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下午二时许，孙中山在神户上海丸轮上与日本新闻记者发表的谈话，26日的大阪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进行评说。据1924年12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第六版载《东报对孙先生来日之感想》中记： 念六日大阪朝日新闻社论云： 　　孙中山之来神户，全属路途之便，并无特往日本之意。而吾辈则得欢迎之机会，藉述日人对华之希望，在孙氏非特得叙七年之友谊，于中日两国情感上亦有相当进步也。 　　当孙中山之入港，东京及关西新闻记者，均于上海丸甲板上会见之，并有长时间之谈话，结果成二大质问： 　　中日亲善之必要，人所共知，当以何种方法为当？ 　　现代日人对华究作如何感想？ 　　我人得此机会，不能不有所贡献。据我人所知，年来日人之中国观，较前大有变更。此即双方谅解之良好结果。要之即中日两国有互为生死之关，意气相合则生，否则败之一点，其他一时的利害冲突，自当于谈笑间解决之。 　　既如上述，两国民间如有彻底之谅解，其方法亦自能发现，且能作互为支配之良好成绩。此支配维何，即各处两国人民于接触间，互提亲善之旨，以遂其愿。在日本人民此时尚无此种观念者果属不解，中国亦然。是以欲言方法，当先宣传，俾两国人得彼此谅解。 　　谅解一层，我辈不能无私见。所谓私见者，即各以关于中日两国亲善上必要之各自主张为主张时机已过，今后当加地位的谅解。是即双方自承为中日亲善之同志，当使国民对相对国有所觉悟。换言之，关于日本事件在华宣传时，使日本同志之谅解者当其任；关于中国事件在日本宣传的，使中国同志之谅解者为之。能若是，惟双方同志之如何结合之一问题耳。不知孙中山之高见以为何如？对于第二质问，我人不能为率直之答复。中国内乱何以迄今未已，此是第一感想。何以不能舍小异就大同而共谋东亚大局之志，虽属日人之燥急语。然中国动乱十三年，尚无结束，徒苦日人之理解。于此次反直战争终了之时，孙氏之北上，其出处进退之光明正大，无私利存乎其间，深堪钦佩。 　　上述谈话，与《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所收的《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是同题异文。此文，《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和《孙中山集外集》均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