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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顾家人反对 唐威参军报国

发布时间: 2006年03月15日   来源: 中山政协   
  山姆。唐威(SAM TONG WAY)   第一位华人出任澳洲退伍军人分会会长、扶轮社分主席、小学校长。      唐威之祖父刘祖鹤,原籍广东四邑,业务为业。于1864年,为实现其寻金致富美梦而来澳洲。居留三年,果有所获,荣归故里,度其余年,并致力培养其子——刘仲威,予以良好教育,冀其吐气扬眉,光宗耀祖。   在1883年,刘仲威正届弱冠之年,亦步其先人后尘,从广东来澳谋生。据其人自述,当时之动机,纯属好奇。因闻讯:澳洲有金矿、火车及电报,能在本土与远离万里的伦敦通讯,经过海底传递,在数小时之内,即可交换双方意见,皆认为是荒诞无稽之谈,不足为信,是以,想亲自体验,证明虚实云。 [center]宗教世家 和平是尚[/center]   仲威,几山姆。唐威之父,来澳后,在巴拉勒(BALLARAT)附近之克顿(HADDON)地区金矿工作。受当地教会带引成为基督教信徒。当时,华侨思想守旧,视为叛逆。其叔父极力组织反对,甚至以处死为威胁。结果仍不能改变其信仰。仲威献身圣工服务,甚至退休,前后62年(即1888年至1905年止)。   山姆。唐威之长子,在巴拉勒出生,亦在巴拉勒受教育。爱好读书,并对钢琴及运动有特别偏好,寻求新知,好学不倦。   1914年,维多利亚省选派12名高材生,接受石资训练,唐威属其中之一名。   当时,唐威在墨尔本居住,乃入墨尔本大学攻读文科。后寄宿校内,对于运动、音乐及集体生活,皆感到无限兴奋。当欧战爆发时,唐威追述本人志愿,及参军经过,实录如下:   当战事消息传到澳洲时,学生们都支持英伦,反抗德意志帝国。但是,外界的反应怎样?却不得而知。因为我(即唐威,以下沿用)对于校外情况,很少接触。   学生参军当时并屗热烈,只有我老友约翰。基亚(JOHNGEAR)在1915年,是第一个入伍者,起了带头作用,随后,才有其它同学报名。   1916年,我奉派到克伦士(CLUNES)高级小学担任讲席,因当地教师多有其他任务,人手缺乏。这是我进入教育界的开端。   当时,澳洲政府宣布征兵,我决意报国。其动机是非常简单,因为我在澳洲出生长大,成为澳洲社会的一分子。衷心感谢国家给我完整教育,进修大学学位。为了“饮水思源,滴泉涌报”,是以,投笔从戒,逐我书生包裹的素志,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center]投笔从戒 请缨无路[/center]   我在克仑士报名,再到墨尔本市政厅集合,作身体检查,全部几个,并被派到BROADMEADOWS受训。   在兵营里,30多人合住一室。开始接受基本操练。向左转,向右转,向前跑,往往弄到头昏脑乱,不辩东西。似乎可笑,亦觉可怜,但军纪森严,军令如山。   有一天,有一位传令员,通知我收拾起一切行李,同往维多利亚营房报道,由指挥官威廉接见。他告诉我,申请入伍的事,被上级否决,因为我并非欧洲血统。还给我一封辞职令很有礼貌的信,表示歉意,并说明此是限于国防法例,不能通融。   我当时感到万分懊丧。另到帝路(DAYLESFORD)地区教书。而不顾重返克仑士,因为当我入伍时,亲友曾设宴作英雄式的欢送。现在中途而废,有何面目重见江东父老。   我很失望,但仍能自我约束,专心致志工作,以排抑郁。回路转的时局变化中,为我带来新的希望,参军之愿可以达到。于是,把握机会,再次申请。果然,在1917年中,批准入伍。   但是,我的双亲忧心忡忡,却有赞同,尤其我父亲是宗教家,主张和平,对战争极为反对。