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１２日，广州各界为孙中山北上举得欢送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要将革命力量布满全国，并争取革命彻底成功。其全文，据《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载《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２日）记： 诸君： 　　诸君今天到这里来饯行，是送我到北方去。我这次到北方去的缘故，就是因为民国有了十三年了，革命还没有彻底成功。当中有几们同志，在两三年前，见到要革命彻底成功，便要实行中央革命，在北京发生一个大变化。这几年以来，那几位同志苦心孤诣，总是在北京经营。于六个月以前，便来了一个报告，说在北京布置已经有了很好的成绩，军队赞同的很多，力量也是很大，中央革命马上可以发动，要我先到天津去等候机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大相信能够有这件事。只可对他们说，你们何时有事变发生，我便何时可以到北方去。但是在事变没有发生以前，我便不能前去。后来江浙战争发生，他们更摧迫得很急，一定要我到北方去，说中央革命的机会已经到了，要我赶快去首先发动，才有好结果。我在那个时候，还是说要事迹发动以后才能够去，还是不相信他们能够得到这次的好结果。到了前十几天，他们果然有很大的变动，推倒曹、吴。这次推倒曹、吴的原动力，本来是革命党首先筹划的，其他各军队都是临时响应的。照北就这次的变动，以事论事，推倒曹、吴，举事虽然算是成功，但是还不能算是革命的成功。不过我已经答应过他们，便能不到北方去，践我的前约。而且他们这次能够发动中央革命，便可证明革命在北京已经有了力量。这次虽然没有彻底成功，但可想念革命在北京有可以运动的余地，北京可以作革命的好地盘。革命要在北京成功是可能的，并不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以前不大留心北京的革命，只有十个八个同志在北京活动，便能够发生这次大变化。现在我们知道北京可以做革命很好的地点，大家聚精会神都把力量集中到北京，将来自然有机会把革命得到彻底的成功。这次北京的变动，不过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头一步通了，再走第二步、第三步，中央革命一定是可以大告成功的。我这回到北京去，外面不明白情况的人，以为我一定可以握大政权，其实我并没有想到握大政权，就是他们要我办，我也是不能答应的。因为这次北京革命有许多复杂的分子参加在里头，革命党虽然是原动力，但其中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革命党。他们这几天在北京发表的事情，便不是革命党的行为。不过他们既然发生革命的事变，我想以后中央革命还有希望可以成功。所以我决意到北京去，继续那几位同志的任务，实行我的办法，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拿革命主义去宣传。现在北京参加革命运动的分子虽然是很复杂，有许多人原来不是革命党，但是对于革命党大多数都是友军。就这个情况，我信这次到北京去可以自由行动。能够在北京自由活动去宣传主义，组织团体，扩充党务，我想极快只要半年便可以达到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主张，极慢也不过是要两年的工夫便可以成功。所以我这回为革命前途计，便不能不到北京去筹备。 　　我去之后，大家在南方应该要什么做法呢？我想此后南后的危险一定可以减少许多。本来北京的原动力不过是曹、吴。曹、吴在这两年之中，打四川，侵湖南，攻广东、福建，弄得全国不安宁。曹、吴何以有这样的大力量呢？就是因为大家从前信曹、吴在北京很占优胜的地位，以为北京政府比南方政府巩固得多。今日北京政府发生了这次变化，大家从前迷信北京政府的心理，就可以觉悟。现在革命的力量已经伸张到北方，以后在南方进行革命自然更容易。譬如广州商团向来通北方，反对革命，为革命的障碍。现在政府已经把商团打破，危险已过。陈炯明在东江本来也是要反攻的，但是陈军在香港会议反攻的时候，聆到北京的事变发生，便满座惊慌，会议便开不成，没有一点结果。所以陈炯明至今不能反攻，广东到今日还是很安宁。现丰务位将领同志和绅商，就要趁这个机会，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基地弄得巩固，做一个革命的好策源地。我去北方之后，这种责任就要大家来担任。我在北方有进步，大家在南方一定也是有进步的。从前革命的势力只能够到黄河，现在已经到了北京，再过几个月，就是蒙古、新疆、青海一带，一定都可以充满革命的力量。由此进行，革命力量布满到全国，我相信最多两年，便可以得彻底的成功。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实在是很有办法的，有很好机会的。因为有好机会，所以我希望南方各同志都要联络起来，团结南方现在的力量，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到那个时候，便是革命彻底成功，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便难够完全实行，全国人民才可以脱这十三年革命的痛苦，享革命的幸福。这就是我今晚对于各位同志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