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B]远涉重洋[/B][/center] 　　我陇西李族，卜居广东中山石岐镇。时代都是务农，先祖兆轩公共生子女七人，先父德数字敏周，排行最后，自幼好动，富于冒险精神。我国自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广东，福建各省所受影响最先，故乡人出外谋生，蔚然成风。石岐之邻村，如恒美（李族），竹秀园村（郭族），曹边村（梁族），出外发展谋求出路者很多，因为叔伯子侄，同族关系，互相携引，形成一股创业的力量。 　　先父于十八岁时，得乡亲梁坤和老先生之指引，遂远涉重洋，到澳洲发展。当时水陆梗阻。飘洋渡海危险重重。华侨来澳在一八五○年多是由海道直航雪梨，或墨尔本，另有一途则先到达文登陆上岸，再由陆路不行至南澳之金矿区（即澳洲维多利亚洲发现金矿之后），沿途披荆斩棘，经过荒蛮内地及洪荒原林。在此二千多英里长途，经过土人袭击，风霜雨露，有云：“人烟到处，必有华侨。”虽足自豪，但也可以想像到华侨的艰苦岁月和辛酸奋斗。 　　先父来澳，已属后期，所以由雪梨登岸，转至昆士兰省，（QUEENSLAND），汤士威庐大阜（TOWNSVILLE）之乡村小镇（Ayr）。因梁坤和先生在此设有农场，在此小天地中，度其日出面作，日入而息的岁月，但是工作艰苦，耕种俱赖劳力，每日用肩挑六七十桶水来灌溉田园，加以言语不通，与外界隔绝，生活十分枯燥。先父工作年余，感到前途茫茫，如长此以往，殊无希望，只有老死或流落异邦。但当时情景，有进无退，因为出洋费用，花了先祖不少积蓄，也得了梁先生之不少资助，如果不好好地为他服务一场，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常常苦思寻求出路及新生之法。要克服环境困难，先要能克服语言上的隔膜。但是学习英语，谈何容易！既无教师，又无课本，更无传播工具，真是痴人说梦，比登天还难。 想和希望是一件事的开端。先父所希望之机会，终于在某一日像奇迹似地出现了。 　　梁先生之农庄，每月或半月都要上镇添置伙食，他办妥之后，由先父驾马车载返。途遇一班顽童，将他车马包围，戏弄不已。当时中国人的服装也不敢恭维，头戴竹帽，身穿中式长裤，对胸领衫，还盘着或拖着一条长辫子，在外人看来，荒诞不经的奇装异服，成为嘲谑对象。（这点也有当时华侨的苦衷，他们大多数，出身与穷苦，所以冒险出国谋生，那有余钱穿得起西装。另外他们到外谋生，一向不作久居之计，只要颇有小成，多数买？归国，所以不敢将辫发剪掉，一面引起清廷法理麻烦。） 　　正在难分难解之际，有位牧师路行经过，见先父狼狈之状，乃喝退了一班顽童，为之解围。先父回去之后，内心非常感激这位路上抱打不平的“鲁仲连”，设法打听，始知他叫密勒神父（Rev·Alan Miller），是本镇教堂的牧师。于是第二天特地跑去求见，表示谢意。凭此一点点的虔诚心念，竟为他将来，展开一线曙光，实是料想不到。 　　密勒神父矮矮的身材，双目有神，博学多艺，能言善辩，但他不像一般教士之拘谨，幽默风趣，慈蔼可亲，有忠厚长者之风。他们夫妇都是英国人，属于Church of England圣公会，派来澳洲传道。他们曾到过中国广东，福建及香港，所以略懂半咸半淡之广东话，还能了解中国人及同情华侨的境遇。大家见面之下，虽然词不达意，但意会心通，从此建立了友谊。人与人之间感情之发展，是互相的，同时也是顺乎自然的，没有丝毫的勉强，也没有丝毫的虚伪。大概如佛经上所说，是个“缘”字罢。 　　先父认识密勒神父之后，获益甚多。第一件事是他劝止了一班顽童，不得对先父骚扰留难；第二，他答应教先父英文。起初用最浅之幼稚课本，但不久先父便朗朗上口，头头是道。密勒神父惊异先父之好学精神，苦心和毅力，遂决心加以栽培，特往见梁坤和先生，陈述其意（愿意在晚间业余之后教先父英文）。梁先生闻言之下，非但不加反对，而且极力赞同，因为他年纪渐老，只有女儿一人，农场日常事务很忙，如果要气力的农工，他多得很，如果要能讲英语，能对外的助手，可以说后继无人。所以他极力鼓励先父，努力上进，勿负所望。后来密勒神父，为免先父每晚往来奔走学习之苦，并收容他在家中居住。从此先父遂无形中成为他家属中之一员。那时先祖父母，在广东先后逝世，先父失去了孺慕亲情，想不到能在数千里异域之外，重获家庭之暖。 　　密勒神父不独教授先父英文，同时还灌输现代知识，西方礼节，仪表，还有充实他基督博爱精神，和平教义，做人之道，修心之理。这都成为日后创业之条件。先父没有机会进入小学，更谈不到入大学。但和他交往那个的人，都很惊异他的流利英语，辩才和知识。我想密勒神父对他教导和培养，可以说情同父子，恩同再造。 　　如此密切关系，一直维持到先父回国之后，相互往来不绝。后来密勒师母病逝，先父决议接他来上海居留，不过他老人家说年来多病，不胜舟车之劳，而且也不愿意离开他半生传道之地方，无法勉强。可是不及半年，密勒神父也病逝了，并由教会转来遗物一包，给先父。