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根，1912年7月21日出生于中山县第三区海洲乡民乐村（今属中山市古镇镇），父母亲是勤劳的农民，父亲因过度操劳中年病故，母亲人称“四婆“。1932年，袁世根在县立乡村师范毕业后，先后在古镇、海洲当教师，靠自己绵薄的工资收入和在南洋做工的姐姐寄回的钱维持一家生计。他自己连屋也没有，只有一间由姐姐从南洋寄钱回来建的仅够母亲一人住的15坑神后房。在读书和教书期间，袁世根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40年，他接受中共西江特委的派遣，从罗定返海洲当“抗战乡长”，把海洲建成为“白皮红心”的重要地下据点，使之成为我党领导的五桂山根据地与粤中党组织和南、番、顺广游二支通讯联系的枢纽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当上邦平乡乡长，对掩护和支持中共珠江地工委、中共中顺边县工委和地下党组织及地下武工队的活动等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他的母亲、爱人（女儿和儿子分别在解放前后出世）和姐姐（解放战争期间从南洋回到海洲）也为掩护和照料党的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后，他担任三区区长。1951年11月13日，在清匪反霸退租退押运动中蒙冤致死。1981年12月23日，获中共中山县平反昭雪。在当日召开的平反昭雪大会上，来自各地的许多老干部都认为袁世根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一生追求进步，热爱真理，忠于革命，为党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海洲的老贫家在回忆袁世根的历史时更是满怀深情地说：“他是人民的好勤务员、好干部、好老师！” [center][B]出身清贫家庭 乡村师范毕业[/B][/center] 　　袁世根少年时，家庭靠租种地主的土地和养蚕维持生活。他在海洲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必与父亲一起到基面去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从不间断，从小就培养了热爱劳动的习惯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他喜欢热闹场面和集体活动，凡有公益事业必定参加，如修桥筑路等。遇盗贼、官兵来抢劫，他便带领同龄的小伙伴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因此成了较有威信的“少年领袖”。但因家境清贫，小学还未毕业，父亲便打算让他停学找职业了。校长张受福、教师胡荣昌（家住小榄镇）、袁伯荃等觉得他年少聪明，有培养前途，就请其父到学校，几经规劝，其父才让他读到小学毕业。1929年8月，刚好各县都办乡村师范，由学校包生活费，毕业后到农村当教师，是适合家庭经济困难的青年就读的（当时有钱人是不读乡村师范的）。经张校长和胡老师再三规劝，其父才抵着穷送他与侄子袁文结（二人同年）一起去县立乡村师范读书。这期间，他受了进步思想的薰陶，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便丢失了东北三省，袁世根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十分愤慨，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抗日斗争，于是组织同学们走出校门，到各地开展宣传抗日救国活动。他自己带领部分同学到小榄、海洲和江门等地进行宣传募捐。袁世根还未毕业，因遇桑蚕大幅度跌价，家庭交不起地租遭致破落而被迫分居，父亲也因操心过度，患病不治而死。此后，只有靠姐姐袁焕英到南洋做工赚钱才勉强维持一家生活和供他完成学业。 [center][B]主持海洲小学 宣传抗日救国[/B][/center] 　　1932年7月乡村师范毕业，袁世根在古镇当教师。也常常接近学生，引导和帮助学生进步，因此，同学们对他的感情特别好。平时他很少回家，连星期天也到江门、中山图书馆阅读书刊。