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字建华，号哲生，为卢慕贞夫人于1891年10月20日（清光绪辛某年九月十八日）所生，此年底，其父孙中山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孙科随母亲从翠亨迁居澳门。3年后，即1895年，孙中山策划广州武装起义失败，被清政府通缉而逃亡日本。家属亦受株连，年仅4岁的孙科，随祖母杨氏、母亲和妹妹金蜓4人逃离故乡，依据檀香山茂宜岛，依靠伯父孙眉生活。 　　孙科初到檀香山，由母亲卢氏启蒙教授《三字经》、〈千字文〉、〈〈唐诗300首〉〉，又教临摹字帖。及长，请家庭教师讲习中文，耐心启发，使他领悟文意，如是者3年。后孙眉聘请一位名叫黄瑞祥的老师，在距住地1公里之处盖起木屋，办起私塾，招来10多名华侨儿童一起上学。黄老师向他们教授四书、五经一类的古问，就读四五年之久。之后，孙科离开孙眉的农场，到卡荷蕾（KAHULUI）小港阜，积聚于程氏小杂货店里，并到3公里外的罗马天主教会所办的圣。安东尼学校（S。TANTHONY SCHOOL）读书。这是孙科的西学启蒙学校。该校八年制，孙科学习勤奋，以优异成绩跳级，仅读4年，就提前小学毕业。 　　1906年，孙科考入檀香山圣。路易士学校（ST。LOUIS COUEGE）。它名为学院，实为普通中学。孙科到学校寄宿，成为工读生。 　　孙中山对儿女的教育，是很关心的。而对孙科的学习更是关怀备至，尽其教子成材的职责。孙科在檀读书期间，孙中山曾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该书为100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刊载的小说、剧本，均出自英国著名大作家的手笔。孙中山在信中还教导孙科：“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因此，孙科在血液上的进步，凝聚了孙中山不少心血。孙科在《八十述略》回忆说：“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在南洋一带旅行，鸡来的全是我国的线装本；到了欧美，便寄英文各种名著来，像《通鉴记事本末》、《读通鉴论》、《进步与贫困》、《互助论》、《达尔文游记》、《物种由来》、《面包的政府》及《莎士比亚全集》等，都是我在那一时期曾经读过的书”。 　　1910年，19岁的孙科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开始献身革命。同盟会当时在檀香山办起《自由新报》、《大声周报》，孙科担任了这两间报刊的编辑工作。当时，孙中山指示檀香山同盟会领导人卢信创办《自由新报》的宣传指导思想是：“给华侨看的文章，不必多谈理论，只谈满清侵略我们，压迫我们的事就行了。“要”少谈社会注意，多谈民族问题，华侨才易接受。”孙科负责该报的地方版及世界新闻专栏编辑，他秉承父亲提倡的宗旨，积极收集、编纂满族统治者入关以后，虐待、残杀汉人的史料，先后发表了《扬州十日》、〈文字狱〉、和《禁书》等文章。揭露清延的罪行，使广大华侨进一步认识清政府的发动面目 　　1911年7月，孙科中学毕业后，孙中山安排他温习功课，然后到美国，准备投考旧金山加州大学。正在旧金山筹款的孙中山，到码头接船，并向儿子介绍读书方法：在大学念书的头两年，要广泛的读，不要单看文学方面的书，社会科学的书也要看。加州大学的入学考试要求懂得法、德、拉丁、希腊、四国文字，孙科便加紧温习功课，准备应试。同年10月，中国爆发武昌起义，全国各地民众纷纷举行反清独立运动。在海外的孙科， 热情地日夜开展宣传活动，中止了对投考课文的温习。1912年2月，孙中山电召孙科回国。于是他和母亲、妹妹等到了南京总统府里居住。4月间，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先后考察了湖北武昌、上海、福州、，然后返到广州，会晤了广东省都督陈炯名等人。孙科和妹妹跟随左右。 　　同年7月，临时总统袁世凯，拨出美金1万元作教育经费，给孙科及其妹妹去美国读书。赴美途中，孙科经过檀香山，与旅居檀岛同学、同芭茶园村亲戚陈淑英，来往密切，感情发展很快，即于7月20日举行了婚礼。婚后，孙科考入了美国加州大学，他遵照父亲的嘱咐，对文科与理科学习并重，主修文科兼修理科，在理科方面注重攻读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古生物、人类学等，还选修政治学和法学，研究各国政府、 地方政府的政治及罗马法、英美法，还遍读了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保险学、银行学、和铁道学等学科。 　　