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静校长（1902——1959）已经辞世37年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6年后就是他的百岁诞辰。追忆往事，近来竟使我们怀念起这位老校长来。 　　原因是：在1996年4月间，中共中山市委派了由中山市法院的陆群副庭长以及中山市干部局、党史研究室的干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到广州、佛山等地召开了有关对孙子静往事知情人的座谈会了解情况，准备对孙子静的历史冤案作一次澄清，找出证据推翻判决书中对其所判的6条莫须有的罪名，以还孙子静校长一个公道。 　　这使我们的心情是如何的激动啊！这位被遗忘了近40年的老人形象又一幕幕地在我们面前显现出来。 　　这是在1949年间，我们这一群就读于中山县四区中学的学生天天和校长在一起度过了求学阶段中十分重要的时刻，也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从国民党残酷统治的水深火热中走向解放、走向光明的时刻。我们这批追求进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那种奔向革命、奔向共产党的冲动，稍有不慎就会流露于言表，而当时的形势是非常严酷的，随时都有被国民党抓去的危险，是孙校长在暗中保护了我们，我们就像在母鸡翅膀下的小鸡，谁敢说当年没有他老人家的保护，不会有被国民党抓去坐牢甚至被处死的危险呢？ 　　今天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孙子静校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B]他严以治学[/B] 当时四区中学从南朗的亨美村搬到榄边的茶东村，设在一座空荡荡的“陈氏大宗祠”里，条件非常简陋。在上海沪江大学毕业，而且“胸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志”（引自《沙边村志•孙子静旧事》），走遍了祖国的山川大地，还在国民党政府里当过科长、督学官职的孙子静竟放弃了一切功名利禄，心甘情愿地到这个很不起眼的、条件极差的农村初级中学当校长。学校又是刚刚搬迁的，一切都得从头做起。我们的校长斯斯文文、清清瘦瘦，个子不高，但神采奕奕。夏天常穿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得高高的。只见他忙忙碌碌，校里校外的一切都亲力亲为。是他在这座空荡荡的大祠堂里，不但使学习上课有教室，而且还按正规中学规模建起了图书室、理化实验室和音乐室，逐渐又在学校后面的树林里开辟了一个相当大的体育运动场，篮球架、单双杠、沙池等设施，虽因陋就简，但一应俱全。学校还设有学生食堂，中午我们吃饭时，校长也和校工阿贺在一桌吃饭。在学校真是时时处处都能看到校长的身影。以后他又设法在学校对面的池塘边，把一块荒地改为学生种菜的菜地，划分给各个班级，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不忘劳动，利用课余时间去种菜、除草、浇水等，树立学生的劳动观念。就连学校的简易厕所都是干干净净的，这都是校长和老师们严抓德育教导，使学生们树立了良好的公共道德观念的结果。现在回想起当年我们校长所倡导的一套和现在的社会主义教育提倡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精神是一致的。我们要感谢他老人家在德、智、体、美方面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他给了我们一个宽松的政治氛围 挨着我们学校的另一间小一点的“祠堂”是国民党的乡公所，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几大战役中不断取得胜利，迫近长江。这时国民党就像急着要跳墙的狗，惊惶失措，就是一个小小的乡公所，门内画有“青天白日”图样的大屏风底下就日夜架着一挺机关枪，乌黑的枪口对着每一个路人。开始凡走过它的门口的人无不心惊肉跳。它也是用来吓唬我们学生的，但时间久了我们也就见怪不怪了，这与孙校长在校内营造了宽松的政治气氛不无关系。如星期一是“记念周”，早晨校长必要训话，但孙校长从不提政治，只是要求学生好好读书和遵守校规等，倒有一个教公民课的老师叫麦觉民，他是代表国民党说话的，但校长没有说的麦说了也白说，无人理睬。又如上语文课时，陈建中老师（陈重，现在北京人民大学）就经常给我们讲苏联名著《静静的顿河》之类的小说，课后不布置我们写“周记”，这使很多学生可以在“周记”中发泄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进步教师刘传敏（即刘江）还在学校后面的音乐室里教我们大唱《黄河大合唱》、《解放区的天》、《古怪歌》等进步歌曲。校长对此从没有干涉过，给了我们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校内与校外的政治气氛对比是非常强烈的。再说原来四区中学在亨美村时，校长叫程序，那时学校内有“三青团”组织，我们上两届的校友中就有人曾参加过，解放后这位校友受到了组织的审查。但在孙校长主持四区中学工作后，学校就没有“三青团”组织，解放后我们的同学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确实证明了在孙子静校长主持四区中学工作期间，学校没有“三青团”的存在。 　　他暗中保护了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 1948年8、9月间，因在石岐逸仙中学搞学运而被当局“开除”的刘传敏老师来到四区中学，是孙校长聘请的。刘老师来后就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带进了四区中学，通过平时的物色，到了1949年春，就在学校发展了一批地下团员。在刘教师的领导下，团员经常秘密开展活动，互相传递、学习一起进步的书刊，如毛泽东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形势与任务》，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捷报等。还将其刻印成传单，带回各自的家乡（村庄）去秘密散发，使整个四区都闹腾起来了，老百姓常常传说“五桂山游击队又出来活动了”，人们兴奋地在窃窃私语，闹得国民党反动派一片紧张和混乱。由于我们的频频活动，隔壁国民党乡公所的“狗鼻子”也嗅到我们学校来了，没隔多久就来学生宿舍搜查一次。但事先校长就把消息悄悄传给进步的老师，刘老师马上就通知我们将传单及有关资料、刻印工具等收藏和转移，使敌人每次都扑了个空。而我们的工作又照常地开展，活动由小到大。 　　是年5月间，刘老师带领四区中学一批进步同学会同中山县一中的刘经坤、邝奋、二中的肖河等同学去阳春参加游击队，但也留下了一批团员在四区中学坚持地下斗争，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当时因突然走了一批平时比较“暴露”的学生，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和中山县反动当局的紧张，一时间登报的登报，造谣的造谣，有的传说我们这批人已被抓，有的甚至说我们这批人已在某在被打死。国民党乡公所的反动派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慌张。乡长陈惠芳更每每亲自“大驾光临”，隔三差五的带人来搜查。我们校长就应付他一番，使他什么都没有搜到。我们的地下团员安然无恙。以后，县书店秘密寄来的进步书籍和书刊被校长发现后，他总是把这些书收藏起来，等风头过去，就悄悄告诉当时的地下团支书及黎明亮同志，并嘱咐他们：要把这些书刊收藏好，不要张扬。就是这样，我们四区中学的地下团组织从严没有出过问题，连乡长亲自出动也找不到一点破绽。这说明什么呢？正是说明：孙子静校长在暗中保护我们。 　　正如吴孑仁等老同志对孙子静校长的评价那样：“孙子静先生作为党外开明进步、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对抗日战争、对我党都有好的作用。同时他又热爱教育，对革命作了贡献，发挥了不是‘白皮红心’的‘白皮红心’作用。功不可没。”（引自《关于孙子静历史案件中犯罪事实应予否定的意见》一文） 　　尊敬的孙校长，我们永远怀念您！ 　　（参与本文撰述者还有：程天亮、黄强、林珍、吴立，陈佩诗、黎明亮等同志） 　　　　　　　　　　　　　　　　　　　　　　　　　1996年5月20日于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