他还影响了一些教师倾向进步，从而赢得了师生及家长的尊敬，但也因此遭到学校领导的斥退。 　　1934年8月，袁世根回海洲务农，从而与贫下中农的感情更加融洽。1935年10月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和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他公开拥护并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1937年2月，他在海洲重返教坛，后主持海洲小学工作。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聘请了几位思想进步的教师，通过出黑板报、墙报、演戏等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他还带领教师组织高年级学生在全乡办夜校，建立小先生制度，教农民识字和阅读抗日救国课本，教唱抗日救国歌曲，深入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以夜校学生的亲身体会引导学生认识必须改变旧社会。他还通过家坊，密切与学生家长的联系，进一步与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群众有什么事情，总爱到学校找他商量解决。他业余有一个爱好，就是吹箫。家里横箫、洞箫，圆的、椭圆的，长的、短的都有，很多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些箫也是他家中唯一最多的财产。由于他的箫吹得很抒情动听，年青人都很喜欢听他吹和跟他学，而他一有空总是满足大家的要求。因此，许多年青人就是这样跟他学会吹箫的。他不喜欢打球。他就是这样经常与群众生活在一起的。1938年9月，曾一起宣传抗日救国的小学教师黄有权、古寿珠、郭旷良、谭则敏等北上陕北报考“抗日军政大家”，袁世根原准备同往，因学校开学不久，走不开，计划第二批去，无奈一个月后广州沦陷了，没去成。 [center][B]担任海洲乡长 做好统战工作[/B][/center] 　　1939年，袁世根经友人介绍到了罗定县任民教馆长，并主办《新罗日报》（油印小报）宣传抗日救国，深得当地地下党组织的赞赏，派地下党员苏德深和他交朋友，得知他在任教和主持海洲小学期间思想进步，表现良好。而此时在中山三区小榄的国民党“挺三”司令袁带（实权掌握在副司令屈仁则手中）看中他文墨好，虽不同乡，但同宗（据李逻通《曹古海沿革与今日风貌》载：“袁带原为海洲乡人，后迁居小榄永宁。”——编者注），希望他回去协助做文字工作；而海洲内部宗派争权等问题也不少，又希望他能回乡主持乡政工作。袁世根把袁带几次写信请他回乡做事的事跟苏德深讲了，与苏商量该怎么办。苏向中共西江特委候补委员李超汇报了此事。李对此很重视，希望乘此机会在沦陷区建立我党的地下据点开展敌后抗战工作，并掌握“挺三”动向，遂向中共西江特委汇报此事，经研究后决定让袁世根回海洲当抗战乡长（当时有两个乡长，一人是汪伪乡长，一个是抗战乡长），并详细布置他回海洲后要利用袁带当他是子侄的有利条件，同袁带及其家属搞好关系，同时通过袁带与屈仁则搞好关系，争取各方面的人。袁世根服从了中共西江特委的决定，放弃罗定民教馆长职位返回海洲。当时袁世根未入党，中共西江特委就让苏德深继续和他联系，准备在他回海洲后再通知中山地下党组织解决他的入党问题。 　　1940年袁世根回到海洲后是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当时海洲内外都处于封建反动势力和日伪、国民党的统治与包围之中，东边的小榄是中山三区反动统治势力的中心，有大天二袁带、屈仁则、谢老虎、巢添林、莫予京等；北边的顺德均安有欧阳培的封建土匪武装；西边的新会荷塘有李桂源的封建土匪武装、李盈和陈三的“西江别动队”、“挺三”的土匪武装及日本特务分子容仲博的土匪特务武装等。“四大天王”、“八大金刚”袁宗思、袁锦辉、魏觌铭、魏贤祥等封建人物（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与袁带、屈仁则有密切联系）掌握海洲的实力，并由其代表人物袁艺文、魏煌当自卫队正副队长，掌握着武装，以维护其本身利益。