加致力于中澳友好，为促进中澳贸易而奔走，介绍澳洲朋友来华参加交易会，介绍中国的工艺品到澳洲，推动中澳贸易的发展。 　　多年来，郑嘉乐为祖国，为华侨呕心沥血，奔波劳碌，而自己的终身大事都顾不上考虑。直至1966年，已是45岁的郑嘉乐，在亲人的敦促和朋友的鼓励下，才与黄银英女士结婚。 　　1927年，发生了“钓鱼岛事件”，日本企图侵占我国领土钓鱼岛，激起了国内外同胞的义愤。郑嘉乐又参加发起成立澳洲华侨保卫钓鱼岛委员会，被推举为主席，他领导华侨多次集会，并在报刊上刊登抗议书，集体到首都堪培拉，在日本和美国大使馆门前示威抗议，表达了广大侨胞的严正立场，表现了澳洲华侨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爱国热情和正义行动，引起了澳洲认识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这一年，中国组成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澳洲，展开了“乒乓外交”。郑嘉乐发动澳洲各华人团体和知名人士成立欢迎中国乒乓球导标团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负责策划和安排代表团的一切活动，代表团到任之日，澳洲举行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盛大欢迎会，郑嘉乐亲自陪同代表团到各地比赛和访问，行程达6800多公里，所到之处，均受到澳洲朝野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结束访问而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澳洲乒协主席沃姆说：“请把我们最好的友谊和敬意带回中国，转达给中国人民吧，请你们确信，你们在澳大利亚有许许多多的朋友。”这次访问，使澳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得到升华，为中澳建交铺平了道路。1973年，惠特拉姆的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组成政府，立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澳洲广大华侨，华人为中澳建交而欢欣鼓舞。郑嘉乐担任全侨欢迎委员会主任，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王国权到澳。在此前后，郑嘉乐还积极协助中国大使馆和驻雪梨总领事馆做好建馆工作。同年9月，郑嘉乐率领澳洲华侨华人代表团回国访问。在北京受到外交部，侨务办公室等单位的热烈欢迎。代表团出席了国务院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到各地观光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同年在雪梨，郑嘉乐联合各界华人华侨发起成立澳华公会，它一宣告成立，就受到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纷纷要求入会，影响深远。1975年郑嘉乐又联合澳洲的工商界朋友创建澳中工商业联合会，被推为副会长，继续为促进澳中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而作出贡献。 　　中澳建交后，中澳两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纪元，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李先念，陈慕华，乌兰夫，习仲勋，赵紫阳，胡耀邦等相继访问澳洲。在接待工作中，郑嘉乐每次都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中国领导人的领导人的每次到访，他都代表澳洲华侨到机场迎接，主持华侨社团的盛大招待会。进入八十年代，中澳友好合作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广东省对外贸易和澳洲环球进出口代理公司合作在澳洲雪梨开办亚太贸易有限公司，开展中澳贸易业务，郑嘉乐被聘为副总经理。与此同时，郑嘉乐仍热心于侨团工作，1982年7月，他又联合旅澳的中山籍同乡，发起成立澳洲中山同乡会，被推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第二届改选时被推选为会长。 　　1984年11月，郑嘉乐偕夫人黄银英应广东省和中山市当局的邀请，回国参加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在他回国前夕，我过驻墨尔本总领事张基绵对他说：“你这次回去，可真是云开见月明了。”对于张总领事这句话的意思，他挡横司还不大明白。但当他回到家乡参观访问时，看到中山市发生的巨大变化，惊讶不已。特别是他回到家乡沙溪区，砍刀当地农民致富后兴建的新居林立，简直使他目不暇给。在区领导人的陪同下，他参观了众多的区办工厂，了解到一向人多地少的家乡，在开放改革的短短几年内，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摆脱了贫困，人民初步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不禁大为赞叹。经过参观座谈，他耳闻目睹中山市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取得辉煌的成就。由衷高兴地说：“祖国现在是遍地开花，我自己则是心花怒放。我1935年出国，1962年后多次回国，曾多次盼望云开见月明了。祖国的建设路子走对了，民富国强的中国是肯定能够实现，对此，我充满信心。” 　　1989年10月，北京政治风波后，他应邀回到北京参加建国40周年庆祝活动，他实地看到北京人民生活正常，民心稳定，治安良好，生产发展，市场繁荣。这些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无耻谗言。他确信祖国是安定团结的，他多祖国的前途，更加满怀信心。 　　由澳中友好协会主办的澳洲华人历史画卷忠实地纪录了一百多年来，澳洲华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劳动，工作和生活情景，反映了华人对澳洲社会发展的贡献，描绘了各个历史时期，众多的澳洲华人中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郑嘉乐，作为近四十年来澳洲华人的杰出代表，也曾多次出现在画卷里，显现出一个爱国华侨的光辉形象。 　　现在，离开祖国到澳洲54年的郑嘉乐，已年近古稀，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夫妇生养一子一女，他本来可以退休，安享晚年。但他爱国爱侨之新仍炽烈不泯，愿以自己的有生之年，继续为澳洲华侨的爱国团结，为维护华侨的福利和权益，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而奋斗到底。 　　　　　　　　　　　　　　　　　　　　　　　　　　　　　　　　198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