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时，国民党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看大势已去，于是弃城而逃，一部分经中山斗门向三灶岛逃窜，另一部分经番禺逃到冯马庙准备出珠江口。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以下简称“边纵”）为了追歼这股逃敌，从东莞渡海赶到大岗镇，通过地方党支部组织，通知九区地方部队配合他们的围歼行动。 　　[B]大岗镇会师追穷寇[/B] 　　10月27日早上，我们纪光队在三角接到区委邓永年同志转来珠江地工委的指示，命令我们要在当天下午赶到大岗与边纵同志会师。接到这个紧急指示后，我立即召开了全队骨干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动员大家做好急行军的准备，决定提前吃中午饭。跟着，我找三角地下党袁煜煊同志商量，要求他们马上派民工队划十多只小艇去乸洲，渡我们部队过黄沙沥河。同时我又打电话给横档抗征分会会长招辉同志，请他们派人划小艇去三星海尾，准备渡我们部队过洪奇沥海。 　　任务布置完毕后。同志们吃了中午饭，荷枪实弹，高举五星红旗，从三角小学出发，经江北围到达渡口时，三角乡抗征分会派出的民工同志已泊了十多只艇在那里等候我们，于是我们全队70多位同志立即上艇，约半个小时，就渡过了黄沙沥在横档村地界上岸。 　　当我们队伍进入横档村时，该村群众在村前夹道欢迎，男女老少，欢天喜地，递茶送水，非常热情。我们到达三星海边时，横档抗征分会的同志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30多只小艇的民工都争着载我们，平均每只艇仅载两三个人，还有十多只艇来迟了，载不着我们部队的同志，也不愿回去，划着空艇送我们过对岸。霎时间，三星海面数十只小艇如长龙一样，浩浩荡荡地争相竞渡，蔚为可观。可见当时九区人民无限热爱人民子弟兵，以喜悦的心情来庆贺得到翻身解放。大约经过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全队同志顺利地渡过了珠江五大出口水道之一的洪奇沥。 　　队伍在潭洲地界的大隆围上岸时，已是下午2时多，我个急行军，经过八顷，直向大岗镇挺进。下午四时多，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边纵的同志们十分热情地和我们安排好食宿的地方。当晚我们就住在一间小学的课室里。 　　晚饭后，边纵有位姓胡的团首长（忘记了名字）召见了我，向我询问了九区的情况。我向倔汇报说：“九区已成立三个主力队（连），划归顺德独立团领导，纪雄队和纪文队已调去顺德解放容奇、大良，只留下我们纪光队驻在下九区一带。群众组织有抗征协会会员5000多人，起义军1000多人，此外还有武工阵等。” 　　团首长听了我的汇报后，将李及兰残部向珠江口一带逃窜的情况告诉了我，并提出要我们地方部队带路，在天亮前出发追歼残敌。 　　28日凌晨5时左右，我们纪光队派了一部份同志，配合边纵一下连，共100多人，乘坐一艘小电船，从大岗镇出发，经义沙头出洪奇到达冯马庙。我们上岸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当地群众反映：“几天前有一队国民党队来这里住过，还出卖了一批枪械，后来连夜向海边逃走了。”于是我们立即开船，经同兴、沙仔，向沥心沙方向追去。当我们到达沥心沙时，看不到敌人的踪迹，只见大海茫茫。我们再向在海面捕鱼的渔民了解，他们说：“前两天有一艘电船载着一批军队向伶仃方面驶去。”敌人已逃出了珠江口，我们决定不再追了。 　　[B]陈十顷活捉大天二[/B] 　　当我们回师大岗，路经陈十顷时，国民党“挺三”纵队下属暂编特务第二大队长吴兆华仍拥有三个中队共180多人，驻守在这一带。吴是当地的大天二，一贯作恶多端，勒收禾票、行水，鱼肉乡民，群众恨之入骨。广州解放后，他仍独霸一方，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早在两个多月前，他还警告我们武工队范在同志，不准进入他所管辖范围内活动，我们将这些情况向边纵同志反映后，经过共同研究，决定把他捕捉起来。我们的电船到达陈十顷涌口时，他还在家中陪着姨太太们寻欢作乐。电船泊岸后，我们跑步前进，来个突然袭击，将他的炮楼包围起来，另一个小分队向他家别墅冲去。他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慌忙地走出大门，但他发梦也想不到解放军会这样快就来到，真如从天而降。他想向陈十顷圩逃去，我们向他头顶打了一枪，枪声一响，他当场跃在路上，吓得魂飞魄散，我们立即上前将他捉住，并缴了他身上携带的左轮枪，随即押回他家中，向他讲明“缴枪投降不杀”的政策。于是他将家中和陈十顷炮楼的轻机三挺卡宾两支、左轮三支、驳壳两支和步枪数十支缴交出来。最后我们将人和枪解回大岗交边纵接收。中山解放后，边纵把吴兆华移交给两广纵队（简称“两纵”）一团处理。 　　[B]冯马庙深挖潜藏敌[/B] 　　10月30日，中山县解放后，县成立了支前指挥部，区成立指挥所，区委分工我去搞支前工作，任九区指挥所副主任兼安平乡工作队长。