寻科在学期间，兼理多项社会工作，但生活俭朴。新婚的妻子陈淑英，也陪同在加州大学一起读书、生活。两口子仅靠孙科一份工费过活，只租一间小房子居住。1913年长子治平出世，陈淑英只好辍学，承担一切家务劳动。而孙科则担任留美学生会会长，在旧金山、纽约一带联络华侨，开展募捐活动。他还兼任同盟会驻美洲支部长林森的英文秘书及粤语翻译。“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克强赴美联络华侨，孙科又陪同黄遍访各地侨区，从中担任粤语翻译。 　　1915年1月，次子治强出世。1916年5月，寻科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夏天，孙科决定到美国东部THE CAUSE OF EVOLUTION，其思想为极新，驾乎近时学者之上。待孙夫人看完，我当寄来钕。钕可译之，亦可开中国学者之眼界也。”后来孙科举家迁居上海，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于1919年，攥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并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 　　1919年，孙中山为赶走盘踞广州的西南军阀，令孙科以特派员身份，在澳门鹅眉街十号设立办事处，购买军火，印发传单，反对桂系军阀莫荣新。后来，孙科和朱执信、古应芬还到了香港，组织机关。此时，孙科担任了财政筹款工作，他联络各处商界，筹得港币100万元汇给孙中山。第二年，孙科秘密策动江大舰起义，配合广东护法军军长魏邦平及湖南谭延等率师南下，声讨莫荣新。之后，孙科又受令策动李倚庵起义。莫荣新在多方面攻击下，逃出广州。粤军就在920年0月攻克广州。 　　1921年，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成立护法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次长廖仲恺认为：孙科曾在美国学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实是市长的理想人选，提议委任孙科为广州市市政厅长。孙中山度量宽大，唯才是用，从不以亲疏好恶决定取舍。但他对儿子的要求尤其严格，认为他年纪尚轻，缺乏行政经验，迟迟不肯答应。只是在廖仲恺一再请求之下，才征询胡汗民的意见。胡道：“古书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哲生曾经钻研市政管理，更有著作。欧美市证、制度设施，我们正需要借镜。像哲生这样的人才，我们正是求之不得，请先生不必顾虑。”这样，孙中山才批准孙科担任广州市市政厅长之职，兼广州治河督办。不久，升任广州市长。 　　当时市政建设没有行政条例。孙科运用学到的知识，亲自草拟《广州市暂行条例》57条，分设公安、公务、财政、教育、卫生等局管理市政。他一走马上任，就作出广州城建的全面规划：拆除旧城墙，拓展公路交通。但当他计划拆除双门底古迹以利交通时，便遇到不少阻力，广州“九大善堂”及“七十二行“商董，以破坏“风水”为由，联合发起反对拆迁行动，他们还促使小贩、市民游行示威。事态逐步发展，孙科亲自召集善堂及商董等人士开会，详细解释实现城市建设现代化的意义，终把这场风潮平息下来。在拆卸四周城基建马路后，因西关地势低洼，居民恐怕洪涝成灾，商人又借口反对。孙科就公布计划，在西江上游的芦苞，建设新式的活动水闸，防止西北江水涨引起的洪涝灾患。水闸建成后，西关人民见免除洪涝威胁，才解除了忧虑。由于城市建设，使商户得益。如西濠路，当覆盖渠道的筑路工程完成后，马路两旁商店的递加立即高涨，收益者获利10倍。过去反对拆建的上户，这时均额手称庆。 　　当时工务局局长程天固（香山县人），是孙科加州大学同学，所学是政治经济学，并非土木建筑工程。但该局中有两名很好的工程师：一是伍希侣，曾留美专攻土木工程设计，广州著名的开路工程，大都出于其手；一为彭回，檀香山美籍华裔，钻研土木工程， 他的著名业绩是后人称颂的疏浚广州之六脉渠。广州市拆了筑路时，先拆南城，次及西城、东城，最后只保留北城一段不动，原因是拆除南城后，首先改筑惠爱路疏导东西交通，拆了东城，亦可打通东郊东山一带新兴住宅区。西城则接连西关，为人烟稠密地带，后拆除西城北段，改筑太平路。南段因有西濠口，乃六脉渠的一大出入水渠口，要改造好这段路工程叫大。