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B]撤离马尼拉[/B][/center] 　　1941年12月18日，日本侵略者开始轰炸马尼拉。 　　早餐后我去上班，刚走出家门，骤然爆炸轰响声从天而降，在和平宁静中生活的人们都被这突变的灾祸惊呆了。只是一些过往的行人捂抱着受伤流血的头部仓惶地逃奔着。我们议论过战争，炳祥大哥他们也有所准备，可是谁也无法预言战争就在今天爆发。学校一定无法上课了，我只好先回家。家里人上班都有走的早，只剩下母亲、二嫂五母子及请的三位土族佣人，我也不能离开他们。直到晚上，家里的车才陆续接回外出工作的亲人。炳祥大哥是这里华侨组织的负责人，晚饭时他提议：考虑到日寇在中国的暴行及菲律宾华侨支援国内抗日的名声，为避免损失，钱家都撤离马尼拉，到郊区农村去。 　　当晚，我和四妹锦苏帮助母亲将贵重首饰等埋藏在庭院的地上。但当时没有重视房契、地契（包括国内老家的）等征件，管家的是母亲，我们当子女的至今谁也不知道这些证契的下落。加上日寇侵占马尼拉后，有目的地唯独烧了我父亲在PASAY的小楼——周围其他民宅无一损坏。这就留下了一个解不开的谜。 　　与辞退的佣人付清了工资，给土族邻居留下了钱和粮，托他们照料家里的几条狗。我们钱家加入了马尼拉撤退的人流。由炳权二哥开着自家的汽车，载着全家七个大人，六个孩子共十三人出发。前途茫茫，谁也不知道什么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还能不能回到可爱的家园？孩子们中最小的莉莉还不到三岁呀，他们四姐弟都不明白他们的爸爸开车要把全家拉到什么地方去。炳祥大哥要协助组织劳联会和其他团体的人员、眷属撤离，他不能和我们一起走。 　　人们最初到达TONDO，SAMPALOC。卡巴多西亚（CAPATOSIA）先生家是我们的落脚点。卡巴多西亚当时是菲律宾左派党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还是王汉杰（黄杰）先生的岳父。我们在卡巴多西亚的家里休息一个上午，好客的主人款待了我们劳累的一家老少。卡巴多西亚是个好心人，后来他犯了严重变节性的错误，幸而没有造成成恶果，属于思想理论水平较低的问题，在菲律人民抗日军和组织的帮下，卡巴多西来对自牺牲在战场上。其长女即王汉杰先生的结了妻，她由于在艰苦的环境中得了肺病早逝。 　　许敬诚先生的朋友谢坤（谢振凯）先生驾吉普车传来通知；立即转移到BWLACAN，MAKAWAYAN“老博”家乡去。到了BWLACAN，集中在“老博” ：拉瓦的亲戚家，这是在一片竹林中的小茅舍。我们在这里等待炳祥大哥，他将领我们去白花洲（FLORIDA BLANCA），白花洲是山多斯（A·SANTOS）先生的故乡，未·拉瓦和山多斯是当时菲律宾左派党领导成员。白花洲地处马尼拉海湾地带。在这里突然汇集了劳联会了70多名会员，还有由香港前来办报纸的曹家裕（杜埃，一家三人）以及张思敏（宁波人张敏思）、洪雪立、林林黄薇（黄南君）、刘宏诚（后叛变）。现在又添上了我们一大家，小茅屋内如今栖息着90多人。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没有统一的号令——炳祥大哥不在场，没有人布置岗哨。好管闲事的我就从窗内向外了望。 　　大概下午四点钟左右，我发现一群群的菲律宾土族群众都向我们隐蔽的竹林跑来，我就从竹屋下来查问。我用他加禄语问一个跑来的土族青年：发生了什么事。菲律宾青年答道：“来了不少的中国兵，他们对我们说‘我们是来和你们做朋友的’。”我立即省悟他所说的“中国兵”是日本兵，因为当地土族还无法知道日本人正在侵占他们美好家园。我立即返身上楼向大家通知：日寇已攻到村外。霎时间，大群的土族村民涌入竹林，茅舍内的气氛时紧张起来。 　　回忆当初，我投入工作是凭着对新事物纯真的感情，无所顾忌，也许无意中忽视了组织中某位领导的“指挥癖” 。老博的亲属自愿带我们冲出竹林时，一位悭吝的怪调从一个角落里飞出：“锦蓉，你先冲出竹林吧！”我真不知这位“领导”他刚才躲在那里睡觉，这时又出来抖什么威风，我不明白他在大家最危俭的时候，偏偏对我一个弱女子过意不去是何居心！那时，我也顾不上多想，只是觉得自己真是多管闲事，吃力不讨好。这们“领导”却以为他很“高明” ，一语双关曰：“‘菲律宾人’就是‘菲律宾人’。”