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的解放，是全国解放事业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当解放区军民在自卫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第232页）。旅港中山青年联谊会正是活跃上的一个小分队。 　　当年的香港，可称得上是中间地带。中山县和香港之间在经济等方面是有着千万缕的联系的，不少青年跟随父兄聚居香港，从事各种职业。从中山五桂山游击区撤到香港的青年也不少，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团体能够作为他们团结学习的场所，旅港中山青年联谊会（以下简称“中联”）的成立适应了这个要求。中联从筹备开始则在中国共产党华南分局华侨工作委员会四邑中山分委中山支部的领导下进行活动，曾经活跃在中山县五桂山游击区的阮洪川、杨子江、吴孑仁、彬为甘伟光、张矛等同志，都直接参加了领导工作，并指定党员李光麟、冯彬、孙烈、黄茵等同志进行具体领导。1948年以后中联转由香港地下党青委领导，具体领导由孙烈同志负责，1949年下半年以后由李兆永同志负责，但分散到各战线的中山支部的党员同志，仍以理事的职务发挥着积极的领导作用。由于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各种活动又能符合青年人的特点，因此，它受到广大旅港同乡青年的拥护和爱戴。有些不是中山籍的青年也慕名要求参加，会员从初期几十人发展到六七百人，并且按地区设置了香港、九龙、筲箕湾等分会，形成了一股庞大的爱国民主力量，并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其中党员4名、新青团员11名。 　　1947年11月22日，中联正式成立。通过捐款集资，与同乡顶让了九龙深水？北河街22号3楼作为会址，并选出了第一届理事会，由理事李兆麟（玉书）、邝麟飞（光前）、冯彬、孙爱菲（烈）、甘伟光（月香）、黄镁茵（黄英）、黄安（黄联安）、张卿、林嘉（林伟干）、李平（李武平）、陈埃、缪司石（伦）等同志组成，李兆麟、邝麟飞、冯彬为正副理事长，缪筱泉（青）等同志为监事。1948年10月改选理事会，选出了李兆麟、冯载为正副理事长，还选了陈埃、孙爱菲、黄安、黄启文、黄超、梁佩秋、李华（行）、谭学文、肖铁华（秀莲）、谭昌等同志为第二届理事。1949年7月，广州即将解放，有部分理事回华南参加接管工作，鉴于香港的青年运动和工作需要，理事会改为由一批较为年青的同志接替，由谭如山、李兆永担任正副理事长，黄启文、孙华、梁佩秋、肖铁华、谭学文等为理事。理事会分别设有宣传、妇女、青年、联络、总务等部。在1948年初到第二届期间由于会员不断增加，按当地会员较多的即成立分会，各分会指定一理事负责联系，香港分会由黄启文负责，筲箕湾分会由谭昌负责，九龙分会由梁佩秋、孙华负责，并向各会员分发构图为中山县地图上刻有“中联”两字的襟章。 中联成立后，积极开展各项文化娱乐活动，其中有100多人参加了歌咏队的活动。歌咏队由李兆永当队长，陈云楚（陈葳）、陈逸为教练，唱歌的内容以抗战歌曲及解放区的歌曲为主。为了避免引起当时港英政府的注意，有些歌词内容作了适当的改变。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改为“山那边的天是明朗的天”、“坐牢算什么”改为“跌倒算什么”。此外，如《你是灯塔》、《高楼万丈平地起》、《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团结就是力量》、《美国佬滚出去》等革命歌曲，寓教育于文化娱乐，振奋人心，紧紧地扣住青年们的心。歌咏队每周有两三天晚上集中唱歌，会员们往往直至深夜也舍不得离去。 　　由于当时还没有成立人民自己的政权，所以我们的爱国行动往往受到当地政府的种种限制。在北河街会址开过几次晚会，是曾经向当局办理过务案手续的。当地政府也常派人来了解情况。理事长李兆麟同志和管宣传的孙烈同志也常被通知到政治处问话。曾经有一晚，中联借香岛中学的课室举行联欢晚会，会上唱了一首《美国佬滚出去》的歌，第二天香港政府便通知学校要校长和当时在该校工作的理事黄安去问话，他们提出这类歌曲会影响邦交，以后不要再唱。 　　为了尽量避免受到干涉，中联的活动由市区转移到郊外，主要是利用周末或假日组织到汪水湾、大埔、沙田、钻石等地方，以施行游泳、球赛等方式进行多种多样的活动。这样一来既避开了港英当局的盯梢，另外又解决了开会的场地问题。事实上每次的活动，都是进行学习、集会的好机会，因为在郊外，可以无拘束地大唱革命歌曲，比较安全地大谈国内形势和革命道理。 　　文化实习夜校是一种佥的组织形式。