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７年６月６日，我接到离校回国工作的通知，附带命令：不准带行李。好友顾红玫与我同行。 　　在莫斯科我有苏联朋友。我常被邀请到学校的俄籍职工家里串门，喝茶。而我大哥炳祥结识的一位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家属，她回到苏联后，我成为她家的常客。一年多时间，买了许多书籍，物品，我要回国了，都只好托付给这位苏联朋友暂存，说好待她或有人来华顺便带来。我的驼绒大衣也交同学保管。至今年代已久，也就变为送给她们作纪念了。 　　我和顾红玫随着小队，在夜深人静时悄然离校。 　　一行四女六男共十人。火车将我们送到贝加尔湖站，换乘小汽艇驶往彼岸，再租凉汽车去买卖城。一路都是沙漠，汽车难行，常常不是“坐”车，而是推着车走。后来，便骑骆驼赶路。 　　搭乘的骆驼队有十个人，向导是位颇有穿行沙漠经验的蒙古喇嘛。穿越浩瀚的戈壁滩大沙漠，是艰难的三是多日日日夜夜，在漫长的路途中，罕见的险情不断地困扰着我们。 　　雄壮的骆驼队在沙漠中行进，给局外人一种浪漫的联想，真正骑过它的人，得到的却是完全的不同的感受。第一次骑骆驼,很新鲜,大家终于从”推车”的苦行中解脱出来,感到非常清松,这天,很平静的过去了. 第二天,一爬上骆驼,我便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书籍,舒心地看起来. 途中,我的书中飘落了一张纸片,被风吹到驼头前,不料它这么没见过世面,被这一张纸片吓惊了,猛然之间,它要命似地蹦跳起来. 它一跳,整个驼队的骆驼都狂跳起来,一时间,将我们全队人员和所有家当,都扔在沙漠里. 几天后,骆驼又受了惊,我的乘骑在蹦跳中将我掀到它的长颈上,它于是没命撒蹄狂跑,将我带到很远很远,伙伴都为我耽心. 这次,耽搁行程一天,直闹到下午三点左右,才把失散的人、驼和物品集中起来. 但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驼队的水壶(一个很大的扁铜盛水器),被摔出了几个大窟窿,珍贵的水流光了.没有水,无法做饭,当天的晚饭只能啃干面包. 面包早已被沙漠的干燥气候风干得像铁饼,嚼不动,难下咽. 向导向我们传授: 骆驼爱静,千万不要让它受经. 从此,大家都学”乖”了. 一上路,就各自在驼背上静静地做点轻巧的事,尽量保持驼群的稳定. [center][B]荒漠旅客的一大天敌是恶狼群.[/B][/center] 　　一天晚间,驼队宿营地近处,一群恶浪发出阵阵长嚎,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那位蒙古喇嘛指点我们燃起了火把,经过长时间的对峙,狼群对我们无机可乘,终于撤走了. 　　沙漠的天气说变就变. 刚才还是好好的呢,一会句刮起漫天黄沙. 这天骤然刮起龙卷风,蒙古喇嘛连忙招呼我们趴下身去,我的一把遮阳白伞没有来得及收好,被大风夺走,眼看着它被吸到天上,转眼之间变成了一个小白点,瞬时即逝. 大家都惊讶咋舌: 幸亏那不是人,多亏了蒙古喇嘛! 　　又一个好太阳天,驼队慢慢地行进着. 忽然, 蒙古喇嘛又在呼喊什么,只见前方天边一片黄色的、雾样的云气飞快地向这边逼过来. 我们在蒙古喇嘛的命令下,下得驮来,用毯子将身体包裹好,扑卧在沙地上. 他自己却又忙着,把牵连整个驼队的绳索全部解开,吆喝所有的骆驼都蹲下。霎时间，狂风沙暴铺天盖地的打将过来……。沙暴不停地抽打着我们，幸好我们事先得到保护。风一直刮到太阳西斜才住。当向导招呼我们起身时，每个人都变成一“座”“小沙丘”。 　　沙漠上的水多么珍贵！每当我们行至“十里堡”“八里堡”……时，往往人渴驼干，人畜抢水。骆驼自认是这儿的“主人”，丝毫也不客气，人喝，它也喝，而且它还边喝边撒尿，将水变成有尿的味道。既是这样人也得喝，没有办法！就是煮好的饭也有驼的尿味。在沙漠唯一的燃料，是被风和太阴的作用而干化的驼粪。一路上，我和顾红玫被分配专事收集这种“燃料”，供野炊使用，我们催挺“称职”的。 　　