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投笔从戎，远赴革命圣地--延安，转眼已半个世纪了。真是苍天无情人易老，人生崎岖志更坚。古稀离休，1982年重访了母校，参观了校、大礼堂，冠冕楼、西斋、教室、宿舍、游泳池都已面貌一新。美丽如画的风景区--湖心亭、九曲桥、广雅亭、南皮亭、莲滔馆，景色秀丽。远眺东北角，张之洞碑亭，隐约可见，这是抗英总督，历史的见证。昔日我们课余饭后，沿湖浏览，令人心旷神怡。今天万千，色起了许多美好的思忆。 　 1932年我考进了广雅中学，那时家长、老师都要我争当优秀的学子。由于学校处在郊区，信息闭塞，同学们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从初中读到高中。1935年正当日寇大举侵略我国，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时，蒋介石仍执行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出“81”抗日宣言。随后，发生了“12.9”、“12.16”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斗争浪潮，风起云涌，席卷全国，蔓延广州。广州青年学生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再也汪能“闭门读书”，再也不能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制，投身抗日了。1936年1月9日，在“中国青年抗日大同盟”的领导下，我校同学和中山大学学生，一道举行抗日的示威大游行。当时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冲进了省教育厅，砸烂了办公室，拆掉其掘牌。第二天，广雅中学大礼堂敲响了乱钟。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发表了要求抗战、反对奴化教育的宣言。并宣布了罢课，关闭了校门，组织了请愿小组，纠察队和打狗团。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竟然对手无寸铁的同学，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邓演猷等同学被捕，这更激起了同学的义愤，反抗的怒火更旺了。后在中共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改变了斗争形式，组织宣传队下乡发动群众，走工农结合的道路。1937年春，正当我们上军训课同学受体罚时，一群中山 大学同学冲地了操场，号召我们参加抗日游行。于是，我们的队伍冲出校门，一起奔向广州沙面租界游行示威，高呼抗日爱国救亡口号，扩大了国际上的政治影响，表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决心。 　　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意识，和对共产党的认识，都是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为祖国为人类解放的崇高思想和政治方向，也是逐步得到坚定的。1936年夏，在我校中共党员刘秉楷同学的介绍下，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广州市基督教青年会歌咏团，我和几位同学坚持矸星期天去学唱抗日救亡歌曲外，还听传达全国抗日救亡工作和学生运动情况的传达，参加座谈会等。1937年春，在中共广雅党支部的关怀上，我们秘密组织了读书会，如饥似渴地阅读新华日报、救亡小报、自修大学、大众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和列宁主义概论等进步书籍，往往到深夜。1937年6月，在地下党支部组织下，我参加了广州市战时服务队，利用暑假回中山家乡，开展抗日宣传，在街头张贴漫画和举办图片展览，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和日寇残暴罪行，还进行了募捐义演活动。我还参加了《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话剧的演出。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战形势，激发广大群众的救亡热情。1937年秋，为了避免敌机轰炸，广雅迁校到顺德县碧江镇上课，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抗日先锋队，并以先锋队名义，举办了农民夜校，我也当了文化教员，开展农民工作，宣传抗日，组织先锋队，还举行了火炬游行，筹建农协会等。1937年冬，地下党组织通过池校当局，聘请叶剑英、郭沫若等同志到学校讲演，分析战争时局，介绍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战斗胜利。八路军只激战一天，就歼灭日寇坂垣师团3000多人的胜利喜讯，鼓舞了我们。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全面抗战的新高潮。在“三八届”毕业会考刚结束后，我回到了中山石岐准备了简单的行李，便约同初二年级邓禹同学到了广州集合，准备奔向抗日圣地--延安，临走前只有个别广雅同学和亲人送行，我们开了一个“雪糕会”话别后，就踏上了万里征途。当时我和邓禹、还有市女师刘展平结伴，向北同行，从5月15日七始，经过我们20多天的长途跋涉，冲破封锁线，终于胜利到达延安。在这万里行程中，我们几经折腾，从生活上到政治上，接受一场严峻考验。那时，我们拿平几十元自筹的路费。经广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因办手续住了三天，好不容易才买到去西安火车票，但到洛阳途中火车停了下来，原因是徐州战役失利，退下来的大批伤病员和补充上前线的新兵，都经这里转运。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新兵，大都是拉夫来的，不少人逃跑，因此，都被关禁起来，甚至把他们的裤子脱光过夜，以防止他们逃跑。而我们是在强烈爱国之心和革命热情的鼓舞下，决心前往延安学习的，两者成了鲜明对比，在洛阳，我们熬过了一天多，才坐上到西巡的列车。当火车到达潼关前的风陵渡日寇据点时，铁路已被炸断。我们只好步行了一天多，再坐一列车西行，好不容易才到达了古都西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对我们说：“我处来往人多，对不起，请自找旅馆住”。当时，我们身上的钱已不多了，吃不上大米饭和南方菜，也要住进旅馆。不久，国民党巡敬查房来了。他们从我的小藤箱里翻出来一本《列宁主义概论》。就质问我们到那里去？我们硬着头皮说：“到延安去”。他们马上换了口气说：“你们都是年青的人，到那里干什么，那里吃是小米，住的窑洞，有什么好！我介绍你们到南京大学去吧，怎样”？我们都有说要学习抗战本领，才到真正抗战的地方。逼得他们无言以答。亿们走后，我们急着跑到八路军办事外办好了手续，第二天晨便坐了去延安的汽车。谁知过洛川城不远的山区又遇了险。汽车刚过山岗下坡时，突然听到一阵枪声，跑出了5个土匪持枪拦动。土匪把车上的40人都赶到山洼，关押在牛棚里。约过了一小时，外面又打响了枪声，看守的土匪被吓跑。当我们冲出去后，才知道八路军的运输车队把土匪打跑了。原来搞抢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股政治土匪，专门拦阻去延安的青年学生。这时，汽车被打坏了，行李被翻得乱七八糟。有钱的人都坐小推车走了，只留下我们10位去延安的男女青年。后经我们碰头商量，把被劫余下的十多元钱，集中使用，保证了三天路费。大家才转忧为喜，一路上有说有笑，边歌边舞，有的同志还唱着打油诗：“同学齐心去抗战，投笔从戎奔延安，毁车关人被抢劫，特务土匪来阻拦，革命同路十人行，同一理想同遇难，七到抗大三陕北，四个女胞六个男，五路同学相会合，七省健儿加岭南”。我们走了三天，当看到革命旗帜在延安宝塔山瓢扬时，大家都高兴地欢呼：我们来到抗日圣地延安了。 　（选自方少穆同志的《斗争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