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五桂山是处在石岐往澳门东西两条岐关公路夹着的一片较高的山地，山与山之间有好几条山坑，周围分布有十多个乡、几十条小村。村民大多是客籍人，他们祖先是从北方迁来的，解放前备受山外“本地人”的岐视，生活比较困苦，人民都很勤劳、热情、友善。妇女同样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苦难深重，然而她们热爱劳动、心灵手巧，是农村的主力军。 　　五桂山环境险要，又有广阔的回旋地带，有利于打游击战，故于1942年初，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就决定在这里建立抗日游击队员驻扎在合水口乡、石门乡等地。但当时五桂山区各乡，盗贼经常成群出没，伪军日军也经常来抢掠，群众对我游击队还不认识，不敢接近我们。我们部队有两位女交通员，有的群众甚至以为她们是“军妓”。我部队在“抗日救国，防匪保家”总方针的指导下，首先将石门坑几股土匪消灭了，加游击战士严格的群众纪律，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工作，群众对我游击队伍已逐步有所认识。由于日伪经常来扫荡，我们力量当时还很薄弱，每逢敌人来时，我部队多上山走避，怕在村中打起来，给百姓带来损失。但群众不理解，有些群众就说我部队是“走先队”。故初期我们搞群运的同志进入五桂山区，都要以教师职业做掩护，不敢承认是部队的人，与部队联系也只能采取秘密方式，目的一是怕敌人经常来扫荡，走避不及，二是避免群众产生怕受连累的思想顾虑。 　　1941年秋香港沦陷（那时我担任香港国民大学学生党支部宣传委员、文科学生分会主席）后不久，组织上决定我等几人回中山参加游击队。我先在二区申明亭村（今属沙溪镇）负责做联系由香港返回中山的青年的工作，并向组织要求返我家乡五桂山区工作。因我是当地人，容易掩蔽，容易开展工作，组织上就批准了我到五桂山区工作的请求。1942年，刚好是旧历八月十五那天，我到了五桂山合水口乡，由该乡小学教师刘志光（即该区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邓展明同志）接我的组织关系。因我过去参加过抗先队，他以为我身份已暴露了（其实我参加的是联中抗先，学校所在地南屏离我家乡很远，并没有人知道），故此很慎重，要我改名，并叫我不要说是石门人，要说是马溪人，先分配我去白企乡当夜校教师作为掩护开展群众工作。白企乡与我家乡石门虽隔了两条山坑和许多大小山头，但同属客家人，都有亲戚关系的，我的嫂嫂和婶婶都是从白企乡娶过来的，我也去过亲戚家玩，那里有不少群众是认识我的，我就将此情况向领导说了，于是就改派我去贝头里乡（今称贝里管理区）灯笼坑村，由该乡民兵队长贺少军来带我过去，但刚到村口，有个曾去澳门（我曾在澳门读中学）的妇女就认出我是石门谢金连的女儿，但未得上级同意，我不敢改口直说是石门乡人。 　　当天下午我住进了给我准备的一间小屋里，房子虽旧，但有一个小厅、一个房，还有个小厨房，还是可以的。入夜明月照得门口一片光亮，对面山斜坡上民兵队部的民兵在那里赏月，猜拳的欢乐笑声一阵阵传来，使我记起了当天是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我脑子里逐渐浮现出未婚夫杨百昌（和我们一起从香港回中山后，因患肺病去了澳门山顶医院医）那张瘦削而严肃的面孔和炯炯有神的眼睛来。他现在正在澳门治病，情况怎样啦？我该给他去个信，由在澳门的唐秀英同志转交给他，告诉他我来了山区，慰问他并叫他安心养病，同时托唐常看望他。信写好后已半夜了，我的中秋之夜就是这样过的。 　　我教书的那个校舍（课室），就在我住的小房子旁边的一间小祠堂里，学生约30多人，一至六年级，每级都有几个学生，当一班上课时其他班就写字或抄书……晚上还有30几青年来上课，大部分是女青年，他们除了上识字课、时事课外，更喜欢唱抗战歌曲。前一年曾有一位抗先队的老师来这里教过书，也教过他们一些抗战歌曲。这里都是客家人，因此我和学生及其家长，很快就熟悉了，工作起来也很愉快。但这是一个穷村，大部分家庭还是吃糊糊过日的，一到下午各家磨糊的沙盆声到处都能听到。我的月薪只有50元法币，初期还够买一个月粮食，但两三个月后法币贬值，只够买几斤盐。以后虽然我每个星期都回家去用书篮拿几斤米来，但还是要煮粥才够吃。 　　我去到该村约半个月左右，欧初同志派民兵队长来通知我到对面村后的小山上见他。见面后，他交给我一个调查该乡阶级情况泊任务，我通过同较大的学生接触和走访学生家长机会，很快便完成了这任务。这期间组织上交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青年和其他群众的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并逐步教育发展党员和动员青年参军。 　　灯笼坑村有三个青年（两男一女）从澳门华英中学初中毕业回来，其中两人很快成了我的知心朋友，女的叫黄彩娥（父亲是南美归国华侨），晚上经常同我一起睡，两人谈至半夜，从抗战形势，谈至国共两党对抗战态度，国民党倒行逆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人民过幸福生活。白天她又是我教书的好帮手。经过教育启发，她有了入党的要求，我就给她讲党章知识，并于1943年二三月间送她去部队妇女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回来后就介绍她参加了共产党。村中有一个出身中家家庭的女青年黄木兰，母亲早逝，父亲因怕日军来扫荡，不让她接近我们，也不让她上夜校，天一黑就关门睡觉。她却以顽强精神，宁愿每晚在厨房草堆睡觉，都坚持来夜校上课。下了夜课我常找她谈话，她也成了我的教育对象，大半年后又介绍她参加了第二期妇女训练班，回来后介绍她入了党。再有一个贫农青年黄顺英，夜校学生，课余常主动找我，通过教育基本成熟，就介绍他参加部队中小队骨干训练班，三个月后也入了党，在部队当了小队长，1944年在反四路围攻战斗中英勇牺牲。此外，还有三名男青年参加了刘震球中队训练班，两个后来也在部队入了党，并成了部队团营级领导干部。 　　1942年冬，有一天，欧初同志通知我要带部队的一个领导（后来才知道是罗范群同志）去二区申明亭，我骑单车先行，他骑单车跟在后面，两人当作是无关系的，一直带到杨霜家里。原来郑秀同志等在那里，我以为完成任务了，但出于意料之外，郑秀同志告诉我，杨百昌同志从澳门山顶医院回来了，是领导专门叫我上来看看他的。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是领导照顾我，才叫我当这回“交通员”的。当天下午我就到了杨家看望他，一进门就见一个理发师傅，正在替他理发。他仰着头正躺在睡椅上刮脸，看见我进去也没有叫理发师傅停下来。他更瘦削了，声音也沙哑了，请我坐下后就说：“你交由秀英转给我的信收到了，听说你返了山区，工作表现很好，我也放心了，望你安心工作，不要挂念我……”后面他还说了什么，我也听不进去，恍恍惚惚不知坐了多久，也不知什么时候往回走的，心里默默地想着：多好的同志啊！为什么偏受病魔如此折磨。那晚同郑秀同志一起在冯彬家住，尽管冯彬和郑秀都不断安慰我，鼓励我要鼓起勇气坚强地战斗下去。