驼队又送我们穿过了甘肃，这一程顺利多了。在宁夏换乘大蓬车。别了！大戈壁。保重！向导大叔！ 　　8月15日，我们到达西安。 　　屈指一算，我们在路上花费了近两个月时间。 　　我们十个年青人，都经受过党、团的早期教育，我们虽远离组织，远离家人，但是，我们都自珍自爱，男女之间彼此珍重，是一个难得的集体。 　　在西安我们得到了冯玉祥将军属下的妥，贴接待，疲劳的精神和肢体得到了养息。我们的同学张梵的家就在西安，大家也被邀请致病他家作客。 　　不久，小队南下来到武汉。这里已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汪精卫倒向蒋介石方面。大家预感革命的形势不容乐观。 　　我们租用了一家小旅馆的两个房间,落下脚来. 　　小队长外出几次，但由于人地生疏，始终未能与组织接上关系。 　　十个男女青年整体行动很惹人注意。查户口的军警不时闯进旅舍盘问，使人不由产生一种失去安全的感觉。长途的旅行生活和不安的环境将我拖垮了，我发起高烧、胃绞痛，病倒在客栈。一们同学带我去当地的天主教堂找修女为我医病，那修女给我开了阿司匹林和泻油。 　　小队陷入了困境，队长召集大家开会研究今后的去向。我们这些年青人都没有这样的应变能力，真没了主意，最后由小队长决定：“分散行动，各乍去找出路，找组织。路费平分给各人自理。“43年后，时值1970年，在林彪1号命令下，我和许立“转战”黑龙江和河南省“劳动改造”。谈起40年前的坎坷经历，许立说：“你们当时已是有组织的十个同志，你们继续坚持活动，不就是有组织了吗！“但在当时没有一个同学能够讲出这番道理。 　　我与顾红玫在去莫斯科之前并不认识，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上海大学附中的同学，但我们在上海时互相都没见过面，我们都是从海参崴上火车时认识的。她比我小一岁，可能年龄小的缘故，当初她常跟随有王稼祥身边。红玫可谓人小聪明，为人善良、有主张：也许是受《红楼梦》林黛玉的感染吧，她有些多愁善感。我和红玫一起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按我的主意我们两姐妹住进了东亚旅馆。我们在旅舍下来，刚刚定神，就来了两们不速之客，一位是满面胡须、阔绰商人打扮的马骏同学，另一位刚是少奶奶打扮的王辩大姐。他俩还未坐定，又进来一位，这是我的堂兄李健良。健良堂兄一见室同还有其他人，立即流露出疑虑的态度。我即刻大声向堂兄介绍“那两位是看红玫的”云云。 　　李健良堂兄的先施百货公司补品部的高级职员，他信奉佛教又仰慕孙中山先生——可能中山的同乡都有这样的崇拜观。他过去在我去莫斯科前对我一直很关心。但这次他总追问我“是否与共产党有关系？”我抓住健良堂兄待我仍如同亲妹妹的感情，故意装出天真知的模样企图蒙混过去。许是上海4·12惨案给人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健良堂兄始终不放我单独行动，他冲散我们的聚会，王辩、马骏走了。 　　在如此无奈的情况下，由于接不上组织关系，我与红玫商量先分手：红玫回她在江苏松江的老家，我在健良堂兄的督促下，到美国驻上海大使馆办理早请回菲律宾的手续。我与王辩一分手将近60年，1985年，由于记者路元的那一篇文章（同前，见〈了望〉），又恢复了我们的联系。据王辩讲那一次她与马骏就是来和我们接关系的。这们我虽然被家里人找回去了，却被这位堂兄冲断了我和组织的联系。 　　当年申办出境手续较简单，我不久就回到了菲律宾。几年前我离菲升学时还是个无知的少女，现在我已经是一个胸怀“主义”的大人了。 [center][B]完成学业[/B][/center] 　　回到菲律宾马尼拉爸爸妈妈身边，不仅有幸福感，而且是百感交集：大哥炳祥，还在已怀孕的大嫂王亚璋都在父母的身旁；家里还添了一个新成员——我二舅的三小子欧阳祖添。他们都先期从国内来到马尼拉。炳祥大哥是经周恩来同志亲自批准，请假带着怀孕的妻子王亚璋出国的；二哥炳仪则是回菲律宾升大学，祖添表弟是由我母亲带来菲律宾找工作做的。