他们还有两个代表人物当副乡长，其中袁见成是袁宗思、袁锦辉及长房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而袁带的势力还直接伸到海洲，除派莫予京盘踞海洲外，还有其他亲信，如在袁世根家庭所在地民乐坊有一股封建势力直接威胁着他，就是袁带的亲信袁文辉。这些人出小报攻击袁世根左倾，企图把乡政权夺到手。袁世根按中共西江特委和李超的布置，与袁带及其家属关系搞得非常好。袁带家庭大小几个老婆勾心斗角，家庭纠纷很多，袁世根当他们的调解人，不但袁带信任他，其家中大小都信任他。屈仁则有文化，袁世根也是读书人，两人谈得来，“交情”很好。“挺三”有几个支队都是挂名的。只有嫡亲支队梁自带最强大。通过袁带与屈仁则，袁世根又与梁自带成为“好朋友”。后来，李超曾来海洲和袁世根一起到过梁自带的棚寮（驻地），对袁世根从罗定返海洲后的工作很满意。由于袁世根统战工作做得好，与袁带、屈仁则、梁自带及海洲的上层人物等搞好了关系，利用了封建势力的内部矛盾，不但使袁文辉这股反动势力的阴谋没有得逞，还使海洲这个点站稳了脚跟，加上海洲自卫队长袁艺文也很听袁世根的话，并且安排了容辛（地下党员）当副队长，这样，海洲自卫队就掌握在我党手中，海洲也完全为我党所控制了。党组织指示古镇的地下党员苏松柏（古镇粮所主任，已离休），凡有我党刊物、宣传资料都一份给袁世根，继续培养他。此后，苏松柏即委任海洲一个到古镇卖熟烟的小贩袁奕添定期把资料送到袁世根手里。 [center][B]救助贫下农 制止杀人事件[/B][/center] 　　当了海洲乡长后，袁世根遇到了最难解决的总是就是如何废除地方封建势力一贯执行的出“花红”杀人条例。他三番四次同海洲封建实力派的头子谈过，要求以乡公所名义出布告取消这些陋规，都因封建实力派的极力反对而无法实行。加上在乡间碰到许多难以解决而事与愿违的棘手问题，为此，他曾多次向党表示很干下去，要求辞去乡长职务。中共中区特委鉴于珠江三角洲的形势，认为海洲和荷塘的点很重要，是珠江三角洲党组织与粤中党组织联络的枢纽，并指示中顺新边县工委组织部长关立（原肇庆地委副书记、专员）要认真抓好海洲、荷塘两个点。党考虑到：1、乡长这个职务对于了解敌人内部情况比别人容易得多；2、乡长的社会政治地位可以用来掩护外来党员的活动；3、海洲是中、顺、新的交界点，如袁世根在此坚持这个“白皮红心”的地下据点，则有利于保证地下交通线的安全。鉴于这些理由，党从全局出发，力劝袁世根不要辞去乡长职务，要求他和反动派斗争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避免因过早地与反动派决裂而丢失了可以长期埋伏、积累力量的客观有利条件；要求他和自卫队正副队长袁艺文、魏煌搞好关系，逐步安插一些可靠的进步青年当班长、小队长，改变自卫队的素质。袁世根听党的话，根据党的需要，抛开个人的得失，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硬着头皮在险恶的环境中继续当下去。这对一个当时仍是非常的进步青年的他，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了使他能保持乡长这个职务，以利于掩护革命，党还经常提醒他不要在反动派面前暴露自己的思想，发表进步的言论，他都按党的要求做了。 　　袁世根刚回海洲的一两年间，立足未稳，实力尚掌握在封建势力手中，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制止出“花红”杀人事件的发生，但他改变斗争策略，采用了许多防范措施和营救办法，为维护海洲贫下中农和其他劳苦人民的利益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由乡公所出布告，反对“易主易佃”，保护“佃耕权”（业权转移时，批约继续有效），并交由乡公所文书陈德泉按此原则具体处理，土地易主，亦要维持原来批期不得夺佃。据北海大队复退军人区永桂回忆：当时他家与另一农民租种了地主姑婆带的塘基共11亩，这些地后来被另一地主强买了，双方地主迫他们离耕，幸得袁世根出头要地主维持租约，不得夺佃，才使他们避免了离耕、失去土地的灾难。二是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地使贫苦大众绝处逢生。袁世根亲自说服惠农农场经理收容了100多个无依无靠、无法为生、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孤儿，为他们寻求生路。