可是我脑子里总是昏昏沉沉的，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说，一晚没合眼，偶尔闭着眼睛，脑海就浮现出他那瘦削的面孔、不安的眼神。过了几个月后，有消息传来说百昌同志于1943年春节前就病逝了。我知道后心里十分难过，他为党的事业，日以继夜，拼命、忘我地工作。他的家庭还比较富裕，他却简食俭用，自己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用节省下来的钱支援党内有困难的同志，支持党的事业，以致有病也不知道医治，不舍得为身体补充一下营养，他是为党的事业拼搏而死的。我应该坚强起来，继承他的遗愿，努力做好党的工作来纪念他。“收拾起你的泪母亲，收拾起你的泪母亲，最短期间，我们不能相见……”订婚时他留给我的那首《献给母亲》（杨应彬同志作）的歌又不时在脑子里回响。 不久，夜校有个女学生要出嫁了，事有凑巧，嫁的是我的表弟（舅父的儿子）。第三朝，新婚女婿要随新娘回娘家拜祖先了（就是要拜我教书那个祠堂的祖先），眼见新郎哥从对面村过来了，我就向学生说：“我有事回宿舍一会，你们自修吧！”就这样回避了，很尴尬。这前后好些年纪较大一点的青年同学都问我：“先生你家乡明明在石门，为什么又说在马溪呀？”我见再隐瞒下去也没有必要了，有一晚上夜课时，我就乘机对全班同学说：“前段时间因我的未婚夫病死了，我很难过，很怕见一些熟悉的朋友，不愿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故说是马溪的，以免他们来找我。”这样算是将问题解释了，其实许多群众早都猜到我是游击队的人了，因为我早就向他们宣传部队是人民子弟兵，是为了抗日保家卫国的好队伍。群众逐步由害怕接近我游击队到产生崇敬之情，他们终于提出叫我设法请游击队领导来讲时事，和讲讲游击队的生活战斗情况。我写了一张小纸条交给民兵队长转给欧初同志，反映情况。过了几天，一个约廿六七岁，个子高高，面容和蔼可亲的青年领导到我的小厅来找我，笑咪咪的自我介绍说：“我叫肖强，是欧初同志叫我来给同学们上课的……”肖强讲话带有很重的东莞口音，很洪亮，讲得很生动，青年们都听得入了迷，讲完后大家都希望他今后能常来。以后每隔十天八天，如果没有出击的任务，他就来我的小厅坐，多数是在夜校放了学约晚上九点钟后来，大约个把钟头就走。这时同学们放学回家了，有时我的教育对象黄彩娥还未走，肖强就对我俩讲最近时事和部队战士生活情况，并让我将这些情况向学生转述，以后他就不直接来同学生上课了。如果黄不在场时，他就询问我的个人生活情况和经历等。他还告诉我他曾结过婚，是父母逼他的，要他结了婚后才准他出来工作，他离开家后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就去世了，以后孩子也病死了（这原来是孩子生过一场大病差些死了的误传，解放后他的儿子还来广州找过我）。他说：“是欧初同志希望我们两人相识才叫我来上课，有意给机会让我接近你的。”就这样，凡是部队有任务需要我做的，都由肖来通知我。有一次因部队缺粮，几位领导同志没有米饭吃了，他来找我，叫我向群众借米，我是通过两个教育对象向群众借了交给他的。还有几次敌人要来扫荡，部队有些文件不方便随身带走，他也拿了来交给我，我和黄彩娥、黄木兰一起夜晚合力用瓦缸把文件埋在半山上。经过几个月接触，我俩逐步有了感情，两人相爱了，我那冷却了的心，又重新被点燃和激动起来，甚至在向欧初同志汇报思想的信中，也出现“当局者迷”的字样。欧初同志在回信中提醒我说：“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怎样的艰难困苦，或是胜利幸福，都不要因个人得失影响工作……”这支防疫针打得好，打得及时，使我以后在各种磨难中，都不至于倒下去，这都体现了党组织对党员的关怀和爱护。 　　1943年7、8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合水口乡，接替刘志光同志所在那间学校教书的岗位。原来是地方党与武装党分家了，刘志光同志撤往平原。我在灯笼坑小学的岗位由黄彩娥同志接替，她和在白企乡工作的林基同志的组织关系由我负责。 　　合水口小学是该乡中心小学，有几个课室，学生有上百人，负责低班的是肖结容老师，那时她未入党，夜校还有五六十个青年，其中男青年二三十人，都是该乡民兵，学习热情都很高。学校校长是归国华侨刘震球，他思想进步，与乡长凌子云两人在地下党刘志光同志教育下，到国民党处领了“挺三”的牌子组织了一个中队武装，刘震球当中队长，我党派了刘南、郭大同等同志做指导员。刘校长还办了几期学习班，训练山区青年，对开辟五桂山游击区是有功劳的。欧初同志带领的几十名战士，首先就在合水口驻扎，合水口成为五桂山区群众基础较好的一个乡。 　　我到合水口乡后，住在一个贫农青年妇女余华娇（我叫她“娇姑”）家里，她没有读过书，但在夜校学习却很勤奋。她的妈妈和弟弟本来不同意她出来读夜校的，时时代故刁难她，便经教育却加倍努力做好家务、田间劳动和上山打柴割草工作，使她妈妈和弟弟都没有办法再找到借口来留难她。同时我对待华侨也亲如姊妹，她病了，整夜呕吐不止，我整夜服侍她，大年初一也亲自到南朗圩同她抓药，煎给她饮，使她母亲和弟弟深受感动。她对发动该乡妇女参加夜校学习和以后组织妇女会都很积极，成了我的建党对象，1944年发展了她入党。 　　1943年秋，部队派了谭本基同志来领导山区群运工作。她负责我的组织关系，每次来，都很耐心听我汇报，帮我总结思想，总结工作。有一次她约我返我处过夜，同我睡在一张床上，在谈话中我睡着了，她又怕醒我，一直谈到天快亮我们才睡去，而一清早她就走了。她来找都是化装成平原妇女模样，梳个大髻，穿套黑布衫裤，以我的表嫂名义来找我的。每次同她谈心后，思想认识都有所提高，心情愉快，工作起来特别起劲。她常常住在余华娇邻居处，因而有更多时间与我及群众在一起，和我一同了解群众思想情况，一同研究工作学习，一同谈思想，对我帮助很大。她为人慈善和蔼，当地的青年妇女和住地群众都很喜欢她，因她向群众介绍自己叫阿玉，大家都亲切地叫她“玉姊”。可惜她来这里工作时间不长，约两三个月后就调去平原负责妇女训练班了，以后就由王尹（王河）同志来领导我。 　　在合水口，我们的生活虽然比较清苦，但部队对我们很关心。有一次肖强来学校，刚好我和肖结容老师在吃饭，桌上只有一碟切成片的蒸番薯做？（菜），他看了很激动地说：“我们部队生活现在好了，每餐还有点肉，每星期还加菜，而你们老师却只吃番薯送饭，日夜教书，长期下去怎么顶得住啊？等我找刘队长研究加你们薪。”（那时我们是每月一石谷，比起去年在灯笼坑，连吃粥也要回家拿米已好得多了，因此我们一向都没有意见，但长期下去也确实不行的。）不多久，刘校长（也是中队长）果然就给我们每人每月多加一石谷。 　　还有一次，我妹妹因身体有病，一时筹不到钱医治，来找我商量（她的关系属地方党领导，是上级来找她的，因此她有事也不知去哪里找上级）。我就把这事向肖强反映了，第二天他就拿了200元法票来给我妹妹治病。 　　为了便于学习和准备夜校时事课，我除了在娇姑家住外，还在刘震球中队长家要了一个房间（这是一间有楼上的很大的房子，是刘的父亲从美国寄钱回来建的，刘在部队住，只有其家属在家住），晚上上完夜课后，我都到那里学习备课一二小时，然后回娇姑家睡觉。这段时间，肖强每当没有出击任务的日子，有时就来同我一起谈时事，特别是那时大批国民党将领如孙殿英、韩德勤等投降日本。部队领导要我在夜校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国民党投降的宣传活动，肖强对我帮助较大，这样既提高了我政治觉悟，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我们的感情。 　　