幸亏我还研究明了些道理，那时我真想问清楚：你的政治理论水平怎么如此发挥呢？！至今看来，在中国类似这样随意对人恶语相加的“干部”减少一些，干部们都负责些，群众为事业献身的精神肯定会多一分！ 　　菲律宾华侨组织的暂时撤离马尼拉是成功的，这避免了群众遭受日寇侵占初期的蹂躏和华侨团体的覆没。原国民党政府驻菲律宾大使馆官员的遭遇就很可悲1941年12月8日之前，炳祥大哥曾以个人友好的身份动员中国大使馆的人员撤出马尼拉。然而，这些久居“民主世界”国家的外交官，太轻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蛮横猖獗，自处为有《国际公约》保护，小日本也奈何不得“外交官”。孰不知，在日寇的眼里中国史不过是它的“战败国”，菲律宾是被其划入“共荣圈”里的，可任其宰割的羔羊。日寇尤其眼红的是，菲律宾华侨人数不算多，可是竟有那么大的能量，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捐献的款物，人均为东南亚之冠，并组织起回国参战生力军。对待“这只出头羊”的将是一场血淋淋的屠杀和豺狼般的掠夺。 　　日寇侵占马尼拉前，美军已单方面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企图避免日寇兽兵对该城生灵的肆虐。然而日寇侵城初期，即将国民党驻菲律宾大使馆男性官职人员全部抓获，强迫他们为自己挖掘墓坑后，再将其枪杀，九名中国外交官无一幸免，仅留下其孤儿寡妇。其中就有到我父亲家来做客的副领事莫介恩先生。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警示后人，在马尼拉华侨义山为九君子等，修筑起一座纪念碑。 　　在大撤离后的三个月里，我们颠沛流离，倍受艰难困苦的磨炼，由于是整个劳联会组织机关和全部家眷的集体行动，扶老携幼、拉家带口，光是解决众多人口的吃喝问题也很不易，没有一个坚实的整体，脱离开菲律宾人民群众是寸步难行的。可见，我们所处的中吕宋地区的群众组织基础是良好的，劳联会的中菲同志的关系是值得称颂的。那些暂时栖身菲律宾的人若不曾亲身经受体验，是无法理解的，可惜有的人初到菲律宾，下车依始就叽哩哇啦挑剔，若非当地同志忍让精神，其后果终会怎样是难以预料的。 [center][B]试金石[/B][/center] 　　1941年底，撤进阿拉悦特山的劳联会的人中，据说只有谢坤持有一支手枪——华支的第一支枪。 　　菲律宾左派党中央和劳联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决定成立菲律宾人民抗日的武装，决定进一步健全中吕宋乡村农会组织，并且发动所辖各团体广大群众——包括劳联会华侨会员，进入深山密林收集美军逃跑时丢弃的或一切可能弄到的武器。 　　进入人烟稀少的山林探“宝”——枪，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缺吃少喝不说，各种潜在的危险时刻威胁着探险者，热带雨林的疟疾对于缺医少药的我们来说，犹如死神一般。但是各路好汉们相约出发，每次多少都有所获，我们的武装一天天在壮大。真难以置信，从民间竟能收集到整连整连的各式枪支弹药，可见美军在日寇面前并认真抵抗。然而我们也会出了代价，一些同志进山后被人们抬了回来，亲爱的炳祥大哥也被从荒野里抬回设在ＭＡＬＡＢＯＮ的营地，后来被抬回的还有梁上苑同志。 　　炳祥大哥已失去知觉，发高烧，终日以他会说的各国语言“高谈阔论”。李炳祥大哥和许敬诚先生两人合作并分工轮流领导华侨和协同与菲律宾同志的联系，他们相得益彰配合默契。许敬诚先生这段时间在外协助菲律宾同志筹备建立民抗军的事宜正好这时他来到ＭＡＬＡＢＯＮ与炳祥大哥交换意见。在别人全无见的时刻，许敬先生断然决定立即从敌占区马尼拉请名医陈先生抢救。 　　陈医生被请来了，我们是熟人，一见面他就对我说：“锦蓉，圣公会女中莫孔珍校长这两天到处找你，说是你的薪金仍保存在她处。”我从来不重视金钱，从不主动从那几个任教的学校去领钱。别的人就议论开了：“三姐（我排行第三，人们尊称炳祥大哥始），好久的薪金都不领。”得知此事的许敬诚先生劝我：“目前病倒的同志不少，治病很需要花钱，你应设法把钱领回来大派用场。”