伍希侣在工务局规划实施城建交通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孙科领导疏浚六脉渠，委人得当。原来广州行濒临珠江，所有食水货物转运、公共卫生都靠珠江。六脉渠是珠江的支流，每逢潮涨，江水入注，洗刷全城支渠所积污秽；潮水一退，六脉渠中积存的污水，自然留入珠江出海，籍以维持全广州的卫生清洁。但该渠系日久失浚，污泥淤塞，成了广州一大祸患。孙科经过考察，委任总技师彭回，负责清俊六脉渠。彭一经受命，则不辞劳苦，制订方案，与其助手深入勘察，写出工程报告，六脉渠原有10丈阔，今仅剩三五尺；且淤积严重，由深至浅，水渠路线彻底疏浚渠道，终于完成这项工程任务，使广州居民无后顾之忧。 　　在拓宽长堤西段路面时，曾遇外国势力干涉。据孙科回忆：“程天固将长堤西段，自博济医院围墙往西一带拓宽路面的建议，邀得市府批准后，立即遭到美国副领事的跋 干预。当时在施工之强，工务局会同财政局，先向博济医院交涉，请其将该院面临长堤马路边沿之砖砌围墙拆除并移去砖石，碑使马路施工。博济医院则认为拆墙让地，应由市府当局与之商妥补偿，始肯执行，因而迁延多时，未克实现。工务局乃下令限期拆迁，博济苟仍推托，自当由局派工匠带为拆移。双方争持未决，该院竟向美国领事馆告状，指为损害美侨产权，请求援助。美领事馆亦未经事先正式向市府提出交涉，即指派一年轻副领事，直接来市长办公室求件，余时尚未知来意，立予该副领事接见。该副领事年少无知，出言不逊，竟向余恐吓，谓：工务局拆迁令如不立予撤回，领事馆将下令停泊于沙面对岸白鹅潭之美国炮艇，限时开炮轰击市政厅。余聆此无理吓诈，立予驳斥，并要求起上级提供书面请求，再行处理。至此擗亦知理屈词穷，始行退出。余即通知工务、财政两局会同向博济协商补偿损失问题，事乃获得和平解决，而拓宽路面亦得如期完成。惟以一副领事，胆敢开口即以兵舰开炮，来恐吓革命政府之地方长官，足以证明当时的帝国注意者，推行所谓‘炮舰政策’（GUNDOAT POLICY）诚非虚语。”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阴谋杀害孙中山。孙中山脱险后，组织打击陈炯明反动势力而不奏效，离粤赴泸。秋冬期间，孙科奉命赴香港筹款，得款百万，作为军饷，使东路许崇军和西路稹桂军进袭广州，逼使陈炯明叛军逃回惠州。为是年冬孙中山离泸返粤，组织革命政府奠定基础。 　　是时，在收复广州的稹桂军中，有一支广西沈鸿英部队，乘机开入广东。但该部是友是敌？态度不明朗。孙中山为此焦虑万分，有些人力主用武力解决图谋不轨的桂军将领沈鸿英，孙科则主张采取“抚缕”政策以免祸害革命，荼毒地方。有人提出质疑：“沈鸿英这个人级为强悍，不识主义，不从理性，不受命令，又如何进行？”孙科自告奋勇，表示自己可以只身入虎穴，抚慰该部。孙中山觉得孙科忠勇可嘉，予以答应。在座众人皆瞠目结舌，都为孙科担忧，孙科的妻子也忧心仲仲。但孙科不怕牺牲，单人匹马深入沈部大本营，沈也出人意外地热情欢迎，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待以上宾，挽手入座。他对孙科说：“孙先生这次肯派他的独子——您老哥亲来这里，是看得起我，相信我，我沈某何人？若不输诚效命为革命努力，真不是人了。而且以老个的身份和地位，居然肯独自前来，忠孝义勇，不由人不佩服。如果我沈某不肝胆相照，与你合作，不是好汉，不够朋友。”结果沈部输诚效命，成为一支革命力量。孙中山对孙科此行不辱使命，也感到满意。 　　1923年，广东革命形式恶化，省城广州的局面更是风雨飘摇。多年变乱，广东百业凋零，经济衰败委缩，加上各路军队垄断了省内税源，更使大元帅府入不敷支，财政困难重重。孙中山亲临东江前线督战期间，指定胡汉民带行大元帅职权；同时，还责令孙科每日筹缴军饷3万银元。这样一来，很多人职责孙科敛聚贪污。这些议论传到孙中山那里，他立即询问胡汉民。胡汉民回答说：“除非不做官，做官就免不了招致谤怨。如果不是哲生尽力，大本营每天的3万元军需，是如何张罗的呢？我看哲生对市府经营钱粮，不会有问题，因为他在市长任内，已经连换三次财政局长。”听胡汉民这么解释，孙中山才稍为安心。孙科在1972年编写的《从国父亲书二封未发表的信说起》一文中对此事有如下回忆：“民国十二年革命政府偏处广东一偶，不能在别的省市宽筹财源，而革命工作的推展又刻不容缓，在在需钱。广州市是广东最称富饶之区，自不能不给予政府全面支持，是故我第一、第二两任市长任内，大半时间都耗费于筹款、筹饷、筹革命经费中，而筹款的主要办法，就是变卖市产，以资芭注。然而市产毕竟有限，而军费开支浩繁，因此时常为无可筹之款，以应大元帅府的急需而绕室彷徨,废寝忘食，由此一端，即不难想象当时革命事业是如何的艰难困苦。” 　　事实上，当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财政确实困难。