我们这个大家庭开始了人丁兴旺的全盛时期。 　　我返回菲律宾岛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继续完成菲律宾的中学学业。炳祥亚璋哥嫂陪伴我到中央女子学院去报考，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毕竟放弃英文多年了，幸被录取，我高兴极了。 　　1927年11月4日，我们要李家到菲律宾的第三代的第一个小生命来到这世界上，全家上下老少都似得了宝贝那般的高兴。 这一天我刚好考上了菲律宾大学美术系，兄妹中我最亲炳祥大哥，她女儿的降临使我这天心花怒放，犹如双喜临门。我父亲当然比谁都快乐，他当上阿公（爷爷）了，为此他为他的长孙女取名“丽君”，又名“Dorothy Lee”。 　　中学毕业后，我本打着报考菲律宾大学农业系，以从事农业科学技术为志向。我首先征求父亲意见，爸爸不同意：“哪有女孩子去学农！”确实，菲律宾大学的农业系，建筑设计系和其它工程系都不招收女生。“还是听爸爸的话去学医吧”，父亲最盼望我学医，能够步入上流社会。我最爱我的好爸爸，但对学医顾虑重重，随着年龄和社会经验的增长，我了解到学医要学人体解剖，要在死尸上动刀子，而我从小就怕见死人。我理解父亲，但还是违背了他的意愿，不愿学医。 　　我投向美术专业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遇。1927年10月的一天，我照着中学教材临摹了一张人体剖析彩色画。画完后将它放在客厅的桌子上风干。不想这时候炳祥大哥原中西学校的同学陈渊儒来到我家，陈先生是学医的，他看见桌子上的画，了解到是我的拙笔，就向炳祥大哥建议：“锦蓉可以到菲律宾大学美术系去学习。”炳祥大哥立即赞同，并陪着我去菲律宾大学报考。我被菲大美术系录取了。 　　我就读菲律宾大学美术系油画专科，学制五年；一学年，临摹古典（铅笔画）；二学年，学画静物写生，画石膏像，学透视学及人体剖析学；第三学年，学画模特儿；第四五学年才学油画、水彩画、校外写生、图案及模特儿画的深入技巧。教授我们的是著名西班牙古典画派的油画家Amornsoloo兄弟等老师。教师们都很尽心尽职，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菲大的学习生活是愉快的。那位图案画教师常取笑我：Consuelo（我的教名），你的画色彩都非常‘红’，将来不知寻一个可怜的虫会遇上你这位女性。” 　　1930年，我与要好的同学考进菲律宾政府科学院农业标本部，利用业余时间为该部画菲律宾土特产标本画，平均每天画6小时，月终可领到25比索（菲币单位：元），完不成工额要扣工资。当我第一个月领到这难得的工资时，心里有说不出的甜蜜，为此也早就预想好了：要把我第一次用汗水换来的钱，完全交给妈妈。我在品味着母亲在收到我的奉献时会有多么喜悦。当天晚上放学后，来到母亲身旁：“妈，我今天头一回领到工钱，全都给您！”慈爱的母亲接过钱一数说：“25元钱还不够我一天的开销。”辛劳的妈妈终日操劳家务，她体会不了我的心情，我是多么难过！但我又不能责怪她，我们两代人的追求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自幼生长在菲律宾，菲国的习俗对我的影响很深。菲律宾土族对去世的人，并不表示悲哀，家人去世，来吊唁者或唱歌或跳舞，或者来打牌，由此度过一整天，主人则以浓醇的咖啡款待所有来宾。灵柩的周围点燃长长的白腊烛直至出殡的时刻，也有送来花圈的。这些冖仪是相同的，连刚出世即夭折的幼童也不例外。这些民俗深深地感染了我。 　　大学的学画和科学院绘图生活，使我更接近了菲律宾民俗。每天早晨六点半我离开家，乘坐路过我家门前的公共汽车，从Pasay往Manila（马尼拉），汽车公司是美国人办的，汽车费只收8分钱。因我每天来回都乘这车，跟司机熟了，他每次过往常停在我家门前，很是方便。我上午在菲大上完美术课，中午就不回家，我与菲律宾土族同学共同搭伙。在科学院每天中午，有母子二人为美术系订餐学员送饭菜，他们俩一个用肩挑，一个用头顶；每份饭两菜一汤加米饭和两个香蕉只收25分钱。