里面只有旧圣经一本，十字架一只，和他的遗嘱“ 　　“我一生献身宗教，为主做工，没有子女，也没有财产，只有圣经一本，十字架一只，追随我一生，是我唯一的遗产，现在转赠给你，此是无穷尽之财富，希望你好好地利用罢。” 　　先父诵读之余，痛哭失声，泪是有形的，他代表人性的最深处之感情。以先父个性之坚忍竟至下泪，这一定表示他内心之无限上被及创痛了。后来当我来澳之后，特地跑到他老人家墓前，献上一束鲜花，跪祷一番，来大写他对先父之慈爱恩典。我国谚语有云：“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凡事如果没有人指引或帮助，虽然自己具有种种优点，有时也没有机会来表现的。先父如果没有密勒神父之指导，恐怕他一生之际遇，又不同矣。 [center][B]澳洲创业[/B][/center] 　　先父自从追随密勒神父学习之后，不觉数年，英语已很有基础了，渐渐成为他向华侨布道之助手，并正式洗礼，成为Ayr镇第一位华人参加教会工作。先父常说，当密勒神父领他入教堂行礼之日，全镇乡人都很惊奇（因为一般华侨出国十年或廿年，总是在自己中国人之范围活动，很少参加当地之教会社团，大概语言不通，遂无形之中形成为一个孤立团体）。 　　当洗礼完毕，密勒神父叫先父起立，作自我介绍，这是一生中第一次对众人用英语演讲，但是他并不怯场。 　　当先父说完之后，密勒神父很幽默地说：“他的英语说得不错吗？这是我教的！他的讲词也不错罢？这也是我代笔的。但他也表达得很好，你们应该为我高兴，而得此好学生”。于是全教堂的人，都鼓掌和大笑起来。从此先父成为他们的朋友，当日和他为难的顽童，也结为同游伙伴，还有几位，在后来成为生意上合作的好友。最出色的是麦忽臣（Edward Mcpharson）先生，对先父帮助最大，可以说“不打不相识”也。 　　当先施，永安及新新各公司在上海创立之初，其中最高级之领导人，都是澳洲归国的华侨。每逢星期四都在公司顶楼召集职工作礼拜。当时大家多不谙泸语，而广东牧师太少，不能兼顾三处场合，大家遂联合起来，在虹口之真光学校内，建立一个教堂，大家共同参加。这教堂叫“合一堂”，经费大部分是澳国华侨捐赠的。 　　先父参加教会之后，工作便忙了起来。华侨中之事务也找他奔走，诸如看医生，采购用品等琐事，也等于日常任务。还有梁先生之农场事务也由他分担起来。不久，便和坤和先生的千金梁绮文女士（她是我的第一位母亲）结婚。无形之中，成为梁先生之事业接班人。挨坤和先生去世之后，先父便将农场加以结束，转向汤士威庐大阜发展。 　　先父到达汤士威庐大阜之后，在失去购了一间商店。楼上居家，楼下作商店，店后车房作货舱。根据昔日作农场采办伙食之经验，遂将商店经营伙食业务，由我的第一位母亲梁氏主持门市，而先父走访各村各镇之华侨农场，推广业务，取得他们之采办伙食代理权。 　　当时华侨的生意范围，可说小得可怜。一般人都是矿工，或农工，或苦力。有一点资力开店的以洗衣最普通。稍为有一点规模就算是农场了。多数农场都在乡间，每月或半月来镇，采办各种用品及伙食一次或二次。由于言语不通，买卖门路不熟悉，多数委托外人代办，然后约期来去货。所以除了给佣金之外，还被别人加赚货价。先父深知其中三味，遂向他们陈说，由他代理，只收佣金，不赚货价，他们都乐于接受。而且大批订货，反有折扣，来货成本更便宜。各地华侨争相委托，起初数处，渐渐增多，办得有声有色。而且语言无问题，电话接单，或来信通知，均可照办，加以服务周到敏捷，皆大欢喜。大家感情也紧紧地联系起来。这对将来新新公司创立招股的时候有很大帮助。 　　这小型商店，由一间铺面而扩充至两间，而三间，而四间。其业务范围，由门市而扩充至批发，而进口业。因为，我们中国人，总有中国人之爱好和需要。诸如药材，碗碟，饭锅，衣着，食品，茶叶等等，先父陆续从香港办来，以供当地华侨之需。 　　最奇妙者，还经营存款汇兑，这也是一件环境使然的事实。当时华侨血汗得来之钱，都勤俭积蓄起来，汇回祖国，供家人之生活，或购置一点田舍，以准备将来返乡，终其余年。澳洲政府政策，对于汇款也有法例规定，需要申请，由银行汇出，多至香港，再由香港之中国银号（即钱庄），转达内地各乡各村。海外华侨多数英文不通，常常以汇款问题为一件头痛之事。起初先父不过代他们办理手续，是为了人情难却，但是他们多数觉得很便利，不如将自己的钱也存在先父处保管，省了自己许多麻烦，因为他们多时了然一身，不信银行，也不知如何安置，所以有的用裤带束在身上，后来多了，则找一个自己认为秘密地方，收藏起来，但是此“阿睹物”之处理，仍是个问题，现在有人能代他办理汇兑，代他保管，正所谓求之不得矣。 　　由于业务蒸蒸日上，范围也愈扩愈广，渐至雪梨及墨尔本大阜。说到“大阜”一辞，在昔日华侨的脑海中，是个了不起的非常向往的地方。他们累月终年夜以继日在乡镇或小氛围内工作，生活既单调又枯燥。如果能够来大阜一游，穿起那件仅有的“单吊西”西装，观光一下都市风光，看看“窗门头”（华侨口头俗语，即参观商店之橱窗陈列，英文之Window Shopping）；享受一顿西餐，看一场“丹臣”（Dancing，即歌舞表演，华侨将该字读成“丹臣”，遂为俗语）。