的确，几个月的薪金有好几百元，眼下确实能起大作用，我内心佩服老许是个有公心的领导者。我决定回敌占区找莫孔珍女士。 　　我独自一人冒险乘着山马车（ＣＡＬＥＴＡＲＡＲ）潜回到马尼拉，在圣公会附属医院ＳＴ。ＬＵＣＫ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找到了莫孔珍校长。好热情地接待我，整整一个上午，好滔滔不绝地向我描述日军驻我校后的破坏情况，并留我在好的住所用午餐。然后好心的校长又亲手替我用布缝制了一条长“腰带”，里面塞满了我几个月的“劳动报酬”。莫女士又帮我将“腰带”用针线连接在内衣裤上，完成了这件杰作，好兴奋地说：“你怎么跳都不碍事了，放心吧，ＭＩＳＳ李。”多年来我一直盼望能再见到莫孔珍女士。１９８４年，我儿子呈现坚去菲律宾，我嘱咐他一定打听到莫女士的消息。谁料想亲爱的莫孔珍女士已于前几年离开菲律宾返回美国；人去学校仍在，呈坚特意到圣公会学校瞻仰，以示我对老同事的深切感激与怀念。联想其它三座学校——当然建国中学除外，尤其是资金来路甚佳的中正中学，他们的表现真令人失望，人当年至今，他们从来没有就其欠薪之事向我打过一丝招呼。战争是社会的试金石，各种各样的人和各式各类的集团都在基面前显露出真面目。有人称菲律宾是东南亚最民主的国家，一些华侨也以此为荣。他们津津乐道西方道德民主，但他们的道德表现，与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莫孔珍女士相比，却相差很远远。危难之时见人心，确实如此。 　　我顺利地回到了ＭＡＬＡＢＯＮ。 　　我们有了零用钱，炳祥大哥恢复健康有望。经过陈医生的精心治疗，大哥脱离了危险。听房东士族大姐的话，我买来小公鸡煮汤给大哥补养。说也见效，几次鸡汤下肚，大哥的情绪明显平静下来，他开始叙述自己迷路的经过。大哥是天才的群众运动组织者和一群人的精神核心、与外部联系的中坚人物，他的安危牵动了大家的心。现在我们放心了。 　　炳祥大哥的身体日益康复，他身边有王亚璋来照料，我大可不必再守着他了。他们不到十五岁的长女丽君已在沦陷区参加了抗日工作，次女丽琼已九岁。二哥炳权的四个儿女还小，最大的丽棠八岁，三岁的莉莉乖乖的在二嫂的背兜里，惠民、丽雪五六岁，二嫂专门料理家务，可以照顾过来。我们的大家庭经过战争的洗礼更加成熟了。几个月的艰苦磨难，亲人们逐步习惯了从小康生活向清贫的农村生活的大跌落。ＭＡＬＡＢＯＮ村的生活还比较安宁，这里属于左翼的劳联会的活动范围，群众基础很好，他们大多数是雪茄烟厂的工人。我们的大家庭逐步适应了新的环境，全家老少都平安，年迈的父母双亲虽身在难处，然而他们一辈子清白且乐于助人，今天受到更多人的敬重和爱护。大敌当前我不愿厮守着父母，我提出要工作。罗李实代表组织和我谈话，他似乎不放心地问我：“你不怕大炮？”提问似乎好笑。“有何可怕？”我也反问他。不管走何形式，组织接受了我的要求。 　　中吕宋游击生活 　　为了长途跋涉的需要，我购置了一双新皮鞋及一些日用品。 　　１９４２年３月初，我出发了。组织了派来一位烟厂男工交通员当响导。这里通往中吕宋的腹地有一条铁路线，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只能穿越田野。 　　从早晨七点钟出发，我随交通员顶着烈火日走了一个上午，中午时分到过离某自然要落不远的交通站。工二人被汗水湿透，接连喝了了几椰壳水仍未解渴，至用毕午餐方觉缓和。以前，我虽然了解一些菲律宾土族的生活习俗，但从这一日起我才开始生活在他们中间，因而也必须完全依从他们的风俗习惯来生活。 　　土族人吃饭很有讲究，他们吃饭都用右手，吃饭用右手抓饭菜送到嘴边。用拇指将饭推入嘴里。因此用餐之前一定要洗净右手；他们认为左手是上厕所才用的，不能用来进餐，更不能用左手打招呼握手，稍不注意就会引来反感，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吃罢午餐上路，换了一名交通员，我跟随他再插入田野，一直走至日落西山，大约下午六点钟，到达邦邦牙省唤做天晓（ＢＡＧＯＮＧＳＥＫＡＴ）的村子。村子周围竹林茂密，菲律宾左派党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和工作机关就在这里。