原海洲教昌大队党支部书记袁沃良、市边的原中山长江水库茶场负责人袁星培、民乐的袁德明等就是当时被收容的，直到找到工作时各人才离去（袁星培是最后离去的）。袁世根还亲自下户访问一些贫苦农民，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如袁星培几兄弟，袁世根就几次到他家访问，了解到他家庭生活极度困难，就给他一些钱维持生计，直到介绍他回惠农农场当工人。袁星培常说：是袁世根救了他。袁世根还亲自保释过不少被抓的贫苦青少年。当时，自卫队准备杀害的人，凡是袁世根知道的，都想办法救出来。古镇水利会职工袁连庆说，有一次，他因饥饿偷自卫队的东西吃被捉住，自卫队要杀他，幸得袁世根知道后叫放了他，否则他早就被杀害了。他说：“袁世根是我的救命恩人。”现据初步了解，袁世根救活而免被杀害的人还有海洲红庙的袁科根、赖九、袁润九、袁赞科，沙源的冯巨照（原古一大队人）、袁文友、袁德才，民乐的袁友根、袁文伦等等。三是废除一些苛捐杂税。先是把原来每亩田收农民的公食白银壹元肆角伍分全部免去。接着，在孖沙建排灌泵闸时，地主要求按亩分摊征收费用，袁世根亦决定免收，而由乡公所基金解决，使海洲农民能免除苛税之苦。由于袁世根在海洲采取了各种维护贫下中农利益的措施，以及对弱姓、弱房的扶持，所以在1941、1942年大饥荒期间，海洲逃荒的人比外乡都少。回海洲两三年以后，袁世根已逐步站稳了脚跟，出“花红”杀人事件也基本被制止了。 [center][B]启发教育引导 培养进步青年[/B][/center] 　　当了海洲乡长后，袁世根于1940年至1942年间兼管海洲小学。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为教育培养进步青年做了大量的工作。1941、1942年间，海洲小学五、六年级他都安排了地下党负责任教。学生毕业后，他先后两次以开办补习班的形式培养进步青年，在海洲播下了一批革命种子，使海洲小学变成教育青年进步，引导青年投奔革命的一个阵地。后来分别成了我党在各地的领导骨干的吕胜（原中山市政协副主席，已离休）、袁永（原海洲糖厂党总支书记，已离休）、袁勋（阳江市党委书记）、欧柏祥、张德浩、张帆（原斗门县卫生局副局长）、欧汶（原珠江航运局保卫科长）、袁沃律（已故）、袁耀祺、袁宗朝、欧显宏（中山市供销社副主任、生资公司经理）和我等一批海洲青年就是这样接受进步思想投身革命的。因此，海洲小学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李文虬（现名陈钧，原在湛江市教育局工作）等三四名进步教师未到学期结束就被海洲封建实力派横蛮地解职。袁世根亲自向校长袁社开要求尊重“学校不得无故中途解雇教师”的历史习惯和战前的教育法规，但被反动派拒绝了。他们还散布流言，说学校有共产党嫌疑分子。当时有人悄悄地告诉袁世根，说莫予京准备对学校教师采取行动。袁世根及时告辞荷塘地下党员容忍之（原新会县政协副主席），使组织能秘密地把这些教师转移到荷糖隐蔽。由于袁世根关心群众，耐心教育群众，特别是关心年青人的进步，常予以耐心的启发和引导，千方百计培养进步青年人的进步，且待人和气，平易近人，从不乱批评人，不发脾气，处处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处处关心别人，而很少考虑自己，因此，他在群众中，特别是在他的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家地方很小，但前来拜访的学生总是川流不息，都喜欢接近他，如袁勋、袁永、吕胜、张帆、欧汶、欧显宏等都是常到他家去的，他也总是耐心启发教育大家。年青人总爱称他为“世根先生”（那时习惯称教师为“先生”），同他年纪相当的就称他为“老乡”，年老的就叫他世根，都不称他“乡长”的。 在此期间，袁世根购买和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如《西行漫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讲话》和鲁迅的文学作品等等。他特别喜欢鲁迅的著作，鲁迅文集他全部买齐，并深受鲁迅性格的影响。平时，他也常和我们谈鲁迅的作品及其优秀品格。我在海洲小学读书时，他常常把进步书刊送给我看，引导我进步，故我接近他的机会比较多。他思想进步，正直老实，作风正派，生活朴素，给接触过他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一直都是很依赖他的。