如果再看一场“影画”——即电影——就非常满足和毕生难忘。在国内我们对于返国归侨，身挟巨款，荣耀乡里，都以为他们好像上金山去予取予求一样的容易，殊不知他们的一点一滴都是血与汗的累积。 　　先父自到汤士威庐之后，一切发展相当顺利，而家道也成小康，直至第一次欧洲大战发生，澳洲以联邦关系，也随着参战，由于少壮都投笔从戎，所以在战事初期商业工业都因时局影响，而经济萎缩，地价大跌。先父忽然想起做收购地产之念头。初向同乡陈述计划，可是大家反应都很冷淡，甚少赞同。因为当时政府法律，对于非澳洲国籍人民，购买低产也有限制。同时一般华侨都没有梦想在外邦置产生根之打算。先父与梁氏结婚之后，已取得公民资格（由于“白澳政策”之苛刻，凡华人来澳十五年之后，始可入籍。），因为梁氏乃系澳地土生，所以先父之见解与众不同。他并不气馁，仍秉着“人皆循旧，我著先鞭”之信心进行种种准备工作及搜集资料。大概是“福至心灵”罢，他忽然想起麦忽臣先生，便找他恳谈，陈述自己之地产经营计划，并举出各方资料，头头是道。一谈之下，麦忽臣大为赞成，决意支持先父，两人咀握手为定，合作起来。 　　那时的麦忽臣，已非“昔日阿蒙”专门捣蛋之顽童矣。他已是昆士兰省的一位很出色的律师。他的家族，时代畜牧，富甲一方，其父兄叔伯在商界，政界都有相当地位，可以说是阀阅世家。他毕业之后，人才出众，加以家族背景，所以不久已名驰远近。起初他只用自己的力量和先父合作，后来见大有可为，于是他的家族也参加了。不久战事稍定，澳政府推行经济复兴大计，奖励工商业，开放借款，以繁荣石棉，于是地价大涨。麦氏家族大获巨利，在大阜巨镇都有他们的产业，有些乡镇，居然占了半数，非常惊人。先父在享有自己投资的小小部分外，麦氏家族为了报酬他的计划和功劳，特地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红利。先父说这笔财富等于连中三元（即连中当时的彩券三次头奖之意）。回国参加新新公司之时，先父是运用了这笔资金掌握了巨额股权。想不到大陆变色，新新公司遂遭共党没收（编者按：实为公私合营），化为灰飞烟灭。人生在世，空手而去。钱财乃身外之物，看穿了也不值得可惜！ 　　此后，先父在澳之经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麦族对这位“支那人“（China man，当时外人对华侨之通称，含有轻视）刮目相看。直接间接，对先父之帮助，可以说用之不尽。民国十五年新新公司真实开幕，先父赶回就职，麦忽臣夫妇也陪同来上海。逗留了数月，先父陪他们还带了一班仆人，先往杭州再由京泸线北上，游苏州，无锡，到了南京，然后渡江，直达北平。我也随着先父，第一次观光了帝皇故宫，北平人所谓：”大圈圈中的小圈圈，小圈圈中的黄圈圈。”确是令人追忆和向往不止。如今身留异国，“别时容易见时难”，有无限江山之感。 　　麦忽臣夫妇回澳之后，大家信息不绝，直到先父在上海遇难。他闻讯之际，特地托驻上海之澳洲使节，转来一封亲笔函，表示安慰并愿意作道义上，法律上，及经济上的效劳，词义诚挚，溢乎言表。在此悲痛之余，从数千里之异国友人，居然带给我家无限人情温暖和安慰。 　　随后不久，他还寄来一份关于先父遗产及和他合作生意之报告书，一切账目及情况，备极详尽。并坚持表示自动放弃一部分自己个人利益赠给我们兄妹四人作助学金到各人成年为止。（二妹适黄宗南在上海申新纱厂服务。三妹在美国，适胡筠庄（三藩市广东银行董事长）。四弟承础在香港，担任国际金属工人联合会驻港代表（Infernational Metalworkers‘Feseration，Hongkong repersentative），是我家中最年轻的一员。）后来我读完了圣约翰大学之后，开始在新新公司任职。我们很感激地谢却了这一份恩重的感情。当然，他也很了解我们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需要他的帮助。但是他仍然慷慨地，坚持地提出，来表示他对先父的真挚友谊，和对我们家族尽一点心意，可以说是古道热肠之人也，世界上有钱的人很多很多，但是愈有钱，仍然如此有道义，念友情，慷慨，公正，在现代世界中真是少而又少。 [center][B]初次回国[/B][/center] 　　先父在澳洲事业发展，到相当满意之际，他动了回乡之念，因为一般华侨总是不脱“心怀故国”的观念，落叶归根，还是自己的国家和乡土好。 　　为了怀乡心切，通货司也想游览国内各地，准备他日回国，谋求发展。他与梁氏买？南返，沿途经新加坡，南洋各地，视察风土，拜访故旧，两人甚为愉快，因为心情充满自信，相爱和快乐的光明前途，与昔日追随梁坤和先生出国，伶仃孤苦，了然一身，而且茫茫前途，不知祸福之心情来比，诚不可同日而语。 　　