每天用餐时间准时有保证，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科学院的绘图工作定额，由此还和土族男女青年同学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同学们假日里时常到我们在Pasay的家来做客，好客的母亲总是大方地招待他们，不幸的是父亲对此产生了狐疑多心。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晚饭后我伴随爸爸在阳台上乘凉，父亲提出：要我放弃在菲科学院的工作，他说：“全科学院那么多工作人员，唯有你一个是华人又是个姑娘，我不放心。”爸爸的耽心对我实在是多余的，而我又不忍伤他的心，我对此保持沉默并把话题转移到它方面去。 　　1930年7月，菲大美术系湖南籍女同学陈玲毕业后将回国完婚。她在学习的同时兼授美教会办的圣公会女校的美术课，圣公会美籍校长马托牧师夫人指令性要求陈玲必须先物色好一位教师来代替她，才能同意她离职。陈玲同学无奈，到我父亲家找我商量，我没有立即答应她，主要是考虑我的时间安排问题。到晚上，我向家人征求对此事的意见，父亲立即说：“我完全同意到圣公会去任教。若说时间不够用，可把科学院的工作辞去。”我同意与陈玲去见马托夫人。马托夫人为人刻薄，对我很不友好，事后她表示：因我不是教友不适用。陈玲同学婚期已近，她顾不了许多，弃教去之；而马托牧师任职期满，也携夫人离菲返美。接任女校长的莫孔珍（Constance Bolderston）女士到任。我与莫孔珍女士素不相识，她亲自开小汽车到当时还位于市郊区的Pasay我父亲家来找我。莫孔珍女士毫无架她以教育家的令人可亲可敬的态度聘请我。我初时有意声明我是个非教徒，请她深思而行。莫孔珍女士以和蔼和微笑作复，并以肯定的语气要求我在开学前到校。由于盛情难却，我开始了边学习、边教学的生活。 　　我在圣公会女校教授图和劳作（手工）。每到学年期终，我组织学生将他们的作品陈列在各班级的课堂上。学生们的绘画与手工劳作吸引了女生家长们的重视，起到推动学校发展的作用。因此，第二学期开学，总商会创办的华侨中学来函聘请我任教；华侨第一女校也聘请我去任教。后来，连国民党创办的中正中学也对我发来了聘书；1939年，由组织领导的建国中学又聘请我任教，该校的经费来源比较困难，我在该校完全是义务工作，不收报酬。我在这五所中学的任教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南侵的1941年12月8日我才停止了工作，我共任教十年左右，在马尼拉我的学生可谓不少。 　　1933年，我在菲律宾大学美术系毕业，我又攻读两年，于1935年取得硕士学位，因此我戴过两次学位“四方帽”。在此同时我已攒够了回国的路费。为了实现回国接上组织关系的愿望，我多年来辛勤工作。1934年我与Anita Magsaysay同学（她的亲叔父就是曾任菲律宾总统的 Ramon Magsaysay）一同为马尼拉新建的菲律宾防痨院画三幅大型装饰壁画。我们两人是菲律宾首次露面的女画家，我们的工作引来许多人的注目。承包这三幅壁画的本是人位刚从美国侨居地迁回，并娶来·174·一位美籍太太的菲律宾籍”画家”.这人向菲卫生局投标取得这项工作.在整个制做过程中,这位画家从未动过笔,公靠雇佣我们两个女青年来为他卖力.为这三幅壁画,我们共花去了一个月时间,而发给我俩的工资公有30比索.事毕,这位”画家先生”请来了社会各界名流和宣传媒介举行揭幕式.他身穿白大褂,装模作样地手持调色扳和画笔,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我们两个女青年的作品之上,毫无愧色地签上他的”大名”.他只花了60元垂手沽到了名和利.在同年我接受了另一位菲籍雕刻家的邀请,他是我菲籍同学Molave Peralter 的二姐夫Farbe. Farbe 是位无神论者，当他过去在经济上遇到难处时，曾通过我父亲的关系解决了困难。这次Farbe 先生刚为黎刹(Rizal Ave.)