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山三区海洲是我党的一个重要地下据点，袁世根同志遵照党的指示，经过几年积极细致的工作，广交朋友，做挺三工作，做海洲上层人物的工作，使海洲这个点能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下站稳脚跟，坚持下来。至1944年，海洲已从乡公所，自卫队到小学，都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成为我党一个牢靠的白皮红心据点。这时，为了更全面地开展抗日工作，于1944年9月，党在海洲秘密编印一份油印报——《持正报》，宣传抗战杀敌锄奸的大好形势与党的抗日方针政策。鼓舞群众对抗日的斗志，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这份油印报由陈能兴同志（原广东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已离休）提出，中共地下党员袁世根同志主办。袁世根在自己家里的小屋旁边建了一间茅寮，秘密编印。开始时，负责这份小报的有袁世根、杨基、容辛等同志，材料来源主要由我党领导的中山五桂山游击区供给，写社论的有上级领导人陈能兴以及杨基（原暨南大学处长，已故）、容辛（原新会县基建局长，已离休）等同志。办报开始，刻写蜡板主要由地下党员杨基同志负责，他经常利用夜间工作，白天回海洲小学上课（当时杨基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初期，我在报社学刻写蜡板并协助油印。11月中旬，杨基同志调往新、高、鹤游击区。约从第六、七期开始，《持正报》由容辛与卢一萍（原大公报记者）负责编辑，由我负责刻写蜡纸与油印，并学编一部分，址至结束。我刻写蜡板，最初是参照五桂山游击区的油印品用三角板的内三角来托住铁笔嘴写的，但很慢，以后就只在写横笔时轻轻一托竖笔就不用托了，结果写起来就快得多。但要用块三角板托住，始终不够方便，还不够快。后来，我看到《正报》的一份油印材料是北魏字体的，印起来很好看，我就学着来写，横笔右边稍弯一点，巧妙地利用了钢板的斜纹，成功了；还有，我看到一些书本用仿宋体印出的字笔划幼细又清楚好看，我又学着来写，横笔稍向上斜一点，刚好顺着刻写蜡纸用的钢板的斜纹，结果可以不用三角板而笔划又很直，以后，我刻写蜡纸时就干脆不用三角板而写北魏字体或仿宋体，而以仿宋体为主，这样刻写起来就快得多与方便得多，且印出来的字样又清晰好看，且有点艺术性，后来，小报出版的时间长了，影响也大了，因而《持正报》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怀疑，散布说是五桂山区派人来刻写的（我学写蜡纸时是拿五桂山区的油印品来学的，因此字样类似但又不全相同），并对袁世根提出警告，国民党挺三副司令屈仁则还肯定说这份小报“很有五桂山气味”。后来，为了避免暴露，于接近抗战胜利时停刊。这份报纸，对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鼓舞群众斗志，坚定群众对抗胜利的信心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中山三区中学是我们党的一个空白点。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容辛同志安排我以转学形式到中山三区中学初中二年级，团结教育该校同学，但我只有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的成绩，还必须补上下学期的成绩才行，容辛同志就在我的成绩表上加上下学期的成绩上去，而要加上去，就必须把原来划掉空格的线擦掉，同时要设法使新旧笔迹一样，才能应付过去。为此容辛同志就把成绩放在水里浸湿，然后拿来轻轻弄残旧，这样看起来，新旧笔迹就看不出差别了。入学时，三区中学校长拿着我的成绩表看了好几次说，为什么这样的，我按原已准备的说：放在衣袋洗衫时忘记拿出来致弄残了。这样一说就应付过去了。进入三区中学后，组织安排我的任务是了解同学与学校情况，对较好的同学进行宣传教育与争取工作。1947年9月，组织安排我到石岐考上了中山县中。到石岐后，由张枫同志以代号红风秘密接收我的组织关系（这时，张枫同志以小学教师身份掩蔽）与我单线联系，组织上安排我的任务是了解学校与同学情况，对学生做宣传工作，团结教育较好的同学，同时做一些秘密工作，如由刘云同志（原省建委处长，已离休）把传单交给我，从小榄带去石岐；按张枫同志（原省经委顾问）交来的寄发对象名单，以信的形式寄发，以扩大影响。当时，我带了青年学生袁锡贞（现珠海市邮电局副局长）等人去读初中，经过教育，后来袁锡贞也接受了进步思想而参加革命。 　　1948年下半年，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组织上把我从县中调回海洲，把袁勋（现阳江市委书记）从广州调回海洲，在海洲建立直属县委领导的地下油印出版社。