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B]我的家庭[/B][/center]  　我于1909年出生在菲律宾一个华侨家庭。 　 我家祖籍广东省香山县（现为中山市）四区南萌岐山乡李层边村。  　我家是四代相续的华侨家庭。祖父李英欣年轻时不堪忍受渔霸的高利贷逼债，抛下年迈的双亲及18岁新妻子和刚出的幼子（我的父亲），只身跑到香港谋生。阿公（祖父）在香港人生地疏无出路，一狠心，将自己卖给英国殖民者当“猪仔“，以钱还俩。阿公和一群苦难不幸的人，被殖民者用帆船运到澳大利亚去开金矿，从此断了音讯。后来，到1911年，有人传阿公还活着，我父亲便雇人当广告：在身上扎着写有《寻人启事》的木牌，在澳大利亚华侨多的地方寻找，终于找到了阿公。这时阿公已年逾60岁，当阿公满含辛酸返回家乡时，他与我那守活 寡40多年的祖母已互不相识了。  　我的父亲雄壁（幼名李兴，即菲名Lee Hing 字日初，1877-1949）出生在清朝。因我的阿公一去不回，阿婆（祖母）以做针线活来养活一家四口人，太公（曾祖父）已不能以补巾家费。因此，父亲只上了一年半的私塾。阿婆十分好强，当我父亲13岁时，就要求他挑着盐沿村叫卖，同时，父亲也到村外海滩去捕些小鱼虾接济家庭生活。在父亲17时，阿婆委托居住在香港的同乡，带父亲到香港去学手艺。   　　父亲到香港后，在红？海港船坞拜师当学徙，他勤学手艺，刻苦钻研，在晚上业余时间学交英语、数学和有关本身业务轮船机械方面的知识。由于他天资聪敏又能勤奋学习，很快就掌握了足以胜任他专业的文化、技术。不几年，他就被提升为技术员。  　1898年8月14日，美国发动了抢占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的战争。1901年7月4日，美国宣布控制了这个岛国。美军在这里建立的海军基地，它向香港招聘轮船技术人员。该年，我父亲应聘到菲律宾马尼拉美国军事基地去，充任“补炉师傅”（即轮机锅炉修理技师）。1904年，父亲将他的妻子欧阳新竹（即我母亲）接到了菲律宾马尼拉。  　父亲为人豪爽，性格开朗，好结交朋友，去香港后使他开阔了视野，我们的家世又使他对接受新生事物极之敏感。当孙中山先生领导反清革命波及到菲律宾马尼拉华侨界时，我父亲立即响应，剪去了自己的长辨子，并从此改穿西服（海军制服），参加了同盟会。 　 父亲后来加入了致公堂（即致公党的前身），是马尼拉李陇西堂委员，并连任马尼拉广东会馆董事。他好为马尼拉广东籍华侨抱打不平。记得我刚懂事时，家里常有孤儿寡母找上门来，请求父亲帮他们主持公道，父亲即慷慨相助。而我们善良纯朴的母亲也经常念叨：“还有很多受苦人。” 　  我的母亲欧阳新竹（1873-1956）出生在她原籍广东省中山市南萌麻子村，矸她五兄妹中排老五。三位长兄成家后都出洋到美国旧金山谋生。我的大舅三舅把家眷都一同带走了。唯有一舅将妻子留在家乡孝奉公婆。三位舅舅都常汇款给予家乡我的外公。贫农出身的外公勤劳俭朴、精打细算，他从买地、买耕牛开始，重建家园，奠立了欧阳家的基业，我的母亲恰逢出世在这一时刻，外公为她取名“新竹”。 　 母亲6岁时，外公（外祖父）就命她去放牧家里的牛，为的这样每年可省下两担稻谷，不用雇放牛娃。母亲每天牵着大水牛到村外山野放牧。母亲回忆说：“不论晴天，雨天，都要去放牛。常在野外遇上大雷雨，只好躲在水牛的大腿下来‘避’”。母亲每天放牛路上要经过设在村外祠堂的私塾，她多么地向往也能和同龄的孩子们一齐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课啊！她央求外公让她也入学读书。可是，外公拒绝的母亲的请求，并说：“我们今天能有这个家，完全是你三信哥哥在海外谋生换来的，不是你父亲发的财，送你入学会被闲人耻笑。”这样，我母亲过了一辈子文盲的日子。  　母亲13岁，外婆向外公提出：结束她当放牛娃的差事，该守闺房学做针线活了。按照习俗，外婆用强硬的办法，硬是把母亲当了七年放牛娃的脚步，用长长的布条紧紧缠裹起来。母亲说：那痛苦，那滋味真使人寒心。还好，母亲独自一人住在阁楼上，每到夜深人静时，就偷偷把缠脚布放松。所以，母亲的脚还是比较大。