大约10月份的一天，他上午才出击回来，晚上就对我说：“我俩相识是领导介绍的，现已大半年了，两人都觉得合得来，我俩就结婚吧！”就这样当晚我俩就结了婚，临走他深情地对我说：“现在战斗这样频繁，我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万一我不幸牺牲了，你要再结婚啊！”我以为他是随便说的，并不介意，哪知这却是他的最后遗言啊！ 　　我们结婚后的第三天晚上，下夜课后我同娇姑回家睡觉，一边睡下一边谈心，大约午夜2时左右，快要睡着时，忽然听见娇姑的弟弟从外面回来的开门声，他一进门就很惋惜地嚷开：“唉！真可惜！部队今晚去崖口打伪军，肖队长被打中大腿，流血过多牺牲啦！”娇姑马上问他是怎样知道的。也弟弟说：“我们在路边小店里聊天，见大部队同志回来，并抬了肖队长回来，他们都说他已牺牲哩！”我听了后，就像有个重锤打在我的头上似的，一下子出不了声，只听得娇姑说：“唉！肖队长前段时间还在校门口演过话剧，多好的人啊！这样年青就牺牲了，太可惜啊！”娇姑虽然是我的教育对象，但当时还未成熟，未能入党，故肖强是我爱人的事，我还未告诉她。因此，我还要极力控制自己，不能失态而让她察觉。由于脑子昏沉沉的，加上已下半夜了，很疲劳，不知不觉就朦朦胧胧地睡着了，居然做了个梦，梦见肖强只是受了伤，并没有死。我高兴得一下醒来，马上拍醒娇姑。我说：“肖队长没有死，只是受了伤，我在梦中看见他啦！”娇姑也高兴地说：“是呀！我也梦见他没有死，是受了伤呀！”于是，我俩就赶快起来，吃了早饭后，我立即赶到学校去，想从部队驻防的那个村（是剑门牌村）的学生中探听真实消息。哪知我刚到学校，那个村的学生就围了上来，他们都很难过地告诉我：“昨晚部队出击崖口是胜利了，打死了好些伪军，缴获一批掷弹筒和机枪，但很可惜呀！多好的肖队长，却牺牲了（当时他是大队副）！”凌乡长的独生子凌伯兴则说：“我爸爸？了只生鸡，给他敷心脏，也救不过来呀！原来血流得太多了！”伯兴还说：“真惨呀！怕敌人来报复，匆匆忙忙买了个棺材却很小，装上尸体脚却伸出一大截。”他牺牲了已是铁的事实了，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痛，但我想起党领导教育过我：无论遇到什么艰难痛苦，都不要影响工作。我暗自警告自己：不能掉泪，更不能倒下，白天晚上都还有课要上啊！中午，肖的警卫员到刘家我住的房间来取我替肖缝补的一大篮子衫裤时，更引起我内心的悲痛，牙齿咬破了嘴唇也不知痛。下午上完了文化课放学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呆呆在站在学校后门口，往北面山张望着，心想：今天下午该是他下葬的时候了。部队领导怕我暴露，虽近在咫尺（同一个乡，大约距离三四百米远）也不也叫我去见他最后一面，做一个革命者可真难啊！刚想到这里，忽然看见当地中队的郭大同指导员参加完葬礼从剑门牌村过来路经学校，他见我正在暗中流泪便说：“今天下午我们送葬的弟兄，数十人都哭了，难怪你啊！但敌人明早就可能来扫荡，你要小心，千万要坚强啊！”不一会王河同志也来了，她是代表党领导和欧初同志来慰问我的，她鼓励我要坚强地战斗下去，要化悲痛为力量，要趁此机会教育群众更加热爱部队，拥护部队。我一颗压抑的心逐渐平静了。“对啊！要化悲痛为力量，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当晚，夜校的青年学生来了，他们都提出不上课了，都说：“肖队长牺牲了，心里很难过，开个追悼会吧！”这正好同我心想在一起了。追悼会开始了，几十个青年男女在默哀时哭声一片。我更忍不住了，同他们一起痛哭了起来，并含着泪讲了话，鲜明地指出：“我们游击队就是抗日救国的，肖强同志是部队领导人之一，他是为了不让我们当亡国奴而牺牲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想尽一切办法，用实际行动，拥护我们游击队……”散会后10点多钟了，他们自发组织募捐小组分头到各村群众中去募捐粮食和钱去慰劳部队。一个老伯母流着泪恳求同学们收她舍不得吃的几升粮食，她说：“这样好的部队，我们就是自己不吃，也要支援他们。”从此，我们的游击队更加为山区人民所认识所爱戴（那时我部队还没公开是共产党所领导的）。 　　第二天晚上，部队在贝头里开祝捷大会，同学们挑挑担担带了募捐来的粮食去慰劳部队。当晚情报来了，得知敌人明天要来扫荡。我又与同学们（妇女和集结队员）分小组到各村去通知群众坚壁清野，连夜将衣服粮食掩藏好，有几个妇女到村外对着敌人来路的小山上放哨，我和另一些妇女及集结队青年则登上后山去。天快亮时，日伪军果然来了，到各村去抢劫一番后，找不到人就走了。 这是新建不久的游击区，日伪三五天来小扫荡一次，两三个月来大扫荡一次，每次对粮食、牲口无所不抢，看见青年还会拉丁，老百姓恨之入骨。 过了两天，在平原办妇女训练班的谭本基、周敏玲等八位大姐来信了，她们热情地劝勉、鼓励我“要坚强，要继续战斗下去。”并告诉我，敌人随时都会来报复，来扫荡的，要我提高警惕。我感激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暗下决心，绝不辜负同志们对我的期望。 　　1944年元旦前夕，部队要出击了。南朗安定乡一个位于合水口出口处的小山上，驻扎有伪43师黄光亚营200多人，控制着五桂山的咽喉和岐关公路东线南朗地段，是我游击队在平原地区开展活动的主要障碍。为了扫除这个障碍和准备成立“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部队领导决定当晚袭击这个据点。当晚当民兵的男学生早早就准备出发配合主力出击，剩下女青年上完夜课后，将早已募捐来的大米煮粥，将碎布破衣服煮沸消毒，准备做抢救伤员的绷带用。大家都很兴奋，一边煮一边等待着听我们战士杀敌的枪声。零时左右，密集的枪声响起来了，姊妹们马上去课室搬了上课坐的椅子出来，站在椅上，看到树梢上红红的火光，心情激动得嚷起来：“好啦！这回黄狗仔该倒霉啦！看他们能行凶到几时？”天亮后部队陆续回来了，她们就担上粥和碎布慰问去了。一个多小时后她们回到学校来，兴奋地告诉我说：“打胜仗啦，部队驻地摆着好几挺缴获的机枪，还有掷弹筒和步枪等一大堆。” 　　元旦当天还传来消息：游击队要公开宣布成立“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并定于3日晚在长江崧埔村召开庆祝大会，宣传队还有节目演出。青年们听了这个消息后，不但要求参加，还准备送贺礼。故此他们都忙开了，马上到各村去募捐筹集大米、糖和钱等做点心茶果。 　　3日下午，除一些老人和孩子留下外，男男女女浩浩荡荡，挑挑担担，爬过几个山坳往开会地点进发。到了目的地后，远远就看见会场内人头拥拥，足足有数千人。客家山歌、抗战歌曲在会场内此起彼伏，热闹非常。大家找了地方坐下不久，开会了，欧初队长庄严宣布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他说：“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要坚决打击敌伪，积极准备反攻，争取抗战胜利，实现孙中山遗教，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新中山……”讲话后，不少村代表送了锦旗、贺信和一大批慰问品，如茶果、点心、烧猪等，有的当即发动为义勇大队购买武器的“献金运动”。