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空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这场内乱中，广大干部劫运难逃厄运。 [center]·“干部四条出路”的出台·[/center] 　　1969年11月，我和不少曾经被冲击、批判过的五·七战士一起，在五·七干校被抽调参加县毛译东思想宣传队，下乡搞斗、批、改运动，集中学习后于11朋17日到达南头公社。宣传队连长肖金康，副连长阮林耀，排长关春和，班长刘容新。我班进驻永红（永益）大队（现属东凤镇）。 　　1970年4月24日,接县革委政工组通知年,调我回长江五·七干校，28日要报到。斗、批、改运动还未结束，为什么中途调回？心里卜卜跳。5月2日到干校后听了县革委副主任杨伟珍（女）所作的“妥善安置处理干部”的报告。我心里明白：是凶多吉少。 　　当时提出所谓妥善安置处理干部的办法，即干部四条出路：第一是退职到农村去当农民；第二是下放插队；第三是干部转为工人；第四是退休。四条出路中，对大多数人来说，适用只有一退职。因为第二条下放插队，是带薪的，身份还是干部，然而却有一定条件限制，不容易。第三条转为工人，更讲究条件了。当年干部大多数在40岁左右，距退休的年龄尚远，因此，可见决策者的意图，是动员干部退职。 　　退职就意味着退出干部队伍，“铁钣碗”（当时还个名词）从此打烂，要下乡当农民维持生活，有“农业学大寨”时代，农民连吃穿还解决得不好的农村，干部转当农民挣工分，不要说养全家，就是养活自己也并不容易。 　　上面动员，下面茫然。连里干部找五七战士谈心，大做思想工作，看形势不走这条路是不行了，特别是被批斗过的人，非走不可。迟走不如早走，于是我违心地提出退职申请，估不到被认为我是响应号召的积极行动，受到表扬，还安排我先后在排、连讲用，令我啼笑皆非。 　　经过动员，思想发动和五七战士的申请，很快形成了气候，第一批被批准的26人。干校还像煞有介事举行了一个隆面重之的欢送大会，大造声势，使申请退职成为大势所趋。中山县五·七干校政工组编的1970年5月14日第14期《快报》，就刊登了干校革委主任谭阜凯在欢送大会上的讲话，还有被批准退职下乡的学员伍××，余××和江×三人在欢送会上的发言等，这份快报居然保留至今。 　　退职金按工龄长短计算，工龄1年计发1月工资，工龄超过10年的，以后每年加发半个月工资，粮食定量每月30今发一年，粮差补助发一年，我共得退职金1597元。原来负责供养亲属的粮差，即转入配偶单位负责。 [center]·随之面来的不是欢笑·······[/center] 　　我从来没有过一下子得这么多钱，那时我工资57元，全年684元，即使收了两年的工资不用也没有那么多。在那年代，上千元是不小的数目，好像一夜之间发了财，但随之而来手工艺恐怕是刺欢笑、幸福，而刺泪水、惆帐、迷茳、忧戚。拿着支票回到家里，夫妻抑头痛哭，今后怎么办呢？妻子工资恐怕是过30多元，三个女儿入学入托都拿钱，负担不起，虽有退职金，却是用一分钱少一分钱。 　　那时当干部经常带“糯米鸡”（背包）到农村参加劳动，什么春耕、夏收、抢插、防洪、搞早，都习以为常，体力已经习惯。然而退职到农村去当农民，要靠劳动实绩博取工分，想都不敢想。当年我想：自己已是46岁，体力日衰，一旦转行干农活，即乏气力，也不懂行，挣工分养活自己已不容易，更难养活妻儿。经夫妻商量，决定大女食堂，二、三女停托，由大姐姐在家照顾两个妹妹。好心的亲友知道此事，都余此法不可取，会误了女儿的前途，劝我们无论如何艰辛也要让她们入学入托，这当然余得有道理，就继续让女儿入学入托，以后听天由命，负担不了时，到时再算。 　　我抹干眼泪，怀着痛苦和惜别的心情，购置了一些农具和家具，收拾行李，到农村落户。我是同县师范学校魏老师一起安排到沙朗公社龙昌大队第一生产队。当日是1970年5月25日，生产队把我和老魏暂安置在没有邻居的、蛛网尘封的小草棚里，大概这是以前做过农具保管室，临时腾出来，空无一物，连门也没有，姜凉冷寞。我因陋就简地安好床铺。 　　这一晚老魏没有来，我却依时下乡。