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台”是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前身是珠江纵队中山特派室领导下的武工队和民兵中队）的宣传机构。主要承担团本部的宣传编印任务，兼做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好怕前身是甘正嵩同志主持的油印室，曾一度中断。1948年秋恢复，隐蔽在西陂村黄灶林伯家，先后有袁固（原名袁雪芳）、甘南、张永逸、林超（原名郭冠旋）等同志参与工作。1949年5月25日，党组织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派黄云（原名黄建树）同志负责油印室，并增派人员。6月2日敌人突袭石门九堡我军临时驻地，被我粉碎之后，5日晚，县委组织部领导谢月香同志在福获村正式宣布“天文台”在战火中诞生。取“天文台”代号，大体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团本部的宣传喉舌，经常发播消息；二是负责人黄云同志在广州中山大学搞地直党工作时是读天文系的，借此用名既有利隐蔽，又好记忆。此后，“天文台”一直隐蔽在福获村财伯家中。财伯和西陂村林伯一样，为了革命，甘冒全家生命财产的危险，是十分值得一书和怀念的。 　　“天文台”成立时有黄云、袁固、林超、刘中和财伯之子财仔共五人，尔后陆续增加谭毅光、潘彦、胡笳等近20位大、中学生。他们都是首次离校或离家“投笔从戎”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把这些同志一个站一个站地输送入山区，党组织动员许多交通员和基本群众，费了不少精力，作了十分周密的布置，先将他们乔装打扮为各色人等，再绕道港澳，从而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游击区。 　　7月28日晚，我部队主动出击崖口谢文泉匪部，全歼他们一小队，计毙敌30多人，俘伤兵10人，缴获机枪、掷弹筒、步枪、短枪及弹药一大批。此役的庆功会尚未召开，“捷报‘已由天文台”神速赶编和印发到中山全境（包括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石岐）去了，人心大振。通过同志们的双手，“天文台”先后编印了历次战斗简讯、多期的《众报》、部队领导机构的通告、《告全国人民书》、《告国民党官兵书》、《论群众观点》、《反对无政府无纪委状态》、《反对自由主义》、《建党建团展组须知》、《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大量宣传品和小册子，同时，还为部队印制了大量的臂章、胸章、军粮通知、内部流通使用的币票等。解放战争后期，“天文台”在五桂山的武装斗争、策反、迎接解放和城市接管等各项活动中，也确确实实起到了宣传战斗队的作用。 　　“天文台”送出的宣传印刷品版面如此宽阔，所刻仿宋字体端正工整，发行面广量大，敌人震惊之余，也误认为我们已拥有印刷机器，屡图搜查破坏。其实我们的印刷条件十分简陋，“印刷机”不过是木板条配屐皮，以唱机头用的 　　针为笔,半截钢板作垫，借助小三角尺在蜡纸上刻划，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印刷工具了。至于所用的纸张、油墨是龙惠叶、财伯等群众冒险从蒋管区购买偷运回来的。报刊资料如《华商报》、《大公报》则由部队领导提供。 　　“天文台”的同志中，许多是学生军刚入伍，感到样样新鲜，事事不懂，也不习惯，但能者为师，互帮互学，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大家不但很快学会了刻印技术，而且效能和质量提高很快。初时，每张蜡纸印不到1000份，不久提高 到能印2000份以上，从印单张蜡纸提高到用四张蜡纸拼成一大张，印出质量很好的大通告，从印单色提高到多色套印。同志们为赶任务常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工作，每天睡不足三四小时，太累了，伏案打盹，猛醒过来又继续干。 　　工作如此紧张，而生活条件亦异常简朴，大家挤在一间又矮又小的泥屋里，屋内只有两块床板，既是工作台又是给病号睡的。大家都睡在地上。遇敌人进来扫荡，大家登山时更是幕天席地钻山洞。平时，同志们白天编写刻印，晚上就摸黑到邻村办夜校，宣传发动群众，访贫问苦，组织农会，农忙时则到地里帮群众车水、插秧、打禾、晒谷。为应付敌情，印刷完都得把纸张油墨工具收藏到预先建好的土夹墙里，把现场打扫干净，不能露出半点痕迹，8月30日那到忽然得到群众报信，敌人已到达贝头里（今名贝里），黄云和几位女同志还正在商谈问题，登山走避已来不及了，临急生智，个个都躲进土房的夹墙里，幸免意外。又有一次，欧宝霞同志到外村学习，深夜天上北斗星也看不见，无从辨认方向，一个女同志就这样在棺材洞中过了一夜。 　　“天文台”同志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虽然紧张、艰苦，但部队领导对同志们的生活和安全都作了特别照顾和妥善安排。每月额外给每人发10个鸡蛋以补充营养。特别使人怀念的是谭桂明、黄乐天、谢月香等领导同志还教会我们如何编辑报刊、撰写社论，如何贯彻招待党关于对敌斗争的策略和保护爱国华侨与基本群众的方针政策，教育我们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并从中开展建党建团、办夜校、组织农会的活动。县委还提拔“天文台“负责人黄云同志为中共五桂山区区委委员。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重用、支持与严格要求，感人至深，促使“天文台”同志们逐步确立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在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我们不但不被任何困难和艰苦所吓倒，反而感到心情愉快。 　　