我被分配到党的中同宣教部工作，一起工作的还曹家裕、张敏思、虞澄华等同志，领导我们的是党的中央宣教部长马雅列（菲党中央领导都是菲籍同志）。老曹他们已经着手工作了，他们白天到此工作，食宿则在村上另一对老农夫妇家里。协助菲党中央工作的许敬诚同志住在同村。我的食宿就在工作地点的这一农户——即宣教部机关。 　　到达目的地，我全身上下就象散了架，穿的新皮鞋张开了“老虎口”；成了“炮兵司令”——双脚磨出几个大水泡，这全因没有行军常识所致。后来我才得知，行军不能穿新鞋。当时看着脚上的水泡，我忽然苦笑：这就是罗李实所称的“大炮”略！不用我为脚上的伤犯愁，土族房东老奶奶疼爱地为我调药治疗伤痛，给我做可口的饭菜。我真是很幸运，到处都遇到关心我的人，真是“四海为家”。菲律宾民族是个好客的民族，他们对于朋友可以付出一切，这个民族的信条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就是我的。” 　　白天，宣教部机关——我房东老奶奶的小茅舍人来人往很热闹，晚上就只剩老奶奶夫妇俩和我三个人了。房东奶奶的子女都成家立业独自谋生去了。 　　养伤期间，组织上发给我一本油印的小册子，这里由汉文翻译成英文的《新民主主义论》。自从失去组织的联系，我难得有机会接触党的文件，如今我又能领受组织的指导了。 　　中央宣教部出版《ＫＡＴＵＢＵＳＡＮ》报，是党的机关指导工作的刊物。也许是看重我有搞《中国通讯》和美术工作的经验，让我来参加这项工作。工的小茅屋比往日红火，老曹他三人忙碌着，我刻着报头，许敬诚同志也常过来了解工作进展的情况。我听说设立了小电台，这是斗争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机关茅舍远离村子的其它户，周围全是水田。很远的地方能够看到公路，看得见公路上的来往车辆，但我从来没有机会接近它。在我寄宿的日子里，日寇没有到村子来过，尤其是雨季，这一带更是变得一片汪洋大泽，将我们的茅舍保护在竹丛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防御日寇的屏障。 　　不久，大病不愈的梁上苑被送到茅舍里来，长期的疟疾、原有的肺病折磨，苦苦将他拖得瘦弱不堪，他被送到这里也是利用雨季的有利条件。为难他“打摆子”老上厕拉稀，外面大风伴着大雨滂沱不停。房东老人亲把老梁寄住的那间屋的竹地板拆除三四节竹条，指着这个高高在水上的方洞说：“你不用再外出，就从这个洞……”房东大爷六十过头了，却冒着倾盆大雨到野地汪洋去采摘草药给老梁治病。两位老人的纯朴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人永志难忘。 　　老梁痊愈后搬走了。不久老曹、敏思和多乐也走了。我被派去参加地区的巡察队，也许是因为我能用几种语言交际的关系。最初学者随队出巡，全队三人。以后又让我对那些从马尼拉返回Ｎ。Ｅ。ＱＵＥＺＯＮ市的知识分子搞统一战线工作，这一任务由地区书记协助。为了工作方便，我与地区书记约定：互以同学相称；我假称与哥哥到此商走散后遇××同学（指书记），得到他的帮助才到ＱＵＥＺＯＮ市。初时，我的工作对象们表面对我还信任，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差点断送了性命。　 　　我的工作对象里，有一对牙科夫妇，开始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这位夫人还常留我在他们家里用膳——适逢雨季，走访时常被雨阻碍在被访者家中。夫人很能干，好利用其茅舍后的一小块竹林栽培了蘑菇，我便成为她的“农艺”和“厨艺”的直接“欣赏者”，每次她都热诚心用自家的产品款待我。我经常和牙医夫妇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并协助牙医夫人成立了地区的青少年护理了队，做为战地救护工作的预备力量。地区书记对此十分赞许，特地交此情况亲自向菲共中吕宋局（Ｃ。Ｌ。Ｂ。）汇报。 　　我们三人小组每到月终回总部汇报工作。不料其中的一位姑娘不遵循单线联系规则，径自直接来到QAEZON市找我，此事引起当地民兵组织的怀疑。地区书记在此之前外出参加会议，他曾吩咐他当民兵的弟弟严格保护我的安全。