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至1949年，我先后在二区的四沙（今属板芙镇）、安堂、南文（两地今属大涌镇）当小学教师。这期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解放全中国，直至新中国建立这个伟大的转折时期。国民党腐败无能，政治不修，经济落后。为了搜集内战资金，反动当局滥发货币，倒致物价腾贵，民怨沸腾。我们当教师的也身受其害。我在安堂任教时，因感于教师职业无保障，薪金收无保证，连实行“本行公议，理发收费若干“的理发工人还不如。为了组织起来，谋求教师福利，我同几位同事发起筹组卓山十乡教师联合会，讵料事与愿违，不但未获国民党县政府的批准，反传来吓人的消息，说我们成立教师组织是别有企图，有”赤化“之嫌，发起人已被注意云云。哗，这还了得！当时国民党动辄扣人以红帽子而入罪，我虽不够格，但不由你不怕啊！大有逼上梁山的味道。由此，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由不满到害怕，由害怕到憎恨，忿懑之情，溢于言表。 　　我转到南文小学任教后，全国反蒋反美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解放战争捷报频传。但是在蒋管区内反动派进行反动宣传，封锁消息，愚弄群众，老百姓对解放战争的实际情况不了解，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正在这进，我意外地收到一些来历不明的信。说是信却没不信，而是一些报道解放战争消息和阐述政治认识的进步剪报。我又尺又喜，背着人如饥似渴地看了又看。看了这些“信“，我想得很多，对国共两党的优劣和解放战争的情况略有所知，思想认识有所变化，有一个模糊不清的东西在憧憬着。 　　同事杨厚慈先生的独生子杨宗炽同志，在某小学当教师经常来我校与我谈心，以后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他是有意识地接近我的，那些“信”也是他寄来的。在他的启发诱导下，我提高了思想认识，经过教育和考验，我于1949年5月参加了地下团（当时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由于当时处在白色恐怖时期，为了安全，入团不记真名，只用代号，我的代号是“莫京”。 　　当年入团宣誓的情形，现在仍依稀在目。那当然是秘密进行的，对时间和地点，我的入团介绍人杨宗炽同志（以下简称杨）都作了缜密的安排。地点是早明亭杨家书房。当时屋里静悄悄的，他家的人大概都出外去了。他关了书房门后，把一张不知从何处找来的毛泽东主席像（头戴八角军帽）竖放桌上。誓词也准备好了，监誓人当然是杨。我面向毛主席像致辞敬后，举起右手，庄严而激动地默读着誓词。誓词有五条，记得第一条是：我参加中青团后坚决站稳中青团立场，为解放中山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山而奋斗。 　　为适应当时环境，组织领导采取单（直）线联系的办法。我的单线联系（领导）人是杨。团员必须严守的纪律，有关参团的事及团的一切工作，不得向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的任何人泄露，不该知的事不问，一切工作均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 　　入团后不久的一天中午，杨陪同一位地下党领导人前来找我见面，指示工作。我和他们一起到大涌墟吃云吞面。来人中等身材斯斯文文、和蔼可亲。事后才知道他是中山县一、二区地下党团组织负责人黄敏元同志（解放后任中山县第一区区长，1979年在广州植物研究所工作）。但自那次见面后，至今未见过面，只是1979年曾有过书信联系。 　　后来二区地下党的领导人刘达之同志也曾多次找我布置工作。第一次见面时颇有趣味：杨事先通知我，他不陪同，而我们相互不认识，便约定以时间、地点、双方着装及特征相吻合为准。来人空着长衫，手拿纸卷；而穿唐装衫裤，戴近视眼镜是我的特征。一切相符，点头为礼，然后我跟着来人步入约定的地点——大涌墟存济堂中药店的一个房间里叙谈。 　　同这两位上级同志晤面，时间虽然不多，但对我提高政治认识获益不少，特别是刘达之同志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至今仍难以忘怀。