事有凑巧，我又回到老地方担负新的任务了。安平是个大乡，有十多万亩肥沃沙田，筹粮任务非常重；又地处珠江出口处，也是对敌斗争的前哨。我们除了十万火急把大批粮食和禾草送去支持南下大军进军大西南，解放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外，还要配合两纵开展清匪反霸、收缴黑枪、建立基层政权的工作。我联想起李及兰部临退出大陆前曾留下了一批武器在冯马庙时，觉得对敌斗争的任务仍然不能放松，否则会上当受骗，所以我安排骨干时，有意识在省军管会派来的同志中挑了各方面能力较强的肖仲钊、关振光两位同志担任筹粮第一分处（冯马庙）的正、副主任，还把两纵派来的韦明佳、黄锋等同志安排在一分处。下乡前我把敌情告知了肖仲钊同志，请他注意，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公开的敌人我们易于对付，暗藏的敌人，往往会把我们骗了。解放初，无形战线上的斗争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激烈地存在着。原冯马庙的大天二霍海泉和他的中队长谭秉恒逃去港澳之前，已布下长期潜伏的反共阴谋。他们知道共产党要在基层建立政权，因此，想尽千方百计派人入我们基层内部，作为“反攻大陆”的内应。 　　潭满是谭秉恒的亲弟弟，解放后他以雇工的身份假装积极帮助我们做些筹粮工作；梁科仔是谭秉的中队副，解放后他仍留在冯马庙不走，敌人就把这两个“定时炸弹”安置在我们身旁，时机一到它就会爆炸的。 　　1950年春节过后，谭满偷渡去澳门找其兄谭秉恒，谭秉恒对他说：“国民党‘反攻大陆’快了，那批枪你一定要保存好，将来有用。”谭满从澳门回来以后，工作更卖力。为了取信于工作队，他向我们提供了各个地主占有土地面积的情况和资料，帮助我们算出哪户应借粮多少，主动派船到各个围馆去落谷，这对我们筹粮工作确实有点作用。凡是工作队布置的什么任务他都是乐意去完成，而且任劳任怨，加上他有点文化水平，群众叫他开写证明随叫随到，因此，群众对他也产生了好感，同时也得到了工作队某些同志对他的信任。不久，他就被当地群众推选为冯马庙小学校长（挂名不受薪）。同年7月，当地基层建政时，他就任新华乡（即冯马庙）的农会副主任兼文书，把乡政府的大印抓到了手。从此，他就与我们一分处的同志同食同住，商量工作都在一起了。 　　初时，肖仲钊同志在未摸清谭满情况前，先从梁科仔入手，追问他中队的枪支哪里去了。一追问，梁科仔很害怕，就把自己的一支左轮交出来了。缺口打开以后，一方面肖仲钊同志向他指明出路是坦白从宽，动员他起来揭发，将功赎罪；另一方面两纵一团办自新人员学习班时，对他作思想工作，放他回家后，肖仲钊同志再到他家中进行教育。最后，他终于把怎样将那批武器交与谭满收藏的经过讲了出来。 　　当时梁科仔提供的情况，在工作队内部也引起了争论，有些同志认为：谭满表现这么积极，不会是敌人吧！但有些同志却提出要注意他假装积极。于是，我亲自找谭满谈话，讲明我党政策，动员他坦白交待；两纵一团办学习班时也特意叫他参加，但是经过做思想工作，一点情绪都没有。因此，他又一次得到了工作队个别同志更大的信任。 　　群众工作确要耐心细致地做才会有收效的。后来我们利用谭满第二次离家去集训时，打谭的妻子做工作，讲明政策，解除她的顾虑，又动员了梁科仔作证。她终于讲出谭满确实收藏了他大佬谭秉恒留下的一批枪支，但她不知道放在哪里。谭满在一团集训时，由于有别人供证，只供认其兄在中山将解放时用一小艇载了一批枪械，上面覆以番薯作掩蔽，运了去联合围馆他家。至于后来他听说解放军要进驻联合围，就连夜把这批枪械转移的事实却隐瞒起来，用假像欺骗我们，说那批枪已抛入黎九顷的涌口中了。 　　1951年农历二月初九日，工作队请示上级批准，将谭满扣押起来，这是第四次把他扣留有人指证他都不坦白。我们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查，发动群众，揭发其在解放前替其兄谭秉恒勒收禾票，开设赌档，解放后替其兄收藏李及兰部分留下的大批武器，又假装进步潜入我基层当领导，真是阴险毒辣，手段恶劣。原来他转移那批武器时，钉了一个大木箱把枪械放入，用凡士林密封，埋在他家屋边的芭蕉树下。那批枪有机枪挺、左轮三支、笏子一支、快掣二支、卡宾筒八个、他枪十多支等，虽然埋在地下一年多，但挖出来后，马上可以使用。这是敌人不甘心死亡，在撤退前部署下来的计划，但是他们的阴谋终于破产了。 　　潜伏下来而且已打入我基层占据了领导地位的反革命份子谭满，经公安司法部门审查，证物俱在，罪证确凿，呈报上级批准，于1951年7月将他枪决。敌人布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被我们挖除了，人民终于胜利了。 　　事后，新华乡乡长吴根二同志对我说：”看不出谭满是钻入我们基层政权内的敌人，现在把他挖了出来，我们人民政权更加巩固了，反动派始终没好下场。”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对我们教育也很大，工作队黄锋同志说：”我与谭满同屋睡觉，同台吃饭一年多，都看不出他的反革命真面目，教训真是十分深刻。 1988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