一天，孙中山命令胡汉民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出手令，到广州市政厅提款20万元，作为军饷发给嗔、桂军，让他们出发攻打惠州，直捣陈炯明老巢。胡汉民让孙中山卫侍副官张猛持手令到市政厅提款，过了很久，见到孙科。孙科接到手令，看了一眼，非常生气：“我不会印银纸，哪里有这么多钱？”将手令撕烂，坐汽车走了。当天，孙中山了解？军出发了没有，？军司令说：“还没有领到军饷，部队不肯出发。”孙中山找胡汉民，胡汉民说让张猛去取了。张猛刚好回来，把情形据实回报。孙中山气得脸色发紫，急点叫孙科赶来。 　　孙科战战兢兢来到，不待张口解释，孙中山厉声说：“军情如此紧急，急需发饷给？、桂军出发，你怎么总没有这回事！你马上拨20万来，办不到，就不要做市长……” 　　孙科被斥得无话可说，就跑去二楼找胡汉民出气（因孙科和胡汉民共事常产生矛盾，发展到互相猜忌，胡汉民要求辞职，孙中山互相劝慰不少的），说胡汉民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胡汉民气得大叫：“这是你父亲叫我写的，怎么是假借命令？”孙科举起手杖向胡汉民打去。胡汉民一闪身，手杖落在办公桌玻璃板上，“蓬”的一声，惊动了在三楼的孙中山。穿着浴衣的孙中山看到此情形，要打孙科。吓得孙科慌忙逃走。孙中山大声骂，一路追出元帅府门口，给李烈钧、朱培德、黄隆生闻声赶来劝住。孙科逃出大门，匆匆坐上江边的一艘小电船离去。 　　1923年冬，孙中山为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筹备召开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在组织党务执委会委员九人中，有廖仲恺、彭素民、邓泽如、谭平山、孙科、谢持、张秋白、王法勤、刘卢隐。孙科对其父的新政策特别是联共的政策并不赞成，但也不敢公然反对。孙中山知道孙科的愿意后，立即把委员中孙科的名字删除掉。这样，促使孙科的思想转变，后来孙科在代表大会上对国民党作了要点说明，起到一定作用。这次大会之后，孙科和廖仲恺、新聘请来的苏联顾问鲍罗延等在广州天字码头附近（现在北京南路），筹建市党部及区党小组，在该处建了南堤小？俱乐部，政府的主要人物大都在此活动。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常到南堤小？和国民党人联系工作。 　　1924年，孙科辞去了广州市长之职，奉命北上，联系张作霖，共同讨伐曹辊、吴佩孚等军阀。同年10月，他跟随扶病的孙中山北上至天津，转入北京。1925年1月，孙中山患上肝炎不治之症，病情日渐沉重，孙科在其父亲身边日夜侍奉，还与汪精卫等人帮助父亲立下遗嘱。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孙科协助国民党领导人为孙中山办理盛大的丧事，使全国哀悼孙中山的活动成为反帝大宣传。事后，孙科又陪同宋庆龄到南京勘察中山陵墓地，促成中山陵的建设。 　　1926年，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孙科参加了中央委员会，仍兼任广州市长。当时孙科反对帝国注意压迫中国人民，支持“五三惨案”及“沙基惨案”的受难者，主张按国际公法提出交涉，请求严惩凶手。广东国民政府派孙科及傅秉常去北京，拟与段祺瑞政府却害怕开罪帝国主义，罔顾国权民命。后来，孙科辞去了广州市长及广东省建设厅长等职务，接受中央政府交通部长及财政部长之职，后又改任考试院副院长兼铁道部长，还兼任交通大学校长。他就任铁道部长，作为继志述事，为实现孙中山当年计划“能令铁路延长至20万里”，使“中国全国全境，四通八达”的愿望。据孙科记述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到任不久，平奉路即于12月直接通车。历年4月，津浦路亦恢复全线通车；5月日军撤退，收复胶济铁路；12月，国府令将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唯时以战乱之余，对既有线路如何养护、展筑、待建路线如何勘测准备，均经我督导所属，一一规划完成。” 　　当时，孙科对铁路交通事业很有信心，他用各种办法筹集建设资金，如拿到从前各国退还我国庚子赔款中1。5亿元，筑建了陇海铁路，使其提前竣工，以解决接济西北因苦旱而接的人民。他又规划了粤汉铁路、成渝铁路等多项工程。后来，他因1932年调任立法院长，而只完成部分铁路的重点工程。孙科对发展我国航空事业也作过贡献，1929年，他以铁道部长身份，与美国飞机制造商卡特士。