在妇女训练班学习的霍淑同志带头献出了可买一挺机枪的钱，其他的不少青年也纷纷献了钱，有的还献了金器。接着，流星队和其他区宣传队还表演了精彩节目，军民心情地联欢，很晚才散会。各乡群众又踏着月色，连夜爬山涉水回到各村。 　　31日（农历年初七）晚，我还未上完夜课，刘震球中队长的警卫员来通知我马上到刘家去开会。我立即到了刘家，除见到刘中队长外，还有民兵队长郭指导员和一位已分别多年的抗先队老上级、听说在香港沦陷时已带队去了东江的阮洪川同志，我以惊异的眼光看了他一下，他只微笑点点头，却不敢叙旧（因我当时还未公开是部队人）。我坐下后他就开始传达一个紧急情况，说已收到紧急情报，敌人明天就要分10路向五桂山进行围攻，我们这个乡也是首当其冲，敌人明早就从崖口进来，准备进来后与其他9路一齐联合来搜索我五桂山主力部队，计划入山扫荡半个月，各乡民兵要配合打麻雀战，以迷惑敌人，使他们首尾不能相顾，粉碎这次围攻。会后，我和民兵队即回学校去布置一切，刘中队长则准备连夜拉队过去白企乡。当晚我们分头到各村动员群众立刻掩藏好衣物粮食，连夜上山，民兵在村内巡逻，下半夜由男青年到从崖口的来路上放哨，清晨，女的拿着锄头装作在田间劳动，使敌人不易发觉。第二天敌人果然来了，民兵就分散在各个山头东打一枪，西打一枪。敌人派出队伍去追，上得山来则已无影无踪。这样，使敌人在未进村时就疲于奔命，进村后赶快找间大屋钻进去，加强岗哨。入夜，男女青年又围着营房四周，大声呐喊及在铁桶内烧炮仗，声音好象机枪声，使敌人心惊胆战不敢出来。次日民兵队长号召专门捕捉出圩采购食品和到群众家去抢掠的散兵游勇。在女青年协助下，将一个采购了大批肉菜的伪军和一个散兵捉到了，没收了肉菜后，叫他们逃跑，不要再同敌人卖命，但那个散兵被放后却拼命往营房跑，并边跑边喊：“游击队来啦！游击队来啦！”结果大队伪军荷枪跑过来在附近山上捉人。青年们跑上山洞藏起来，敌人一无所获。经过两天的骚扰，敌人惊恐万状，于是放火烧了营房和附近几间华侨大屋后，就匆匆撤兵回崖口老巢。这路敌军原定半个月的“清剿”计划，两天就完蛋了。据事后了解，我们游击队主力还集中力量打击了从三乡入石莹桥一路的日本兵，使他们遭到迎头痛击，最后拖着十几具尸体跑了。我分散的游击小组和各乡民兵密切配合，运用麻雀战术，使其余8路敌人也到处遭受骚扰袭击；有的队员还外出破坏了大环桥和上栅桥，剪断电话线，使敌人不敢行动。结果日伪军预计半个月的合围计划，几天就全部破产了。敌人撤走后，游击队又回来了，合水口妇女又煮粥、煲茶去慰问他们。 　　4月清明节到了，合水口凌乡长买了烧肉等拜山祭祖，请我去吃中午饭，入席时发现阮洪川同志也在座，打了招呼后，在谈话中他知道我当天下午要到灯笼坑去参加一个原来夜校女学生的出嫁陪嫁仪式，就说：“我正好要去那个乡了解情况，我们一起走吧！”下午我俩一起走，一起谈，谈了我们别后两年来的情况。他特别关心杨百昌同志（过去在抗先队他是杨上级，他也知道我曾同杨谈恋爱），当他知道杨已病逝时说：“他是个好同志，可惜这样早就去世……”过了几天，忽然有个30多岁领导模样的同志来找我，我们到了学校附近的田边坐下来谈。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叶向荣，是上级派他和阮两人来五桂山区搞民主建政工作的，现五桂山区准备成立区民主政权筹备处，他和阮当正副主任，成员有我和刘震球中队长、凌乡长，还有石门的甘伟光、部队调来的陈明等7位同志，并说过几天有个叫李瑞英的老师来接我的教学岗位，我就调出来筹备处工作。谈了这些以后，了还说：“阮是你的老朋友了，他现在还没有爱人，他提出叫我介绍人两个谈，你不会拒绝吧？”我说：“我们认识虽有几年，但只知道他是抗先上面领导，还没在一起工作过，互相都不了解。”他说：“今后我们都在一起工作了，你俩就有更多机会互相了解啦！”我说：“是可以互相了解的。”不久我就调到筹备工作了。最初几天只有叶先生（初期由部队调来搞建政工作的几个领导同志，我们都叫“先生”的）和我及一两个工作人员，以及十几个武装人员。这时，当地外围村有一个汉奸为虎作伥，群众非常气愤，筹备处顺应民意，将他活捉回来，刚审问完毕，交通员送来紧急情报，说明早敌人又要来扫荡。叶先生从我们刚集中、力量弱的情况出发，决定马上将那汉奸处决后即拉队出平原掩蔽，待敌人走后才返来继续工作。当晚半夜，由叶先生率领，我们十多人就直奔敌人老巢西桠旁边的东桠乡，十几个武装人员住进村边的后面有一片树林的大碉楼，我们几个女同志扮作走亲戚样子住在群众家里。后来知道，第二天上午敌人果然进山去了，扑了个空，下午才出来，而我们却在敌人鼻子底下安全地过了一天一夜。 　　过了几天，我家乡石门传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石门乡的张落坑、木子埔村被子日寇捉了几十名乡民到六区外沙活埋了。我便同筹备处的另一工作人员匆匆跑去了解情况和安慰被害乡亲家属。我们到被害人数最多的张落坑村，刚到村口就听风哭声一片。原来前天一清早日寇和伪军就包围了该村，并逐屋将男女老幼都赶出来，同时也在邻近三四条村捉了多人，然后集中用枪押着73人往外沙活埋，除途中走脱几人外，活埋时一个妇女因害怕当声场发疯，被放回来，老人也被放回，共活埋41人。光张落坑霜被害的就有20多人。有一户谢滔妻（是我同宗的远房亲戚，我父亲在世时两家关系还是较密切的），她的两个孙子是从秘鲁回来的华侨青年，才结婚几天就被害了，两个新媳妇和祖母哭得死去活来。老人家见到我握着我的手，哭得更惨了：“唉呀！香姑呀！我家给鬼子杀绝啦！我怎么活下去啊！”说到这里就昏倒了，在旁的两个新媳妇连忙抱她，我们合力将她放在订上，用油将她搓醒，安慰了好一阵，她才止住了哭；我们还去看望了其他几家，谢三有、谢华容两家都是父子被害的。谢喜妻的媳妇刚生下孩子不久就被害了，婆婆抱着孙子嚎陶大哭……真是哭声一片，惨不忍闻。当时正在该村工作的梁坚同志，那天早上也和群众一起被押着逐出门口，三同户老伯母何芋不声不响地将梁一拉，拉向自己后面，梁会意，后退几步，悄悄地从她厨房后门向旁边山溪溜走，溪旁一位看牛妇女又把自己牛绳抛给她，让她装着看牛的样子，向山后走去，终于脱离了险境。山区妇女就是这样，处处关心我们部队人员，却没考虑自己！她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感人至深！ 　　活埋的当天，惨叫声震四野，有几个日寇却哈哈狂笑着在坟堆上踏实泥土，令人发指！第二天附近还听到呻吟声，闻之心寒。 　　这里插一笔，日本投降后，石门乡华侨汇款回来，在石门公路边山门坳建了一个公墓，从外沙挖回骸骨埋葬并立了墓碑。前两年因要扩建公路，公墓需要迁移，我旅居美国檀香山的姊姊月瑛又捐资1.5万元，将公墓迁往南面山头，再建一个新的公墓，欧初同志还亲笔题写了碑额，让人们永远悼念受难乡亲，不忘国难。 　　墓额：松柏长青 　　墓联：忆当年敌敌伪逞凶掘阱生埋惨动青天挥血泪 　　 事此日侨檀关切建坊痊葬泽沾枯骨慰幽魂 　　不久，筹备处的人马陆续到齐了，除了我们7个工作人员外，还调来30多人组成宣传工作队，队长王云，副队长梁宏。随后分片召开了十多个乡的各阶层人士座谈会，宣传山区民主建政的好处，是让山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跟着帮助各乡召开有100多人参加的各乡代表大会，选出刘震球当联乡办事处主任，甘伟光当副主任，叶、阮为秘书，陈明和我为委员（陈抓武装，我负责组训股，兼山区第一届妇女会长），通过了山区办事处《施政要则（草案）》。