我从少倾向进步，以至投身革命，与他的启发引导、耐心教育和他为革命为群众不计较自己得失的行动影响是有直接关系的。他所买的很多进步书刊，在日伪与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禁读的，而他又常不在家，平时他就把书藏到我家的角落里。他的这批书，在当时特别是在海洲小学开办补习班期间和以后，对启发和教育袁勋、吕胜、袁永、张帆、欧汶等海洲青年倾向进步、投身革命充分发挥了作用。 　　后来，为了广泛教育青年，袁世根还在海洲创办了一个民教馆，由他的学生欧汶具体负责，组织了一批比较进步而又可能公开的书籍。他自己也直接送了一批进步书籍给民教馆，如《夏伯阳》、《铁流》、《资本论》、《西行漫记》和《海上述林》等等，并亲自介绍与指导青年阅读。他还很注意教育一些有不正当行为的人改邪归正，不但从思想上教育他们，而且从生活上关心他们，甚至自己拿钱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如对好吃懒做受到群众指责的惯偷袁宝宽，袁世根就亲自进行耐心教育，并且自己拿钱给他买劳动工具，安排他劳动与生活。民乐大队保卫员袁友华说：“解放前我当更夫，袁世根几次劝不要干这一行，说‘不应该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后来我没有再做了。袁世根是一位良师，使我能改邪归正。” [center][B]坚持地下据点 海洲成交通站[/B][/center] 　　在海洲，袁世根依照党的指示，以乡长身份出现，广交朋友，做大天二的工作，做自卫队长等人的工作，使地下党员在海洲建立“白皮红心”据点的工作能较顺利地进行。与此同时，他还与荷塘一带的地下党员陈能兴（原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容忍之和李超等联系，协助党开展党的外围组织，如“抗先队”、“抗日民主同盟”等工作，并配合荷塘的进步力量打击了危害人民的汉奸土匪，为保卫人民的利益作出了贡献。袁世根在海洲，使中山、新会、顺德的地下党组织能顺利联系，特别是使海洲成为五桂山根据地与粤中党组织的地下交通枢纽。1944年4月，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领导林锵云要经荷塘站赶路回中山，但三九区敌情有变化，交通困难，就是以袁世根乡长的名义，划小船通过“挺三”封锁线而到达游击区的。当时林锵云在袁世根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袁世根找了两个可靠的青年划船，由自卫队副队长容辛一起陪同至孖沙。此外，袁世根还在家中掩护过李超、陈能兴、刘田夫和罗范群等好几位领导同志。7月，袁世根经中共粤中特委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关立和容忍之，由中共粤中特委委员关山（原省政府侨办副主任，已故）监誓。从此，海洲从乡公所到自卫队及海洲小学已基本为我党所掌握，而成为一个牢靠的“白皮红心”据点。 为了更好地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9月，袁世根在自己家里建了间茅寮，主办了一份油印小报《持正报》，由地下党员杨基（海洲小学教师），容辛等负责具体工作。《持正报》报头三字是袁世根亲笔写的，写社论的有上级领导人陈能兴以及杨基、容辛等。小报出得时间长了，影响大了。后来，《持正报》受到国民党的怀疑，他们散布流言说该报文章是五桂山区派人写的云云。为了避免暴露，1945年接近抗战胜利进，党组织决定《持正报》停刊。袁世根等同志当时办起这份小报，对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4年秋，中区纵队根据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决定主力挺进粤中，并对挺进的三条路线作了研究。认为“中路虽然要绕过敌伪重兵盘据的石岐、小榄等地，又要通过国民党顽军控制的中山一、二、三区，但沿途有我们地方党控制的二顷围、海洲、荷塘等‘白皮红心’据点，党在这些地方基础较好，拥有一批隐蔽武装，挺进部队将会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援。