莱特（CURTISS WRIGHT）接治，赊购三四架飞机，成立航空公司，孙自任董事长。这是我国最早的小型航空公司。 　　孙科汇同国民党元老，在孙中山逝世世以后，建议南京国民党政府，把香山县改为中山县（后又改为中山模范县），并在翠亨筹建中山纪念中学。在建校方面，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孙科从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拨来款项，合计为38万元，尚差10万元，得到唐绍仪的支持，截留上缴省政府的16万元护沙费，拨给孙科作为筹建中山纪念中学校舍之用，并从中山县政府抽拨6万元作学校常年经费；还将县属大小霖的官田划拨500顷2该校校产。使中山纪念中学得在1934年正式招生开学，孙科亲自担任校长。该校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作为的人材。他在《总理故乡纪念学校记》中写道：“本校之建，固所以追怀总理不世之勋，亦所以策励诸生失志于学，有以明夫立国之本耳。”新中国成立后，该校一直成为广东省重点中学之一，报考大专院校入学率居全市冠亚之间。 　　蒋介石上台执政后，实行独裁统治。1931年，扣押胡汉民于汤山，在国民党内引起很大震动。古应芬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5约日，广东陈济棠、余汉谋、香翰屏、李叔阳、陈策、陈庆云等联名通电，响应古应芬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蒋介石怕事件恶化，派吴铁城从南京到上海，与孙科商议解决，要孙科出面斡旋。5月1日，李宗仁、白崇僖、张发奎等通电声讨讲解市，提出“会师长江，抵定金陵”。桂系派白崇嬉去广东，和陈济棠联合反蒋。在反蒋声势日益高涨情势下，孙科转变调停人身份，于5越4日与陈友认、许崇智、汪精卫、张发奎、唐绍仪、白崇嬉等，在香港讨论两广形势。孙科返广州后，和陈济棠、古应芬、林森、李宗认、陈策等联名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孙科在广东省党部演说：“蒋介石独裁，中央一切权力，均为老蒋一人所包办，……蒋介石是个疫鼠，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将其铲除。”广州还举行了讨蒋誓师大会。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1931年10月释放胡汉民，并于10越0日亲到上海 ，同胡汉民、孙科等会谈，确立和解方针，还派代表开了七次议和会议，达成协议，蒋介石下了台，时间乃高结束。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益暴露，不断派出军队侵华，威胁着中国的和平与建设。1932年3月，孙科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确定长期抗日方针案”，又在上海发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为了挽救危亡，他主张从军事、国防、内政、外交、沙锅内都以抗战观念出发，希望集中国力，朝野人士，共体时艰。“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孙科态度鲜明地支持十九路军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曾去电国民党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及空军司令张惠长，要求他出兵抗日。除在经济上支持十九路军外，先后由丁纪徐和张惠长率机队，飞赴上海抗日。   　　1938年9月，孙科访问恶果经香港返抵汉口，其行程为日军探知，妄图将孙所乘之飞机击落。但谍报人员所掌握之飞机航班不确，从军舰起飞的日机错射了当日由香港飞往重庆的中国航空公司，在中山县上空坠毁，机上10余人罹难，仅一人幸免。而孙科是当日上午按抵汉口的。下午就获悉日本人宣布，计划迫降他乘搭的飞机，妄图生擒孙科到日本。 　　抗日战争期间，孙科主张联合苏联共同抗日，受到亲日派汪精卫的排挤。 　　1927年，国民党政府曾与苏联断绝邦交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告急，1932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1936年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孙科被选为会长，苏联驻华大十鲍格莫洛夫为副会长。