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大会，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工、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在民主义，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这是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建立的又一丰功伟绩。这次大会迄今已七一周年，作为公开刊布的会议记录文件，有孙中山亲自审定的稿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事录〉〉与〈〈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笔者在阅读各有关材料过程中，发现对国民党“一大”代表名额、出席代表人数等问题，记述有些差异。今就个个所见，略作考辨，失当之处，希批评指正。 [center]关于大会代表名额问题[/center]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召开。关于大会代表总名额多少问题，史书大致有两种说法，分别为198人和196人。① 　　㈠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1976年10月台北影印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的〈〈国父年谱〉〉（1965年台北版）、罗家伦主编的〈〈革命文献〉〉第8辑（1955年台北版）和安微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均作代表名额198人，并说明代表产生的办法：规定每省区6人，由孙中山指派3人，各省区党员推举3人，海外支部、分部1或2人，临时由孙中山先生特别加派数人，另派女代表3人。从邹编〈〈史稿〉〉和〈〈革命文献〉〉所列名单中可知，各省区代表通常为6名，但湖南则有12名；江西除派的3名外，推先的有6名；河南代表指派的有5名，推选的有3名；奉天只有指派的4名而无推选代表；新疆、西藏只有1个指派名额。 　　㈡尚明轩著〈〈孙中山传〉〉（1981年北京版）、傅启学编〈〈国父孙中山先生传〉〉（1977年台北版）和〈〈传记京文学〉〉32卷第2期均谓海内外代表总额为196人（均未附名单）。 　　第二说较第一说缺少两名，惟因未附名单，所缺都为谁，无从查考。而持第一说者，所附名单亦非准确。据〈〈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所载，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共220多人次中，编号为134的李宗莲和编号为176的河南代表宋聘三，均未列入代表名单中，而且第一说所列198名中，陈璧君分别列于南洋代表和妇女代表之中此外，被推举为大会主席成员五人名，除李大钊、谢持是代表外，胡汉民、林森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是候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秘书长刘芷芬，均非代表。所以大会代表名额，应是在198名之上，加上单未列而实际参加的宋聘三、李宗莲二名，以及以下面还要提出到张国焘，据目前现有资料，代表名额至少应为2014名。现据〈〈革命文献〉〉第8附代表名单抄列如下： 大会代表名单 地名 指派代表 推选代表 附注 广东 廖仲恺 邓泽如 陈树人 冯自由 谢英伯胡文灿 广西 刘崛 苏无涯 覃超 蒙卓山 施正甫 《史稿》 刘掘 福建 刘通 丁超五 黄韫业 林严生 林黄卷 许卓然 《资料》黄韫山作蕴山 云南 李宗黄 杨友棠 胡盈川 周自得 杨华磬 刘国祥 《会议录》周自得作周自德《史稿》 李宗黄作李宗璜 湖南 和潜 谭延闿 陈嘉佑 李执中 谢普 刘况 林祖涵 罗迈 邹永成 夏曦 袁达时 毛泽东 《资料》、《选粹》、《从容共到清党》谢普 作谢晋 罗迈即李维汉 江西 肖炳章 彭素民 王恒 徐苏中 周道腴 胡谦 赵斡 刘伯伦 洪宏文 〈〈资料〉〉肖炳章作苏炳章〈〈史稿〉〉周道腴作周道稿 浙江 杭辛斋 沈定一 戴传贤 戴任 胡公冕 宣中华 贵洲 周仲良 李亢著 王度 凌霄 韦杵 简书 〈〈史稿〉〉李亢著作李元著 直隶 王法勤 于树德李永声 韩麟符 于兰渚 陈镜湖 〈〈资料〉〉李永声作李永生。于兰渚即于方舟 山西 王用宾 刘盥训 刘景新 邓鸿业 苗培成 赵连登 陕西 于右任 焦易堂 路孝忱 江伟藩 〈〈史稿〉〉路孝忱作路孝恍 山东 王乐平 丁惟汾 张苇村 王尽美 杨泰峰 孟广浩 〈〈史稿〉〉张苇村作张韦村。〈〈资料〉〉张苇村作张韦讨 江苏 茅祖权 刘云昭 狄侃 朱季恂 张凌霄 顾子扬 〈〈史稿〉〉朱季恂作朱李恂 安微 柏文蔚 张秋白 陈独秀 李次宋 曹似冰 杨虎 〈〈会议录〉〉曹似冰作曹以冰 四川 杨庶堪 赵铁侨 谢持 刘泳恺 刘泉如 〈〈会议录〉〉刘泳恺作刘泳恺 〈〈资料〉〉刘泳恺作刘怺恺 湖北 刘成禹 詹大悲 夏声 刘芬 张知本 孙镜 〈〈史稿〉〉刘成禹作刘成禺 河南 刘荣棠 张善与 丁骞 李衡 王传恕 王友梅 赵峻 薜广汉 〈〈资料〉〉张善与作张善兴 奉天 朱霁青 祁耿寰 宁武 王秉谦 吉林 李希莲 董耕云 徐青和 张普 李忠选 赵志超 〈〈资料〉〉李希莲作李希运、徐青和作徐清和、张普作张晋 黑龙江 田铭璋 乔根 傅汝霖 龚德宣 常毓？ 