工余时，在有月色的夜晚，同志们在地坪上载歌载舞，男男女女，乐也融融。 　　为了方便隐蔽增进团结，7月3日，经全体会议商定，在“天文台”工作的八位同志，按年龄大小，依次排列，简称老大、老二、老三……（后来第八、第九的欧宝霞、蔡婉文两同志干脆叫欧八、蔡九），尔后按来“天文台”先后顺序编 号。尽管“天文台”人数前后有进出增减，但大家始终亲如兄弟姊妹，谊厚情深，团结得象一个人似的。即使42年过去了，战友们忆属花甲之年，而近年来，同志们相约聚会四次，久别重逢，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真是友谊之花长开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9月中旬，因形势发展急剧变化的需要，“天文台”领导黄云同志经请示部队领导赞同，在内部自觉地开展了一次以自我教育为主的“三查”运动（即查工作、查思想、查作风），党组织领导新临指导，以党员（袁固），团员（蔡婉文、刘中）为骨干，在学习《加强锻炼》、《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基础上，各自准备，自觉对照检查，互相勉励。同志们情绪十分高涨，效果显著，不少同志认为自此以后个人思想觉悟有了一个阶段性的飞跃，增添了从事革命工作的光荣感，迫切要求参党参团，短短二三个月，即有蔡婉文参党，李枚、欧宝霞参团，更多的同志在解放后进城工作都先后参党参团。有位同志原来只是想来游击区“结合”“结合”，看看听听，为将来好写文章而已。通过“三查”，大开眼界，立下革命决心。解放后他虽曾遭遇厄运，生活坎坷艰苦，却没有丧失共产主义的信念，就是当时打下的思想基础。 　　“三查”告一段落后迎来了临近解放最繁忙的一个多月，也是同志们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刻。为了支持新区和新单位的工作，刘中同志第一个被领导抽派外调，同志们依依不舍。接着，李枚同志也被抽调到“望夫归”情报站工作。尔后还陆续抽调了些同志外援，骨干外调了，人手少了，可任务却越来越重，又多又急。幸好经过“三查”已使同志们轻装上阵，精神振奋，大家已意识到“黎明前的黑暗”，敌人是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的，我们必须时刻准备接受新的更艰巨的任务。果然不出所料，敌人在撤退前对五桂山区来了一次大规模的疯狂扫荡，进村后肆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面对敌人的迫害，“天文台”全休成员坚决依靠部队和群众的支持，镇定自若，置生死于度外，即使困守在阴湿闷热的山洞里，意志也毫不动摇，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事有凑巧，就在这时，黄云同志突患副伤寒，持续高烧达40？以上，天又下着大雨，区谦同志立即带领福获村的群众，用 藤椅作担架，星夜把他抬到山洞里掩蔽。特别是值得表彰的是本地福获村的欧三才等几位青年妇女（是我们夜校的学生），全不顾人个安危，在敌人眼皮下，冒着生命危险，天天坚持给我们担茶送饭，还给黄云同志采、煎草药，协助治病。还有财仔的养母，每天早晚，天天如党地用禾草焗烟给我们睡在她家的女同志赶蚊虫，十分关心和爱护我们。五桂山区的群众，甚至小孩，都从来不会向敌人泄露部队和我们的行踪，敌人来扫荡时即飞速通风报信。财伯不但让我们匿蔽在他家工作，情势紧急时还帮忙收拾油印工具，清理现场，与我们同生共死。有一次蔡九的一只脚被玻璃瓶子割了一大块肉出来，看见心寒，也是群众找来草药帮她敷好的。我们躲避敌人扫荡爬上山头，财伯便塞给我们沙葛，让我们拿着在山上可以顶顶肚饿。这鱼水深情，我们永生难忘！无怪乎“天文台”同志常说“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根本无法立足；没有群众的救护，我们或许早已无法幸存。是山区群众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在曙光即将显现的时候，“天文台”每晚派定专人到长江崧埔部队驻地，仔细收听北京中央电台广播，逐家逐句记录新闻，星认夜赶印，把革命大好形势、捷报佳音传遍四面八方。10月1日，我们在收音机旁聆听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宏伟声音时，大家真是欢腾雀跃，兴奋至极，不少同志的眼里都噙着喜悦的泪花。 　　为配合策反起义、迎接支前、护厂护校、接管城市……“天文台”的同志在百忙中还反复学习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人民服务》、《约法八章》等重要文件，时刻不忘党的领导，促进工作、思想两提高。解放前几天，不但起义部队陆续开入山区，石岐一些中学生和新闻记者也到山区来。学生们最先到“天文台”来慰问联欢，和我们一起放声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天亮了，同志们又跳舞，又跳绳，欢快极了！ 　　“天文台”的同志还为成立山区政府唱歌、跳舞等助庆。 　　入城前，“天文台”最后一个光荣任务是制作一面五星红旗，大家按照《华商报》刊登的样式，做出了一面鲜艳目的五星红旗。 　　部队入城仪式快要开始了，“天文台”的欧八和潘彦同志奉派先行到石岐迎候。入城时有谭桂明、黄旭、梁冠、黄乐天等部队领导率队，“天文台”同志扛着五星红旗走在队伍前列，穿过早已聚集在华佗庙前迎候的由社会名流和广大民众组成的人民，浩浩荡荡地开进仁同广场，与以郑少康部为代表的两广纵队胜利会师。 　　进城后，在组织统一安排下，“天文台”的战友们马不停蹄地奔赴各自新的岗位，投入新的紧张的战斗。“天文台”至此完成了历史赋予她的特殊使命。 　　　　　　　　　　　　　　　　　　　　　　　　　1991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