大街上新建的都市大戏院（Metropolitan Theater）的楼上长廊制好浮雕。浮雕完全是Farbe 先生亲自雕刻的，在镶嵌到长廊后，再添油彩，Farbe 先生即请我去当助手。该戏院若是仍保存而没有改装的话，那些雕塑兴许还能看到。Farbe先生父子俩（其子是大学生）在菲律宾抗日战争中参加美军抗日，英勇牺牲在反法西斯战场上。 　　在我的积蓄中，有整1000比索是亲爱的父亲按照他定下的规矩：“四个子女不论男女，凡年龄到21岁，即传家资1000元，由你们自己安排使用“而给我的。按老人的意思是：省得我百年之后儿孙为此争吵。因而我们兄妹几人没有谁很看重钱财的。 [center][B]真理，向何处寻[/B][/center] 　　1935年，我在取得了学位并有了些积蓄之后，再一次动身回国。我虽已25岁，仍热切希望能接上组织关系，重新投入少年时代为之奋斗的革命洪流中去。十年前翻腾着革命激情的大上海，今天我又回来了！在上海我先寄宿在李健良堂兄的生意点北四川路“九和堂”，这是健良堂兄与其友人合资兴办的药铺，我住在楼上。在上海有我许多友好同乡，不久我又搬到同乡李述初二哥的侄女儿李菊仙在宝安路的家住下。为了解决我在国内的部份开销，我需要谋求一个稳定的职业学校应试，取得了聘书，任该校的手工教员。工资虽然微薄，但解决了我眼下的生活零用费。 　　我每次去教课都从北四川路乘车经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前再换坐开住法租界的电车。一天，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乘的这辆电车至霞飞路下了车，我兴奋地几乎喊出声，但来不及多想，她已经不知去向，从此我当出门路经此处就特别留意察看周围情况。我缍再次看到了她，“她是戴宾！”印象得到了印证，我立即紧随其后下车，快步追赶上她。当我们面对面想认后，一时又都语塞，不知从何说起。戴宾紧紧拉着我：“走！回家慢慢说。“戴宾是我莫斯科中同在爱的同学（瞿云原来的女友），我真希望从她这儿接上同组织的联系。以后我多次去探望，我觉察她也很珍视同我的重逢，然而她很忧郁，有难言的心事不愿表露。我毕竟是过来人，无意打听她的难言之陷。戴宾大姐认真向我担议：“我们共同租一套公寓，在一起生活，也好互相有个依靠。“她经常坠入幻想的云雾中无以脱身，看来从她这里无法实现我的宿愿，我没能领受她的一片好意，对此也没作答复。 　　天下的事有时巧得让人回味无穷。一个假日，菊仙外出去了，我独乍一人在家无事，阳光明媚，引得我将大门敞开，让房间能充分晒一晒。而后，我就静坐在客厅看书。忽尔，进来一位梳妆整齐的少奶奶，她笔直朝我走来。我起身迎客：“您要找 谁？“来人的脸笑得好似一朵初绽的美丽的花：“我什么人都不找。“我非常诧异，而她却又笑道：“你认不出我了么？我就是找你的呀！我是红玫！“呀！我日夜思念八年之久的红玫，端端正正的站在我的面前，而我一时竟然认不出我挚交的好友了！红玫妹妹外表完全变了样，婉然一幅贵妇人妆束，这哪里还是过去那个小姑娘顾红玫哟！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她的心灵还似少女般的晶莹、纯洁。 　　原来，顾红才接于右任先生长女于楞的去信，得知我已回国到上海，仅知我住在宝X路。好一个多情多义的红玫，她就依次将大上海凡带在“宝”字头的街道统统查问，就这样一连跑了整三天。不知是心有灵犀呢，还是我们姐妹的缘份注定，我们的相会竟会也是这般的传奇。红玫一再要我立即搬到她与武思茂先生共同组织的小家庭去住。思茂是炳祥大哥上海大学同班同学，他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自打回国就被晚期肺病缠身，长期卧床，多情的红玫为思茂的爱牺牲了一切。思茂的父亲是晚清的老秀才，他赞同思茂的自由婚姻，也很宠爱儿媳妇红玫。红玫与思茂的小家庭位于法租界郊区，是一所新建的小巧信宅，正好有一间空屋闲置。