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38，在〈〈中华民国史画〉〉（台北1978年版）第354页的说明是：国父在上海住宅的书房中潜心著述时留影。在〈〈孙中山集外集〉〉（上海1990年版）插图，“1918年孙中山在上海开始从事著述。”而在〈〈纪念孙中山先生〉〉（北京1981年版式）216图、〈〈孙中山先生画册〉〉（北京1986年版）572图和〈〈孙中山全集〉〉（北京1986年版）第十卷插图均说明1924年在大元帅府摄影。 　　该照片各书所载时间相差六年，地点有广州和上海。如何确定其时间与地点呢？除查阅有关资料外，很重要的是通过实地调查及访问有关人员。 　　在上海，1917年7月南下护法前，孙中山住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护法失败后由广州返抵上海时住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经实地查看，该照片的背景都不是环龙路或莫利爱路。这就可以否定南昌下护法前的1917年和护法失败后的1918年在上海著述时留影这一说。 　　该照片极有可能摄于1924年广州大元帅府，理由如下： 　　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秘书处出版部印行〈〈孙总理逝世周年纪念册〉〉，插图（如附图）说明：“孙总理起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之摄影。”国民革命军第二师政治部也在这一天印行《总理逝世周年纪念刊》，插图（如附图）说明也是“总理著建国大纲时遗像“。两个不同单位，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军队，不约而同刊行二种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 刊物时，对同一张照片都说明其在著述建国大纲时所摄，必有其可靠根据，这也是最早刊行此照的刊物。 　　其次，1987年11月初，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举行预展期间，孙中山生前大元帅大本营参军上校副官张猛（张国森）先生尖邀前来参观指导时，笔者特询此照拍摄的时间地点，张猛先生说是在1924年的大元帅府孙中山住宅阳台上，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先后两次到张先生府上请教有关图片资料问题，他都明确表示此图确在大元帅府所拍。 　　第三，1994年1月底，笔者到广东博物馆（即一二十年代的“省议会“）查对有关照片的背景，该黎馆长千告知，六七年前他与孙中山生前的几位卫士到大元帅府查对过，卫士确指照片拍于大元帅府孙中山住地阳台。 　　第四，《国民政府建军国大纲》》由孙中山起草，后提出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团大会审议，最后由孙中册手书，出版手迹册页本。册页本有三种版本，第一种是1924年1月18日所书；第二种全长5.665米,宽20.5米,高30.5厘米，文尾款：“民国十三年四月二日写于广州市大本营为贤妻庆龄玩索。孙文。”第三种版本总长为208厘米，宽11.5厘米,高24.4厘米。文尾落花流水款为：“民国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孙文书。”接着是宋庆龄的题跋：“先生建国大纲二十五条，寮为施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基础，而图国家长治久安之至道也。兹特将先生亲笔稿付石印以供先睹之快，并作民国开创之宝典焉。 　　　　　　　　　　　　　　　　　　　　　　　　　　　　妻宋庆龄谨跋并书 ” 　　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亲笔稿时间为1624年1月或4月。 　　从照片上看，孙中山手持桌上的纸张大小形状，与册页本《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极为相似，只不过是孙中册手持者为三摺纸，而册页本是连在一起的摺本而已。 　　由此可知，附图照片摄于1924年春大元帅府（即大本营），似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