“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指定孙科、王宠惠与苏开展谈判接洽军缓等问题，双方态度积极，促成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政府决定派一个访问团去苏联，洽商借款1。5亿美元购买军火缓助抗日问题，孙科以特使的身份，率领傅秉常、吴一飞，乘机绕道荷兰、柏林、华沙抵达莫斯科，谈判进展颇为顺利。事后苏联派朱可夫率领飞机和3000空军人员的缓助（其中在中国牺牲的苏联空军人员约400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1939年4月，孙科又奉命赴莫斯科，寻求新的缓助，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获得军援借款3亿美元，并商谈了”中苏通商航海条约”。事后，孙科再英国及国内多次发表演说，主张实行亲苏政策。以后他担任过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主张中苏亲善，出版较进步的刊物，受到反动CC派文锟的攻击。 孙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主张积极抗战，合力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并为此而不断努力工作，受到国人的尊敬。 　　1945年抗日胜利后，孙科参加了澳门同胞的庆祝会，并在品感戏院演说。 　　抗日的胜利，结束了日蔻？？我国国土的悲惨景况，人们渴望和平安定地生活。但蒋介石又掉转枪头打内战，烽烟又起，当时，孙科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收集代表，和中共代表团谈判。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于1946年1月10日，促成国共两党签定“停战协定”，成立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均势三人小组、监督停战的执行。可是，会议刚结素，蒋介石又撕毁了“停战协定”，指派军队全面线解放区发起进攻。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此时也发表所谓“广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饿军队，只有土匪”的谎言，调动七八万军队向东江纵队进攻。1946年3月，孙科来到广东，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演说“不赞成内战”。正兴起的广东学生运动代表，到市政府宾馆见孙科，向他提出要国民党政府承认东江纵队是中共部队和停止在广东打内战等问题，孙科答应进快转告蒋介石。李济剩、蔡延偕等民主人士也做了国民党的上层工作，终于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华南中公武装北撤的协定。 　　孙科自1932年受任，历年员月就职立法院长以来，在法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用10多年的饿时间，研究制订了民过2时期的各种法律。期间，曾于1947年4月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也曾和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后于1948年11月辞去立法院长职务。 　　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政府危机四伏，孙科被委组织新阁任行政院长。但国军兵拜如山倒，使他心力交瘁，感到健康不支，便于1949年初提出辞职，获得批准，他到了香港就医，然而失眠证和高血压病情加重，又转赴巴黎医治。1952年，病况稍愈的孙科即与夫人移居美国纽约，分别主宰长女？英、次女？华家中达3年之久。除继续检查治疗高血压、失眠症外，还医治新近发现的十二直肠溃疡。这时，次子治强也迁居纽约，还异域重叙天伦之乐。其后，又随治强迁到洛杉机郊区寓所居住。那时一栋向当地人订租的房子，周围用木版搭建而成，如火柴合式，就像海边专供游人游泳后休憩的那种临时房舍，风一吹门就开。