……因此这条路是比较稳妥可靠的。……最后决定从中路挺进……”（见谢立全《挺进粤中》）。部队到海洲前，袁世根早已布置好接应工作，由他的学生欧柏祥和袁永在曹步通天闸修好桥梁，他带领警卫员程标、李结进行检查，作好安排，并亲自组织船只，布置好警卫岗哨，使部队到海洲后白天能掩蔽在袁氏大宗祠安全吃饭，并得到充分休息，晚上顺利渡河至荷塘，从而有助于部队能安全地通过敌人的据点和“挺三”盘踞的三区抵达目的地，在粤中继续开展抗日斗争。部队挺进粤中后，屈仁则曾追问过袁世根：“你为什么让共产党的部队在海洲住？”袁世根巧妙地应付说：“他们是从小榄过来的，多处关卡都通过了，而且人多枪多，我有何能耐不让他们住？”结果又消除了屈仁则的怀疑。虽然荷塘在部队挺进粤中后暴露了，容忍之不得不离开，而海洲这个“白皮红心”据点仍能坚持下去。 　　袁世根还用乡长的身份，拯救了一批被国民党逮捕或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5年初“九区事件”中，袁永等一批同志被捕。袁世根从中周旋把他们保释出来，使这些同志继续为党工作。“九区事件”失败后被追捕的张德浩也是袁世根及时通知他转移才免于被捕的。袁世根还叫袁勋立即转知有关同志全部转移，并转知其他邻近地方的同志转移，使国民党在追捕地下党同志和从九区部队回来的同志是一个也没有抓到。 [center][B]当上邦平乡长 掩护党的活动[/B][/center] 　　抗日战争中，袁世根根据党的部署建立和一直坚持的海洲这个牢靠的“白皮红心”据点，成了我党地下活动的安全区。抗日战争胜利后，袁世根当上了邦平乡（包括海洲、古镇、曹步等地域）乡长。他所起的作用更大了。 　　掩护、营救各方面同志，顶住国民党“三征”（征兵、征粮、征税）。“九区事件”失败后，苏松柏完全暴露了政治面目，被袁带这班大天二缉捕。是袁世根当了邦平乡长后，他才能又在古镇半公开地开展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刘达之被国民党追捕时，也是到了海洲才安全地掩护下来。1946年7月，新四军团级干部黄有权（原在省政府侨办工作，已故）和杨庚（后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参加中原突围，化装南下，10月抵广州，再返回顺德。袁世根帮助他们筹集了二三十元旅费，又送给他们两套衣服，使他们能顺利地前往香港找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47年秋，党组织派黄有权和杨庚两位同志回中顺边搞农民武装工作。袁世根又协助了他们，安排杨庚在海洲小学当教师，便于了解和开展中山三区的农民工作。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巢添林带了一批武装到古镇，以铲鸦片烟苗为名逮捕我地下党员苏行晖、苏金荣等三人，袁世根又想办法把他们拯救出狱（据李逻通《曹古海沿革与今日风貌》载：“1949年春，……由当地民主人士苏昌通知中山民盟负责人苏翰彦设法营救”。据《中山文史》第36辑苏翰彦《回忆我跟随孙乾先生在中山工作的日子》载：“1948年夏秋间，……古镇的苏松柏和一些父老来石岐见我，……立即向孙乾县长汇报”——编者注）。解放战争期间，袁世根还顶住了（置之不理）国民党“三征”，使邦平乡乡民免遭祸害。当时的国民党三区区长何鹤年曾因此而把袁世根拘留于小榄，后才由乡公所与糖厂出钱把他赎回来（据李逻通《曹古海沿革与今日风貌》载：“1948年下半年，……由海洲乡绅魏贤祥把袁保释。”——编者注）。 　　掩护、支持我党的地下武工队和游击队员。1947年春节前，古镇的地下武工队出发袭击一个汉奸，路经曹步通天闸时，不料被匪特苏田和曹步的匪首李和等串同伏击，夺去两枝枪。事后，袁世根出头迫使这些家伙把枪交回给我地下武工队（苏松柏负责）。7、8月间，古镇的封建实力人物蔡剑雄借助大天二的势力在当地成立一个自卫中队，勒索乡民并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如每户每月要收几十斤米等。一次，他故意镇压古一的进步群众，企图以此迫使全乡群众不敢反抗，并在直接冲突中把古一群众苏胜荣打死。袁世根便抓住他向死者家属赔偿，支持了古一的进步群众。古镇的广大乡民免除遭受这种剥削，无不额手称庆。接着，袁世根又动员古一的开明乡绅筹款购枪自卫，实质上是由苏松柏负责具体布置，去石岐买枪也是苏松柏办的。