多年不见的患难朋友又重逢，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但是从红玫目前的优越的处境看来，我要寻找的目标仍是遥遥不可及。 　　在红玫家住了不太长的时间，接到了方陶从武汉的来信，邀请我去武汉协助主持她创办的武汉女子职业学校。我向上海的姐妹们告别，戴宾非常不愿我离去，但是我的心犹如大雁似地忆飞赴远方，难以舍弃心灵深处最美好的追求。戴宾姐姐取出她心爱的两件珍贵的皮大主，一定让我带我去武汉御寒。 　　在我离开上海的前几天，思茂因发高烧，被红玫及家人送进医院治疗，她的心又全部扑在他的身上。  我们这次是永别了！我的好妹妹红玫，我经常在呼唤你的名字。1985年我才得知，红玫也在北京居住多年，至我知道消息前数月方去世，我获悉此讯是那样怅惘，宛如失去了最宝贵的光阴一样…… 　　方陶和李琳已有了三个儿女。李琳长年住在南京，此时他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我到武汉期间一直没有见到他。我寄宿在方陶家里，方陶对我仍象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样热情。他领我到武汉《扫荡报》去看老同学瞿云（秋白的二弟），他们与我相见仍是有说有笑，但这越发增添了我的苦闷！组织啊，你在里？ 　　“父病危速回“，炳祥大哥从马尼拉发来了急电要我加菲律宾，接电后我无法再在国内困下去了，只能决定立即返回菲律宾。 路过上海时去向戴宾话别，向她归还了皮大衣，表示珍惜她对我的友情，这也是我与与戴宾姐最后的一面了。顾红玫、武思茂举家迁出了小洋房，此后杳无音信。我去向李述初二哥一家话别，他家的光景有甜有酸。他们搬进了靠近北四川路的窦乐安路新居（距日本机场不远），家里的交通工具已由中国的黄包车换成进口小轿车，述初二哥仍保持着精明持家的本色，室内装饰仍象初时我到上海见到的一个样。阿母（述初二哥的继母）仍健在，因为人到暮年的缘故吧，她对神灵佛祖更有“感情”，室内设在神龛，长明灯日夜通明。阿母年迈慈祥，面色显见滋润有方。老人家见到我时，泪水夺眶而出说：“阿蓉，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喽！“述初二哥则令我很吃惊，他一改多年的威武体形，面孔黑灰，据说他患有失眠症许久了，他二女儿凤仙休学在家侍奉，偶而也弹弹钢琴调理情绪。据阿母说述初二哥与人合资做房地产生意，却被日本人霸占去；广东银行的光景也大不如前。我又去向李健良堂兄、菊仙家话别，我欠了人家的许多好意，至今未能表报，只能永铭心中。 [center][B]追求[/B][/center] 　　1936年夏，我赶回菲律宾。爸爸安好健在，这只是大哥跟我开的一个“大玩笑”：他怕我或许卷进国民党布下的圈套不能摆脱，因而出此下策。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我又到原执教的各校报到。回国谋求接上组织关系——这将近一年的“游历”，一直深埋在我的记忆里。 　　距圣公会女中不远，这时新建起了一排民用房，房主是位福建人。我看中了这个好去处，但是我一个人住这房却又显得太大，就和我的学生陈玉肃的姑母供合计各分租一层楼，这样我住楼下，陈家住楼上。在楼下我开设了一小间儿童服装店，取名Little Lady 意即“小丽民”，兼收服装加工和机绣。圣公会学校校长莫孔珍也欣赏我这个小店，将该校圣诞节游艺会的服装全部包给“小丽民”加工，对这样的好关系，我只收成本费。我的小店名声传开了，也有顾客前来订做新娘的结婚礼服，并小有名气。那年，国民党政府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官员莫介恩的夫人曾陪同来菲旅游的陈济棠的夫人光顾“小丽民”参观，陈夫人看中了橱窗里陈列的各种机绣样品，她回香港后寄来了订货单。“小丽民”的成功引来社会各方的关注，传来的消息褒贬参半。在不很长的时间内，连续两面三刀次发生到店诈骗事件，都是乘我不在店时发生的，骗去的钱虽然数量不大（多的一次也才有10比索），但这种情况令人担扰。