直到我四妹出世后，我母亲才彻底解放了自己，把双脚完全放了。缠过多年的脚，脚趾已完全变形，有的发炎，须一个一个慢慢地矫正。母亲因此而在半年时间不迈步，只能跪着做家务。 　 母亲15岁时，我外婆因病去世。她和外公、二舅母三人一起度日。二舅母待我母亲亲如母女，好似组妹一般。 　 母亲与父亲订婚后，有好几年才守婚。原因是我父亲家境初时还很贫寒。父亲经过多年的积攒，筹足礼费用后，方才接我母亲过门。  　李家（我父亲家）比起欧阳家的家境相差很过远。欧阳家住宅是高大的砖瓦房，李家则只是一间土坯蚝壳屋；欧阳家有田志，而李家当时连插针之地都没有。然而，母亲自打过门来到李家后，从来也没抑怨过，她撑起了李家的门面，她贤惠能干、治家有方，得到我父的敬重。父亲把治家的责任完全交给母亲，每月的工资也如数交由母亲支配。 　 1905年，即母到菲律宾的第二年，我大哥李炳祥（即李永孝）出生。1908年二哥李炳仪出生。我是老三，出生于1909年9月30日。四妹李石英（锦苏）生于1911年。我们四兄妹出世前，父母二人即已约法三章：生男不留辫，生女不缠足，男女都要受教育。我们四兄妹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幸福和暖的家庭。                 [center]童年生活[/center]  　1909年9月30日这一天，父亲领到薪金，当他回家时恰好我呱呱落地来到这世界上。后来，母亲认为父亲在四兄妹中，对我这个女儿有偏爱，是否囿于此，则不得而知了。 　　我小时娇气，爱哭。爱抱着洋娃娃玩“过家家”。记得我5岁时，父亲从Cavte海港出差回来，为我带来个大洋娃娃，金色的丝发，会张会闭的蓝色的大眼睛，一身丝绸的衣服，很美很美。我乐坏了，我抱着父亲，亲了又亲。我与妹妹丐玩洋娃娃，有一天妹妹不小心把我的洋娃娃打破了，我很伤心，日夜啼哭，我生病了，发高烧。母亲只好托人去买个新的娃娃。但买回来的是个日本货，很平常的塑料娃娃，我不要，聪明的母亲有办法，她从笼中找出一件我大哥一周岁穿过的夹背心，穿在塑料娃娃身上，这使我感到新奇，我的情绪稳定了。  　1917年，母亲带着我与四妹回祖国返中山县。这是我第二次回家乡，第一次回来时还不到两岁。这次回家乡，阿公亲自带我去李屋边大祠堂内的村私塾。阿公准备好烧的香、腊烛和糖果、花生，装在提篮内的还有茶，按大人的话说，这叫“启蒙式”。到了祠堂，阿公将香、烛点燃，敬在孔夫子圣像前，并敬上三杯茶。然后，阿公递给我一杯茶，示意要我敬给私塾先生，再向孔子像行鞠躬礼。礼毕，阿公坐下与先生交谈。 　 1918年，我9岁了。父母亲决定让我也随着我的二位兄长入学读书。这样我进入两个哥哥就读的马尼拉华侨商会创办的‘华侨中西学校’学习。校长是闽籍人颜文初先生。校舍那么宽大，大操场，楼上楼下那么多教室、教员室、校长室。学校设有一个广东班，年近六十的谢荫仪先生是我们的班主任。我们这个班，是一个年龄和学龄参差不齐的班级，谢老先生必须向我们这一班儿童和少年传授从初小第一册课本至高小毕业班的语文、中国历罗。可以想象，谢先生就是拿出他浑身的解数来教学，面对我们这些教育对像，也会吧息！用”顾此失彼“来形容这一画面，也不够分量。‘广东班’是中西学校中最令人头痛的一个”大杂烩“，就是在菲律宾这样一个湿润多雨的国家，谢老先生也时常”上火“，他的嘴唇经常干裂。有什么办法！为了生存，为了家乡的妻儿，在这异国他乡，他仍须苦苦干下去。但是，在这样的教学条件下，我们的学习成绩可想而知是不会理想的。  　在引期间，我还得过伤寒病。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被美军派往欧洲战场参战的菲律宾军人、伤员回来了，随后，伤寒病蔓延开来。据说，是这些伤兵带回来的。我病了。据母亲后来说，当时我每天都休克几次，她几乎对我是否能医好都失去信心了。  　当时，我们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二房东太太是个菲律宾人，我们同住一幢楼。房东太太无儿无女，她很喜欢我，把当做她的亲生骨肉。在我母亲手足无措时，是这位菲律宾妈妈把我抱回她的家，并请寄宿在她家的医科大学生为我治病。   　　