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童年，我出生于中山县坦洲农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八岁的时候,正逢日寇侵华,中山沦陷,我和其他工农群众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好象孤舟离岸,任水瓢流..因为日寇每到之处均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当时我的家乡变成了一片火海,烈焰冲天.我家被烧光后,双亲因贫病交加先后去世了,剩下我一个孤儿,为了生存被迫流浪街头乞食,夜宿基头,”日数门口”.十岁时迫得给有钱人家做长工,受尽了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更没有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了.但自我懂事的那天起,就跟父亲学唱歌,因我父亲也是个民歌爱好者.双亲去世后,我孤苦伶仃,苦水梗塞了喉咙,哪有什么心思唱歌呢?从此我就变成哑巴歌友了. 　　喜幸东方红日上,来了救星共产党.1949年秋,解放军南下部队解放中山,乘胜追击国民党一到坦洲.当时国民残逃到中山最南端的将军山,南屏,坑仔艮坑,马罗洲一带负隅顽抗.解放军南下部队为了全部歼灭国民党军队残部,解放中山南端和海岛,号召当地农民参加支前部队,回到家乡.当时正值秋收大忙,我就参加了生产劳动.1950年到1952年,家村开展清匪反霸及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工作队入村访贫问苦,串连扎根,我这个苦大仇深的农民歌友成为土改根子.工作中我经常兴奋地唱起民歌来,农会的领导和工作队同志见我有些歌才,就安排我搞宣传工作.我和歌友们一起组织了民歌宣传队,到各所,口头创作,唱歌宣传.后来,工作队同志叫我用文字写成作品出黑扳报,大字报.但我不识字,怎么办呢?大家给我想出了办法,由我唱歌,工作队同志为我记下来,或者由我将不懂的字用符号记下来,请工作队同志为我改写.就这样,我开始走上业余创作的道路,并在县文化部门的同志帮助下,深入到各地体验生活,开展创作活动. 　　我记得,初时所写的民歌有《李真夫妻捉特务》，《爱莫能助社干部黄金开》，《梁善入社》，《互助合作好外多》，《送哥应征》等民歌。中山农村土改分田后，从1953年到1957年开展“帮工组”，“互助合作“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农业合作运动，为发动贫下中农参衬，我口唱手写写出一批民歌进行宣传。这些作品陆续发表在省级刊物《广东文艺》和县级的报刊上，有引起在乡间出版的黑扳报，大字报发表，更多的是在农村，会场，工地，田头演唱，有时我还组织民歌队到各地巡回演出，深受群众欢迎。 　　中山解放后，我翻了身，当家作主人，在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加上群众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学习，我从文盲成为民歌业余作者，从一个乞儿仔(即乞丐)成为群众喜爱的民歌手。195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我被选为中山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以后还历任多届政协委员。党和人民给我这些光荣，在旧社会我是做梦也不敢想的。 　　更难忘的是1956年，我被选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会议，第一次上首都北京。会议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代表，还向我们作报告。当晚在青年文化宫，代表们还和周总理一起举行联欢。会议期间，我和代表们参观了首都的名胜古迹，会后又到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参观。每到一个城市，都受到当地作家协会的盛情款待。这次会议前后历时51天。会议归来，我出自内心的激动，写了一首“龙舟歌”题为《福友进北京》。此后，我更积极投身业余创作和歌唱活动。 　　1958年我参加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成会员。同年我先后两次出席了广东省文化先进工作者会议，受到省政府的嘉奖。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从1958年春起，我从农村抽调到县，在县文化局成立的中山民歌合唱团工作，后转为中山文工团，全团33人，由我担任团长。在这期间，我带领全团人员深入到生产一线，边劳动边演出，写当地演当地，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创作歌曲，演出节目，为党为人民服务。此外，我们还到广州文化公园、友谊剧场、惠阳、佛山地区、矿山、白荇堵海工地和五桂山革命根据地演出，深受当地领导和群众的欢迎。 　　1960年，我再次被选为出席全国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先进工作者群英会的代表，第二次上北京。会议期间，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了我们，还向我们举杯祝酒。在北海公园，郭沫若同志叫我唱中山民歌，我即使唱了首《共产党来恩情长》（中山高棠歌）。在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北京十大建筑和故宫、颐和园、北海公园、地下宫殿等名胜，历时21天。 　　回到中山后，佛山地区文化局抽我到广州音乐专科学校，边读书边教唱中山民歌，每星期由我上一节民间文学课，教授中山民歌。从学校结业回到县后，我仍在县文化馆任职，经常下乡蹲点，组织农村文化俱乐部、宣传队、民歌队、业余创作组开展工作。 　　我自1950年至今四十多年，经历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互助合作、人民公社、“社教”“文化革命”等运动。我以亲身的经历，配合各项中心进行创作演唱中山民歌（如高棠歌、咸水歌、大坛歌、姑妹歌、龙舟歌、白榄、小演唱和民歌剧等），从不计较报酬。后十年，我曾调动过多个单位，尽管岗位不同，但我仍然笔不离手，歌不离口，中山民歌与我连在一起。 　　回忆起我所写过唱过的中山民歌作品，有几千首之多。有些作品曾发表在《北京晚报》、《人民文学》、《广东文艺》、《岭南音乐〉、〈〈广东作品〉〉、〈〈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佛山报〉〉、〈〈中山报〉〉、〈〈文艺宣传资料〉〉等报刊上；有的作品还被录制了唱片，流行支香港、澳门等地播唱；有的在北京电台、广东电台、广东电视台播唱；有的被省级文化团体、广州乐团、华南歌舞团选为演出节目。此外，有一些文化单位和学校经常派人到坦洲，邀请我出去教唱民歌，北京音乐学院派出专人到坦洲跟我学唱中山民歌，并选作教材。1956年的一天，〈〈人民画报〉〉记者来到中山坦洲同胜乡拍摄民歌宣传艇，当时我在同胜乡搞宣传，任俱乐部主任，因而被摄入镜头，照片刊登在〈〈人民画报〉〉上。 　　我虽然在四十多年的文艺活动中，做了些对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但都是党和人民群众培养教育的结果。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有我的幸福生活。现在我年逾花甲，退休了，回忆童年、少年时期的苦难，想到青年、壮年辛勤创作和晚年幸福的今天，我仍觉得歌声未老，决心做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人老声清可唱歌，歌声出自我心窝， 　　为党为民唱赞歌，唱到白头不退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