散会后，我们几个工作人员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其实，真正地开展工作还刚刚开始哩！ 　　第二天工作又忙开了，同志们要轮回到各乡召开座谈会，宣传施政要则，着重座谈二五减租事项。我则负责开办妇女训练班和农民知识青年（一般只有小学毕业程度）训练班，以便培养各乡妇女会长和小学教员。不久，整个山区掀起了减租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运动的高潮。 　　8月，五桂山区政府在合水口小学正式成立了，刘震球当区长，凌子云（即原乡长）当副区长，甘伟光因工作需要调去凤凰山区，我妹妹月珍当政务委员、宣传组训股长和区第二届妇女会会长，我则调去石门乡当党支部书记，以当小学教员作掩护，负责领导该乡党支部和民主政权工作。 　　我是9月过来石门乡工作的。石门乡情况比较复杂：岐关东路就在旁边穿过，孙中山故居也在公路边，日伪有个据点在翠亨，距石门仅廿分钟路程；该乡的攸福隆村内，原有两股打家劫舍的土匪，罗章友同志带部队来后才将他们消灭了；该乡因离敌人驻地近，敌人来扫荡次数特别多，前几个月，该乡41名群众才给驻外沙的日军拉去惨无人道地生埋了；该乡大多数群众虽都是拥护我们游击队和民主政权的，但也有些人心存害怕敌人来烧屋杀人的顾虑。而主要问题是该乡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骨干，除了从游击队主力部队调回来当集结队长的甘国梁是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外，民主乡政的乡长名为“开明”人士，实是个地主，副乡长是个杀猪和卖猪肉出身的“贫农”，前段时间也有同志在该乡发展了4个党员，但仍是思想上还未入党的，顽军回来后，在敌人的软硬兼施政策底下，2个去了自首，2个跑了，因此，该乡工作较难开展。 　　石门乡靠近海边，10月左右，日军为了阻止英美盟军有可能在该处海边登陆，派了约一营兵力开进该乡峨眉村驻扎，准备用民工在后山山顶掘山洞藏大炮向海边发射，以阻止盟军登陆。而该霜离学校只有几百米，学生都不敢来上课，学校不得不停课了。包括我在内，在这里教书的4个工作人员这时也只好分散到各村群众中掩蔽，做群众工作，我则仍住在兰溪群众家里，领导乡干部和群众对日军进行斗争。日军天天来催交粮食、民工，我们经请示上级后，先采取应付、拖的办法，找了一个扉农（集结队长的父亲）当伪保长，经与乡干部商量每天只给几个民工、十多斤肉和二三十斤米应付一下，但日军不答应，要出村来扫荡捉人。我们集结队长通过关系，约在日军营中煮饭的厨工徐观华（该村一个贫农）出来，对他做思想工作。徐答应向游击队提供情报。每逢敌人有准备第二天一早出来扫荡的迹象，他就连夜出来报告，结果每次扫荡前全村的人都立即上山去，使日军每每扑空，无可奈何。集结队也对敌人很愤恨，总想找机会打击它。有一次，两个日军出圩去采购，当他们一先一后行走时，集结队员甘伯华突然从路旁小树丛里跳出来，用锄头将后面那个锄死了，等前面那个日军发觉时，甘则已走得无影无踪了。以后就是白天一两个日军也不敢出村，去买菜也要四五个武装着，晚上更闭门不出。 　　10月，县一级民主政权——县行政督导处在山区石莹桥乡成立了，叶当主任，阮当副主任。在督导处领导下，同月成立了五桂山区党支，方群英当书记，兼石莹桥支部、马溪支部书记，委员有我、月珍和李瑞英。月珍当山区政权支部和合水口支部书记，李瑞英当白企支部、灯笼坑支部书记。其他区如滨海区、谷镇区民主政权也先后成立，凤凰山区政权也在筹备中，中山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 　　1945年1月1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在五桂山区公开宣布成立，发表宣言宣告“热诚接受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纵队司令部设在槟榔山村，下辖两个支队、一个独立大队，中山县的部队为第一支队，支队长欧初，政治委员梁奇达、副支队长罗章友，政治处主任杨子江；番顺地区部队为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南三边境部队为独立第三大队，大队长冯光。 　　珠纵宣布成立前后，第一支队曾运用东江纵队爆破战术，袭击驻三溪的伪联防大队黄祥部据点，炸毁一座三层钢筋水泥碉堡，毙敌七人，俘十余人，缴获武器一批。2月上旬，又在夜间远道奔袭金钟伪联防大队梁友部，用炸药包炸塌碉楼，毙敌十余人。此外，还袭击了前山伪联防中队陈雄部、古鹤伪区署郑屈部，在民兵和群众配合下，全歼该两中队，俘伪军40多人，缴轻机枪2挺、长短枪40多枝、子弹一批。伪军弄不清碉堡的被炸是用什么武器，因此十分恐慌。 　　5月，日、伪、顽三方共纠集4000多人准备兵分六路进入五桂山区，实行联合进攻，企图包围消灭我第一支队。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我部队采取“避敌锋芒，隐蔽主力，以部分兵力伏击进犯敌之一路，以麻雀战术到处袭扰敌人”的方针进行反击。9日凌晨4时，日寇400人伪军100多人从关塘埔开入我五桂山灯笼坑三山虎。猛虎队队长梁杏林带了24名战士预先埋伏在这里，连续三次打退敌人的强攻，毙敌30多人。因弹药消耗已大半，急需补给，梁杏林便率领13名战士突围请援，由小队长黄顺英带领11名战士坚守阵地，直到弹药全部用完，10名战士死伤，机枪手郑其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牺牲时两手仍紧握着那挺杀敌人无数的机枪，班长甘子源身上中弹，腹部又被敌人捅至重伤，但他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坚持到战斗结束，被群从抢救出来。只有黄顺英一人在敌军迫近时，急中生智，从后山坡滚下冲出重围。这时，梁杏林已率领猛虎队的另一个小队赶到，民权队也奉命赶来增援，在两路来击来犯之一路日伪军的任务。 　　其他几路日、伪、顽军分别到崖口、翠亨、三乡等地扫荡，并向山区腹地进攻。他们所到之处，掘地挖墙，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肖天祥由叛徒郑兴带路，在三乡大肆搜捕，杀害洲击战士和军属11人；梁雄部在崖口抢斥大批财物，搜捕民众10多人；钟汉明在黄茅坪烧毁民房大半……。我留下在石莹桥、合水中和神湾等地的小分队在当地集结队的配合下声东击西，以打麻雀战来袭击敌人，使敌人不但搜不到我主力，反被我小分队打得昏头转向，消耗敌人的预期效果，使敌、伪、顽分进合击、包围聚歼我第一支队的计划彻底破灭。 　　“五·九扫荡”后，敌人还持续两个月不断对我山区进行小规模的扫荡，有时突袭某个乡。叛徒郑兴带领日伪和顽军到处烧杀抢掠。我支队主力在敌人的疯狂来击下，化整为零，依靠根据地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分散掩蔽活动，两个月不能返回驻地，夜间只能露宿山头，异常艰苦。6月的一天清晨，日军包围了我在合水口乡一个小山上的中队蛟龙队，同志们在密集的机枪火力掩护下，拼命冲出来，但也有10多个同志冲不出来，被日寇用大火活活烧死了。