也许他的指示被曲解了，据事后了解，其当民兵的弟弟等人乘我外出工作时搜查了我的行李——一个小包袱，发现了我的日记本上写有汉字，他们又看不懂，加上我本来的面目就不像菲土族，便据此怀疑我是潜伏的日本奸细，这样我就遇上麻烦了。也巧，我自从打进入游击区便经常牙痛，往常牙痛我只取用一树熊菲土族的嗜品：槟榔加白灰，塞至牙痛部位起暂时麻痹作用。这次牙痛，身边有两位现成的牙医大夫，我就登门求医，他们表示乐意帮助。但是在医疗过程中，我觉察牙医先生犹疑再三，打针操作时心神不定。原来他被书记的弟弟等唆使，在药针中吸入毒药，想“结果”我这“日本特务”。最终因为这夫妇二人与我接触较多，而且较有文化的缘故，最终放弃了对我的这一“无声判决”，才使我幸免于难。 　　困难时得到的幸福最令人忘怀。我回到总部汇报工作，总部的那位西班牙血统老人通知我：饭后到某一座茅舍去。当我登上茅屋时，接待我的是许敬诚同志，一会儿工夫，西班牙老人和澄华也笑嘻嘻地攀上来。他们挂起了镰九斧头的党旗，四人严肃地席地而坐——菲律宾有重要的事情将要到来。老人以凝重、沉静的语气宣布：“今晚开的是党的会议，”这位老人就是党的中央组织部长卡斯蒂溜同志，“这个会，专门为发展CHALING(我在中吕的化名)和 DORO（指澄华）两位同志入党。”我思想虽然有所准备，幸福时刻的降临，仍使我不禁激动得全身颤抖。卡斯蒂溜同志发言结束，许敬诚同志也简要地宣讲了要遵守党章执行党员的义务等原则，卡斯蒂溜同志问：你们是否还有话说？近 15年，我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然而，激动过去了，我洗涤的秉性迸发。见小虞多乐严肃的回答：“没有，”我举起手。老人笑了：“ CHALING 同志，你讲吧。”我冒出一句：“我是去N.E.省前，八月初才写的入党申请书，至今才一个多月就批准我入党了？”卡斯蒂溜老人像明白女儿的心思一样地微笑道　：“党考验你18年了，今后的路还看你自己怎样走咯！”在我33周岁生日这一天，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在艰苦岁月里，党组织给予我肯定的评语——我从即日起恢复了组织关系。 [center][B]不寻常的婚礼[/B][/center] 　　十月份，我们巡视小队又整装待发时，组织通知让我留下，另有任务。 　　1942年8月，我随许敬乘土族独木舟去干达瓦社（区）高原加洼烟木东（KAWAYAN——BOOKTON）。在此见到了炳祥大哥及战时党中央第二线书记拉瓦。与大哥、父母分别数月，我详细向炳祥三哥打听了家人情况。先期到达的还有：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西班牙老伯卡斯蒂溜，塔鲁克、费里欧、布斯达门蒂以及华委成员罗李实、梁上苑、曹家裕、洪雪立、林林、刘宏城等。在这里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将对菲律宾的抗日形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会议结束，新上任总书记拉瓦同志留在中吕宋工作，我受组织指派担任他的工作和生活秘书，既要替他保管文件、安排作息日程，还须管理他的衣、食生活。未申地·拉瓦同志是菲律宾大学化学博士、教授和著名发明家，是他发明了从椰油中提练人造石油。1934年，我仍在菲律宾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炳祥大哥要我指引黄薇去菲大学生礼堂，参加党的对上层人物组织的统战形势报告会。那次到会者都是马尼拉学术界高级知识分子，讲演会的主题是《目前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斗争》（菲律宾左派党在二次大战前长期进行公开斗争。这里应说明：菲律宾左派党与七八十年代的新的左派党，没有组织上的承继关系。至五十年代，老一代菲律宾党中央的领导人均先后离去，了解当时历史情况的人已在世不多了——注），拉瓦博士对当时的菲律宾知识界起了突破性的影响作用。在日寇侵占马尼拉，逮捕了患重病的党的总书记伊凡吉里斯达同志后，拉瓦同志以第二线（中央领导预备队）书记身份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这之前，拉瓦同志的智慧和成就便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照料拉瓦同志的生活琐碎事，对不愿受儿女家务束缚的我来说，也是一件新鲜事。