在长时间求医无效的情况下，父亲决定由母亲将我带回祖国求医。我们即动身回国。 　 真怪，当邮船起程后，我的病似乎好了一样，在中国海航尾的三夜两天中，母亲、二哥与四妹都没完没了的呕吐、卧庆；反倒是我这个病号走动着扶持他们，一直到船抵达香港。在香港上岸后，住泰安栈，这是我们的亲友开的客栈。不料，挨到太阳落山，我的体温又开始升高，母亲认为，我的病仍在发作，她请客栈为我请来医生，给我看病抓药。第二天，我们乘船返中山歧山乡。 　  回到李屋边。二舅欧阳晓从麻子村为我请来了一位老医生，经过他相当长时间的治疗，我不再休克了。可是，我的头发大量脱落，记得我每次洗头，洗脸盆里都是头发。我变成了一个光头。后来，有人向母亲介绍一个偏听偏信方：螃蟹炖洒能治“谢顶”，我母亲就照此去做，给予我吃洒螃蟹，果然，我头发慢慢又都长出来了。  　1919年，菲律宾华侨响应国内的反日斗争，马尼拉也爆发了抵制日货的运动。我的大哥李炳祥才15岁，在老师、同学的带动下，积极地投入了这一运动，他还动员父母、弟妹都来参加。  　1922年，炳祥、炳仪兄回国升学。  　 　　父母原打算送他二人去广东省广州岭南中学，但这时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叛变事件，这是 下，对我兄妹的未来，做出了转变性的决定。这只是到了今天才能领略到。这年，我们兄妹四人跟随母亲回乡，适逢我村在上海参居住的八家姐妹回定乡来扫墓，他们是同乡李述初二哥的八妹李慧仙及其父续弦阿母。他们得知我们在家乡，都来探望。话题中谈到升学一豆子，就劝我母亲送炳祥三同去上海升学。母亲本想先带我们兄妹四人回菲与父样商量再定，但炳祥哥不肯再返回菲律宾，母亲显示了果断的判断力，同意炳祥的要求。不久两兄弟便随慧仙八家母女启程去上海。   　　这次回到家乡，再也见不到的我的阿公了，我多么地想念他。阿伯婆（阿公的大嫂）还健在，她老人家已完全由我父母供养。正当我们母将动身返回菲律宾时，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口。她来自中山小榄某地，她为抗婚，从新婚的夫家逃跑出来，流落我村，她名叫阿彩姑。母亲原本打算给她吃一顿饭就打发她去另寻人家。但彩姑看准了我母亲，苦苦央求将她留下来。善良的母亲看彩姑忠厚，不由对她生出解人之难的心，留下彩姑住在家乡，使这苦命人有了归宿。喜的是，阿伯婆有了一个好陪伴。阿彩姑寄养在李屋边我家，直至她过世。她也曾回过夫家，但她至死也没忘了我们李屋边的家。据乡说：“阿彩姑临去世前，雇船回李屋边来看望她曾经生活过的三间屋。”彩姑是得了乳腺癌，1920年，母亲特为此赶回国内带她去香港治疗过。  继彩姑死后不久，阿伯婆也年老告世。我们李屋边的三幢房子，自1954母亲被我们接到北京来住后，就长期无人管理。“四清”时，占住“伯婆屋”的干部家属挪用我祖屋家俱，因该干部的下台，家俱被当做“退赔”瓜分了，至今仍支离破碎的散落各方。祖父母的故居和我父亲出生及举行婚礼的祖屋保存仍好，但阿伯婆住的屋因紧依后山而建，屋内较潮湿。虽然这样，因土改时母亲被错划成“土地出租”，复查时又改成为“华侨小土地出租者”，由此开始，“伯婆屋”曾先后遭两家领居长期占住。他们擅自将“伯婆屋”的两面墙上，都凿了门洞，强行占住。 　 在抗日战争前，有一领居发生经济困难，他要求母亲买下他的一片房基地，母亲买下了这块地，就是现在紧连接着“伯婆屋”后墙的这块房基地。当时，父亲计划在这块地上建造浴室和厨房。后因太平洋战争而未实现。母亲便差人在这块基地上种了几株果树，历经“运动”也许不复存在了。  　母亲的“成分”后来又成为“光荣家属”。此是后话。  　1923年，我小学毕业。炳祥大哥放暑假由上海来菲探亲。9月底，大哥要回国返校了，父母命他也带我回国去上海升学。父亲的一些亲友反对送我这个女孩家读书，当时封建习俗仍很严重：“养女本来就是赔钱的‘买卖’，你为何还要送她回国让她升学去？这对你有何益处？”我开明的好父亲回答：“我女儿长大出嫁时，我不会给她嫁妆。但我要供她受教育，使她有知识、有文化，她将来在社会上才有独立自主的能力，不必依靠他人来养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