孙科夫妇在这里与其次子共居10多年，家人分别担负清洁工作：孙科打扫各室，包括卫生间，每天用洗尘器清洁；其夫人则负责清洁厨房；治强搬运笨重物品及户外清洁，他的太太则照顾孩子们及做琐碎的家务事。 　　孙科夫妇闲居美国期间，没有任何固定收入，依靠子女的小额款项过活，省吃俭用。后来，他住在美国加州远郊的一座山舍—泥地旧平房，自己种菜，自己烹炊洒扫，访友购物均步行，生活异常清苦。但他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美国13年，每天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管理员催他走时，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及逾古稀之年，这种读书习惯没有改变。孙科久居高位，却与其父一样“不蓄私财”。在加州居住时，因无固定收入，有时两餐只吃番薯，没钱买新书，就买报纸、期刊阅读。因此对过内各项经济建设，甚为了解。 　　1964年，他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每年到华盛顿开会一次。 　　1964年，台湾当局立法委员刘崇龄（中山县籍人）提议；老立法院长孙哲生先生思念台湾老朋友，能否邀请他回台一看。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中山县籍人）在回答质询时表示，政府非常宽应孙哲生先生回国。因此于是年10月29日，孙科夫妇非抵松山机场，欢迎者约3000人。孙见过蒋介石后，在台湾定居，受聘总统府资政。蒋介石将住过的阳明山第一宾馆，交孙科及其家属居住。 　　后来，孙科应台北中山同乡会的宴请，讲话四五十分钟，对有关生产消费等统计数字，朗朗上口，如数家珍，使满座同乡感到惊异，真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后来有人请问其故，孙科反问对方：“你知到2我是学什么的，我是研究经济的呀！所以我平日对各种有关经济方面的统计数字，十分注意，习惯了，就容易引用了。” 　　1966年3月，《孙中山家属与民国关系》的作者庄政到阳明山第一宾馆访问孙科，讨论孙中山的生平与思想，讨论时代的进步，孙科当时脱口而出，熟背一系列数字，他说：“根据美国最近发表的统计资料，1775年至1900年，这125年间，人类科学发明和知识进步，等于过去几千年所有知识的加倍；1900年至1950年，这50年间的新知总和，等于1900年前知识的加倍；1950年至1958年，8年间新知等于1950年前的加倍；1958年至1963年，5年间又增了一倍，这证明人累的智慧真是一日千里。过去人们形容事情的艰难，喜用‘难于上青天’这局话，而现今人累不但可以登天，还能腾云驾雾，比如去太空旅行，即一例证。” 1966年9月，孙科接任台湾考试院院长。消息传出，反应不一；有人认为他够学养和资深，真是大材小用；有人则认为他离开台湾10多年，又回来当官，见仁见智。而孙科对外界评论，则很少辩白。 　　台湾考试院过去对博士、硕士的“特种甲等考试细则”拖了两年未曾实施，孙科接任院长次日，即找到王云五，请他速议细则，颁布实施。连续3年，举行特种甲等考试，选拔人才。他按照台湾省的实际，拟订着重选拔农工医理等方面的使用科学人才，同时物色建筑工程及财经方面的学子。他是根据政府当前建设需要，提出原则行的意见，而不涉及具体人选，更未提出他选用的人。 　　他任考试院长7年，仍住阳明山，生活简朴，一如往昔，每餐不过三四道小菜而已。。他珍惜每一样物质，如有信函来，就将信封存好，以背后记事。他常说：“人生就是时间”，因此少去应酬接待。他性情质直、敦厚、但脾气并不好，虽居要津半世纪，却无法改变他坦率真诚的个性，有人说他是“率直、爽直、耿直、甚至是？直的”。 　　1969年，孙科应邀访问南韩，接受追赠孙”中山建国功荣勋章”，这是南韩国家的最高勋章。同时授给孙科“一级？绩勋章”，并接受南韩中央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奉派担任特使，参加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就职典礼。1970年，美国加洲大学举行102周年校庆活动，该校设置“哈斯国际奖”，每年在校庆前，由同学会就历届毕业的外国籍学生中，推选返回基本帼服务而表现卓越者为得奖人，再经过校董会通过，在校庆时颁奖。孙科是1916年毕业生，被推选为第5届得奖人。3月31日，孙科启程赴美，参加母校校庆和受奖活动。原来仅有1所学校的加州大学，现已发展到有8所分校，另有4所在筹备中，学生总数超过11万人，每年开支达10亿美元。