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下午三时许，孙中山在寓所招待新闻界记者并发表演说。据1924年11月20日上海《申报》载《孙中山昨日招待新闻界纪》云： 　　“孙中山到沪后，与各方文电接洽，颇为忙碌，昨日下午三时，特在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寓内，招集本埠新闻界茶聚，表示意见。到者有陈布雷、潘更生、康通一、严谔声、周孝谔、许建屏、戈公振、沈能彀、毕几庵、吴瑞书、余谷民、孙东吴、邓仲辉、沈卓吾、严慎予、王景石、郑青士、陈其熊、陈冰伯及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知识真治等三十余人。由汪精卫、邵元冲、叶楚伧、戴季陶等招待。先进茶点，次由孙氏起立演说，历一时之久，其词详记如下： 诸君： 　　兄弟为主张和平统一之人，而曹锟、吴佩孚则为坚持武力统一者。今曹、吴武力统一，已为国民军所摧败，和平统一于此或得实现之机会。余在西南二年，虽无成绩，而一年来谋所以抵抗曹、吴之武力统一者，实至为完备。以武力反对武力统一，经年余之筹备，于今方告完成，国民军遂于斯时推倒曹、吴，西南武力计画亦可不用。余遂不惜舍弃经营经年之计画，与西南之地盘，只身来沪，不日赴津。然和平统一亦有其方案。此种方案惟冀报界诸君有以鼓吹指导，使民从趋于一致。现在中国为“民国”，吾人须认清此点。必须人民能作主，能说话，方为真正民国。十三年来之民国，有名无实。今曹、吴欲武力压迫民众，统一中国，已遭失败。此实予国民以说话之良好机会。吾民正应以主人地位，出而建言，否则不能徒责武人也。 　　余此次北行，所有办法，已以宣言发表。其最重要者为国民会议，由国内已成立各团体之代表组成之。国民既得此时机，不可再事蹉跎。余此后已放弃一切，纯以国民地位，出而说话，希望报界以国民地位，引导国民。余前此宣言中，对于各种团体，所详未周，如报界方面亦未提及。然报界是否有此需要及余暇，则为余今欲向诸君一询者。惟无论如何，以报界地位之重要，对工商学各界努力宣传人民对于民国之责任，则随时随地，无可放弃，尤为十三年来难得之机会。否则今之推倒曹、吴，是否即为和平解决之终点，抑为大乱之肇始，殆为疑问。在国民会议中，人民如有何种意见，均可提出研究，如归于一致，即为民意，则任何握有兵权，均当遵此民意而行。 　　宣言中关于将来办法尚待研究。惟今日最重要之前提，为各团体及有智识的民众，是否赞成此项会议。认为必要、认为足以解决十三年来之纠纷及人民说话之良好机会。建国之初，立国会以代表民意，惟草率促成，分子复杂，实未尽善。后国会播迁，西南有护法之役，及两年前曹、吴赞成护法，西南释兵，国会复归北京。然未几贿选事起，盛闻中外，国会信用，实已破产。国会既负国人，国人自不复能再加信赖。此处时期，惟有国民自身起而说话。国民会议之主旨，亦即在此。 　　合各团体代表以组织国民会议，或有怀疑此空洞无实力之会议，将不为握有武力者所赞同，虽然，余于此敢明白肩此重任。此次北行，当力向有实力者申说，如彼等不示赞同，余亦得明白宣示于天下。此次之推倒曹、吴，不过为欲继曹、吴之业而已。且今日既为民国，苟不能改易政体。复于帝制，则国民会议殆无丝毫反对之理由；且有枪之武人，在国民视之，不过看门人而已。余寓前有持枪之安南巡捕二人，彼等之责任及权力，仅为余看门而止，决不能任其攫主人之位置，处分余之产业，有枪之武人其责任亦仅如此。如武人起而宰制政局，何异请看家人当家乎？今之军人推倒曹、吴，其功绩伟大，至足佩仰。会议以后，自应有相当报酬。惟如有以天下为私者，余当以主人地位，起而反对。盖武人治国，国终不治，大者王。小者侯，攘夺将无已时也。 　　经此次之变端，民国前途之治乱，当视国民会议之成绩。如武人会议，则瓜分权利，何与于民。国民会议之办法，如废督裁兵犹为开会后之问题。现在须注意者：　（一）为人民生活之救济。（二）为外交方面之挽救。‘四万万同胞’几为国人成语。但此乃民国肇兴前之统计。据两年来外人按食盐比例之调查，则前年中国人口实为三万万一千万人。去年实不及三万万。此十余年中，中国四万万人，实已减少一万万。此乃十余年来战争之结果。苟战争再延长无已，真有亡国灭种之忧。但此一万万人，死于两军对垒中者，吾敢谓十年来不足十万人。其最大多数，则因每经战役，田亩荒芜，庐舍为墟，遂致饥锇而死。此实民生之大问题也。至对外方面，通商以来，因条约之不平等，独立地位已完全失去。