第二天傍晚，该乡同志和群众为遇难烈士开了追悼会，青年们都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报这个血泪仇。 　　7月的一天中午，我正在石门和乡干部开会，一个伯母来找着我后，哭着对我说，她亲眼看见我妹妹月珍今早在合水口被日军逮捕了。原来该伯母和几个石门妇女出南朗圩，路经合水口，给在那里设卡拦路的日军逮捕，锁在合水口一个村的房子里，在里面就看见我妹妹也被锁在那里。后来经问话，石门的妇女就给放了，而我妹妹和合水口一些妇女却没有放。伯母说：“月珍是工作人员，如果被敌人知道就一定没命啦。”刚好这时山区政府的刘震球同志一批人也到了石门，便询问被放回来的妇女，她们说：“昨晚月珍是出去群众家住的，我们半夜上山时还没见到她。听合水口群众家住的，我们半夜上山时还没见到她。听合水口群众说，她是今早与该住户群众甘嵩婶一齐捉的，身份还未暴露，不一定有危险的。”但当晚还不见她回来，直到第二天上午她才极端疲惫地回到石门，我高兴得掉下了热泪。她吃了饭，喝饱水后就详细地把被捕的经过和合水口妇女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她的感人事迹告诉我们：前晚她是在合水口甘嵩婶家过夜的，天还未亮，敌人已包围了村庄，强将全村老百姓赶出来集中在一起，气势汹汹地喝问要搜捕部队的人，这时刚好甘嵩婶邻家有个傻仔指月珍是部队人，敌人就用枪托敲打撞击甘嵩婶，任凭敌人如何拷打，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是月珍的后母，始终没有暴露出游击队和民兵的情况，敌人没有办法只得把她绑起来带去南朗老巢，在途中她乘敌人不备逃脱回来，而月珍也给敌人绑在一间房子的窗下，待敌人去了别村烧房子，该村的凌伯母则冒着危险用刀割断了绳子救了她，当天下午她爬过一个山头去了崖口躲避，今早才返回石门的。 　　在这两个月，敌、伪、顽对山区不断进行扫荡，驻扎在石门峨眉村的日军也每日出村进行骚扰，我们工作人员和兰溪附近村群众每晚都上山睡觉，只留下集结队员在村里进行巡查。 　　8月，日军投降了，在日军未有撤出峨眉村之前，在日军营里做厨工的徐观华做通了东北籍的日军翻译的工作，携带了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向我游击队投降。 　　“五·九扫荡”后，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招待中共中央关于要开辟五岭战略根据地的命令，已先后于5月10月分5批将主力转移到东江，准备北上。阮洪川、甘伟光和我妹妹月珍也于10月撤往香港，大部分搞群众工作的女同志也撤走了，而我当时还留在石门兰溪村坚持斗争。同月，根据上级批示留在五桂山区的部分党员骨干在石门村（今名杨贺村）成立中山特派室。曾谷为政治特派员，甘生为军事特派员，梁冠为队长，以特派员为主与各武工组负责组成党的领导核心，只留下六七十个武装人员在五桂山区继续坚持斗争。 　　峨眉村的日军刚撤走的第二天一早，国民党部队接着就来了。那天刚好是农历七月十四，曾谷同志在石门田心村买了鸡鸭正准备给在附近驻扎的武装同志加菜，我去找曾谷同志汇报了工作后就返回兰溪村，刚好收到我旅居美国的姊姊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封来信，并汇来500元港币。傍晚我就去翠亨）邮局，取了钱后返到攸福隆村边时，忽听到树林里发出“是谁”的喝问声，我不慌不忙地用客家话回答道：“是乡民”（因我当时还是农妇打扮）。并趁天色朦胧，迅速将身上的一个本子和一支水笔放在小树头中藏好，将500元港币汇款藏在竹笠里，就大大方方的走过了树林，回到兰溪。该村妇女告诉我，国民党顽军今天下午来了石门乡，曾谷同志10多个武装人员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匆忙上了山，还有从凤凰山区来找曾谷同志的一个女同志，在匆忙中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现在许多村都驻扎了顽军，恐怕曾谷和那10多个武装同志此后好几天也下不了山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同姊妹们商量如何支援匆忙上山吃不上饭的武工人员，大家一致认为马上在本村募捐米、钱连夜做糕点送上山。她们做好糕点后，第二天一早分成四担，由张欧拿、毛四妹（地新妻）、甘水玉等妇女担着扮成走亲戚的样子去寻找部队同志，但一直跑了许多山头到傍晚都没找到，第三天再去也没找到，第相天才在石门村后面老虎窝（地名）上找到曾谷同志和其他兄弟们。我把收到的500元港币汇款也交由她们一起带去送给部队，当同志们收到这些珍贵的慰问品后，感激得掉下了眼泪。曾谷同志还写了表扬信回来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你们雪中送炭的行动，全体同志都非常感谢！”不久曾谷同志将那500元港币汇款交由交通员带去澳门给了珠江三角洲领导黄佳同志，黄佳同志还买了一支派克墨水笔送回给我做纪念（可惜这支笔以后不慎失掉了）。过了几天，传来消息说前几天来找曾谷的那个女同志叫何明，顽军来石门那天她曾在张落坑村过了一夜，第二天回凤凰山区时，在路上遭敌人逮捕，坚贞不屈，敌人恼羞成怒，将她押到大金顶枪杀，她大义凛然，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山区有长期驻扎下去的迹象，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群众想尽办法掩护我们。兰溪村的甘森伯、甘华焕夫妇、甘水玉姑等的家里都修了夹墙，曾谷、黄旭、梁冠和我等约有半年时间都住在他们家里。我们白天在家看书、看文件和研究工作、分析敌情，晚上则到各村各家去联系群众，敌人来搜捕时，就躲到夹墙里去隐蔽，由甘嫂或她婆婆出来应付敌人。群众就是这样用生命来保护我们同志安全的。1946年春节，甘华焕夫妇还？鸡杀鸭请我们几个在家过年。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们不但要组织群众对付顽军的反复扫荡，还要和当地的国民党乡长、坏份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我们力量强大时，他们还不敢怎样嚣张；当国民党力量强大时，他们就蠢蠢欲动。1945年秋日军投降撤走后，一向在澳门居住的地主、国民党员甘地秀就跑回石门乡，并当了国民党乡长，要我们工作人员和乡集结队放下武装，解甲归田，不要干涉他与国民党政府人员来往。我们经请示曾谷同志，同集结队长甘国梁同志一起去见他，当面向他提出几条原则：一、我们工作人员、集结队不能放下武器，怎样活动是我们自己的事，决不能解甲归田；二、不能出卖我工作人面、集结队、武工队和支持我们的群众；三、不能损害老百姓的一丝一毫利益；四、要应付敌人时，必须经与我工作人员或集结队长商量同意。由于我们态度明朗、坚决，结果甘地秀虽当了乡长也不敢嚣张。曾参加过国民党钟汉明部队的坏份子甘保林回乡后不务正业，钟部来扫荡时，他就带敌军到各村搜捕我们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经群众揭发，我们调查证实了他的反动行为，并请示领导批准后，集结队就处决了他，为该乡除了一个大患，群众拍手称快。 　　