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郑日，又名官日,字凤鹏，1880（即清光绪六年，庚辰）3月26日生于香山县隆都坑口。1901年8月，我22岁时，农村生活艰难，为谋生计，我购买了别人的回乡纸，经香港搭船往澳大利亚，走上了去，走上了去“金山”之路。 　　我在香港由李溢英包位，贿买了税关，船行一个多月，才到达澳洲昆士兰省。先在庆其金山庄住了一个礼拜，在那里，我由人介绍先做菜园工，整地、种菜、浇菜、收菜以至到街市出卖，样样都做。辛苦地劳动，一如在家乡当农民，但每个礼拜的工银仅得一镑。仅做了五个礼拜，在10月我又乘车天炉罢，转搭快车去威炉彬羊吧（即牧羊场）做树工。这里原是一片莽莽原野，杂树丛生。为要开荒养羊，必须把杂树砍光。我们凭着勤劳的双手，把一棵一棵的树砍掉，大的先用刀剥去树皮，使树木枯死，小的就用刀砍下，放火烧掉，然后开辟成牧场或田园，着真称得上披荆斩棘，澳大利亚的千百亩农田，就是这样镜我们华工开垦出来的。剥树皮的工作很辛苦，但每剥六棵树才得一便士工银，即1/320镑。不久，我又去做“爹臣”工，锄簕树仔，开荒养羊。当时，天大旱，地无青草，羊不聊生。我们只好把树砍下，用树叶喂羊，这才挽救了羊群的生命。所以说，澳大利亚牧羊业的发展、兴盛，实在有我们华工的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 　　我在威炉彬羊吧做了40个礼拜，至次年（即1902年）7月，又无工做了。我和30多位同伴只好各散东西，自谋出路，有的下海，有的上洋山。我不愿下海，迫着在去羊吧做苦工。当时，我有个叔侄郑志在当架羊吧做“判头”，雇人轧树。我便到了那里作轧树工，仅做了两个月，工完了。我无奈又与同伴步行上新佐治，寄往在菜园寻觅工作。后来，经叔侄郑尽介绍在度羊吧工作了半年轧树工，每个礼拜工银仍是一镑。随后，到新佐治侯工待雇，1903年取乐罗麻做杂工，1904年复回吐琳罢做菜园工，半年后经庇利士彬搭船往宾地北蔗轧蕉。1905年重返庇利士彬，在锺同利木铺学师做木，直至1909年，在这五间，我认真做工，节衣缩食，积蓄够回水脚钱，才回家乡结婚。复之后，我做过拉车卖生果，做过木工和菜园工，用辛苦劳动的积蓄，作过数度回乡探家之行。 　　讲起澳大利亚菜园工的生活，真是不堪回首。当时的菜园，没有安装自来水。我们每天肩挑几百担浇菜。计时没有钟表，只能点香计算。每天，天未光我就要运菜到市场出售，回来又做其他工夫，直做到深夜，连洗澡的时间也没有，有时困得来不及洗脚，就把脚放进麻袋里，倒头便睡。到装上自来水后，菜园由于积水多，随出孳生蚊虫。我们所用的蚊帐破烂不堪，有胶布补了又补，又黑又破，饱受蚊难。 　　1924年，我在雪梨乐利木铺做木工，不慎被机器断了拇指，十指连心，我痛楚难挨。经过一个月的医治，但保险公司只赔偿我三十镑，权作一个月工资罢了。 　　1925年起，我回家三年后复阜，然后在庇利士彬、洋山、差利维阜等地，做菜园工、厨工、木工，老老碌碌，仍旧是工字不出头。我付出了不少血汗，收入却少得可怜。我只好再到雪梨，在同乡刘作舟的永兴隆杂货铺当厨工，直至1935年回家乡。这时候，我想不再过背井离乡、抛家别子、寄人篱下的凄楚生活了。但回家后，眼看到母老妻嫩，儿女成群。不出洋谋生，又怎能维持一家生计呢？我只好于1936年携带次子嘉乐，重踏澳洲土地。当时嘉乐所领的读书纸，由同乡老板刘作舟做担保，起初是半工半读，课余回店无偿帮老板做工。我在厨房，他在铺面，从扫地到桃永，一切杂工样样都要做。晚上父子两人就住在一间不满方丈的星铁房里，夏热东冷，苦不堪言。由于要由老板作担保，嘉乐儿就象被绑在老板的店梁，人身依附，不得自由。有一次，老板截获了嘉乐友人的一封来信，发觉嘉乐有挣脱束缚，寻找自由的意向后，老板竟然不顾同乡之情，立下驱逐令，声明不再为他担保，勒令他三天内离境。嘉乐哭诉无门，只身出走，我还被蒙在鼓里。他幸得友人帮助，到了烟菲路？，为中山人雷妙辉同情继续为他作担保，这才避免了被赶回国之厄运。 　　不久，第二世界大战爆发，家乡沦陷。我在乡的家人逃难到了香港，幸好外汇仍得维持。可是烽火连天，国土沦亡，我们在海外的赤子，真是忧心如焚，度日如年。望长望短，捱过了八年，终于等到1945年9月的抗战胜利。1946年6月，来往澳洲—香港的客轮尚未恢复，我就急不及待地乘货轮回国。在海上颠簸了近两个月，几经艰险，才到达香港。从此，我就结束了四十五年的海外飘泊生活，落叶归根，回到了可爱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