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乐的父亲郑日，系广东中山县（现称中山市）沙溪隆墟人。青年时，来澳洲谋生，先后在新南威尔斯省及昆士兰省工作，从事垦植、木工、厨师、筑路等职业，终年劳碌，仅得温饱。生有子女9人，郑家乐排行第四。按照当日澳洲移民法例，郑日是暂时居留者，当期满必须回中国，然后申请重来。 　　郑日在1935年返澳时，携郑家乐同行。用学生身份入境，并在雪梨西北部山区的天加（TINGHA）小镇肄业，从此展开了一段艰难而又曲折在澳洲奋斗的历程。 　　以下是访问实争光： 　　我（郑家乐自称，以下沿用）抵达澳洲时，年仅15岁，在一间天主教圣约瑟小学攻读英文，谭余时候，必须回到杂货店里，帮助打扫，此纯系义务，毫无薪酬，公得一宿三餐而已。因为此次来澳，系由一们乡亲担保及资助，而他就是父亲的东主。本来感恩报德，乃情理之常。但长期无代价的工作，形同奴隶，颇有乘人之危的威胁。根据澳洲移民条例，无人保证的华人必须离境，是以，我的情况是一筹莫展。唯有逆来顺受，寄以望于将来。 　　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后，香港和新加坡相继沦陷，太平洋的局势，面目全非。换言之，我成为”有家归不得”的难民，无须再有被驱逐出境之顾虑。 [center]初抵雪梨 环境新奇[/center] 　　于是束装南下，抵达雪梨，初睹大都市的风光，人物鼎盛，环境新奇。不觉耳目一新，胸怀爽朗。这是我一生难忘的”解放日”，时维1942年3月25日。 　　为了解决经济困难，我初期在一们亲友的蔬果店帮助，暂得一枝之寄。后在好时年汽车胶轮厂（GOODYEARTYPES）工作，这是隶属国防工业重点之OF AUSTRALIA组积，从事社会教育和政治研究，我毅然加入。数十年来，和一批志同道合的热心分子，一直同甘苦是，共进退，结下了不解缘。 　　同时，我也和中国海员工会（CHINESE SEAMEN’S UNION）取得联系，担任翻译及福利职位，争取合法的应得权利。这是我对劳工服务的起点。 　　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盟邦船只，撤退来澳，全部海员有2000人之多，流落异邦，语言不能，生活有异，极须团结，遂有此组织。 　　1930年以前，劳工薪酬以国藉为评定的标准，极欠公允。造成一种种族岐视和敌对态度，欧西人成为天之骄子，华人次之，印度人又次之，面斐济人列为劣等。直至太平洋各地备受日本占领和压迫时，彼此遂有敌忾之感。澳洲海员公会秘书耶利律（E,V,ELLIOTT）为人公正，首先倡议，”不分国籍，同工同酬”，获得广泛支持。中国海员公会遂脱颖而出，成立了新南威尔斯省分会，由黄乐蔚（LOUSI WONG）担任秘书，我成为他的助手，合作愉快（关于黄乐蔚事绩，已见前文） 　　黄乐蔚集中于外交任务，我致力于海员福利工作，帮助他俩纳税，照顾他们医药。最主要的是将他们组织起来，将他们的技能和地址，分别登记，令每个人得展所长，为盟军作出宝贵贡献。 　　例如，1944年，盟军发动总反攻，需要大批登陆艇。中国海员工会，动员千人队伍，前往布里斯本应徵，忠实完成任务。其他，如参加战时海上运输，出生入死，无役不与。凡此种种忠勇事迹，比之前线作战，绝不逊色。 [center]致力海员福利工作[/center] 　　1947年，战事甫定，澳洲工党政府取消了《战时收容难民法例》，由移民部长亚瑟·歌维ha卢（ARTHUR CALWELL）执行，将中国海员和南太平洋各群岛留澳的难民，驱逐出境。此种毫无人道和违背国际信义之荒谬行为，引起全澳华人有史以来的大团结，组织了”保障华桥正当权益委员会”（COMMITTEE OF OVERSEAS CHINESE），我被推举为书记。 　　于是，组织后援，安排他们的工作，照顾他们的生活，解决当前困难处境。 　　一面广事宣传，联络澳洲正义人士、法律专家，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力陈海员华人在战时对澳洲的贡献及服务的英勇事迹，不应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处置。结果，仍然失败。 　　但是，在社会上获得广泛同情的在野党（即自由党）、教育界和工会的支持。直至1949年尾，自由党执政，逐废除以前苛政，令中国人在澳洲有了新生的进展。 　　黄乐蔚与我，并未获得在澳洲居留的权益，我想是被列入黑名单之故，虽努然力，均无效果，唯有处之泰然。 　　1973年，工党执政，并承认中国新政权，开始建立邦交。我终于批准为公民。回顾前尘，已留在澳洲超过40余年，且成家立室，生有2子1女。对家对国的努力，还在方兴未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