我“半路出家”干上了家务：33岁才学着做饭，真是逼出来的！ 　　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菲律宾农村地广人稀，炎热多雨的天气造就自然生物资源丰富，加上我“走南闯北”也积累了多少“吃的经验”。我这个“大师傅”到处去采集野生食物，又试用黄糖加粗盐制做出“酱油”，我这个“门外汉”用菲律宾土产为总书记做出广东风味的饭菜。令我的是，我的手竟得到常来总书记这儿用餐的众人的赞美。 　　不久我被调去管交通股兼做通讯工作。我离开了村子，独自一人移居阿拉悦特孤山下的草原，为了不引敌人注意，我的饮食托付村民替我料理。我日常负责组织交通员接送往来于中央和地方的人员和书信，传递交通员带来的新情报。我虽一个人独居荒原简陋的茅草棚——仅就地将一人多高的茅草稍部扎连而成，但与坐生活相比，我更喜爱恬静的大自然空旷的美。要不是战争和理想信仰的现实羁绊，我真愿意独自一人在青山绿水旁永远生活下去。 　　我的交通站是党的领导机关联系各地区的枢纽，大哥炳祥和许敬诚(COMRADE C.)等及其他负责人经常过往这里。当时菲律宾人民抗　日军成立不久，由于中央举办骨干军事集训班，过往参加学习或返回的人员不少。我在这一特殊环境中确实引人注目。 　　战争中不论那一方都脱离不开感情的束缚，人们在残酷的生与死面前往往将自己的感情倾注给最亲的人——妻子、丈夫。我年至33岁尚未婚配，一个孤身女子处在战乱的年代，就是我不考虑，至亲友人也纷至沓来。最为我操心的恐怕还是受命于老父亲的大哥炳祥，他诚心地撮合我和许敬诚的感情。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敬诚同志就多次提出要和我结婚，而我出于种种考虑都拒绝了。随着战争的延续和共同战斗生活的接触，更有大哥炳祥和周围同志们的推波助澜，使我不由的从敬诚同志的优秀品行和领导才干方面寻求着自己的希望，也许我持毒害老姑娘的犹疑，事到临头自己很难决定下来，身边又没有一个贴心的女伴或家长能听我诉说心事。斟酌再三，偶然醒悟：“何不找他拿主意。”我就找到总书记那里。 　　兄长一般的拉瓦同志象早就了解我的心事似地，幽默含蓄曰：“对旁人我没有发言权，对COMRADE C.我举双手赞成。” 　　我主意虽定，仍禁不住给敬诚同志出难题：“若我坚决不答应，对你的工作是否有影响？“敬诚答：”导师们从来没下过‘革命者就要独身主义’的定义，至于会不会影响到工作……初期，多少是避免不了的。“哎呀，他领导那么多人，万一影响了工作，那我不也要对党的事业的损失承担责任了吗！当时确实想的也就那么简单，刚恢复组织关系，有事无事主和“组织”“挂钓”。我就这样似乎“不情愿”地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婚礼在中央驻地举行，我这个新娘赤着一双大足，身穿一身洗干净的旧衣衫，敬诚仍是那么沉稳寡言。就在婚礼进行至热闹似　结束而又象尚未红火时，交通站有要事催促我快些回去。说走就走，我的家庭传统没有封建礼仪的教条，我的性格又喜好戏剧般的插曲，不一会儿我便行走在山间小道上。在山路上迎面撞见华侨游击支队干部高剑峰等数位同志，他们像是匆匆赴约而来，手中还提着母鸡、烧酒，奇怪地问我“哎，你去那里？” 　　屈指四十六代。老许给找留下一男二女，连他前妻膝下的二男：“呈伟、呈强，我们共有五个孩子，儿女、媳婿至今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勤奋工作。 　　许敬诚这个名字在国内对大多数人是陌生的，这是老许在菲律宾使用的，回国后他更名：许立。早年在菲律宾参加革命活动，人们都称他COMRADE C.。时至后来，一些同菲律宾有过交往的老人的中国，也都点名要见 COMRADE C.。 　　敬诚是福建晋江石龟村人，生于1905年1月8日。三岁时生母去世。他是独子。六岁时其父续弦，生三女。父亲性温顺，继祖父在香港与友人合资经营旅舍，兼任邻村他舅母米行司理。后母待敬诚苛薄，早晚严令他盘腿端坐家中，不许外出。处幼夫去母爱，父亲又不在身边，养成沉默寡言、性格内向。 　　