我有点怀疑,上次参军失败,可能是他运用政界朋友的力量,加以“留难”。   他很不了解我的志愿。我认为生长于澳洲,当然以澳洲为祖国,应当尽我的一份义务,作为报答。因此,我再次声明:倘父亲再加制止,唯有脱离家庭。这一招果然有效,一切顺利了。 [center]再次入伍 转站海外[/center]   这次入伍,再没有欢送会了,我早已安排,不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什么地方,只留下一封短简,作为告别。不过,我的妹妹桃丝(DORIS),却知道详情,因为写了长篇报告给她。   我由到BROADMEADOWS受训。旧调重弹,乏善可陈。入伍的同伴多喜欢参加炮兵。但是,“僧多粥少“,无法安插。我门改向迫袭炮连申请,结果接受。   但当我们转到SEYMOUR地区集合时,迫袭炮连已告解散。我们滞留在十分简陋的营帐里,情况恶劣,无所适从。   于是,我请求调到军医处服务,在办事处作案头工作。由于表现优良,升为军曹,随队出发英国。我们先到纽西兰(NEW ZEALAND),经大溪地(TAHITI)、巴拿马(PANAMA),然后到美国纽约。可惜土七不旺盛,中途已有人逃亡。所以,军纪管制渐渐加紧。   我们从纽约再起行,由联军舰对护航,沿途有惊无险。当我们将到英国利物浦(LIVERPOOL)之前,还击沉了一只偷袭的德国潜水艇,令我初开眼界,也知道“兵凶战危“的惶恐。   到了英国,我们进驻沙利拔里平原军营(SALISBUAYPLAIN),开始服务。但是,我降了级。有军曹而打回原形——普通士兵。可能是我对于医学知识和技能,毫无根底的缘故。   后来调到战场担任救护工作,我的身体短小,气力不胜担架负荷。同时,又染上一种战场流行绝症——西班牙流行性感冒(SPANISH FLU)。当英国医生认为束手无策的时候,而   我竟豁然而愈,死里逃生,一般人都认为是奇迹。   经此疾病缠绵,我觉得我适于救护工作,不如申请转到通讯大队工作。幸运地获准了。在毕福(BEDFORD)通讯学校,接受严格训练。   在1918年11月,派到法国战区服务,当时欧站已到尾声,不久停战。我又返英国,听候遣返澳洲。由于战后,船只损失殆尽,并无多余运输工具可用。我们滞留在伦墩,无所事事。   当我正感孤寂、无聊、彷徨和失望之际偶获悉,澳洲军事当局,可准许士兵有请假读书深造的权利,我觉得如此良好机缘,岂能失之交臂。逐立刻向伦墩军队文教组查询,凑巧得很,经营澳洲文化的支持人,竟是我的旧相识,详细知我的底蕴,立即批准。 [center]英伦进修 增长见闻[/center]   我想皇家科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SCIENCE)报名,专攻化学和物理。同时,又利用日间空余时间,参加伦敦日校师资训练班,分秒必争,双管齐下。希望尽量在短促的岁月,完成我的求知心愿。   1919年,我整年留在伦敦,以微薄军饷,维持生活,颇有“捉襟见肘“的窘态后由父亲向友好处商街了100镑汇来,才渡过难关。这笔借款,我遵照父亲训示,后来履行诺言,全数清债。亲友“雪中送炭”的温情,难能可贵。   当时,英国朝野,对于澳洲参战,极为重视。多蔼洲兵士,更是招待殷勤,予以种种便利。联邦秘书轲。马素夫人(ORD—-MARSHALL)给我帮助最多,写下不少介绍信和安排时间给我参观考察英国各地学校,增广见闻。   我发觉英国和澳洲教育有很大的差别。在英国,每个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教育传统和特色,这是优点。但是重要职位全有、由有力者“占据”,根深蒂固。在澳洲教育是中央统一制,并无私人势力渗透在内,职位是有才能者居之。   1920年初,我乘搭最后一批的运输船遣返澳洲。当到达家门(巴拉勒)时,父亲、母亲和全体家人集合举行欢迎会,热烈的亲情,溢乎言表,和我昔日静悄悄地离家情境,迥然不同。 [center]社团工作 广结人缘[/center]   复员后,我本来有权利,可以继续完成大学文学士的资格,我却放弃而欢喜重操教席,在各地活动,参加社团工作。   由1921年直至1930年,我在耶林(YARRAM)高级小学教书在这地区内,我和各阶层人士建立深厚感情。“TONGY”——“唐仔”——的亲密称呼,老友皆知。所有各项既有益身心,并广结人缘。   其他社团,如退伍人会,我更是中坚分子(按:退伍军人会,简称RSSILA。英文全名是RETURNED SOLDIERSAND SAILORS IMPERIAL LEAGUE OFAUSTRALIA),可惜当地人说不多,没有特殊表现。后来,我转到节巴烈(JEPARIT)地区服务时期,情况却有大不相同。   节巴烈地区里的居民,多是解甲归田的昔日战友,热情和助力,兼而有之。在聚沙成塔的合力,我们有退伍军人的纪念堂,每个月有舞会举行,邀请家人亲友分享欢乐,联络感情。   平日,在纪念堂里放映电影,供大家娱乐,增加收入挹注开支,我觉得能为社会服务是毕生的志趣。   1936年,我被选为节巴烈分区退伍军人会主席(按:当时澳洲正履行白澳政策,对于有色人种,存有其实心理。尤以退伍军人组织,成见最深。山姆。唐威能任主席,提升华人地位,可算破格)。 [center]致力教育 百年树人[/center]   1937年,我调升任麻边(MERBEIN)小学校长。除竭尽所能,为教育事业效力之外,还创立了儿童图书馆。向欧美各国采集各种书籍,充实内容,令本校学生有增益新时代知识的机会。者图书馆的服务,一直推广到其他地区学生,一视同仁,免费分享。   我这种别开生面的新设施,深得麻边地区学生家长支持,甚至得到麻边市政厅干过同业公会和澳洲土著协会予以大赞助,所以扩z展得很顺利。山姆。唐威被选为澳洲土著协会(AUSTRALIAN NATIVES’ASSOCIATION)终生永久会员,亦是当时华人之荣。   麻边(MERBEIN)是退伍军人集居最多的地区。组织力量坚强,团结一致,常常集会,举办各种富有意义的事务。例如:儿童军事常识训练,居安思险,是精神的训练:三操五讲,是纪律的训练。虽然没有正式军队的严格,但也是一种自卫的智能灌输。各种训练,由专门人才分组担任,我是负责通讯组。   此外,还有航空训练班(AIR TRAING CORP,简称ACT)。这是与澳洲皇家空军(ROYAL AUSTRALIANAIRFORCE)有联系的单位,我本人也参加集训,每星期六领队 提到MILDURA和REDCLIFFS接受实地飞行。由1941年起到1945年止,我都为航空训练班服务。同时,获得飞行教练的官卫。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我没积极行动,仍然在澳洲。   以上访问实录,虽一鳞半爪,未窥全豹,但足以反映唐威之家庭背景、参军包裹之经过与从事社会服务之热诚。此点予旅澳华人有深远的启示。蓋中国人传统,多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因此,和当地社会脱节,造成种种隔膜,未能达到和衷共济的沟通,却是莫大之损失。   唐威后定居朋地高(BENDIGO),仍从事教育。当其被选为朋地高扶抡社(ROTARY)社长时,极力促进交换亚洲学生来该地就读事宜,以逐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宏远愿望,极有意义。   1988年5月,唐威病逝,享寿94岁。综其一生事迹,是爱国战士,是优秀教育家,是热心社会工作者,亦是好学不倦学者,为澳洲华人平添无限光采。哲人渺矣,典型足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