他解放前夕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汀边纵队中山独立团第十三连连长，解放后任第二区区长，1980年5月12日在广州不幸病逝，时任中共广州荔湾区委统战部长兼区侨办主任。 　　当时入团，光有对敌斗争的决心和胆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提高政治理论认识，避免盲动，因此，学习特别重要。我往往要在务课之后，继续学习到深夜。学习资料由杨秘密转来，学后交回。不些文件还必须做好笔记。我现在还保存下来的记录就有：展组工作经验、关于教育干部总是中山县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包括入团誓词）、中国新青团工作纲领、华南武装当前行动纲领、怎样做调查研究工作、思想教育和工作方法、农村工作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学习过的文件不算少，而时间是挤出来的，又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回想起来，当年的劲头可真不少。 　　那时通过组织传达得知，我解放大军渡江南下，所向披靡，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瓦解，全国解放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上级要求未解放地区的地下党团组织加强工作，迎接解放。为了配合大军南下，解放中山，中山地下党团组织正积极物色、培养对象展组，壮大力量，组织夜校，宣传群众，调查研究，了解社会，配合行动，成立地下武工队等等。我原想参加武工队，但杨以我患有严惩的脱肛痔病症，行动不便，说不宜参加。为了表示心意，我曾向武工队捐赠港币10元（解放前，国民党通货膨胀，纸币不值钱，市面流通港币，农村学校大都以稻谷计算教师薪水。为了保值，教师就将稻谷兑换为港币暂存下来，因此我有港币）。武工队最重要的东西是武器，作为武工队成员的杨是怎样去搞武器的呢？我不知道，然而我却奉命要完成一个颇具冒险性的任务。按照布置，我借教师身份掩护去安堂找到四沙武装集团的负责人林华泮（安堂人，与我党有联系）接洽，取驳壳手枪一支，行动颇为顺利。回来进，我把枪插在裤头里，外面有唐装衫遮着，穿街过巷，不时遇有学生和相熟的学生家长同我打招呼，我若无其事地应酬着，其实我心跳得很厉害，紧张得很，好不容易来到约定的地点，把枪转交给杨。事先我曾这样想：不知对方是真情还是假意，倘若对方送枪是假，那我岂非羊入虎口？幸亏事实并非如此。 　　为了配合大军南下，解放华南，要大造舆论，对反动政权展开一次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早在中秋节前组织上已有传达，要我们作好思想准备，出动散发传单我与其他团员同志均希望最好在月黑风高之夜进行。原因是那时形势日急，反动统治势必加意防患，散发攻击国民党的传单，危险性大。若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行动，万一有意外亦可借黑夜掩护行藏。我们一天天在等待中秋节也越来越近，心情亦随之紧张起来。不知道是否组织上有意考验我们还是另有原因，却决定于中秋节之夜出动。事前，刘达之同志带着一大叠用粉红色标语纸和用针笔刻印的传单交给我，布置任务，散发的范围：卓山十乡。这些传单我带回学校藏在宿舍书柜两个抽屉之间的来缝里，别人不易被发现。 　　1949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即公历10月6日。在此之前的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时，包括中山在内的华南地区仍未解放，残余的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风声鹤唳。当时南文小学只有3个团员，要负责在卓山十乡散发传单人手少，任务重。组织上原想调几位在石岐读中学的大涌籍团员回来一齐出动，后因全县统一行动，各有任务而未果。任务就落在我们3人身上，而我们3人都是外乡人。