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仙舟，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生于清光绪四的（公元1878年）。 　　仙舟襁褓时，即随父母客居江苏扬州，五岁时入私塾读书，九岁进扬州学堂，十六岁考取北洋大学。1897年毕业后，在天津海关道任职，是时，八国联军陷京，仙舟耳闻目睹列强暴行，痛心国弱民愚，“奔走国事，历尽艰辛。”（伍玉璋：《中国合作动作小史》）。 　　1901年，唐绍仪上任天津关道，唐与薛同为香山人，帮薛有暇常赴唐所，行子侄之礼。唐对薛也颇垂青，便选派薛往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经济。 薛在美国读书期间，课余常至早年被掠卖到美国的四邑移民后裔家中座谈，对美国贫富悬殊和民族歧视的社会现象，铭刻在心。 　　1905年春，李登辉在上海组织“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起抵制美货以抗议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压迫华侨、虐待华工的爱国运动。李是早期留美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者。薛既仰慕其人，又赞成此一正义行动，所以积极组织留美学生响应。从这开始，薛与李登辉有了交情。同年薛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盟会，被委任为“欧洲中国同盟会”干部（疑为干事之误），派往欧洲留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 　　1908年6月，清廷委唐绍仪为专使，赴美致谢诚退庚子赔款。抵美后，薛向唐提出转学的请求。唐应允，薛于当年即转赴德国柏林帝国大学专政银行经济，并在中国留学生中宣传革命。当时，德国社会党执政，合作主义十分活路，成为世界空想主义的基地之一，对薛的思想影响极深。 　　1911年武昌走访成功后，海外党人纷纷回国，薛回到上海后，眼见辛亥革命成果已被袁世凯所篡夺，不少革命党人受北洋军阀的压迫，纷纷退居上海一隅，心觉十分惋惜。是时，由孙中山先生担任校董会长的复旦公学（1917年改名为复旦大学）成了党人最集中的地方：马相伯任该校监督（相当于今之校长），李登辉任总教习，（即今之教务主任），胡汉民负责讲授伦理学，王宠惠讲名学和法学，戴天仇讲经济学，叶楚伧、邵力子教国文。薛仙舟在上海见到正在韬光晦的唐绍仪，唐要薛到他办的金星人寿保险公司做事，薛婉辞之，接受李登辉要他到复旦讲授财政、公民和合作主义课程的邀请。 　　当时，复旦衽以英语授课，薛应校董会及学生要求，教授德文，吸引了许多有志学德文的教师和学生，受到了李登辉的赏识。1913年，校监马相伯年老退休，孙中山先生推举李登辉继任校监后，李便起用薛继任总教习一职。然薛因授课太心力辞之。 1919年，中国工商银行为了向海外集资，借重薛的人望，特聘他为总经理，让他到海外动员侨胞投资。回国时，薛购买了许多有关合作主义的书籍，包括罗伯特·欧文（ROBERTOWER）的《新社会观》、《新道德世界》及其自传《欧文的生涯》，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他把这些书介绍给复旦大学的学生们课余阅读，使许多学生眼界大开。1920年，他们在薛的支持下，成立一个名为“合作同志社”的组织（也称“平民学社”）。参加人员有寿勉成（后任国民政府合作事业局长）、王世颖（后任中国合作学社会长）等。他们事后，即在薛的指导下，进行合作主义的试验，出版了一份名为《平民》小刊（周刊），传播合作主义，浒颇广，鲁、晋、赣、闽、粤诸省均有人响应。他们并在复量校内试办了合作储蓄银行和合作薛店，以其收，创办一所平民小学，免费招收校工的子女和附近贫家的孩子入学。复旦大学很快成为我国合作运动的发源地之一。 　　1921年，寿勉成等到人毕业后离开复旦，合作同志社的活动一时陷于停顿。薛很不甘心，当年7月，他依照德国雷尔巽式银行原则，开始筹办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他以复旦校内办起“合作银行”（类似今之食用合作社）为基础，吸收师生员工的储蓄存款，还向社会招股入资，将股金总额扩大至10万元。