同时，这次旅程中，还闹了一件有趣的笑话，还交了一位有趣的朋友，在邮船正在早餐之际，该船的船主，忽然跑到先父的台前致意，他说： 　　“阁下先生（You　Excellency），你瞒得我好苦，我知道阁下不想公开张扬，但是到了我们船上应该通知我，让我尽一点地主之谊。” 　　先父听了，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只有含笑地回答：“船主先生，你一认错人了罢。”乃自我介绍。船主听完之后，大笑起来，原来，船上管事向他报告：“大台”（Fitst Class）有一队中国夫妇，仪表高贵，英语流利，很懂礼节，而且打赏*Tipa）很多（我想这是主要原因），一定是中国的要人了，所以报告船主留意。先父和梁氏听了捧腹大笑不止。不过这位船主也很豪爽，大家将错就错交谈起来，意气甚为相投。 　　这位船主是威廉哈瑞（WilLiam Harriet），遂和先父成为好友。后来先父定居上海，当每次轮船到埗之后，总来找先父畅叙一番，当见面入门之际，他仍是豪爽万分，同时一定很调皮地立正一鞠躬，并说：“阁下先生安好。”先父聆听之下也学从前一样回答他：“船主先生，恐怕你认错人了罢。”说完大笑，然后热烈握手，拥抱，畅饮欢叙。威廉船主知道先父嗜好收藏古物，所以在他还还沿途，搜集许多东西，光怪离奇的装满了一大箱，送给先父，而先父也投桃报李送还他许多中国陶瓷，衣物及玩意儿。两人畅饮之余，开始交换礼物，彼此为了表现自己东西的新奇，常常争到面红耳热，大家都年已半百，可是犹有童心，好像小孩子争玩具一样。其实，纯正的友谊，应该像小孩子一样的天真无邪，坦白直率，没有年龄之距离，没有势位之悬殊，也没有贫富之区别。 　　先父与梁氏，抵达石岐故乡之后，家人团聚别有一番欣芣欢庆。那时的家庭，和先父出国时，有大大的转变。先父共有兄姊七人。大伯父，二伯父和三伯父都已去世。健在的只有四姑母（适蔡家）和六伯父德鸿。不过他们在石岐及省（广州）港（香港）澳（澳门）一带，已创立了很著名的银号像宝恒银号（六伯父所经营），宝源昌（大伯父长子？丹兄经营）及宝孚银号（二伯父之次子泽兄经营），尤其宝恒老店的信用，可以说是“金字招牌”，执各乡侨汇之牛耳。因为由我们这一代起，大家都转向商业一途发展。先父出任新新公司总经理之际，除了几位年长一辈在乡留守，全部子侄都到了上海。在大陆沦陷时，李氏宗族之亲属，在上海已有百人以上。现在我们下一代，移居澳洲，也转眼快三十多年了。人口滋长到现在已差不多近五，六十人。深愿他们在此新生环境，也像先父一样，创出光辉之一页。 　　先父与梁氏在故乡悠闲自得地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岁月，但是很不幸，梁氏因水土不服，忽然染病，不久便病逝。这突然变故，对先父来将可谓晴天霹雳。一？后事办妥，遂决意早离此伤心地，重返澳洲，希望利用工作之繁忙来消除内心的痛苦。 　　我的第一位母亲梁氏是出生在澳洲，所以具有西方女性之开朗，能干，独立和坚忍，但是她生长在中国家庭，所以也保有我国女性之传统美德，对先父来讲，她是事业上之得力助手，家里的贤妻，加以梁坤和先生对先父之指引提携，恩重如山。是共患难同艰苦之爱侣，但不能白头共享，内心之懊丧，无可形容。抵澳之后，睹物思人，更觉痛苦万分，这是先父一生中最悲伤的日子，他有金钱可以买到任何物质的享受，可是无法填补他内心之空虚。如此？？寡欢而至病倒。密勒师母，特由Ayr镇赶来陪伴照顾，并力劝先父出外远行，转移环境，一畅身心。大家商量之下，决定先到英伦，然后绕游欧洲一周，密勒夫妇也愿意同往，旅途有伴增加气氛，以免除先父寂寞，正在整装待发之际，忽接香港拍来急电，乃黄焕南先生所发，他说不日往上海，就任上海先施百货公司之总监督，嘱先父速来同行北上。黄老先生也是澳洲华侨，黄老太太是澳土出生，与梁氏家族之关系，相当密切.故他夫妇对于先父之来龙去脉.甚为了然,并知其有意回国创业发展,故发电相邀,先父闻讯,大喜过望,精神一振,遂中止欧洲之游,专程返香港.相见之余,也谈及家事.黄老夫人睹先父形容消瘦.精神颓丧,与昔日之朝气蓬勃,神采飞扬,判若两人.不觉代为焦虑,他们夫妇极力鼓励之下,并介绍其外甥女高慧女士(既我的生母)与先父结婚,以补内心之空虚及主持中馈.可谓“千里良缘一线牵”. 　　我的外祖母黄氏乃系焕南老先生之妹,适石歧高家,生子女十人,家母乃系其幼女.品性慈和,与先父之坚强个性,恰成反比.但是他们相处很恩爱融洽,先父在故乡又住了一年多直到我诞生数月之后,始返奥洲.不过这次回去是结束一切业务,准备到上海发展. 　　家母现在已是八十五高龄,一生好佛,慈善为怀,先父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家母却市佛门弟子,虽然宗教信仰不同,但绝不影响共同生活,古有名言“为善之道,在乎一心”,任何正教都劝人为善。信仰和崇拜之方式或许不同，可是为善之目的，总是殊途同归。所以先父崇信他的耶苏基督，家母信她的观音大士。各得其所，这是我家特点——信仰自由。 　　