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道实先生与先父林君复为世交。先父生前与他过从甚密，堪称莫逆之交。我父亲多病，郑老先生经常来家看望，有时守候至深夜，百般安慰，以舒缓老友的心情，足见其深厚的友谊。宣统年间，郑老组织革命志士在家开反清秘密会议及进行种种活动；民主革命时期，郑老为民众做了大量好事，以后不管他当什么官，什么县长，人民总是认为郑老是一代清官，深得人们爱戴。郑老虽然在封建社会长大，但他的思想并不老化，特别对我的教育鼓励，在思想上我认为他有进步的一面，谨就记忆，略述一二。 　　郑老好学不倦。长期沉浸于古籍书中，也看新文化运动刊物，手不释卷，博览强记。他经多识广，阅历丰富，而又平易近人，豁达开朗，对人生世态观察十分细致。 珍珠港事变发生后，郑老举家迁往湛江（旧称广州湾）。适值我家于此时亦在湛江避难。因此，我和郑老一家人常常会面。在抗日战争离乱的日子里，我不幸受到家庭封建势力迫害。精神创伤极大。郑老知此事后，即对我百般抚慰，劝我奋发为人，不可自馁。说到家族权、夫权等等都不属于个人恩怨问题，而是封建残余势力的社会问题，必须唤起民族觉醒，妇女彻底解放才能摆脱被压迫、受折腾的处境。郑老用中外名人名句开导我，劝我不可观失望，须知教育子女，责旁贷，使我顿进打开心扉，摆脱苦恼。一个年青母亲就这样带着五个儿女越山渡河，在硝烟弥漫的日子里，辗转两广之间，自谋生活，抚养儿女，时间长达三年。郑老给我做人的力量，使我懂得如何对待困难和厄境，在坎坷的穷途中，自己走出一条大路来。 　　在湛江的日子里，我参加了进步组织——“业余联谊社”。该社有数十成员，其中有蔡秀荣、叶静娴等人（今健大。每周开会两次，活动内容有阅读鲁迅先生作品及一些进步刊物，座谈讨论，交流意见，当然涉及抗战的政治局面。郑老知我参加此组织，大为赞赏，大为支持，认为有宏才有胆略的青年，才敢于针砭时弊，揭露黑暗。在当时黑暗统治的情况下，他有如此见解，确实难能可贵。 　　四十年代初期，他经常看抗日宣传及进步话剧。有一次，他邀我一起去看曹禺作品《雷雨》，他边看边禺周朴园轧家各方面都充满矛盾，对于繁漪这个人物，他是寄予的。他认为塑造这个典型人物用来反映封建家族的矛盾，繁漪是封建家族的受害者，唾骂她是不公平的。郑老出生、成长于封建社会，本来用旧的观点去看待新事物是很自然的事，但他并不象一般旧头脑老人一样执拗着，思想上显然有其进步的因素，他对鲁大海反抗周老爷，并不是只看到劳资纠纷的一面，他说这是受剥削而起来反抗的工人力量，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说话剧艺术寓教育于娱乐，剧场是教育民众的阵地。 　　郑老在家庭中十分民主，不曾以一家之主自居。对妻子、儿女、佣人，一视同仁。特别要提的是他和夫人李金乔女士相处数十年，夫妻相敬如宾，共安乐共患难，相得相安，以至终老。他有过名誉、地位，且生活曾一度过得较为宽裕，但绝无非分之想。他在抗日战争艰苦的日子里，经济极度困难，儿女众多，生活负担繁重，他也绝不因困境所迫发脾气或沮丧，同样乐观地处理生活。 　　郑老好学、善良、待人宽厚诚恳，不愧是一位开明的民主革命者。在当时他虽然没信仰马列主义，但他憎恨旧社会的黑暗。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坚决推却不当国民党政府的官，正反映出他清逸的高贵气质，他是我父执辈中十分令人敬仰的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