在敌人威逼利诱政策下，石门乡民主乡政的正副乡长和曾参加过我们部队后返回乡的两人，还是背着我们偷偷向顽军自首了。我们知道后向他们发出警告：绝不能有出卖我们部队和群众利益的行为，不然绝不饶恕！不久，曾谷同志就要我和刘震球同志撤退去香港。到了香港，我先后在香岛中学和培侨中学教书，并任旅港中山青年联谊会理事，在地下党领导下做在港中山表年的工作，这里不作详述。 　　1949年平3月底，我离开香港后，经顺德又返回中山五桂山区。这时，盼望已久的愿望实现了，与阔别多年的父老乡亲又见面了，心情异常激动。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已急转直下，解放大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上级党组织根据这种形势，决定扩大山区武装力量，把分散活动坚持斗争的武工队集中扩大为连队。我刚好赶上参加为庆祝连队成立当晚在长江乡召开的“军民联欢大会”。会上，出名的“歌王”贺贵平的山歌唱起来了：“山区军民晚会开，武工队呀变成连队来咯，解放大军威力大哩，蒋家五朝快垮台！”“山区军民心花开，民运同志又返来，组织军民齐心干咯，全国解放幸福来！”跟着，“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朱大嫂送鸡蛋……”的歌声此起彼伏。五桂山区军民许久没有听过这样欢乐的歌声，开过这样大型的晚会啦！他们尽情地歌唱，到半夜才散场。 　　珠江三角洲地委书记黄佳同志这次调我回五桂山区，是要我负责山区党群工作的。第二天上午，黄旭同志找到原负责山区党群工作的。甘正嵩同志来向我移交党员关系。黄旭同志介绍说：“山区群众是很好的革命群众。在1946年至1947年最艰苦的日子里，我武工队力量十分薄弱，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村村驻了重兵，对山区群众进行威逼利诱，但山区群众始终没有出卖过我们。相反，我们无论去哪里，各个乡都有群众积极积极暗中支持我们。有一段时间武工队下不了山，较长时间掩蔽在山上，石门的李嫂、贺婶、毛嫂、甘森伯、甘华焕、甘金棠父子、长江的龙叶仔、龙贤一家、黄灶林伯、崧埔的陈谷嫂等一大批群众经常给部队送粮食，送情报。他们视武工队是自己的儿女一样呀！现在山区虽然已没有国民党军队驻扎，但山区的各个出品，如翠亨、南朗等地却还有国民党军队驻扎并经常来扫荡，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经我武工队同志宣传，现在山区群众知道了我解放大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如今又和看到我武工队已成立连队后更受鼓舞，今后更是将山区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更好支持我游击队的大好时机。现在留下在山区的党员不多，有的在最困难时期都表现很好，如黄国友、刘汉洲、余华娇等，他们都是宝贵的种子，遇上现在大好时期的阳光雨露，是会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的。我们武工队伍也正在发展壮大，虽然现在才将分散的一部分武工小组组成了一个连队，但还有好些武工小组不久又可发展为连队的，这些武工小组的成员，都是在这几年最困难、最残酷的斗争中磨练成长的。如最出名的凤凰山区吴当鸿领导的武工小组，去年初在一个石洞里被孙乾率领的顽军300人（后增加到600人）重重围攻了半个多月，而实际上武工小组只四五天就从山洞后面突围出来了，敌人虽发觉并派部分顽军去追击，但未能得逞。又以为还有大批武工队员在里面，还继续围攻。在围攻石洞的同时，敌人还逮捕了吴的母亲黎瑞珍伯母和12岁弟弟，威胁她向儿子投降。黎伯母坚贞不屈，常驻尽折磨，宁愿带着小儿子坐牢，直到现在还未释放。就是这个当时才6个乡共10名党员的关系交给了我，另外还介绍了特派至领导干部及连队骨干的党员共有14名（当时已知有2名连队党员干部自首过），这就是当时五桂山区党的组织情况。我回山区前黄佳书记曾给了任务，要在五桂山区发展党员100名以上来迎接中山解放。按山区党组织当时情况看，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但正如黄旭同志说的，我大部队北撤后留下并经过几年艰苦锻炼的革命种子和久经磨练的山区人民，在大好形势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是会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的，因此，对完成任务我是充满信心的。 　　当天下午，我就改空当地农妇装束，提了个竹盒箩，象过村走亲戚的样子，到石门乡去开展工作。我刚出了村不久，四五个正在田间劳动的妇女就朝我嚷开了：“月香姑呀！你刚回来也不休息就跑乡串坳啦？”“唉呀！太阳快下山了，昨晚这里石塘村还给老虎叼（粤音：耽）走了一条猪哩，有老虎呀，明天再过山吧！”“是呀！真的有老虎，近晚在附近出没呀！不能过山坳呀！”……鬼我是不怕的，老虎我还没见过，但也确有几分害怕，为了准备随时以一个乡民身份面对敌人，故我也没带枪，怎么办呢？退回长江去吧，我又已经约好了石门的同志。我考虑了一下，就回答说：“多谢阿嫂关心啦！现在趁天还未黑，不怕的，我跑快点就是了。“就这样，我快走连跑，一口气翻过山坳，再跑下山，平时差不多要走两个小时的路，我一小时就跑到了，但两件衣服都湿透了，还气喘如牛的。下了山，我才找块石头坐了下来，喘过气，慢慢走到甘正逃同志家时，天已黑下来了，冯加南同志也来了。听他们汇报了情况后，我给他们讲了最近国内大好形势，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做好成绩，迎接解放。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兰溪找甘华焕一家和甘森伯，他们都是日本投降后在家里修了夹墙，以便我们避过国民党的搜查，让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期，我们会永远记住他们的。见面后在交谈中，他们反映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1946年该乡民兵（即集结队）队长甘国梁同志在傍晚下山时被国民党军队打死一事十分可疑。敌人一般不敢在傍晚仍留在村外，就是驻扎在乡中也一早就闭门不出，而这次敌人却是看准了甘国梁傍晚会下山，在其没有思想警惕的情况下枪杀他的，这必定有知情内鬼报信，然后才敢这样做，提醒我们注意曾当过石门篆国民党乡长甘土秀的动静，不要给他表面的“守法”扬麻痹而放松警惕。这个情况反映得好，特派室领导干部也已有这个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要求甘森伯等多多注意他。 　　第三天起，我每天跑一个乡（一个乡一条山坑），用了一星期跑完几个最中心的乡，9个党员同志和一些积极分子都见到了（只有一个党员谢顺意同志在石莹桥乡槟榔山村，因路远未去找她）。分别几年又长一重逢，同志们那股高兴劲就不用说了。尤其是合水口乡的余华娇同志，当年与她同床睡了大半年是我亲自教育发展为党员的，她兴奋不已地谈了这几年来如何战胜国民党搜捕，家庭逼婚、刘汉洲爱人的误解辱骂、弟弟被捕等困境；如何团结乡中六七位姉妹，在收割季节逐家去帮助部队士兵家属和贫苦农民割禾，并通过劳动宣传解放大好形势的情形等等。