由于家母爱好清净，不甚喜欢应酬，不主张抽烟酒，更厌恶赌博，自幼我受了她的戒律，到现在我还没有打过“麻雀牌”.初识的朋友.总是不信,其实确是事实.这也是我家的另一特点. 　　讲到高氏家族,也是华侨世家,我的几位舅舅,都是在海外经商,现在仍然健存的五舅舅高蔼轩,已九十二岁高龄.壮年到中美洲大的哥斯达黎加(Casta Rica)奋斗,很有成就,家族成员,有法官、 律师、银行家和大使.最进之哥斯达黎加派驻我国之大使——高立辉兄——就是我五舅舅的第三位儿子.以华裔身份,代表他国,出使祖国,这不独是高氏家族的光荣,也是我们华侨的光荣. [center][B]创办上海新新百货公司[/B][/center] 　　先父回澳之后进行结束一切业务,但是千头万绪,非一日可了.昔日华胞,大家相处,只靠一个“信”.很多生意合作,都没有合约,彼此口头一句话,赚了钱皆大欢喜,但亏了本也不懒帐,至于银钱交手,也不会有正式收椐.厘印盖章.还有些生意,正在方兴未艾,大家都不愿意突然结束,如果要继续经营也要训练一为人手接替维持.在此欲罢不能情况之下,一拖再拖.不觉转眼两年,先父以不愿再滞留下去.乃将一切未了的事,交与梁氏的族兄梁锦伦舅父主持.自己卖棹北上。锦伦舅父后来也回国参加新新公司，一直担任司库，执掌财政多年,直至退休,梁氏一族,在新新公司之股额也有相当数目. 　　先父抵乡之后，和我们一齐北上，抵达上海安居，焕南先生夫妇热诚招代,家常之暇,涉及先施公司内政.因为事隔两三年,情势已不同.低的职位.先父当然不会屈就，但高的职位以无从安插矣。此系实情。但是焕南先生却轻描淡写的说“不如开一间罢。”.当时，在上海，先施公司在南京路创立最早，随后永安公司也在对面开业。两间公司都楼高七层，规摸广大，资本都在三四百万银元以上，照我们当时上海时的物价，一个银元（俗称大洋，那时北伐尚未成功，俟国府定都南京，对日抗战之前，始统一币制，改用纸币，称为法币。）可以买到一百只鸡蛋。普通职工月薪，大约二、三十元左右。所以黄翁说多开一间，谈何容易。可是他的话并非毫无把握。已经胸有成竹，早有安排矣。 　　黄老先生之助手刘锡基先生，系先施公司之经理。正在筹备另创炉灶,寻求发展.经黄翁介绍与我先父结识,大有相见恨晚之慨。锡基伯可以说系百货公司之专家，经验丰富，由中级职员而晋升到领导地位，如果没有相当才智及毅力，不会把握要津，当时正届英年与先父相若，大家都斗志高昂雄心万丈双方遂携手合作起来. 　　当时,在大家筹划之中,有三个重要问题,先要解决:一是资本、二是地点、三是干部.关于资本问题，照锡基伯估计，三百万之数乃系最低之底额，当时有意参加的，已有两支主力。一是来自“省港财团”，一是来自旅上海的“粤商财团”。不过他们之投资额，联合起来，勉强能达到一半。先父研究之下，并估计自己力量加上亲友之力量，如果到澳洲招股的话，可以有把握完成此不足之数。锡基伯聆听之余大为兴奋，大家遂积极进行。 　　锡基伯坐镇上海主持筹备工作：如组织干部，分派任务，监督工程，海外订货，及宣传招股等等。 　　先父则再度南返，重住澳洲，专心于招募股本，乃旅行各地，向华侨宣传鼓吹，将来之新公司以“推销中华国货”为宗旨（后来凡关于新新广告宣传，都以此为口号）。结果，经手募得澳洲华侨股本，占新新公司之资本总额三分之一以上。先人创业之艰苦，竖毅之意志，与伟大之魄力，但愿“来者不忘”！但是，后来，到了我们手上，非但无力光大，反为断送，回忆之余，实愧对先父及吾乡父老。 　　关于“省港财团”，乃是在广州及香港银行集团，以李煜堂伯代表之广东银行，及李星衡伯代表之东亚银行为首。在华南之财经领域中，具有相当力量，后来新新百货公司，成立开幕，李煜堂伯出任“总监督”之职，但他退任之后，在新新公司之组织中，再没有设第二位“总监督”了。这纯是对他表示崇敬之意。直至抗日胜利后，我出任新新公司经理之际，新都饭店因劳资纠纷，工潮起伏，新都饭店董事会，派我全权处理一切，遂再用“监督”名义，但仍将“总”字不用，以表示差别。 　　讲到旅沪粤商先辈，名震申江的有陈炳谦、郑伯超、冯炳南及陈雪佳等等乡亲。陈雪佳当时担任上海英商太古洋行买办，乃粤侨商界之领袖，长袖善舞，加以在上海之成效。在此多方有力照顾之下，招股工作遂顺利开展。当时委出之招股人员约一百多人，遍及各地。而该百货公司遂定名为“新新”，乃出于我国之“汤诰“古语”苟日新，日日新。“以白话解释”我们的事业，随着时代而进展，日日都有新的改善，日日都有新的成就。“先人之命名取义，毫不守旧，而有此进步的意义，令人钦佩。 　　陈雪佳伯，劳苦功高，各股东为了体念他的辛劳，公推他出任第一届新新百货公司之董事长，大家感到荣幸。讲到他的哲嗣陈康齐，许多人都不会陌生。他曾担任子文氏枢要秘书多年。 　　新新百货公司之股额，在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廿日开幕之日，招足三百二十万元，每投廿元，是我国向中国国民政府注册登记的唯一百货公司，先施公司及大新公司都是向英国政府登记，永安公司是向美国政府登记，只有新新公司是向中国政府登记。