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汪精卫、邵元冲、孙科代表孙中山，在津发表负责之宣言。据1924年12月15日天津《大公报》载《汪精卫、邵元冲、孙哲生代表中山负责之宣言》记： 　　此次孙中山莅津，原系视此时为中国统一及改革之良机，而深愿与各方合作。乃不逞之徒，相与造作蜚语。思有以中伤之，而破坏大局之和平。顷者民党中人，皆认此种谣言，实有害中山之进行，特由汪兆铭等负责，发出一稿，以辟谣。其文曰： 　　演集第一集第二集暨实业诸演集等，其所郑重说明者，不外根据国民经济现象，以为中国今日处于经济落后之地位。其最要方策，在以全民革命，解除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以期得以发展实业，俾国民经济能力，达于充裕之境。至于防止贫富不均，则平均地权，即节制资本。二者已足以行之无弊。若夫共产主义，以俄之革命，尚不能使其实现，而以新经济政策为救济之方法，则谓共产主义，可以行于中国，实为梦想。以上各种印刷品，皆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表，无论为中国人为外国人，苟寓目于此种印刷品，当不致对于中国国民党之主张，发生疑虑。然则“赤化”、“过激”等等名词，何以忽加于中山先生，及其所统率之中国国民党欤？请得而论之。 　　其一以中山先生主张亲俄也。然中山先生之主张亲俄，以其革命之后，全然放弃帝政时代之帝国主义，与中国缔结平等条约，维持国际平等之信义，故为中国计，为世界计，乐与为友亲。亲俄为一事，共产又为一事。不能以其亲俄，即目为共产。了然无可影者。 　　自中山先生抵津之后，因修正不平等条约之主张，而引起“赤化”、“过激”等等之风说，最近天津日日新闻，且采登香港传来之“共产祸国记”而声明欲得中山先生方面之回答。中山先生现尚在病褥，故由其随行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邵元冲，广州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三人负责，为如左之声明。此三人者，一方为党中重要成员，一方为中山先生重要随员，共同负责声明中山先生之意思及中国国民党之意思，皆可于此显明矣。 　　中山先生于十一年冬间晤俄使越菲于上海，曾共同发表谈话，主张中俄亲善。同时声明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此种谈话，乃以公式的发表。无论为中国人为外国人，苟寓目于此种谈话，当不致对于中山先生之主张，发生疑虑。 　　十二年冬间，及十三年春间，中国国民党改组之际，外间发生种种谣诼。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发宣言，解释民生主义，标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义，并列举政纲，对于保护农工商发展实业之计划，烂然分明，实已无可发生疑议之余地。其后复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辟谣民国日报之特刊”，及中国国民党谓，其工以中国国民党内有共产分子也。然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系接受国民党党纲，实行国民党主义，遵守国民党纪律。国民对于此等分子，与其他分子，一律待遇，无有分别。安能以国民党容纳此等分子，即为国民党主张共产之证乎？ 　　然则以上二者，皆不足为引起此等风之原因。欲知此等风说之所自来，不能不探索诸敌党造谣机关。其在香港一般市侩劣神，不得志于广州政府者，皆以香港为阴谋之根据地，与叛兵串同，兴讹造讪，无所不至。今年春夏之际，彼辈曾竭力宣传广州政府，决于四月一日，实行共产。既而到期不验，则又改称决于五月一日实行共产。其实此等消息，与路透电传中山先生不讳消息，同一无嵇，同一无持久之效力。广东人民对于此等消息，初尚惊愕，今则视为滑嵇之谈矣。广州商团作乱，前后亦尝取同一之手段。其同一失败，亦固其所。今者中山先生自广州移节京津，造谣机关，当然追踪而至，以极平常明了之废约运动，尚足引起“赤化”、“过激”之风说，其他可想而知。当此军事和平，人心未定，一切余孽及猪仔议员，自然乐引为挑拨离间之资料。所望有识者，勿为所摇，则？张为幻者，庶无所施其技耳。 　　上述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对联俄联共一事的看法，以及帝国主义者和广州反动商团对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歪曲和造谣中伤。因为孙中山北上的政治主张之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故而，帝国主义者和其支持下的反动商团对孙中山先生的诽谤中伤，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