同时我还从中学的教员张家福先生那里得知，代表国民党在菲律宾右翼势力的头面人物及普济学校的王校长对“小丽民”店已放出可恶的风言风雨。我开设这个小店，原本想通过它接触各界，加强与外界的联络；并遵照炳祥大哥的要求，以我店作保使李少石先生得以入境。但招引来一些不安全因素，“小丽民”的“使命”结束了，令我惋惜。 　　1938年新年，我父亲按照他的惯例，在我家的小楼门前的小花园举办了欢宴。大树上挂着红绿彩灯，因父亲反对男女结伴跳舞，宴会不设舞池，只设桥牌桌；土族邻居来帮忙助兴；亲朋友好聚餐互致祝福，亲密交谈至深夜，如同中国民间习俗“守岁”一般。这次的迎新欢宴，炳祥大哥领了一家新朋友到父亲 Pasay  Leveriza 466号住宅来。殷勤好客是我们李家引以自豪的家风，双亲和蔼可亲，四妹锦苏烧得一手出众的好菜，使我们家经常宾客满门。当时国民党政府驻菲律宾大使馆莫介恩副领事夫妇及其二位公子也成为我们家里的座上常客。难怪莫先生曾说：“到李日初先生家作客，有吃又有玩（指桥牌），又不花钱。“孰知炳祥大哥正是利用这样的场合来联络各方的感情，开展工作。 　　随炳祥大哥到父亲家来做客的蔡沧溟先生名义上是从美国刚移民到菲律宾定居的，其夫人Eve和其聪明活泼的才八岁的爱子Rolland一家三人。炳祥大哥和洪光学校的教员许敬诚（许立）为蔡先生安排的社会身份是旅菲律宾致公堂马尼拉洪光小学的教员。该校的校长是进步的民主人士杨静桐先生，蔡先生的儿子 Rolland也在该校就读。 　　我得知蔡先生的住家就在我任教的几所中学的同一个区，空余时间我就到蔡家去串门。我们真是一见如故，话题也无所不及，随着光阴的流逝，一种同志般的感觉明示了蔡先生是和炳祥大哥一样的人。炳祥大哥对我往往忽视漠了感觉，以至我总有一种踏铁铁鞋无处寻的感慨；而今咫尺终遇知音。老蔡耐心地倾听我这失去组织联系的“孤儿”向他诉说满腹心里话，慢慢地诱导我对当时形势发展如何去正确认识。埋藏在我心中多年的衷情重新迸发了出来，感觉自己的生活重新变得有意义了。凭着少年时代参加革命的直觉，我觉察到老蔡他们并没有把我当做外人，我迫切地向他要求工作。                       [center][B]《中国通讯》[/B][/center] 　　当年年底的一天，我正在在学校工作，炳祥大哥打来电话号：“老蔡找你有事。”我教完课便奔往蔡家。老蔡一见面就开口说道：“锦蓉，你多年的愿望快实现了。请你考虑，你能否搬出你父亲家独自一个人租一所房去住？“我敏感地觉察到组织上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希望我去担负，就毫不犹豫地回答：“能。”老蔡又问：“你父亲会同意吗？”我说可以想办法解决。见我态度坚决，老蔡向我布置了任务，让我先物色好一处住宅，并要求只限自己一人掌握，决不向第二个人透露——边炳祥大哥在内。 　　我一逢下课便往学校附近“散步”，不几日看到在Bangbang居民区，兴建起一栋二层小楼房，这里地处偏僻，住户除两户华裔混血家庭外，全是菲律宾土族人，环境适宜。我便与房东议价，以每月25比索的条件租下了这幢房子，自购了一把特制门锁，请房东给安装上。我将一周来的工作向老蔡详细地叙述了一遍，他一字不漏地听完：“你回去等消息吧。” 　　不久，大哥通知我：“明天你不要离开新‘家‘，有’客人‘前去拜访。“这天上午我刚好没课。我到楼下把门找开，手拿一本书坐在客厅里看，我的注意力在用心观察路上的行人。将近九点钏，远处偏僻的街道上出现一位身穿白色西服的大汉每径直向我“家”走来，进门后他向我点点头。他就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特派员李少石先生，到菲律宾来领导我们开展《CHINA REPORT》（即《中国通讯》）的创刊工作。 　　少石先生随即将全套小楼下、内外环境仔细观察，我看出他对这里的情况基本是满意的。最后他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唯有后院的围墙矮了些，对这个地方要注意，“又说”今后我不会再来，将由李大哥（指炳祥大哥）直接与你接头，每月的房租也由他给你。