先父升任新新公司总经理之后，为扩充业务再招优先股三十二万元（仍是每股廿元），合共三百五十二万元。直至国府统一币制，新新公司亦遵照国府法例将股本升值必为法币四千万元，每股改为十元。（到大陆沉沦，（编者按：实为人民推翻国民党统治）新新公司被收为“国营“（编者按：实为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股本名为分期派还。但分还股款仍存银行。九九还原，无形之中实等于不还。） 　　关于地点问题，当时也是一个重有重要和很费踌躇睥事，先施和永安公司都占了南京路和浙江路之交角，门当户对，也占了南京路之商业中心地点。如果离他们太远，则失了成行成市之效，如果想找毗邻地点，可谓没有一块广大而适合地段。经各方之奔走，结果找到地段很理想的铺位。面临南京路，左向广西路与先旆公司毗邻，右向贵州路，后向天津路，整个面积四亩有多，五亩不到，地段和面积都很合上乘之选，可是这一块地已有店铺是上海富商哈同的产业，凡是在大陆沦陷之前，到过上海的无论任何国籍，无论老幼，对于“哈同”——这位传奇人物和他的“哈同花园”，人人皆知。创一个犹太籍人，在上海开埠（即我国鸦片之战，签字开放我国沿海五个口岸，与外国通商）之后在一间外籍洋行当看门人，将积下的钱，买了上海许多田地。当时的南京路，恐怕仍是一片野草的荒地。曾几何时，上海因公、共租界之特殊地域，加以我国由太平天国革命起，内战不停，差不多全国资金都逃避集中上海，故发展迅速，有“天堂”之称。哈同之地产，由荒地而变成商业中心，成为上海首富，因为整条南京中都是他的产业。他还在静安寺路盖了一座美奂的花园，轰动远近，到大陆变色（编者按：实为解放），他的花园等夷为平地，现在改为“青年宫”。 　　为了这块土地，开始向哈同磋商，他认为奇货可居，紧决不肯卖出。经多方有力疏通，他只肯出租，即租地起屋，以二十五年为期。期满之后，地面建筑归他所有，但新新公司仍有权租赁下去，只有接受他的条件，不过锡基伯等也有他们之见解，因为可以不用出一笔巨款去买他的地皮，而可以利用该笔资金将新新公司之建筑物，加盖得宏伟一点，也有好处。而且中国有句俗语：“十年一转，风水也转”，将来二十五年之后，这位犹太先生或曾出让他的物业。想不到双方的理想都达不到，都落了空，反而毫无条件的送给了第三者。 　　新新公司的整个建筑，相当宏伟、新式、实用、坚固（全部水泥氏钢骨）。先施公司在上海最初创立时没有充分信心，所以它的店铺一间一间可以独立，这是准备必要时，可以分铺出租，后来营业鼎盛，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虽然将店面连接起来，但是支柱太多，看起来不能联成一气。至于永安公司比先施公司建造较迟，商场比先施宏阔了许多，但前后不能贵接。现在新新公司建立，有了两间公司之参考，取补短，所以开业之际，可以称为我国最新型之百货公司。 　　新新公司全座七层，分前后两座，由二楼起当中分空，但左右两翼连结。地下前座与后座相连，成为楼下一个广大商场，二楼及三楼仍是商场，四楼系总管理处及会计、人事、出纳、庶务等办公室集中一处，五楼是货仓，六楼及七楼，在开业初期乐游乐场，后来觉得时代进化，该种游乐玩意渐趋下游，为了提高营业水准，将游乐场取消，改为新都饭店，招揽新人材，另行集资组织成立为一独立公司（大部份控制权仍在新新手上），七楼为西餐厅，聘请法国人麦瑞主持厨政，该楼处于顶楼，空气清静，假出荷池，花木扶疏，有现代之设备，亦有我国园林之优美，一般人都称之为“屋顶花园”，环境好，菜色好，所以营业也好。胜利复员，行政救济总署，多方设法向新新公司租借该楼全部为总部，六楼为美军商级军官俱乐部。 　　新新饭店六楼系中式粤菜，设有玻璃电店，公开广播及表演，该楼营业可以说日夜不停。早上供应早茶，中午供应饭菜，下午是音乐茶座，晚间供应酒菜，全为“夜总会”风格。十二时午夜以后，是“新进取夜谈”，供应西点咖啡。内部工作的人手一批下班，另一批上班；顾客也一批去了，另一批又来；络绎不绝。“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在新都饭店可以说做到。同时也造就了一批酒菜业人才。现在在香港之美丽华、金城、夏惠、Hilton和文华的酒菜都有不少是新都饭店的同事。 　　新新公司建筑之后座，二楼是新新酒楼，三楼、四楼、五楼是旅店，为便利旅客，在三楼设有新新茶室，专门供粥粉面饭小食，此外再附有美容室。绿宝剧场（专演话剧）和新都剧（专演申曲）。整座大厦，可以说集百货餐饮旅游业之大成。 　　关于干部问题——任何组织，无论大小，干部人材足以决定整个组织之兴替。四大百货公司之干部，是另有它们的特色。大新、先施、及永安各百货公司之创立都是由澳洲归来之广东华侨。而地点不是广州，就是在香港。因为大家都有同族关系，乡土关系，所以内部之职员是自己的子侄，同族的族人，或同乡的乡人，或是直接间接的亲友，基于这种联系，他们非但在工作上打成一片，甚至在生活上也有“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精神结合。 　　