在读书识字当中，可以结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宣传革命道理。参加的有60多人，负责这个班并担任教员的是许琴、肖铁华、郑世祯同志，孙烈同志也担任音乐教员，许琴同志在会址住宿，她工作积极，自己抄印教材上课，任劳任怨，获得会友的好评。此外还设有国语班，有80多人参加，由李兆麟、黄启文等同志负责讲课。 　　中联的会刊刊名是通过李兆麟同志请郭若同志亲笔题写的，负责编辑会刊的是孙爱菲、黄镁茵、黄安等同志，后期则由李兆永、谭如山、简群、陈逸等同志负责。会刊对于反映会员的学习、思想和生活，交流各分会活动情况，都起着重要作用，它是密切联系会员的重要工具。 　　怎样及时帮助会员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呢？在香港这一五光十色、纸醉金迷的社会，有些青年缺乏拒腐蚀的能力，很容易走入歧途。针对这些情况，除了平时介绍大家阅读进步书刊外，还邀请留在香港的知名人士作专题报告，如国内外形势总是人生观问题、青年修养、文艺欣赏等总是当时被邀请来演讲的有邓初民、陈残云、黄秋耘等同志，会员普遍反映满意。此外，还组织学习核心组，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有关菱，武装了骨干的思想，通过他们进一步团结教育广大群众。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联的队伍不断壮大，并且积极开展各种爱国的活动，如捐献寒衣支援游击队的活动、支援港九电车工人罢工募捐运动、认购爱国公债、选送干部支援华南地区解放、向华南伪机关和反动头子寄发传单、准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动员悬挂五星红旗等等，都尽了很大的责任。不少青年会友，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宁愿放弃优厚的工作待遇，要求回祖国参加游击区的斗争。在1948年到1949年间，中联不断输送大批青年回华南游击区参加革命斗争，一共有11批同志近200人，其中包括理事会的理事20人。这些同志活跃在文工团、青年团、文教组织中，有的则在各条战线和政府机关中发挥作用。据1983年11月不完全统计，担任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有从人，其中处级以上9人。 　　爱国民主力量的壮大使当时的港英当局十分害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港英当局宣布所有群众团体将要重新输注册手续。当时的群众团体中，是具有左中右三种类型的，左派的社团自然成为受排挤的对象了。果然不出所料，不久，港英当局竟不顾舆论的谴责，宣布不批准中联等38个社团的重新注册，挑起了一场迫害和反迫害的斗争。以中联、台青、虹虹、峰峰等四团体为代表，38个社团经过几次到香港当局政治部交涉，递交抗议书。可是，他们总是以“港督不同意”为诩，坚持不批准重新注册。在这段期间，香港进步的舆论界，如《华商报》、《大公报》、《文汇报》等均纷纷发表文章，声援38个社团，但当时港英当局毫不理会，还采取绑架、驱逐出境的手段，先后把38个社团的中坚人物，如中联的李兆永、台青的周璋、刘克厅、虹虹的高永坚、梁乃英等同志驱逐出境。曾经莛发展的爱国青年民主运动，由于遇到港英政府的破坏，不得不停止活动，并尽量动员会员按自己的待业参加进步式会和其他团体继续活动，当时以转到海军船坞、九龙船坞、洋务等工会活动的为最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帝国主义者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联，作为38个进步社团之一，虽然被迫停止了活动，但她所有的成员那股爱祖国、爱家乡的热忱并未稍减。他们当中，大部分都响应党的号召，回到祖国的怀抱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留在香港的会友，也满腔热情地为了维护祖国主权的尊严，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而坚持不懈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文负责整理和考订者：李兆麟、孙烈、缪青、黄联安、李兆永、谭如山、肖铁华、黄启文。原文刊登于广东省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出版的《广东青运史》1988年第一期，内容由原作者稍加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