那时生产队还未有电灯，晚上点着一盏小号煤油灯，一灯如豆，形单影只，好不孤姜。夜越深，静寂越使我害怕。睡在床上，转辗反侧，思妻念女，思潮起伏。 　　退职下乡干部，由政府拨款交生产队盖拱茅寮一间为住房，我和老魏的草房是邻居，这个生产队的所在地叫八角，社员们是沿着河涌，在田头上堤一字儿排开搭寮居住。因为都是茅屋易烯，为了安全，作为厨房的棚仔，都另外拱在涌边。住房后面，一般盖有十分简陋的草棚，里面放着一个大瓮或糖缸，上面放两块木板踏脚作为厕所。饮用水是在就近取用污浊的河涌水。为了方便汲水和洗东西，每家都在厨房堤边用砖石块砌阶级土步头。我的土步头级是由我的大哥从家乡用单车运来石块砌成的。 　　这个生产队仅有28户，人口100多人，估计其先祖多是水上人家，文盲居多。我和老魏有文化，来到生产队后就成了难得的“秀才”。老魏兼任生产队的会计，我则为辅导员，开会时读报读文件，或帮手写点什么，都是义务兼职，主要工作是劳动出勤，播种、插秧、除草、收割、锄地种菜、施肥、种蔗剥蔗荚等都干。总之，队长排工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价讲。我笨手笨脚，劳动不如人，就慢慢学，好在这里的农民纯朴、并不歧视我们，关系十分好。离开那里20多年，我曾多次去探望他们，一位老治保员梁润添一家，与我更为熟络，嫁女也请我去饮。 　　农村不像机关工厂有星期天，整日同锄头打交道“修理地球”。酷暑之夏，就汗滴禾下土；寒冬腊月，冷风刺骨，十分艰辛。一次割禾，我用脚踏打禾机脱粒，生产队长黄信球来检查，发现一把禾脱得不净，当即批评我。我过去当干部，甚少被人当众批语，这回下乡就受到批评，自尊心深受伤害，而自己确实脱粒不够干净，羞愧得无地自容，很不是滋味。又有一次割禾，队长派我将打禾桶送到另一个块田去，要走一段较长的公路。木制的打禾桶，椭圆形，径长约七、八十厘米，底部稍拱，便于田里拖行，因是粗重的工具，木板比较厚，少余也有80斤重吧。别人帮手把它送上我的右肩，我右手扶着桶板，左手把紧桶绳，一步一步向公路走去。一生没有扛过那么重那么大的东西，又要走那么远的道路。越走越觉沉重，肩头压得隐隐作痛，气喘如牛，挥汗如雨，难受极了。好不容易才将这个笨重的家伙送到目的地。 　　生产队按照上级计划，种了不少糖蔗，社员分工管理，其中剥蔗荚是一件不算辛苦却很难受的活。蔗荚有茸茸的毛，让皮肤碰上了痕痒难受，大热天也要穿上长袖衣服，戴上帽子，才好钻入蔗林里剥荚。初时不习惯，蔗荚毛刺得手板下来的蔗荚，要一反反捆好挑出蔗林，归已所有，作为燃料，烧不完就用单车运返石岐家晨用。 [center]·卖鸡交任务·卖木瓜·701农药[/center] 　　当地食品站规定，每户社员有交售三鸟的任务，按人口多少交售若干。我各老魏安装来乍到，来不及养鸡，就是养了也难长大。然而，食品站却不管这些，仍要完成交售任务，不得已，我们只有掏钱去市场买了鸡作为交售。 　　这件事教精了我们，事后，我们也去买了几只鸡仔养起来，一来为了交售，二来也想搞点副业。每逢稻谷收割完毕，就学人家那样，每天赶在开工之前，用鸡笼装着鸡，送到田里吃漏谷，晚上再去收回来，这样省却不少饲料，鸡也较快长起来，心中暗喜。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一晚收工太迟，天色已晚，来不及煮饭就赶到田里收鸡，可有的鸡已到了别的窝里去。我到各处秆堆去找，一边咀里“嘟嘟”的召唤着鸡，一边忍着光脚踏着禾秆头的刺痛，深一脚浅一脚的在田里瞎撞。广阔的田野，到处是秆堆，那里还找得着，只得提着走剩的三只鸡回寮舍。 　　社员们都在住房后面空地种点什么，希望有点收获。我种了几株木瓜树，经过培植，总算开花结果。木板熟了，青里透红，橙黄色的皮肉，令人垂涎欲滴，我多么想尝一尝自己的劳动果实。然而，我只能吞着口水，舍不得吃，就用竹参盛着，拿到故事岐太平路沙岗墟摆地摊，卖几个钱帮补家计。原来一个堂堂的机关干部，竟要抛头露面去卖木瓜。为了生计，也顾不得面子不面子了，回想起来，多么可怜、可悲。 　　约在1970年夏天开始，我曾被抽调搞农业科学生产的活。龙昌大队四个生产队联合生产701土农药，据雨采用701可以增产，我同落户于龙昌四队的退职女干部高顺莲二人负责。