我是沙溪豪吐人，又在当地任教多年，对卓山十乡地形总有点印象；余金垣是大涌叠石人（解放后任叠石小学校长，不久身故），对当地较熟悉；由我培养发展的缪雪衡（解放后考入南方大学，后参加土改工作，现在韶关，已离休）是来自石岐的高中毕业生，对当地则十分生疏。出发之前我们作了周密的安排，对散发传单的路线、办法以及万一出事如何应付等作了考虑。同时考虑到缪雪衡是外地人，不会讲隆都话，而且是女青年，深夜行动不便，容易出事，为了安全，我和老余决定不让好参加。而她却以团员职责所在，要求同行。后经我们权衡利害得失，说服她留下来。接上级指示，我们还发展了当地一位叫阿祥（好像姓李）的青年为联络员。 　　中秋节白天总觉得过得太慢，好不容易等到黑夜来临。南文小学有多位外乡教师，没有回家过节，校长就在学校二楼栏河边摆了果椅，桌上有月饼水果，请留校的教师赏月。留校教师围攻桌而坐，边吃边优闲地谈天说地，等待玉兔升。我们重任在身，心情紧张，哪有心思闲谈赏月，但又丝毫不能外露，不得不内紧外松，虚应故事。 　　中秋节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人们都希望当晚能够看到银光四射的月儿，我们却恰恰相反，但愿月里嫦娥抱病不出。说也奇怪，一会儿，天上乌云密布，月里婵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无月可赏。同事们感到扫兴，就陆续散去了。我们巴不得如此。这样“好”的天气，真是天助我也，我们3人交换着会心的微笑。我回到宿舍，从书框的暗格里取出传单按照计划，换上黑胶绸衣裤和胶鞋，瞧一瞧四下无人，走出宿舍。住在楼下宿舍的缪雪衡，等着为我送行，好像这一次是上战场，吉凶未卜，不知能否再见。我们相对无言，也无暇多言，别有一番滋味地握手而别。 　　我赶到老余家里，把老余准备好的浆糊，用牛皮纸袋盛好放进右衣袋，左衣袋放入传单我和老余瞒着他的妻子，说是出外打麻将，会同联络员阿祥出发。本来天是黑沉沉的，这时居然下起雨来，真是天从人愿，我们大喜过望，最好下大雨则更有利！街上静悄悄的，在这反动统治，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天阴下雨，谁还愿意上街？除了檐前滴水声和远处犬吠声外，真是万籁俱寂，倒显得寂静可怖。这时，我们还不懂马列主义，也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我们唯一的念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接受任务，配合大军解放华南，也解放自己，因而胆子也就壮起来。当然，就算浑身是胆，危险还是存在的，我们紧张而警惕地前进。 　　我们依照预定的路线，沿途在当眼的墙壁、门楼等处抹上浆糊，迅速贴上传单就急步离开。解放前，各村的村头村尾大都建有闸门上塑有村名，平常是不关闸门的，由于当时局势紧张，晚上，各村都用大铁链锁起闸门，不过两扇闸门之间还留下公容一人穿过的缝。我们就钻逢。我们就钻逢而过，在闸门上以至鱼塘边的茅厕里，都贴上传单，让早起上而的人尽快看到传单时已深夜，又下着雨，行人稀少，没有碰到什么麻烦。不料经过一条巷时，远远地见有灯光，我们不觉一愣，马上按照商定的办法，敞开衣扣，右手放在腰间装作拔枪模样，大步前进。这是解放前在农村经常出现的“捞家”、“烂仔”的扮相，希图以此渡过难关。待灯光渐近，原来是拿着风灯大概是去照（捕）田鸡的农民，见到我们这副模样，慌忙躲过一边，我们松了一口气，继续前进。 　　最后，由安堂转回南文，经过龙王庙对开公路时，急见前面寒光一闪，又听见杂沓的脚步声，老余眼力好，原来前面是枪上上了刺刀的巡逻队，我们不禁大吃一惊，来不得半点迟疑，各自设法掩蔽。我一个箭步跃入左侧路边用旧棺材板围成的小便处，急将传单塞入尿缸边的暗角，从棺材板隙中窥测敌人动态。敌兵越来越近，我的心卜卜的跳得很厉害，还好，敌兵并未发现我们，径直沿公路过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发现老余和阿祥都不见踪影，急抄小路来到老余家里，他们正喘着粗气，看样子是刚脱险归来，大家虽庆幸化险为夷，却以还没有在驻有反动武装的龙王庙附近闸门贴上传单而深感踞。这是关键所在，如果再次出动则太过冒险。正踌躇间，阿祥很有把握地认为，我和老余都是外乡人，不方便；他是当地人，又住在龙王庙附近，人熟地熟，让他一人去贴传单不易出问题，万一有事也较易掩饰躲避。为此，他自告历勇再次出动，结果，成功地完成了任务。阿祥是个见义勇为的青年，可惜自那次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我至今仍怀念他。 　　