然后以低于市面利率向股东、合作企业、小本经营的工商业户放款。为了防止少数人的操纵或垄断，合作银行成立了理事会和监事会（后改为董事会），衽民主管理。同时规定每个入股人拥有的股份最多不能超过总股数的1/8；贷款不能超过总股金的1/5（后规定为每股不得起过10元）。合作银行利润，以10%作为股息，10%作为教育基金，24%作为公积金或特别公积金，蓁56%作为股金分红。综合这些做法，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以个人入股，按股分红，互助合作，平等两利”等原则，薛仙舟被推举为合作银行的董事长，章益为总经理。 　　由于合作银行忠诚地为股东服务，所以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业务发展很快除了在江湾复旦大学部设有总部外，又在徐家汇复旦中学部设立分行，资本总额从1921年的10万元发展到1925年的629万元，成为上海金融界较稳定的、有信誉的银行之一。1926年，薛经董事会同意，决定将总行迁到中心市区，让银行股票公开上市发行。为了扩大银行的群众基础，每股金额降为1元，以方便上海劳苦大众入股。这些措施，都是当时我国金融界和合作事业的首创，所以，薛的声誉日盛。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共两党斗争日趋激烈，薛仙舟公开宣称反对这种“自相残杀的行为”。四月下旬，他闭门谢客，日夜在家起草《关于全国合作化的方案》，系统地提出了他多年来“以合作救中国，以合作治中国”的政治主张。大意是说：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中心的问题是要搞好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实现不了，其它两个主义也实现不了。民生主义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节制酱，平均地权。只有合作社才能做到这两点。所以，要通过国家的权力，制订大规模的计划，促成全国合作化。 　　其主张还认为：实现全国合作化的第一要务，是培训大批有理想、肯献身、敢于实践的人才。各地都要成立合作训练院，用训练军队的办法分批训练合作社社员。训练内容包括人格、主义、技术三个方面。学习三年，实践三年。有了人才以后，可从办合作银行入手，取得发展各种合作事业的资金。这样做，不会啬政府财政负担，云云。 　　1927年7月，薛仙舟对蒋介石当局政权性质认识不清，把该“方案”上交给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合议主席胡汉民和委员陈果夫后，立即受到赞许。陈果夫尤为积极，曾多次向蒋介石力陈果“抵制共产邪说，实现阶级协调，防止阶级斗争，合作社是一大法宝”。把薛的方案政治化。蒋介石在当月底亲自接见薛仙舟，对他“慰藉有嘉”，表示全国统一以后就实施薛的方案，薛喜出望外。8月13日，蒋因北伐失利和武汉方面的压力，被迫辞职回奉化原籍。接着，胡汉民也辞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务。蒋胡的“下野”，对一向把希望寄托在“开明统治者”身上的薛仙舟来说，不啻是精神上的一大打击。加上他多年的积劳，从此竟一病不起。9月14日，薛在病床上张目询问其妻子：“（上海国民）银行是否仍由章（益）君继续维持？”其妻点头称是后，薛即瞑目长逝，临终并无其他一语及私事。噩耗传出，社会无不震悼，称誉薛是“中国合作主义创始人”，“中国合作导师”和“中国早期的合作理论脓、宣传家和实践家。” 1927年冬天，在陈果夫的支持下，寿勉成和王世颖组织了中国合作学社，在社会上劝募经费建立“仙舟图书馆”并由伍玉璋编写《中国合作运动小史》，以纪念薛仙舟其人。 本文资料索引： 　　1、伍玉璋：《中国合作运动小史》。 　　2、寿勉成：《陈果夫与国民党的合作运动》。 　　3、朱仲华、陈于德：《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述要》。 　　4、章益：《忆老校长李登辉先生》。 　　5、《山西二轻（手）工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