刻当时玉糠为主要原料，还要去药厂、糖厂买什么菌种之类的东西，用神速尔马林、酒精消毒，用温度计测量温度等等，具体怎样搞法，我已忘得一干二净。实验的结果是劳而无功，这却记得清楚。 [center]·生活彷徨 如何是好·[/center] 　　当时农村生产以粮为纲，实际以粮为一，副业甚少，工业更无，多养几只鸡也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生活唯一靠的是出勤的工分，除上下两造结算有收入外，平常是没有现金收入的，日常油盐酱醋等等，靠自己想办法解决。当时出勤、收工都靠打锣（或钟），统一集体行动，不像现在的农民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干别的工作挣钱。出勤男女老少，做多做少一个样，卖力、偷懒同样记工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拭原则也就是能体现，积极性自然调动不起来，生活就无从改善，只有靠少量的猪和三鸟帮补一下。除了粮食，有的人连必不可少的盐和烟也没有钱买，生活的确艰苦。 　　我还保存着当年工分发放的几份清单，下面是我1971年终分配结算：我全年工分2929分，每工分值8分，计234。32元，除扣了两造口粮及赊销鱼、菜等款155。95元外，结余78。37元；又扣除代支电灯、电影和口粮加工等费5。44元；实应发72。93元。因生产队款项不足，分两次发放，每次仅得30多元。由此可见，我一年到头辛苦所得234元多，平均每月不足20元，试问这可怜的钱，何以为生！为了家庭，得月月从退职金里支用，这无源之水，虽是节之又节，不久将涸，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真是令人寝食难安，在这个日子怎么过，就真的要找出路了。 　　晚上，就找同病相连的人交换意见，闲聊解闷，谈来扯去，自然找不出什么办法来，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曾试过干校领导谭阜凯和安置办的人求情，希望高抬贵手，俯察下情，允许迁回石岐另行安排工作，或自谋职业，得到的答复是大道理连篇，不着边际，结果是徒费心。有的退职干部仍然退留石岐，没有下乡，闲居家中，静观其变。有的自己找出路，有的买一辆当时叫做跃进车的两轮木板车去搞运输，出卖劳动力以资糊口，我也曾跃跃欲试，想在退职金里取钱买跃进车，替人运输赚钱，我毕竟胆小怕事，怕冒风险而未果。 [center]·写信给周总理·[/center] 　　在万分无奈中我想到周总理这位伟大的人物，当时我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和林彪、“四人邦”的倒行逆施，但总和觉得“干部四条出路”，不像是共产党对待干部的政策，周总理不一定知道，何不写信向他反映。我深知一个退职干部的信是很难送到周总理手上的，估计在半路上就被截留，怎么办呢？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信写好邱，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国务院收发室，希图收发室的人员拆阅后，对我等遭遇表示屿而大发恻隐之心，将信呈送总理，。虽余希望极微，我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决心一试。信发出后我惴惴不巡，生怕此信被某些所截阅，大发雷霆面追查下来，那时“唔死都一身潺了”。过了好一段时间却没有动静，到底这封信到了何方？天晓得，此事我守口如瓶，事后才对个别人讲过。 　　“干部四条出路”出笼后，广大干部和社会反应强烈，退职下放农村人员，更是频频上访求请，安置办应接不暇，穷于应付。不知道是否“干部四条出路”行不通，上面有指示还是哪位好心的决策人，大发善心，又允许退职干部迁回石岐。