后来，百货公司之扩展，由香港而到上海。先施公司最先开幕，随后是永安公司，随后是新新公司，最后是大新公司。所以各公司之墙人手，都差不多来自省港各公司。当时的主事人，都可以说得上胸襟广阔。眼看自己的墙一批又一批参加了别家公司的组织，他们没有感到抱屈不平，反而觉得欣快，反而钱行或资助以壮行色。 　　在四大百货公司之职员中，有班特别职员，即“受职股东”（即他本人是本公司之股东而在公司担任职务）。这班分子，多是归国的老华侨或者是他们子侄，或是来自省港的干部。他们有示范作用，凡是公司之重要任务，都由这一班人担任领导。如在上海发生对日本抗战之一二八战役、八一二战役，四大公司开放游乐场及旅店来收容无家可归难民之际，这班“受职股东”便担任安抚、收容、施粥施饭、看更守夜、维持秩序和保护公司资产之任务。他们有他们之义务，也有他们之权利，如每年享有职工利益之外，他们另有一笔红利。同时，他们的职位是相当稳定，没有特殊过错，很革除，换言之即终身职。照我们在公司之纪录，没在正式革除过任何“受职股东”。 [center][B]悲惨的回忆[/B][/center] 　　新新公司于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廿日正式开幕，与先施公司及永安公司鼎足三立（那时大新公司尚未成立）。营业旺盛，前途似是而非锦。后来锡基伯积劳疾，不久逝世。先父遂由经理而升任为总经理，那时堂兄李泽由港来沪追随，先父委他为副经理。北伐完成，大局遂趋安定，先父为了扩充范围，再发起添招优先股三十二万元。并往香港，准备建立分公司，不料在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晚，先父突遭杀害。这件事之发生，可以说是飞来横祸，亦可说对李氏宗族及整个新新公司这衫途带来无限影响。 　　新新公司在收市之后，有警卫守门，该警卫级之正目系朱德伦，其副目系周占元，两人系交替值夜。周占元系一彪形山东大汉，孔武有力，枪法奇准。本是可造之材，但他为人暴躁、好饮酒。当值之夜，常常花生米一包，老酒满壶，而至大醉，如此玩忽职务，初犯大过一次，稍为敛迹，不久又犯，再记大过一次，直到第三次再犯，主管人萧少斌报告先父决定，照公司职员规章，凡氏犯大过三次即行革除。先父批示照章办理，并交萧某执行。本来以公司之范围，员工千人，升降调动，乃是日常行政，不会引起如此严重后果。想不到这次是例外，或者是命运罢。 　　当萧少斌招待职务向周占元宣布解职之时，周列咆哮不止，无可理喻，萧潲斌为其气焰吓呆，只、有推说：“老板关照，我是照办！”周某遂恶向胆边生：“我去向老板理论。”而直趋往先父之休息室——在新新旅店三楼。当他抵达三楼之时，值班侍应生杨君达见其满面戾气，加以查询，周说“老板叫我见他。”这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先父常在公余召见职员谈话，杨某遂未加以阻止。周占元推站直入，先父适在梳化椅看报。正欲开口查询，周即拔出公事配用之左轮手枪，向先父轰击，正中心房，他遂转身拔步向太平梯遁走。先父中枪之后，犹能起立，步行至室外走廊呼救。侍庆生杨君达急予扶持，其他人则向主管人报告，急送四马路之仁济医院急救。但枪中要害，在救护车中已不治逝世，随车护陪先父者，只有锦仪五兄（三伯父之次子），家母和我闻讯，赶到医院，先父已返魂无术矣。据五兄说：在途中先父曾一次醒来，只说： 　　“我一生从未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何以竟遭人杀害，大概我的命运生来如此！” 　　案发不入轰动全沪，各报特出号外登载，当时上海仍有公共租界（到第二次大战胜利中国始收加主权）。南京之治安归闸分局警署管辖，其主管西人屈臣（Watson），乃先父友人，闻耗亲来查勘，并严令所属，务将周某捕获归案，于是侦察骑四出，追索甚急，在翌日凌晨已将周占元捕获，并当声搜出凶器，无话可说，在警署一讯之后，即转押上海地方法院，由励志删改律师以 “蓄意杀人”罪投呈法院，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当晚，惨案发生后，内部人心傍徨，第二天早晨即召集紧急董事会。各懂事多系先父知友，遂致通过，提升李泽兄两级，由副经理而升为总经理，萧宗俊兄为经理（萧宗俊兄，自幼在上海读书，在同济大学毕业之后，入新新公司任先父秘书，依为以腹，后再升任总经理，现退休在香港）。以承继先父遗志，如此擢升，纯系体念先父之功劳及因公殉职之悼意。我当时只有十五岁，资历不够，爱莫能助。经此决议，新新公司内部问题解决，即为先父发丧。卜葬于“联义山庄”，出殡之日，公共租界公董局特准灵柩通过南京路，停要新新公司大门，接受吊唁。Watson 先生更新率马队先驱，以表一场友情。 　　