后来珠江地委书记黄佳同志驻在海洲，1949年8月星火出版社转属中共珠江地委领导。黄佳同志派他的秘书陈飞同志来协助与指导工作。地下出版社之所以设在海洲，是因为中共粤中特委早已安排了袁世根同志在海洲以“伪乡长”的公开身份把海洲变成我党的重要地下据点（白皮红心，地下县工委机关就掩蔽在海洲袁世根家里），加上我与袁勋都是海洲人，在海洲出入更为方便，且不易被敌人发现。如有一次，地工委编写《黎明报》的一位同志在江门被国世党反动派逮捕，领导上为了保证党组织的安全，通知凡与他有关系的同志都要转移，当时我负责和《黎明报》联系，组织通知我转移，这样一来，《星火出版社》的工作就要停顿了，后来袁世根同志说：“不用怕。他们（国民党）如要拉人，一定要通过我们，我是一定知道的，你可以放心干。”于是我又回到工作岗位继续进行工作了。 　　地下油印出版社成立时，经我与袁勋同志商量，定名为“星火出版社”。《星火出版社》成立时，只有袁勋与我二人，由袁勋任党小组长。后来吸收了张帆同志。 　　1949年6月，袁勋调出，《星火出版社》就由我负责，任党小组长。 　　《星火出版社》按照县的要求，主要负责刻印部队（初期是武工队）及地方等内部教材（如《阶级与党》）、内部学习文件（印小册子如《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不定期的《星火文摘》、内部情况综合和以珠江纵队中山特派室和独立团名义出的布告，以及各种宣传品等，分发至中共中顺边县工委所属各地（包括中山县的三、九区和顺德县）。 　　初期印发的学习材料与各种宣传材料，有些是刘云同志提出来的，有些是我们选编刻印的，还有些传单是我们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后编印的，并用珠江纵队中山特派室或独立团名义油印布告，按黄佳同志意见，后期出版反映各县武装斗争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情况综合》与《每日快讯》等。 　　《星火出版社》初期的具体工作分工，因为我过去负责过《持正报》的刻写与油印工作，有些基础，因此由我负责刻写蜡纸，与袁勋共同油印与装钉。负责购买纸张、蜡纸、墨油等对外联络的工作则以袁勋同志为主。开始工作时，刻印内部教材《阶级与党》，印成16开的小册子。因为刻印工作我已丢生了几年，因此第一次刻印时，还不够理想，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第二次以后印出来的如《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均印32开的小册子）、《星火文摘》（印16开）和各种传单等等，就比较清晰了，而且写的字体在技术了也逐步有所提高。 　　在工作中，我们还解决了油印双色或三色的封面与地图，以及自己加工墨油等技术问题，使印刷的数量大大增多。 　　刻印布告时，我们没有木印，就有“关防”的样本用蜡纸划模后磨样然后印在布告上。初期用珠江纵队中山特派的印的样，后来独立团成立了，送往顺德的就印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顺德县独立团关防”的木印样，送往中山县三、九区的就印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县独立团关防”的木印样本，由于刻印比较精细，所以用红墨油印出来的“关防”同木印盖上去的差不多，基本上看不出来，这样“布告”就很严肃了。当时刻印布告的署名是：前期用珠江给队中山特派室外名义署名：特派员：甘明（代号），陈仪。后期用中山独立团名义署名：团长 梁冠，政委 黄旭。用顺德独立团名义署名：团长 黄有权，政委 方群英，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云。 　　人微言轻地下油印出版社，还必须解决购买蜡纸、墨没问题。多买了势必引起人家注意，我们就采取分散购买的办法，有时在小榄买，比较大宗的都在江门买，有时我们自己买，有时通过别的同志买，结果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此，印发的东西，群众只知有个《星火出版社》，却不知《星火出版社》在那里，甚至；连海洲的地下党员也不知道《星火出版社》就在海洲哩！ 　　当时，所印的学习文件与内部教材，除了供内部学习以外，还人微言轻教育进步青年的教材，如现在佛山市对外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欧培同志，当时作为一个教育对象，就是由地下党员欧英伟同志（原珠江农场党委书记——已离休）把我们翻印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件给他阅读以后认识了革命的道理而参加革命的。 　　