1971年9月已有一些退职干部批准迁回石岐（而事后得知，林彪于当年9月13日叛国出逃，摔死于温都尔汗，不知是否与此有关）。我也希望有这么一天，焦急地盼望着，望穿秋水，盼呀，盼呀，总算盼到了这一天了。 [center]·捱大碌也好过农村落户·[/center] 　　1972年3月28日上午，我正在田里种蔗，忽然县安置办胡、黄二位找到我，告知县革委决定同意我迁回石岐，重新安排在县农机通用工厂当工人，工资三级34。40元。听后，我心中暗暗高呼“毛主席万岁”。当日下午，我迫不及待，立刻打点搬家回岐。直至4月4日搬家和输户口迁出入手续告一段落。我在当地务农近二年，同农民已建立了感情，他们得知我回城的消息，都替我高兴，互道珍重而别。在此期间，先后有一批退职干部迁回石岐，安排到各个工厂当工人。 　　县农机通用厂领导，安排我在大风车锯（界木）车间当杂工。该车间主要生产工序是界大木板，杂工的任务是将大碌木抬上界床，待界木工人界开木板后再将大块木板扛走。厂里已有装卸公司派来驻厂的搬运工人多人，杂工只是配合他们“捱大碌”。听了工作介绍后，我要求改变工种，唯有女厂长（当时称做厂革委主任）认为：“其他工人都有一定技术，你这么大年纪，临老学吹笛，怎么行，你愿意干就干，不愿干就拉倒”。惊闻此语，心中一震，生怕女厂长借口我挑肥拣瘦,把事情搞糟,就慌忙答应.就这样,我于四月初上班,从车间主任潘浩(已故)手中接过一块旧托布披在肩上当起搬运工来了. 　　车间除了大风车锯床外,其余地方尽是长长的粗粗的大木头,其中不少是进口的红木坤甸,每块木头小的数百斤,大的有逾千斤。第一次我同其他３名搬运工人一起抬了约六、七百斤重的一要大木上界床，园园的抬扛压的肩上，沉重重的，我咬紧牙关顶硬上，然而，确实太重了，我不由得双脚打颤，身不由已地踉跄一下，几乎跌倒，幸亏那三位工人拍挡才不致出事。后来又同车间主任抬一截大树头，因为车间堆放木板、木头太多，木糠木碎满地，路窄难走，我肩头重重，脚步浮浮，不料又是马失前蹄，摔一了跤。我担心甘情愿车间主任批评自己，可他却颇为体谅，没有苛求，还问我跌伤了没有？当时我不觉得怎能样，到了晚上才感受到左胁痛，右肩红肿。一位驻厂搬运工人告诉我去中药店配了“过伤茶”饮了，继续忍痛扛木，看到同我一样安排在厂当杂工的退职干部老曾，个子比我矮小，还不声不响地干，我又岂能落后。 　　捱大碌是辛苦的，却又躲避不了。过了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下来，力也大了。饭吃得特别多，那时按照我的工种，定量是３４市斤，比一般人多，这时整天劳累，不需用脑，也不去想那么多了，晚上睡得好，就是午饭休息的短暂时间，也可以睡十多廿分钟，身体比较壮实，人们都说我胖了。 　　我同老工人杜根（已故）截木。截木就是将长木按尺寸锯断，其工序之一，是将木头垫高楔紧，不致下锯时松动。我按照学会的手势，两手穿过木头，手指紧扣成圆箍，然后用力抽起木头，以便杜根用东西垫高楔紧。由于木头太重，抽高时扭伤了腰，以致腰不能弯，手足乏力，我找过多个跌打医生医治，才慢慢好起来。那时我不能做重劳动，只能做轻工，车间主任还叫我好好养伤，不可勉强。工友们也十分关照，我感到温暖。 　　“文革”时期，工厂积压车间要每天开班后会，学语录，读文件，还搞什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我被“任命”为车间辅导员，后来又被“提升”为厂辅导员。按照上面的布置，读报读文件，根据我所知和工厂情况，适当加以解释发挥，颇受领导和工人欢迎。 　　我的遭遇，厂里的一些领导和工人颇为屿，并不因我是最下层的杂工而有所歧视。相反认为我“能上能下”，表现好，对我另眼相看。根据我的要求和县革委政工组的意见。1973年1月，厂领导决定调换我的工种，派我当专职发票员，除负责写发票外兼负全厂职工碎木和木糠配售的发票工作和宣传工作。这同抬大碌的重体力劳动相比，真是天渊之别。在此前不久，职工调整工资进，我提了两级，由三级调为四级，金额51。60元。这叫做双喜临门，我十分高兴。 　　我当发票员后，肩上已不再披上托布，衣着也穿得整洁斯文多了。