就这样，袁世根在清除了古镇的反动势力以后，通过开明乡绅出头，实质上在古一培植了我党的领导的地下武工队。是年秋，游击队员李成回到家乡曹步处决了当地的恶霸地主、自卫队长李富仔。袁世根对此佯装不知，不予理睬。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而李富仔的手下连动也不敢动一下。此举有力地打击了曹步的封建势力，为推动当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3月，张枫在三区高沙建立武工队时，缺乏枪枝，袁世根就供给他们机枪一挺。接着，吕胜在三区四沙组织武工队时，袁世根又供给他们一枝驳壳手枪、两枝左轮手枪和两挺机枪，使刚建立的两支武工队及时得到武装。同年春夏间，黄有权等领导的武工队进行集中、脱产训练。袁世根又送给他们一挺机枪（当时黄有权与袁世根在组织上并没有直接关系，只因过去曾共同宣传抗日而相互了解，知道他思想上一向拥护我党，是为我党为事的）。7月，海洲地下党组织放哨，袁世根又给了他们4枝七九步枪和1枝驳壳手枪（由袁勋写字条交北胜去取的）。 　　建立小家庭，掩护中共珠江地委、中共中顺边县工委的活动。袁世根专心于党的革命事业，对于个人婚姻问题、家庭生活问题从未考虑或很少顾及，只求养活母亲就算了。他主要考虑的是同志们的活动和活动经费问题，多次筹款都是为了同志们的活动及生活费用。但是一个堂堂的邦平乡乡长到30多岁还未结婚，连像样的房屋也没有一间，就很容易暴露。组织上十分关心他的生活和工作安全，介绍李彦湘和他结婚，而中共珠江地委书记黄佳（已故）特地为他策划筹建了一间新屋。这样便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家庭，更有利于工作联络和掩护领导机关的活动。如为领导同志活动筹款式了解一些人的情况，就是通过李彦湘去进行的。建好的新屋，也是给地委、县工委组织上开会及活动等用。解放战争后期，地委、县工委每次在他家里开会时，为了保密，同志们都是一个接一个的分别进入，以后就一连七八天也不出门，吃、住、洗澡、大小便等全在屋里，煮饭、送饭、倒屎尿、打水等工作主要由他的姐姐袁焕英一力承担，年迈的母亲从旁协助，李彦湘就坐在门外的闸门口以织毛衣来放哨，应付各方来访的人。正是袁焕英及其母亲这种默默无闻、平凡而又伟大的工作，加上李彦湘的放哨工作，才使地委、县工委的领导同志能专心致志地开好每一次会议。有段时期，黄佳、顺德独立团副政委刘云等同志在海洲掩蔽活动，也是经常住在袁世根家里，由袁焕英及母亲负责生活上的照料，李彦湘则注意一些可疑人物的动向。袁世根夫妇的工资，除了维持家庭低水平的生活外，其余的都用作解决领导同志生活等费用。可以说，袁世根的家庭，完全是革命的家庭。 　　掩护地下油印室开展工作。因海洲早已是我党地下活动的安全区，1948年底，党组织分别通知袁勋和我从广州、石岐回海洲建立了一个地下油印出版社——星火出版社，地方党和部队（后来的独立团）的内部教材、学习文件、内部情况交流、各种传单、布告等大量油印品在这里印刷后送到全县各地。部队交通员吴友娣就是常到我住的房间（是一个交通点）取印刷品带回顺德去的，因每次带去的油印品数量很大，经过海洲到顺德的边界地方时，曾引起过莫予京的几个马仔（喽罗）的怀疑，想加以检查，但因袁世根当邦平乡乡长，他们没有取得的同意，加上吕胜住在那里，做了一些工作，结果还是不敢动我们的交通员一根毫毛。她照样安全地把大批油印品送出去。我们各地地下党的同志收到这些宣传品和布告后，都把它贴到最当众的地方去，直至贴到国民党队伍驻地的大门口，震动很大，起到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如一次我们印发了反对国民党“三征”的布告，贴出后震动很大，有力地鼓动了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的“三征”的斗争。在此期间，地工委负责编写《黎明报》的王东同志在江门被捕（后据反映这位同志在狱中表现很坚强，于接近解放时被杀害），党组织为了保证整组织的安全，通知凡与该同志有联系的同志都要转移。因我与《黎明报》有联系，接到领导通知后就转移到基面去了，地下油印室的工作因此停顿了约一星期。其后，袁世根对我说：“不用怕，他们（指国民党）如要抓人，一定得通知我们，我是一定知道的，你可放心干。”此后，我又回到工作岗位继续搞地下油印工作了。 　　