为了扩大影响，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印发所有面向群众的传单与布告，都是发至各地后统一时间由当时组织散发与张贴的，所以影响与震动较大，如一次我们用珠江纵队中山特派室名义印发的《反对国民党三征》布告，贴出以后就震动很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学生的打击。又一次，国民党的中山三区警察局长巢添林，率领400多人“围剿”我们中山三区高沙的武工队，当时刘云同志正在那里同武工队开会，幸得武工队分散掩蔽后全部安全归来，巢添林的队伍抢了农民的财产，捉了十几个农民后走了。第二天，国民党反动派报纸便大吹大擂说什么“三区匪已被剿灭”。同一时，刘云同志却安全回到小榄原来的住地。对此，刘云同志写了一首打油诗揭露与讽刺巢添林，我们连夜印成3000份传单分发至各地。这首打油诗题目叫“牙擦擦歌”。因为揭露与讽刺的都是真人真事，且用的都是群众语言，顺口易读，因此震动较大，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斗志，大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群众到处议论说：“好！”许多青年还把这首打油诗背出来当歌仔唱。解放后有些农民仍能把这首打油诗背得出呢。还有一次我们印发了一张三色的表达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图，很清晰，贴出后，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大长了革命人民斗志，大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在曹步贴出后，一个农民看后很想把这张图拿回家去，便小心的撕下，珍惜地用帽盖好带走，刚巧被我们地下组织的一个同志看见了，说他不应撕下，他虽想要也只好重新把地图贴上。 　　当时，县工委的主要负责人是方群英（中共中顺边县工委书记）、黄有权、刘云三位同志（后来增加了李珠园同志。）而方群英与黄有权同志住顺德县江尾，刘云同志住小榄，由我兼任与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之间的通讯联系。我住的房间作为方群英、黄有权同志派来的交通员吴有娣（现名吴友，已离休）与我联系的一个秘密地点，由黄有权同志（顺德县独立团团长）派来的交通员直接到我住的房间接着材料等，方群英与黄有权同志给刘云同志、袁世根同志（代号写香姐）、珠工地委书记黄佳同志（指黄佳驻海洲时，代号写脱牙佳）的信件，交给我后再由我转去。（《星火出版社》的油印品凡发至顺德县各地的都交她带回去）按照黄有权同志的意见，吴有娣公开说是我的同学的一个妹妹。正因此，有些人还误以为我跟她谈恋爱哩。但这个猜疑，更有利于我们的秘密通讯工作。在接近解放时，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迎接解放，我们油印品越来越多，数量也越来越增大，方群英与黄有权同志派来的交通员来往次数也更多了，带回去的油印品总是一大藤篮，途中经过的海洲与顺德江尾交界的“一文侨”（是接连海洲与顺德必经的一条小桥），那里有几个思想不很纯正的人产生了怀疑，说要检查她。幸好，吕胜同志（原中山市政协副主席）就住在那里，掌握了他们的情况，带点警告的批语了他们，他们始终不敢动一下我们的交通员。 　　1949年6月间，袁勋同志调离《星火出版社》，负责海洲的地方组织工作。《星火出版社》由我负责，直至解放。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星火出版社》逐步增加张帆（原斗门县卫生局副局长，已离休）、张拔群等，接近解放时，约增至五、六个工作人员。其中，1949年8月，中共珠江地委书记黄佳同志以海洲为据点进行活动时，《星火出版社》转属珠江地委领导后，我们的任务也增大了，按照黄佳同志的意见，我们除了按原计划出版增加印刷份数外，还增加了两项任务，一是出版《情况综合》，反映各县武装斗争情况和屐群众等各项工作开展的情况与经验，供各县各级领导阅读，以互通情况、交流经验，促进各项工作深入开展。这份《情况综合》由陈飞同志（原佛山市经委副主任，已离休）负责编写，我负责刻蜡版、油印。二是增加出版《每日快讯》等，每天出版一次，材料来源主要是收听新华社广播与反映本地区解放斗争情况，使能更及时地、更广泛地向广大降价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以配合屐广大群众投入迎接解放的战斗。《每日快讯》由我负责编写与刻印。这时，我们经费也由地委供给。黄佳同志的交通员杨淑卿（兼管财务）乘车交给我200元港币出版社经费。得到这笔经费，我很高兴，因我们《星火出版社》原来的经费都是要靠自己想办法解决的，我们只能在所印的小册了中收回一点钱作为帮补。经费充足了，除了出版的必要开支外，还可以买点书，作参考资料了。就这样，一直坚持到解放。 　　　　　　　　　　　　　　　　　　　　　　　　　　　　　　　　　199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