当杂工时完全时“咕喱”模样，此时则坐在门市部门内办公桌前，同笔和算盘打交道，收款写发票，还要填发职工的柴票糠票，搞墙报宣传，定期上辅导课等。有时还要到县二轻局或总工会开会，的确很忙，有时还要带帐本回家计算。但毕竟属非复杂的脑力劳动，我可以应付得来，心中作乐，同领导和职工关系都很好。情绪稳定，工作安心，曾经沧海，知足常乐，不作奢求。 [center]·柳暗花明喜复职·[/center] 　　不久，县镇盛传退职干部复职的消息，后来，小道消息成为事实。这叫做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少退职干部先后复职，我想自己也不会例外，只争迟早，但当干部的苦辣甜酸，早已备尝，我想不如做个拿铁饭碗的工人还好。从经济上看，我当工人的工资是51.6元,而干部工资是57元,相差仅5元多,而工厂还有优价配给的柴碎木糠作燃料,无形中增加了收入,比较起来,不如索性这半辈子当工人还好. 　　复呢,还是不复好呢?十五十六,思想十分矛盾。正在把持不定的时候，有些好心人劝我说，组织上要你走不得不走，要你来不可不来，要你复职不复，则有不服从安排之嫌，不可不慎重啊！这又言之有理。到了1974年1月12日,县二轻局果然转来通知，要我到县委组织部报到复职。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只有决定复职，我以在工厂工作已有一定基础和感情，不想离开，而厂方亦欢迎我留下，于是在我报到时提出意见，结果同意我复职后留厂。 　　复职要办一些麻烦手续，组织上补发我的工资，而我要退还退职金和生产队的工分以及工厂的工资，又要到生产队写劳动工分证明。计算结果，应补发由退职日起至复职时止的工资，粮差共2500多元，我应退还退职金、生产队工分和工厂工资，粮差补助等共3100多元，比对我应退580多元。要退是合理的，其中要退回的劳动工分390多元，我却颇有意见，因为这是我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是血汗钱，有的人退职后并没有到农村去，复职时就没有这笔帐，我辛苦捱了近两年，却是白费劲。要退工分的事，不少人有意见，始终没有退，就这样拉倒，而我却乖乖的向厂里退了钱，有人就说我太笨，太老实。这就应了这样的一句话：“老实人吃亏。” [center]·晚年逢盛世 苦尽喜甘来·[/center] 　　恢复干部身份，就得随时准备被抽调下乡。1975年7月19日，我参加了第三批路线教育工作队先行点，到达张家边公社濠联大队，白天要下乡参加劳动，感到异乎寻常的困倦，经医生检查，始知患了高血压病，医生建议休息，我一直坚持到1976年9月运动结束回厂，随着身份的不同，我又作了工种的调动，调往厂工会当干事，工会工作也搞得颇为惬意。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地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伯伯雄才伟略，高瞻远瞩，大刀阔斧，拨乱反正，旋乾转坤。百废待兴，百业俱兴，使我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建国以来所未见的大好形势，原来被迫停止活动的侨务工作，又恢复发展。1979年11月，我调节器回侨务部门工作，从此，在我人生的历程上，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十多年来，我亲眼见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和我的家人同全国人民一样得到了实惠，生活越来越美好。1985年8月，我转办了离休。晚年逢盛世，夕阳无限好，对于十年浩劫的遭遇，真是不堪回首，然而温故知新，前车可鉴。回顾过去，策励将来，获益良多，不忘昔日艰辛，益珍今日之甜来之不易。抚今追昔，感慨良多。今虽年迈体残，而精神愉快，晚景欢娱，展望未来，无限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