我听了心情也很兴奋，多好的同志啊！真没有辜负党的培养。 　　返回长江领导机关（特派室）后，黄旭与队长梁冠、黄乐天、凤凰山区武式队长吴当鸿、梁泰奠和我6人开会，宣布成立中共中山县委员会，黄旭作任书记，梁冠抓军事，黄乐天抓宣传（宣委），3人是常委；我、吴当鸿、梁泰猷3人为执委（后来还有赵明参加），我当组织委员，管党群工作，吴、梁管凤凰山区工作。会上黄旭除谈了国内及中山形势外，还传达了珠江三角洲地工委关于为迎接中山解放一定要抓紧发展武装，努力发展党员的批示以及谈了一些军事上的设想，并决定同时成立中共五桂山区委员会，由我兼书记（8月由潘灵担任），区委委员由山区几个乡的骨干梁坚、刘汉洲、黄国友、区廉和甘正辉（土改时才发现其在困难时期曾去国民党军队自首过），以及后来从广州撤来的大学生党员黄云和潘灵（两人负责油印室工作），还有余华娇等人担任，领导五桂山区各乡党群工作。成立区委会后，整个山区如何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的总是正要好好研究讲座在区委第一次会议上，我谈了国内及中山形势后，要求大家努力做好工作，迎接中山解放的到来；要求各党支部、党小组在各乡深入发动农民组织贫农协会，发动青年农民学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和有关资料（这些材料曾在香港《华商报》发表过，我带回来油印后，发下去开展广泛学习），发展新青团员，而多年来表现突出、条件成熟的，可发展为党员。谈后大家情绪很高，都表示有信心回去好好开展工作。 　　因连队（当时只组建了一个连队）驻地分散，我随后分别找了两位连队党员——连长和指导员谈话，要求他们将经长期考验的连队积极分子教育发展为党员，以便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因为只有支部建在连队上，我们队伍才有战斗力。于是，我与他们认真研究教育对象名单和教育内容，让他们回去做教育发展工作。以后都在连队建立了支部。 　　6月1日是这年农历五月端午节，我们又有5个连队成立，部队就在石门乡田心村开庆祝晚会，石门群众送了一大批茶果、糕点来给部队同志过节。当领导讲完话后，大家兴高采烈地唱革命歌曲，唱山歌，一共欢庆到晚上10点多钟才结束。因田心距翠亨敌人据点很近，夜静时飘荡的阵阵歌声，在营房里的敌人都会听见的。本来开完晚会部队应马上转移或上山睡觉才是，但由于领导思想麻痹，部队当晚就在田心、龙舟地和对面杨屋驻所。第二天凌晨4时左右，几路顽军共600多人绕过田心，直奔龙舟地与我部队交火，驻田心的连队即往杨屋后山老虎窝山上突围。大部队冲出了重围后，向长江方向开去，留下部分作武装掩护，从天未亮一直打到下午，战斗异常艰苦，幸而同志们非常英勇，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但我们也死伤一些同志，从广州撤来的侨二师学生关川就是在此役中英勇牺牲的。 　　石门白石岗村的贺婶（贺带），从1942年部队开进五桂山区不久起直到牺牲那天，共七八年时间，无论在革命高潮，还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她都坚定不移地一直和我们一起并户战斗，既是堡垒户，又是伤兵护理员、炊事员（白色恐怖时期，部队同志在山上掩蔽，她则都煮饭菜送上山给同志们吃）和情报员。1949年她当了山区领导曾谷、黄旭等同志和港澳珠江三角洲黄佳书记的情报交通员，从广州撤来五桂山区的大学生多数是由她那里转来的。端午节那晚她也与同志们一起高高兴兴参加庆祝晚会，第二天一早战斗打响后，她就与从美国夏威夷回来的丈夫一起返回澳门住地，到了拱北被当地土霸甘茂松发现。这坏家伙勾结反动派曾添意逮捕了他俩。为想从贺婶口中得到我部队机密，敌人用尽一切卑劣手段折磨她，但她坚贞不屈，一直守口如瓶。反动派没办法，最后将他俩押到石门大象埔村口杀害了。贺婶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当时正在合水口乡和党员开会，噩耗传来，同志们都好旬失掉慈母一样悲痛，个个义愤填膺，贺婶啊！我们英勇的母亲，您的儿女们是会永远铭记着您的名字，是会替您的名字，是会替您报仇的！您安息吧！ 　　是年4月7、8月间，因暴露了身份而撤到中山五桂山游击区来的广州知大专院校学生约40多人，另从广州、石岐等地动员来的中学生也约有10多人，其中有少数是党员，有两人当上了区委委员，一人当了连队指导员，而大部份则是参加了地下学联的，他们以后也转为新表团员，多是安排搞文化工作，10多个到油印室负责编印《正报》，有五六个到连队当文化教员，一部份到了山区地方搞群众宣传教育工作。这样一来，连队啬了骨干，啬了知识力量，很快连队文化就活跃起来了，山区歌声嘹亮，大大鼓舞了士气。 　　这时因形势不断发展，需要更大量的骨干，于是县委几个常委就负责办了几期武装骨干训练班和大专学生训练班，几个委员也分头办了几个训练班，我则负责办了当地青年训练班和两期妇女训练班，对学员着重进行形势任务及党的政策教育，使他们在学习结束后，返到连队成为战斗骨干，返到各乡成为屐组织群众的骨干。 　　在全国各个战场节节胜利的同进，五桂山部队出击翠亨、马溪，特别是出击崖口的战斗大获全胜，全歼横行霸道的国民党中山县保警营第四营谢文泉部谢湛强部一个主力连，毙、俘、伤敌5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一批，有力地挫伤了敌人的锐气，震撼了整个中山。在这大好形势下，全山区农民都组织起来，于10月中召开了全区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山区农民协会（妇女们都参加到农会妇女组里），选出黄国友当主席、谢恒（回乡技术工人，党员）当副主席。全山区（包括部队）发展了100多个党员、200多个新青团员。继成立区农会后，又成立了中山县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200多个青年团员拥到长江乡开庆祝大会，嘹亮的歌声又在五桂山区回荡。大会选出我为筹委会主席，刘汉洲、凌伯棠为副主席。在会上有100多个团员报名参军，反到各乡后，在他们的带动下，整个五桂山区掀起了母送子、妻送郎参军的热潮，翠亨纪念中学也有数十名青年学生参军。 　　10月中旬，县委在长江乡如开全区代表大会，宣布县人民政府成立，谭桂明为县长，黄乐天为副县长，并即席成立支前指挥部，黄乐天为主任，凌子云为副主任，准备人力物力支援解放大军解放全中山，解放海南岛。 　　五桂山区人民政府也随即成立，刘汉洲为区长，黄国友、余华娇为副区长。余兼山区妇女会会长。 　　凤凰山区，我们也派了广州来的大学生党员游雪同志去开展工作，屐组织农、妇女会。 　　10月14日广州解放。消息传来，国民党军队恐慌异常，我方派有关人员到敌内部做说服工作，结果有许徭一个连在库充起义开入五桂山区，随后国民党中山县保警营第三营黄锡球部全营业员起义，其余敌人纷纷上门挂号。石岐地下党则动员党、团员护厂护校，准备迎接游击队入城。当时，南逃的国民党李弥兵团还疯狂地窜入五桂山区却斥一轮后，从三乡、前山逃往三灶。以后又撤往缅甸。在他们入山之前，我连队因另有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