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理士·高尔（NAYRICE GOOEY ），或高尔清，1915年，出生于墨尔本，是许勃·高尔之弟，其家庭情况，已详见上文“高尔明之访问实录”中。故不再重述。 　　高尔清，在大家庭里，排行第8，共有兄弟姊妹14人，从少受良好教育，毕业于墨尔本的苏格兰学院（SCOTH COLLEGE），以成绩优异，名列前矛，获得奖学金，进入墨尔本大学肆业，专修医科。抱救人济世，为终身志愿。              [center]种族关系   从军受阻[/center] 　　以下，是高尔清自述参军报国经过。 　　在1941年中，欧战爆发，如火职荼，照局势趋向。澳洲之介入，乃时间问题。我虽以医为业，但报国之心，不敢后人，是以，到维多利亚军营注册，申请投入空军，尽我公民的本份义务。 　　衡以常情，应无留难之理，可是久候多月，有如泥牛入海，毫无回音。后来有位医学界的好友秘密地透露，是由于种族关系，我的要求遭否决。失望之余，不禁愤愤不平：“为谁辛苦为谁忙！”真是自讨没趣。 　　战争蔓延，并不乐观，我转向陆军申请，却顺利通过。大概兵源缺乏，极需大量补充。我被派到西摩（SEYMOUR ）地区，在第15组战地救伤队服务。我的上司是积奇·钟士（JACKY JONES ），为人和蔼，好好先生。前在墨尔本足球总会当医官，所以有许多会员，在其旗下效力。公余之暇，还组织一支陆军足球队伍，向期货同僚队伍挑战，增进友谊，缓和紧张情绪，在军旅的严肃生活中，平不顾一些轻松愉快气氛。 　　在1943年，我调到加能格拉训练中心（Canungra Traning Centre ），升任联队医官。这中心以训练士兵在森林作战为主。由于阵地与森林战性质不同，训练的标准要求极高，必须了解自然环境，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和充分习惯深山野岭生活，才能通过入选。因训练受伤而筋疲力尽者，比比皆是。我的兄长许勃·高尔，也在训练的行列（详情见前文）。由于编制各异，虽在同营，但见面很困难。                [center]自动放假    吊儿郎当[/center] 　　我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一班年青力壮小伙子，如何在战地救伤，和如何互相配合掩护，因此，相处融洽，常常出入与共，联成一体。 　　训练中心的管理，对于士兵极为严格，不准请假，禁止自由行动。但是，对医务人员方面，稍为宽容，我们便“自动放假”（ACK--WILLY）。这是军队的通用术语，即自动偷懒之意。我们的救伤队里，有一部烧木炭的老爷车。可以利用成为交通工具，虽然“抛锚四五回”却慰情，聊胜于无（抗日战时，中国内地汽油不足，零件缺乏。许多汽车改烧木炭。但超龄失修，沿途时行时停，无可避免。有一首打油诗，形容当时情景，颇饶谐趣：“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七八次，八九十人推。”逼真切实的写照，可见了战争的生活，中外一理）。 　　我们的“自动放假”计划，能常在星期五晚上实行，大家神秘地从训练中心“消失”，到约定地点集合，然后坐了老爷车到墨尔本，各寻乐趣。但是星期一清晨，我们又静悄悄地回到营地，恰好赶上早餐的列队点名。这样“吊儿郎当”行为，充分表露年青人不羁的豪情。 　　在军队里，有海军、陆军和空军的分野，而空军总是“天之骄子”，占尽上风。潇洒毕挺的天蓝制服，金碧辉煌的微章，确是雄赳赳，气昂昂，引人艳羡。加以待遇优厚，比之陆军士兵的微薄待遇相去甚远。 　　许多同僚都，申请转入空军，参加“蓝色兰花”（BLUE OECHIDS ）队伍。这是军中浒用语，蓝色兰花是空军的代号。但是，我对空军不感兴趣，仍愿为陆军医队服务，贯彻终始。 　　不久，我调到新几内亚，驻守后方医院，颇感奇怪，何以不准我参加前线救伤工作，遂向首长狄准将（BRIGADIER DISHER）查询原因。据复，我是中国人，恐防澳洲军队，有敌我不分之虞。因为，他们见到东方人都以为是日本人的缘故。如此托辞，似乎近于牵强，我觉得幼稚无稽，唯一笑置之。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虔诚地尽我医术济世救人的志愿，和参军报国的热情，管他什么前线或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