敬诚八岁时念私塾。九岁转？彬小学，读到十二岁。1917年被其父接往香港，次年进港英当局办的育才书社就读，1921年转基督教会办的对保罗书院念书。敬诚于1925年春到菲律宾，当商店店员半工半读，发起组织华侨工人协会。1926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菲支部，并很快在为团骨干。1929年建立华侨总工会。同年至1930年往来于上海、莫斯科和马尼拉之间。1930年11月7日，该党公开成立，敬诚即转为该党党员。自1938年开始，敬诚就汉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入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老许的结发妻病故。 　　老许是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会总会顾问，他和菲律宾同志长期共事、共同奋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在菲律宾华侨劳工和各阶层很有威望，抗战中又被推举为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主席。老许幼年的不幸环境，造就了他含而不露、宽忍大度的气量，对工作生活、对亲人同志的满腔热忱。而这一切他都不轻易　流露，就象他自幼习惯将痛苦咽在肚里一样。 　　老许和我结婚了，从初夜起我们的生活就常有分而又合···。 [center][B]大扫荡突围历险[/B][/center] 　　１９４３年２月底，党的中央政治局在干达瓦开会。我习惯晚睡，这些天深夜经常听到远处有烧草的声音，我警觉有些不对劲，先向土籍交通员了解，交通员不在乎的笑笑：“这是我们农民的惯例，现在是烧草集肥的季节。”我没有作罢，很快将此情况反映给上级。一年顺利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胜利，也许麻痹了对敌情的处理，我的意见没有起作用。 　　三月五日晨，敌机轰炸了中央驻地的小树林。交通站已进入疏散，仅我留守。将近中午时分，一位在纺织厂工作的女工干部×同志找到交通站来，另有一个男干部。我们三人商量怎么对付日寇扫荡。随着斗争经验的增长，我养成了重视保密习惯，身边从不保留文件、书信，突变面前我心中无负担。我建设停留在根据地内，借助广阔的山林地形与人周旋，敌人不会在此久留。×姐是妇女组织部长，也许是上级专门让她来带领我们疏散的，她问我东西南北的地形，我把向交通员了解的情况向她描述了一番。×姐说：“乘现在还有体力、走得动，抓紧时机冲出去”，她决定带领我们向北方突围。我虽然有不同看法，但谁也说不准外面的敌情怎么样，为避免发生意外，我依从了好的决定。 　　我们三人向北突围，最初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但不时从远处传来惨叫声，我们猜测：“是哪位不幸者被捕了？”不知何时，那位男干部失去了踪影，就剩我们两个女性埋头往前走。一直走到太阳下山，还是不见交通员叙述的“阿拉悦特山下的河流”。 　　一路都是化学燃料助烧过的草散发的臭味，呛得人喉咙不堪忍受。恶劣的环境使我突发出一个警惕的念头：万一落入敌人手中，如何应付审讯？我向×姐提议：“我俩准备好一致的辩词，免得出漏洞。”×姐脸色突变：“你想向日寇投降吗?!”在复杂的斗争面前她还嫩,我不得不耐着性子身她解释斗争的策略：万一我们都遇上敌人，被查调时若没有同样的口径，两人各说一套，会被敌人识出破绽。”她听了以后沉默无言。入夜，又饥又渴的我们稍事休息，当我半睡半醒地打盹儿时，总是梦见父亲PASAY家里的电冰箱。 　　我们连夜摸黑突围。我的思绪仍很活跃，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菲律宾土族，若真被日寇抓住岂不是立时就会被识破！不行，我得事先伪装一下。灵机一动，一边行走，一边用手收集草木灰往自己的脸上抹，也不管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为避免使×姐疑虑，不再同她交流思想了，我的小动作也没有引起她的注意。 　　