利用海洲小学安置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海洲小学早就是海洲这个“白皮红心”据点中的一个点，党组织利用它先后将杨基、张枫、李瑞英等到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安排进去当教师。解放战争时期，因工作需要，地下党员说来即来，要走便走。为了便于来去，袁世根于1948年安排袁文结当海洲小学校长，这样人员的来往就更为方便了。此后，党组织继续在海洲小学安置了一批进步青年，以便输送到游击区当骨干或留在当地做地下工作。如张克明、张日光两位同志就是先安排在海洲小学当教师，以后分别送往三区高沙游击区、九区三角游击区去的，张拔群也是先安排到海洲小学当教师，后输送到星火出版社来的。 　　解放后，袁世根担任三区区长。上任后，他一样保持了过去艰苦朴素、实是求是的好作风，给三区的干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组织观念和群众观点非常强，经常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在征购粮过程中，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得到干部群众的赞扬。 　　袁世根一生光明磊落。他从不计较自己，而是时时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为党、为革命、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好党员！他虽然已离开我们40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永远活在海洲的广大群众心中！ 　　最后，我想抄录几篇题词、题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1982年3月海洲联队为袁世根同志之墓题词： 　　　　直道至今犹在 清名终古常存 　　1982年3月杨基为袁世根同志之墓题词： 　　　　行吟虎穴挽乾坤 铁骨铮铮浩气存 　　1982年3月容忍之、容辛为袁世根同志之墓题词：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982年3月张枫为袁世根同志之墓题词： 　　碧血丹心为国酬 虎穴周旋显智谋 　　头颅抛却何足论 忠骨英魂垂海洲 　　1990年10月袁文鹏为纪念珠江纵队成立46年兼怀念叔父袁世根而作的诗： 　　严冬火种若寒星 刻意遵循马列经 　　墨面三年还本相 丹心耿耿伴沦溟 说明： 　　①本文是在袁世根平反期间，在许多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写成的。许多老同志一致认为袁世根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革命事迹和优良品德与作风应该留存下去。首先是杨基同志提议我写袁世根的生平事迹，接着是黄友权同志热心提供材料。在写作过程中，又得到李超、方群英、张枫、容忍之、容辛、关立、方向平、吕胜、欧英伟、苏松柏、袁永、李彦湘、袁文结等同志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杨基和黄友权两位同志多次亲自审阅文稿，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黄友权同志还通过苏能根、苏金荣、苏培等同志收集过当地的一些材料。李超、容忍之、容辛三位同志亦为本文作过补充修改。在同志们的关心和支持下，本文经过两补充修改然后定稿。其中，初稿（征求意见稿）成稿于1981年9月，第二稿成稿于1989年5月，第三稿成稿于1991年11月。在此，我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文写作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向已离开了我们的杨基和黄友权两位同志表示深切怀念。 　　②“袁世根同志之墓”照片（摄于1997年3月30日）由中共古镇镇委党史办公室黄日光同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