实际地位较各国殖民地，尤为卑下，盖高丽为日本之殖民地，安南为法国之殖民地。但彼等虽为奴隶，主人只有一个，而中国则主人竟及十余，且日之余韩，虽享有权利，但亦尽相当义务，如日之年耗钜赀于韩国天灾之救济。中国频年灾馑，各国曾不一顾，即有少数教会团体，集款放赈，亦仅聊尽人事之举耳。更有一事足资纪述者，即余来沪时，有一日本记者来见，谓某国将于余抵沪时与以反对。余当谓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外人仅处客人地位，如外人必欲无故干涉主人之行动，余必有相当办法以对付之。该记者将此项谈话发表，今日某西报因著论文，颜曰：‘条件神圣’。实则条约者，乃中国人之卖身契也。故余到京后，在国民会议中第一须提议者，为废除一切条约，收回租界及领事判权与一切失地。当世或将疑是言之难于成功。然日本以前对各国条约亦即如是。及战胜中俄，盖行废除。更观暹逻近事，则仅以民意与公理为武器而得独立者。中国苟能努力，奚独不可。况今俄国已自行放弃，德奥以战败关系，亦已牺牲。各国压迫中国垂十余年，良心实有未安。因之有华盛顿会议之招集。但结果亦未实行。中国若从此果能获得和平统一致要求，则此种目的，殆未有不能达到者。 　　中同祸乱之症结，实为军阀专制与军阀所依赖之帝国主义。必须打倒此二者，中国乃可进行于治平。军阀专制这害尽人能道之。到帝国主义之害，余可举其大者，如通商一项，因外人握得海关权，对外贷轮入征税不能自由，每年损失达五万万，其他各项尤不胜数。而外人因得税厘上之便宜，国货遂不能与之抗衡。故常有华商借重外人名义，以求减轻厘税，致足悯也。又如洋布洋纱，欧战时勃然兴起，今则余由吴淞到沪时，沿途见各家纱厂均已停工。此因关税不自由，保护税法无从实行故也。厂既停工，工人遂致失业。饥饿而死者，亦复不少。中国人口之减少，此亦一原因。革命之初，外人颇致怀疑，而不致轻易有所为。及后则勾结武人，摧残民气，无日不在猛进。初则勾结袁世凯，助款以杀革命党，即此次吴佩榆关之败，至塘沽，本处山穷水尽之境，嗣以某国人之献策，谓长江为该国势力中，大可籍为根据，别谋发展。故吴今后复为中国之患者，胥受某国之赐。又如广东商团事件，亦为某国之？？与奖励有以成之。故中国之患乱，由二者相因而成。欲扑灭军阀，必先打倒军阀凭籍之帝国主义。否则，即不帮助吴佩孚，亦必帮助吴佩孚以外人瓜分之说。外人见中国人不易悔，此后乃有所恐惧。因之改利用中国人瓜分中国政策，如在南之助陈廉伯，在北之帮助曹、吴是也。今军阀既倒，欲打倒帝国主义，亦已获有机会。国民会议中。当必势于打倒此二种势力。此次会议，已成为中国治乱之关键。会议不成，，大乱将无尽期。频年变乱，余每撄其冲，如袁世凯，如吴佩孚，均拥有凶恶之武力。余乃先国民而后与之抗。及此次得和平统一机会，亦首先放弃经营经年之武力以为提倡。今后冒险赴京，将置一切不顾，但望国民一致为我后值，使会议得臻成功，尤望报界诸君，一致赞助。” 　　此文，与《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收录的《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是同题异文。《孙中山全集》第十卷和《孙中山集外集》均缺载。 　　“孙氏演说毕,报界方面相继致答。许建屏谓所受军阀与帝国主义之苦痛，报界所感正同。中山先生所陈各节，自极赞成，尚望早日北行，以促会议成功。陈布雷谓孙氏北行，实有必要。无论北方军人有无觉悟，主张是否成功，但为国民开一是非途径，于国家终有大影响。吴？华谓北方各地尚有水了解国民党主义及中山先生主张者，今此将获一机会。戈公振谓于此各方歧途徘徊之时，行期愈速愈妙。邵仲辉谓中山先生所提报界加入会议一节，应有答复，并望报界团结。次新闻界方面对于加入会议一事，略有讨论。佥主另择时地讨论，乃与孙氏告辞，一一握手而别。时已五时二十分矣。” 　　11月19日下午孙中山在沪本宅接待新闻界记者及演说之事，1924年11月21日北就《晨报》所载《孙文将先赴日》中亦有披露：“孙文在沪无北上日期。外间所传先行赴之说，似非无因。兹昨各方面消息分纪如下： 　　某方面昨接（二十日）沪电云：中山于十九日午后三时，在法界本宅，招持新闻记者茶会话会。孙氏演说中国非平和不能统一，今后收拾时局，应召集全国国民会议，解决国事。希望报界一致鼓吹。至何日入京，并未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