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创作经验。作品本身是最好的说明，但主办这次展览的先生们既然提出了要求，就在这里简单的谈一谈。 　　我出生在广东中山县的农村，对农民比较熟识。我在广州广雅中学念书，喜欢画画，课余的时候就画水彩画。我是从风景写生入门的，多画的农村风景，田野、河流、村舍…… 　　从书报杂志，看到了外国作品；从丰子恺先生的介绍文章中，又知道了外国各种画派和风格不同的画家。我特别喜欢农民风景作品，其中法国十九世纪画家米勒的作品，是我最爱看的。 　　（我这次展览的作品，选的也多是农村作品，包括了一些早期作品。） 　　离开了广雅母校之后，到了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那时是1937年）。一直到现在，都在北方，很少到南方。所以有评论家说，我的艺术发源于北方。 　　1983年，我进鲁迅艺术学院念书，念的是美术系，学习时间只有一年（当时的学制很短）。这一年中，我开始学木刻，《播种》、《鲁迅的秋收》都是我最早的作品，写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除了学习，也参加劳动。当时木刻的题材，主要就是这些，我对自己的艺术，也有这样的期待：播种->生根->发芽->成长->收获。 　　毕业后分配到农村当乡政府的职员，做文书工作。工作不太忙，余暇时我想干点对农民有益的事情。 　　中国红军1932年到陕北建立了政权，不但发展生产，也发展文化，号召农民认识一千个字。我想帮助农民认字。识字班、夜校办不了，因为农民工作很忙，很累，白天下了雨，晚上回家就得休息。只有办冬学（在冬季农闲时节办的学校）他们才会来，但这样识字的速度就太慢了。于是我就想到看图识字的办法：用山上的马兰草做草纸，裁成小方块，画图写字。例如画一只羊，写个羊字；画一头牛，写个牛字等等。每天画一种东西，写一个字，共画二十张，派给二十家农民，让他们钉在墙上，这样每天学一个字，忘了，又可以看着墙上的字画复习。字多了，他们就用麦秆子穿着挂起来，或者取消一些，只留下一些他们喜欢的形象，如猪呀，鸡呀等等，碗呀，筷呀就可能不要了。 　　于是我就想到用木刻的方法，印一些木版画送给他们。第一批印的是《农民四景》：《牛群》、《骡》、《羊群》、《家园》。每家送一张。所以我的第一个画展是在农民家里举行的。 　　那时我做木刻的过程是这样的：用毛笔打了个草稿，到处征求意见，主要是老乡们的意见。譬如《羊群》这一幅，原稿是没有狗的。一个老乡说：“你放羊应该带条狗，不然羊会给狼吃掉的。“于是我就加了一条狗。另一个老乡说：“放羊的人应该带个毛口袋，可以挡风挡雨，袋干粮，母羊生了小羊放在口袋里，就看不见了，所以我在画上就让牧人抱着小羊，这样意境就丰富了。 　　从这个创作过程中，我觉得群众的意见是重要的。当然，也有人主张艺术是主观的。我自己却认为群众的意见很有启发性——这一点我到今日还是这样相信的。把群众的意见集中|、提升，希望作品完成的时候，获得更多的共鸣。 　　接着我又做了一些木刻《〈结婚登记〉》、《离婚诉》》等等，题材多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说起《〈离婚诉〉》这个作品，很有意思，想在这时谈谈。这个作品我刻过两次，这次展出的，是第二个版。为什么会刻两次呢？那也是听取了群众的意见才这样做的。也许我先说一些题外话，让大家了解一下创作的背景。 　　在四十年代，农村妇女主动提出离婚，是一个进步的新生事物，受压迫的妇女争取婚姻自由。我支持这个事情，经我手处理的离婚案件，多办成了。但也办错了一件，受到批判。那个申请离婚的妇女本身是有总是的，我没有具体分析，就办错了。但总的来说，那时受压迫的妇女提出离婚，是有正面意义的，所以我想到用木刻来表现这个题材。我借鉴了珂勒惠支的作品，用强烈的黑白对比手法，刻了第一幅《〈离婚诉〉》。拿给农民们看，他们说：“为什么黑一片白一片，脸上那么多道道儿？”于是我就考虑到另刻一幅，以切合农民的欣赏习惯，但对原来的一幅，不无“割爱“之感。 　　后来觉得（即使现在也是这样想），切合民族的欣赏习惯，建立现代木刻的民族风格也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排外，应该向外国学习。但吸收外国东西的时候，应该有所选择，要符合国情，引起群众的共鸣。这样我就从传统的年画、剪纸中学习民族的表现手法，刻了第二幅《〈离婚诉〉》。这个作品受到了农民们的欢迎：以线知为主要的表现手段，不再一片黑一片白，脸上也没有道道儿了。 　　各国的文化艺术，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若不具备各个民族文化的特色，就不够丰富了。文革时全面排外固然不对，对外国的东西你盘接受也是没有意思的。一个外国艺术家到中国看了一个我们的画展之后对我说：“世界上有一个毕加索已经够了。“这话很尖锐，但也很有道理。同样，就我们中国来说，有一个齐白石也就够了，不必有两个。 　　我认为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应该有：时代的特色，民族的特色，个人的特色。能具有这三方面的特色，一个艺术家也就有了自己的贡献了。这就是我一直坚持的创作信念。 　　　　　　　　　　　　　　　　　　　　　　　　　　　　　　　记录者：林放 　　（记录者按：这是古元先生3月16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演讲记录，因来不及经讲者过目，一切错漏，由记录者负责。）（原载1986年5月8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