我蹑手蹑脚地回到学校宿舍，轻轻开了房门（我自己住一个房，行动较方便）才知已是次日的凌晨3点。这时才觉得衣履尽湿，精疲力竭，于是将雨汗水浆糊混合了的衣服脱下浸在盆里藏在订下，倒头便睡。这次行动，历尽艰辛，总算有惊无险，完成了任务，因而很快就进入梦乡。天刚亮，我被人声惊醒，学校以及南文好像煮开了锅，沸沸扬扬，都议论着昨晚到处贴了传单的事。我佯作惊异之色，问这问那。看来，我们这次行动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杨厚慈先生从申明亭来校上课，说一路上在电线杆和树上都满是共产党的传单。 　　为了惧群众的瓜，下课后我特地去附近一间闲人众多的理发店去理发听“新闻”。坐在条凳上的人，你一方我一语，谈得很热烈，对于传单的出现，都认为共产党神通广大，了不起，“乔民党”悸数已尽，因而喜形于色。了避孕药人对共产党认识不足而有疑虑，还有些说法离奇可笑，说什么有人昨晚深夜从门缝里亲眼见到“老八”（共产党的“共”字下面是“八‘，有些人称共产党为”老八“）找着机枪，拿着驳壳，大队人马经过，威风凛凛，反动军队龟缩一隅，不敢亡动，因而传单到处出现云云。不知道是否老百姓因痛恨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日子不好过，渴望解放，因而对共产党故作夸张，着意渲染，以致辞人云亦云，以论传论，把这次党所组织的宣传战说得有声有色、活龙活现、神乎其神。我听了不觉暗自好笑，想不到手无寸铁的穷教师这次行动，居然被传说得如此威风了得。这也说明了人心所向，对共产党寄予莫大的信赖和希望。 　　其实，真正看到传单及其内容的人毕竟有限。因为传单一经发现，反动当局就急忙派人收缴撕毁，避免扩散。如龙王庙附近闸门上贴的那张传单犹如在太岁头上动土，这还了得，早被撕去，但仍留下撕毁乔过的痕迹，仍然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尽管传单不见了，怀着好奇心冒险去看一看传单妆迹的大有人在，好像非看一下不够过瘾。共产党晚上武装散发传单的消息，不胫而走。 　　散发传单的行动，不止一次。这一宣传攻势，比传单本身的意义还要大得多，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人心大快，在国民党反动派心目中，似乎到处都有共产党。他们疑神疑鬼，草木皆兵，防不胜防。这是给予国民党残余势力致命的打击，不用真刀真枪，就瓦解了他们的斗志，加速其灭亡的进程。所谓兵败如山倒，10月14日，华南重镇广州解放，10月30日，中山也宣告解放。 　　上述传单我保存下来的有三张，其中两张是相同的，传单的标题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标题之二：捷报：库充伪保安营第七连起义（副标题：全连40余人携带轻机枪7挺枪枝40投向五桂山沟。传单印有“珠江纵队中山特派室二区人民武装工作队印发“字样。后来，我响应市征集革命历史文物的号召，于1985年9月10日将两张传单献给中山市博物馆。该馆发给捐献中山市革命历史文物荣誉证书和传单复制品留念。 　　中山解放不久，我居然受到反动势力的“垂青”，接到从澳门寄来的署名为土匪惯用的？？堂的恐吓信，劝我“及早罢手”、“安分守已”，否则将以最剧烈的手段对待云云。老实说，解放前我都不怕，难道解放后由共产党执政，人民当家作主，工作由地下转为公开，我还怕吗？我即将恐吓信送到二区人民政府，向刘达之区长作了汇报。他安慰鼓励我一番，要我提高警惕，外出要注意防备，并说通知南文乡民兵注意保护我的安全。 　　1950年春，我奉命调走，从此离开了值得怀念的南文小学。 　　我原是一名小学教师，在解放前能够走上光明的革命道路，晚年又享受离休待遇，很大程度是地下党员杨宗炽同志教育指引的结果。杨宗炽是个好同志，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解放前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第十三连副排长，解放后曾在二区政府和县人民法院工作，大炼钢铁时病故，当进仍未结婚，英年早逝，殊堪痛惜，我永远怀念着他。 　　　　　　　　　　　　　　　　　　　　　　　　　　　　1991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