惨案发生后数日，广东同乡会及商界联合会，首先领，签名请愿，向上海市政府当局请求将周占元严办，当时上海长乃系党国先进吴铁城，与先父系同乡亦系知交。除公开表示惋惜之外,并答应遵从国法,从严处理.不久上海地方法院开审,在人证物证之下,周某之蓄意杀人罪成立,遂以“以下犯上，此风不可长，特处极刑，以儆效尤”，判决周占元绞刑，在龙华公开执行。虽然元凶伏法，死罪难逃，但我们的牺牲代价，亦相当惨重。后各界为纪念先父之惨遇，请叶先生执笔为文，并亲用楷书，刻石墓前，以示不忘。 　　　　　　　　　　　　　[center][B]后记[/B][/center] 　　自先父遇难，我们一家五口，当然以家母所受之打击，最为凄惨。那时我只有十五岁，幼弟只有五岁，虽然经济不成问题，但茫茫前途也要有一段悠长日子，我始可自立也。家母为人在平日看来是沉默寡言，不理闲事，好像很软弱，但是她有她的智慧和她的坚强，在急难时便表现出来，由于她的明智决定和措施，便确定我一生之前途。 　　在先父丧事妥理下不久之后，她叫我马上辍学。那时我尚在私塾，专读中文。所有亲友都觉得奇怪，连我自己也不明白，随着请了家庭教师杨赞臣先生，专教英文和算学，而不读中文。我叩询原因，家母便说出一篇道理，虽然事隔多年，但言犹在耳，深入脑海，异常深刻。她说：“你年龄虽少，但是你要准备自己去做大人的事。你的学业要速成，要向重点着手！你们李家子侄在公司任职，不下十多人，但是没有一个懂英文，所以你要专攻一科，以你之长，补他们之短。还有做生意一定要精打细算，如果没有良好的算学基础和经济知识，你撑不起像新新公司这样大的组织。中文方面，李家的人太多了，你只要能讲、能读就足够，不必一定精通。” 　　她这一篇原则的纲领，随着就按步旅行。在她日夜督导下，两年之后，我便以同等学历投考光华高中，将小学阶段及初中三年的时间省去了。毕业之后，因为专向英文及会计着手，所以我便无往不利入圣约翰大学（Ｓt．Johns’University）,在上海是很出名的美国教会学校。各科系都是以“英文”为主体教材，那位在五四运动时出名的老卜坊济博士就是当时的校长。 　　我平生自幼，最怕算学，但是一生到现在，总和算学、会计，结下不解之缘。从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职业是担任新新公司的副稽核。不久便升为商品管理课主任，仍是计数，胜利后升任新新公司经理兼新都饭店监督，才与算学缘份疏远了一点。大陆沦陷，我回到香港，担任瑞兴百货公司经理，该东主古胜祥兄乃圣约翰之同班学友，在瑞兴公司之第一工作，就是代他改良他公司之老式会计制度和制定商品管理制度，于是旧调又重弹。在韩战爆发后，我们合家来澳寻求出路，我历任ＲＣＡ（美国雷电华公司）、Philip Co．（菲利浦公司）和ＡＧＣ（澳洲银业公司）和职位，不是会计师、便是稽核师，专靠算学和会计，支持生活。 　　讲到我的中文，相当惭愧。我的堂昆仲一共二十多人，他们的中文都很好，字体也好，尤其是三兄雍和，不独书法挺秀，文笔流畅，而且能诗能词，以前在新新公司，初期担任过我先父的秘书，后升任经理，凡是公司之章则、重要文件、对外宣言、大多出于他的手笔。我的字体似涂鸦，文体不像白话也不像文言。在我们这一辈中，是最差的一个！ 　　在一九四八年徐蚌会战之后，局势已渐趋混乱。国内通货膨胀，军事失利，加以工潮起伏，工商业亦到了面临崩溃的趋势。那时我正当新新公司经理，内部的人，有的人主张退走，有的主张留沪，在此种难以取舍之间，煞费踌躇。因为先人的基业都在上海，走时容易，但再想回来就难矣。我只有向家母请示，听听她的意见。虽然在我毕业入了新新公司任职之后，她对一切都已不再过问了，好像她的心愿已经了却。每天都在佛堂之内，消磨她的时光，差不多与外界红尘远离一样，但是当我向她提出家族在上海之“去”与“留”之决定时，她却作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她说： 　　“我日夜向佛诚心的祷告，就是希望你们能得到‘平安’和‘乐业’，如果你认为留在上海，可以得到平安和快乐，那就留下来不走．如果你认为没有这种把握，那不如迁地为良，至于财产，当然有点舍不得，但是‘留得青山在，那怕没柴烧’。” 　　我听完家母的一番话，憬然醒悟，因为我决心不下的原因，就是看不透物质、权势和财富，而忽略了人生最重要之前途——自由。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带了全家回粤，暂在故乡石岐居住，自己重回上海，一直逗留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战火已到了近郊，我才只身飞返广州。临行之前，在新新公司各楼各部巡视一周。我的家族在上海失去了一切，但是现在我们仍然获得的是“平安”、“乐业”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