活动期间，孙科还出席了总校校长及分校校长所设的招待宴会。 　　颁奖仪式在该校露天剧场举行，出席者共1。3万人，仪式简单而隆重，由现任 校长主持。开始时，反战学生大鼓噪，而在孙科登台演说仅5分钟，全场即寂静无声，秩序良好。这是孙科登台演说仅5分钟，全场即寂静无声，秩序良好。这是孙可鹅最后一次赴美，惨加校庆及参观访问活动两星期后返回台北。 　　1973年9月13日，孙科因心脏病发，抢救无效而逝世，享年82岁。 　　孙科一生爱好读书，搏学强记，有学者风度，公余从事著作有：《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国之前途》、孙哲生言论集》、《八十述略》、《广州市政亿述》及翻译罗威尔著作《公意与民治》等，并先后出版。按当时台湾政坛要员水准来说，他算是高出的作者。 　　孙科有2子4女共6人：长子治平，1913年11月6日生于美国加州。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当局在北京城东乾面胡同南小街92号办起“海外华侨子女预备学校”，吸收要人子女就度。后又办起“海外补习学校”，遴选革命元勋瓯绣子女中有志留学海外的青少年就度。当时治平、治强兄弟及蒋经国等都曾在那里读书。治平兄弟不会听，讲普通话，好在聪慧，学习用功，逐渐适应学习环境。及长，治平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国深造，获得加州大学政治经济硕士学位。治平酷爱读书，常识广博。回国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策顾问，台湾电视公司副懂事长等职。原妻谢妙玲（已离婚），妻了张佩霞。了名国雄，1943年出生。名国雄。国雄娶妻白娣，生长女美玲（1966年），次女美兰（1969年）和三女美莲。 　　次了治强，1915年1月27日生于美国加州。曾在南京金陵大学进修，后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硕士学位。1938年曾随父赴莫斯科。治强生性温和，不拘细节。在大陆时，曾任中央信托局秘书，并辅助其父处理法制工作。1970年居住美国期间，曾瞒着家人，甘冒艰险，只身前往非洲打猎。他胆大心细，智勇双全，竟能猎狮子，豹，犀牛，野牛，非洲象五大凶兽。其标本在台北展出时，竟打破台湾博物馆历年的门票纪嫌录。还曾任台湾中央信托顾问。他醉心读书，无心问政。1992年7月底，全家返大陆，旅游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还回阔别43年的故里翠亨村。原妻刘氏，生长女嘉霖（1946年生。适美国司徒白理），次女嘉瑜（1948年生。适美国司徒约翰）。现妻林伦可，长子国元（1979年生），次子国欣（1980年生，后改名国升）。据说国元轮廓面形像孙中山。 　　长女穗英，1922年1月16日出生。毕业于美国卫里斯来大学，和新会林达文（加拿大满地可大学航空工程硕士）结婚。生子德杰，获医学博士，任教于加州大学。女淑真，大学艺术系毕业，在电脑公司工作。 　　次女穗华，1925年3月18晶出生，毕业于美国史密斯大学，和云南籍旅美学人张喜恭（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硕士）结婚。张在加州拥有许多建筑物业，现住圣地亚哥。生有1子孔颖，2女乐文，乐真，均在美国。 　　3女穗芳，1936年3月19日生于上海948年随父到过台湾。1951年至1958年，在上海念完高中后，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后在香港大学就读。1965年移居美国夏威夷，是夏威夷建筑设计师，正任夏威夷太平洋大学董事。她先后回国16次以上，1981年参加宋庆龄的葬礼，增出席广州市孙中山学术研讨会及故乡中山纪念堂，中山港开幕仪式等多项活动，还访问过厦门市。又到日本神户市参加孙中山学术研讨会。她热心祖国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捐助郑州黄河大学，捐资筹办深圳血管医院。她信奉佛教，爱好音乐，绘画和设计等。与王守基结婚后，生2子（分别在美国加州大学，东部大学读书）。现已离婚。 　　四女孙穗芬，1937年8月6日出生。和薛佳瑞结婚，后离婚。她于1986年就任美国驻中国上海领事馆商务领事。现调法国工作。她先后回故里翠亨村中山故居，向祖父敬献花篮3次之多。 　　（本文所载人物出生年月日均按孙氏达成祖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