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来津后，亲眼看到天津各界人士对他的热烈欢迎及北上政治主张的真诚拥护，从而给他以极大鼓舞。然而，病痛又使他卧榻张园，未能实现预定在大舞台、南开大学等处之讲演，故于1924年12月8日和9日的天津《益世报》连续发表了《孙中山到津后之宣言》。全文如下： 　　孙文来津，津人士莫不亟欲瞻其丰姿，聆其伟论。乃骤撄小疾，不克周旋。日昨发出对于时局之宣言云： 　　在九月十八日，所发表解释北伐之目的与用意之宣言书中，当谓国民革命运动之志望，乃在为人民之利益，而谋中国之自由与独立。吾人起而反抗之，则抱负此种志望，实属必要也。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将满洲专制政治推翻，其志望殆完全实现。然至今日，已为列强帝国主义立于背后之中国军阀所破坏，而使革命之志望，归于无效。十三年共和政体，军阀派，自袁世凯以致曹锟，从未变更其物质及行动。彼等之继续存在，实为反革命运动之器械。是故倘使革命事业为中国国民发展之原动力而告完成，则毒恶相等之军阀与帝国主义，必被毁灭而无疑。吾党之主义，在北伐中，为军事之表示，实欲以之创造一种局面，而使被辈毒恶悉遭灭绝也。 　　三民主义乃吾党主义之唯一基础。在此种基础之上，吾国各项问题，可期恒久解决。三民主义乃作成于最大纲领之中者，业经国民党第一次会议，加以采纳矣。然吾人现已预备拟成一最小纲领，以适应目前时局之需要。在此项最小纲领中，当提出对外政治之主要条件，即帝国主义列强加诸中国之不平等条约与协定，以及陷中国于经济奴仆地位之各种契约，应即废除。至对内政治，则应分清中央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并建设地方自治政府之基础。吾等实行上记之对外对内政策，必可产出下列之结果： 　　中国与其他各国间之国际时局，必可变为平等，而使我国财政与生产量得以发展。 　　实业与财政得以发展，则农业经济亦必获得一新的动力，而吾之农民与工人之经济状况，当亦有所进展。 　　劳动的实业团体之进展，可使劳动之质量扩大增强，而劳工界之生活状况，亦必大有进步。 　　实业农业与劳动阶级之经济状况，既有进展，则商业必能兴盛。 　　国家财政既发展，教育与文化等问题，必能为实际的解决，而需用知识阶级，亦必见诸事实。 　　在华领事裁判权废除，我国法律行使于全国，则复古运动与反革命运动，必不久转为民国谋取幸福谋利益。 　　十三年来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之联结，实为实现上述目的与志望之主要障碍。此项障碍，现当打破之。军阀派之得勉于帝国主义者，仅能携得一时的权力，袁世凯即如是。袁之颠覆，非帝国主义的扶助者所得使之避免也。共和成立之第二年，袁氏得为相当的胜利，然至人民洞悉彼军阀之罪恶时，袁之颠覆，已无法防免。七年后，吴佩孚似亦胜利，吴氏以实力压迫全国，使归于统一，置人民利益于不顾，且欺骗人民，谓由于爱护之诚，甚至以武力惨杀工人学生，以压抑国民革命运动。但吾党曩曾一再指示人民，军阀以帝国主义者之援助，而实行武力统一政策，其结果必归于失败。吴佩孚之颠覆，已足证明吾党之言为不谬矣。吴佩孚失败后，已起生一新的时局。吾人为应付此项新的时局，仅欲谋吾人最小纲领之实现。此最小纲领，乃以人民之需要为其根基，拒斥特别权利与特别势力之可能。盖特别权利与特别势力，俱足为颠覆国家之致命伤也。故为防阻帝国主义者与反国民势力之活动，应准许人民就自身之所需，而公决一切。国民党提议召集一国民公议。国民会议之主要任务，惟在谋国家之统一与重新建设。但在此国民会议可以召集之前，必需召集一预备会议，以决定各种主义与方法。而此项主义与方法乃用以约束国民会议之选举及其行动者也。我等提议之预备会议，应由下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各省实业、商业、教育机关、大学校及学生联合会。预备会议之代表，必需由各该团体，一一选派，人数无须过多，以利会议之进行。 　　关于国民会议之自身，会员应由上列各团体之代表组织之。惟各代表必须由各团体人员，直接选出，军队亦得同样选出其代表，列席国民会议。如果仅拘于国民革命运动之新形势，则军阀派必联结人民，而为扰乱国家之真实工具。故为保障国民会议之成功起见，应宣布大赦政治罪犯，并须宣布全国人民与各团体，应有宣传与选举之完全自由，俾各得应其所需，任意向国民会议建议一切。十三年来，吾党继续为国民革命运动，乃以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为其基础。最小纲领，乃使三民主义合而为一。而实行者，自党提出于国民会议，以期国家采纳，承认并实施焉。 　　为准备提出最大纲领于国民会议，而使之实现，特略述最小纲于此宣言书中。 　　此文，《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和《孙中山集外集》均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