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１０日，孙中山发表了对于时局之宣言，阐明北上的目的是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其全文，据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８日上海《申报》第九版“本埠新闻”载《孙中山对于时局之宣言》云： 　　本年九月十八日，本党对于出师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义，以为国家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此种目的，与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其殖民地者绝对不能相容。故辛亥之役，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不仅在覆灭曹、吴，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国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扫除障碍之故而活泼进行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其内容为何，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说述之。盖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为基本，而因应时势，列举救济方法，以为最少限度之政纲。语其大要，对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在划定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盖对外之政策果得实现，则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归于消灭，国家之独立自由可保；对内政策果得实现，则军阀不致死灰复燃，民治之基础莫能动摇。此敢信于中国之现状实为对症之良药也。北伐目的宣言，根据此旨，且为之说明其顺序：（一）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方得充分发展。（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其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机会。（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于空谈。以经济之发展，使智识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于筹措，一切智识阶级之失业问题、失学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六）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一切租界皆已废除，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藉。以上诸端，凡属国民，不别其为实业家、为农民、为工人、为学界，皆无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奋斗以蕲其实现者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其内容具如此。十三年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以为其进行之障碍。遂使此等关系民国存亡、国民生死之荦荦诸端，无由实现。为谋目的之到达，不得不从事障碍之扫除。此北伐之举所以不容已也。 　　自北伐目的宣布以后，本党旗帜下之军队在广东者，次第集中北江以入江西，而本党复从种种方面，指示国民以帝国主义所援助之军阀，虽怀挟其武力统一之梦想，而其失败终为不能免之事实。今者吴佩孚之失败，足以证明本党判断之不谬矣。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判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于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求逞，军阀亦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服者。愿我友军将士暨吾同志，于劳苦功高之余，一念及之也。 　　吾人于此，更可以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促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劂成功。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欲使武力与国民深相结合，其所由之途径有二：其一，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于国民之需要。盖必如是，然后时局发展之利益归于国民，一扫从前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及垄断权利之罪恶。其二，使国民能自选择其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以上二者，为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鸿沟划然。盖旧时代之武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新时代之武力，则用以拥护国民利益而扫除其障碍者也。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预备会议，以左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更曹、吴各军；（九）政党。以上各团体之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之，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国民会议之组织，其团体代表，与预备会议同，惟其代表须由各团体之团员直接选取举，人数当较预备会议为多。全国各军，皆得以同一方法选举代表，以列席于国民会议。于会议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 　　本党致力国民革命，于今三十余年。以今日国内之环境而论，本党之主张，虽自信为救济中国之良药，然欲得国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党深信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举之政纲，提出于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凡我国民，盍兴乎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