“我脱口而出：“一个月租25比索，我自己能付得起。”少石先生，谁知竟成为我们的永永诀！ 　　几天后，大哥电话通知：次日上午八点钟在Sta.Cruz车站等候，有人将送来一箱“礼物”，箱子就放在你眼前，待此人走后，你就把“礼物”取回。 　　第二天，我按照大哥的话去接“礼物”。在指定地点，八点正，一辆马车在车站停下，送来“礼物”的竟是经常到我父亲找炳祥大哥的许敬诚先生。他从马车上卸下箱子，其表情一直很严肃，毫不理会我，就象不认识我一样。他走了，我仔细地观察周围的动静，当我确信安全后，这才招来一辆空马车载走箱子。 　　自然，这份“礼物”就是印刷《中国通讯》的工具和材料。我把这些重要而随时可能带来危险的东西仔细地隐藏在妥善的地方。我这时仿佛又回到了“五卅”运动的年代，当年我接受组织的委托保管文件的情景又展现在脑海中，十多年前那些革命战争兄长大姐们传授给我的宝贵经验，今天又能用它去完成组织交给的重要任务。 　　《中国通讯》地下印刷站的筹建工作顺利完成。炳祥大哥电话要我回家看看父母，我已经近一个月没有进家门了。 　　当晚全家在一起用餐，爸爸动情地对我说：：“家里不会多了你呀！为何要独自外出去住呢？”大哥在一旁替我圆场：“锦蓉与同学做生意，店里晚上总要有人才妥当。”父亲虽疼我，却也默默不再声。炳祥大哥这次要我回家主要目的是传送材料给我，他交给我一个大纸包，里边装有纸张、腊纸和邮票、信封。吩咐我每次印刷、邮寄份数按信封的数量去完成，要做到：整齐、干净；每次工作结束，心须收拾妥当；销毁作废的纸张；尽速将所有印件发出，往各个街道邮筒投寄，向每个邮筒里投寄不能超过两封；无论睛天雨天都要按时完成。 　　我每次的油印工作都在夜间十一点钟进行。送来的腊纸已由不知名的同志精心打刻完成，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油印。在楼上，我用厚毛毯铺在地板上，黑布罩着的电灯光线垂直向下。我工作时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在与组织失去了直接联系十一年后，如此重要的工作让我独立干，说组织上是相当当信任我的。 　　在邮寄时我很谨慎小心，深知我肩负的使命的重大责任，万一在最后环节上出了毛病，那大家的血汗成果将溃于一穴。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我顺利地将一批批秘密邮件顺利发出，我至今仍能回亿出一部分收件人的姓氏，我也欣喜地看到了《中国通讯》发挥了它应起的作用。 　　１９４０年夏，炳祥大哥命我立即撤离Bangbang，搬回Pasay父亲家。原来蔡沧溟先生在马尼拉邮电总局租用的信箱出了问题。暗探一直跟踪到他家，蔡及时察觉，立即转移并通知了有关人员，老蔡与家人要撤离马尼拉前，他找机会和我交谈说：“香港后，会来信通知你回去，在那儿你的组织关系自然会得到圆满解决。”据了解，蔡一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回到美国，蔡一次为制造的车祸中惨死。消息传到马尼拉我父亲家，全家震惊。其子Rolland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心脏科医生，老蔡后继有人。 　　《中国通讯》唤起了多少人的良知，她为当时的反法西斯运动组织起了一支不露声色的包括各阶层人士的同盟军，我当年就曾给在菲律宾华侨中有影响的李清泉及其宝眷发送过该《通讯》，李夫人在战时一直积极和我们合作。另据王唯真同志回忆，他１９３７年在延安就已阅读过该《通讯》。 　　《中国通讯》创办人之一的李少石先生原计划再度返菲律宾，然而他的愿望没有实现。李少石先生在到八路军驻重庆红岩村办事处联系工作后赴某地的途中，被国民党特务罪恶的枪弹夺去了生命。我和许立（敬诚）同志是李烈士革命历史的见证人，１９５５年我和老许调到四川工作后，利用一个星期日专门带领孩子们前往烈士陵园凭吊李少石英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