燃烧过的大草地仍留下一片片大火未及的地带，远处不时传来日寇走动的皮靴声，东方已经显露出鱼肚白。我们措手不及撞上敌人的埋伏哨——这三个人很狡猾，他们躲在没烧过的大草堆里，使人不易察觉。他们大声嚎叫扑过来，我们转身就跑，瞬时子弹从头顶飞过，我累得周身无力，跌倒在地，我们被捕了。 　　日本兵开始审问我们时，其中一个兵忽然看着我大笑起来，一反审讯的严酷场面。我意识自己的模样很滑稽，那个日本兵笑不可耐，只好手指河边，用手比划着让我去把脸洗干净。我洗脸回来时，哨兵通过电话很快叫来另一名日军和一个菲律宾人翻译。这日军先用英语追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故作不懂。日兵又令菲翻译用菲律宾语问我：“是支那人？”我用他家禄语回答：“不是，我的祖父是日本人。”我回答之时故意直视日兵，察觉他面部流露出无可奈可的表情。继而，他拣起一段三四尺的树杆，高举过头，猛然在我面前丢下来，瞪着我用英语说：“不讲实话如此下场！”我照样装出听不懂的模样，他只得命翻译重申一遍，我仍旧无动于衷。日军仔细地搜查了我的小包袱，仅发现了一块肥皂，便将它掠走。 　　随后我们被押往小镇。在镇晨一家的大院里，只将我们搁在一棵芒果树下，每餐饭都由一名少年日兵送来。大院内停着不少军用货车，看样子全是美军遗弃下来的，我真想点一把火将这些货车全部烧掉。捱到第三天，我忍不住将纵火的计谋告诉×姐。她不同意地说：万一失败，难以预料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第四天，我们和一大批被抓的“嫌疑犯”被赶上大卡车。那个送饭的少年日兵一直目送着押载我们的车远离。我们被押送到CABEYOU 。这城镇距离根据地不远。镇公所的办公室变成了拘留所，我们在此被禁闭近半个月。 　　在被捕的人中，我发现了拉瓦总书记的四弟西松·拉瓦（JESUS LAVA）医生，他被用手铐将手反铐着。听被捕的群众讲，西·拉瓦之所以被带手铐，是因为日寇捕获他时，他仍手提着打字机。真有些书呆子气！相信西·拉瓦很坚强，他也早已认出了我，我们装着互不相识，他正拉痢，几分钟外出一次，手又被反铐着，他那极虚弱的样子令人怜悯。 　　日寇和伪镇长面对被抓来的众多的村民和“嫌疑犯”手足无惜，既难以判断“游击分子”，又须供给我们一日三餐。这种情况最终迫使日寇不能长久拖延下去，只得将他们认为疑点大的少数人留下，对其他众人宣告遣散，要求非本地居民当晚远离。我和×姐当即获得自由。我俩在当地小火车站旁露宿一夜，天亮后再回马尼拉。我身无分文，脚连一双木屐也没有，总不能赤脚去马尼拉呀。×姐不愧是妇女组织部长，她看穿了我的心思，径自去镇上小商店给我买了一双鞋，又给我买了一张回马尼拉的火车票。真是患难之中见真情啊。 　　和×姐一同回到了马尼拉，我先陪她回家，然后自己又动身去找我的同窗好友，以解决暂的吃饭住宿问题。我见到了突围出来的黄薇同志，她比我先回到马尼拉。麦慕平同志得知我回到马尼拉，即派人通知我到地下机关去住。 　　在机关首先接受了组织的审查。我按照规定详细地汇报了突围的经过，并遵照批示改换成适应生活环境的服装。两天后接到通知，要我南下先回到父母居住的农村待命。 　　我听从组织的安排，领取了分给我的一包大米，登上了驰往农村的火车。过度的紧张、劳累一得到检弛，不由地坐过了站。下车后，天完全黑了，我到哪儿过夜哟？天无绝人之路，与我同座来的菲律宾姑娘热情地请我到她家过夜，我接受了这一友好的邀请。 　　次日，我回到父母新身旁。王亚璋大嫂已带十一岁的丽琼在另一村自立门户。父母亲同二哥炳权兄嫂侄儿租土族茅舍合住。二哥利用他的化学知识，收集土族椰林熟落遍野的椰子，土法生产椰油和肥皂，养活了这一家。我到家时，妈妈一人独自坐在茅舍的地板上，用自己采来的草药治伤。她因参加农村的夏收，遇雨天路泞滑倒，膝盖碰伤。望着近七十岁的老母亲身边竟无人服侍，我很难过，立即到村子里寻访医生。请来了农村大夫，他替我母亲注射了防破伤风针剂，给母亲服了药，我才放心。妈妈感动地对我说：“我的‘不孝女’，每次我得了重病都是你来教我！”也真是的，虽常离家远走，母亲有何病痛，却都逢我凑巧回家侍奉她。参加《中国通讯》印发期间，偶而回家来给她治好了脖疮。妈妈对此常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