韩喜亭 甘肃 施世昌 张宸枢 《资料》张宸枢作张震枢 新疆 张凤九 西藏 乌勒吉 蒙古 恩克巴图 克兴额 白云梯 广州特别区 孙科 吴铁城 覃平山 方瑞麟 董维 陈竞西 上海特别区 叶楚倉 何世桢 伏彪 黄怺台 张拱辰 谭惟洋白 朱之洪 《资料》何世桢作可世祯 北京特别区 谭熙鸿 李守常 石英 延琪祺 许宝驹 谭克敏 《资料》延琪祺作延瑞祺 汉口特别区 居正 李法 彭介石 李能至 廖乾五 李能至即李立三 注：〈〈史稿〉〉即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资料〉〉即安徽省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会议录〉〉即〈〈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选粹〉〉即司马璐编〈〈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海外华侨代表（选出） 地名 选出代表 附注 地名 选出代表 附注 澳洲雪梨支部 黄右公 越南支部 冯苇渔 加拿大支部 黄季陆 越南河内支部 陈觉梦 暹罗支部 肖佛成 美国三藩市支部 刘芦隐 菲律宾怡朗支部 杨挺秀 檀香山支部 刘福珠 〈〈会议录〉〉刘福珠作刘福球 巴城支部 李国瑞 墨西哥支部 余和鸿 芙蓉支部 肖振堂 缅甸仰光支部 黄德源 西贡总支部 陈瓞生 海外华侨代表（指派） 地名 指派表 附注 地名 指派代表 附注 菲律宾 第二分部 梁为杰 西贡金瓯分部 欧家荣 联义分部 林达生 西贡美狄分部 许英荣 日里棉兰分部 梁如九 西世金分部 陈有庚 <<资料>>金分部作金边分部 日本东京第二支部 宋垣忠 <<资料>>宋恒忠作宋恒忠 日本神户分部 刘土木 暹罗分部 陈美堂 菲律宾龙马总地 赵鸿 协鹏 西贡薄寮分部 何觉非 澳门 蔡芗林 [center]二、关于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问题[/center] 　　由于各种原因，出席会议的代表比代表总名额要少，这是正常的。在八天半的大会中，不但每天出席的人数不同，就是同一天上午的人数也不同。各家史书几乎都以第一天（1月20日）上午到会人数165人为国民党“一大”到会人数标准。这种标准似乎值得考虑。因为每天上午、出席人数不同。现据《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议录》的记载，逐日出席代表如下(25日下午至27日下午为悼念列宁逝世而体会)： 日期 人数 日期 人数 日期 人数 20日上午 165人 23日上午 155人 28日上午 143人 下午 172人 下午 148人 下午 130人 21日上午 160人 24日上午 146人 29日上午 141人 日期 人数 日期 人数 日期 人数 下午 155人 下午 137人 下午 145人 22日上午 148人 25日上午 145人 30日上午 175人 下午 160人 25日下午 休会 下午 150人 27日至下午 休会 　　由上表可知，出席会议最多的一次为1月30日上午，175名；最少者为1月28日下午，公130名。因此确切地说，应是出席开幕式的代表为165名，而不能笼统地提出席大会代表165人。 [center]三、关于代表中的中共党员名额问题[/center]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体现在各省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代表或被指派或被选举为国民党“一大”代表，并在其中起积极促进作用。据司马璐撰《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三部第二章所列被选为国民党“一大”代表的共产党员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沈定一、詹大悲、谢晋、林祖涵（伯渠）、罗迈（李维汉）、夏曦、袁达时、于方舟、张国焘、毛泽东、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王尽美、刘芬（伯垂）、李立三（能至）、陈镜等共二十三名，占有代表201旬的11%强。②〈〈从容共到清党〉〉中列江西代表刘伯伦为中共党员。 　　在这个名单中，值得注意地是，一、不论是邹编〈〈史稿〉〉，还是其他别的台北国民党史料文献，都没有张国焘的名字，但据范体仁编的〈〈新民国杂志〉〉（1924年版）所列代表中有张氏姓名。同时据张国焘〈〈我的回忆〉〉记述，他是以北京国民党组织的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的，他提前离开返回北京，为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作准备工作。所以，列举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名单，应增加张国焘一名。二、广州代表方瑞麟，在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中，被指为共产党员。方瑞麟曾参与广州太平沙某处黄季陆等到五十余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员跨党的密谋，又在国民党“一大”正式会议上发难，提也“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一案，所以方瑞麟系国民党右派，司马璐的书中将此人从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名单中剔出，是对的。三、据查，詹大悲非共产党员。 [center]四、关于妇女代表及是否有女性中执委的问题[/center] 　　关于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妇女代表人数和名单，以及是否有女性中央执委的问题，也值得考索。先谈谈宋庆龄是否参加国民党“一大”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问题。文物出版的〈〈纪念宋庆龄同志〉〉（1982年第一版）前言和大事年表写道：“1924年1月她（宋庆龄）在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坚决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支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被子孙中山指派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三女代表之一。”江绍贞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一文中称：“宋庆龄是参加大会（指国民党“一大”）的三位女代表之一，在会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载〈〈中国青年报〉〉1981提6月4日）。 　　久保田博子编撰的《〈宋庆龄关系年谱略稿〉》中关于国民党“一大”代表大会的女代表为三名的注解中说：“此次大会 的三名妇女代表，据仁木文子《宋庆龄选集》跋：‘此次大会，有宋庆龄、何得凝、邓颖超三名妇女代表参加，她们是孙文指定的’。同书附录的年表1924年项下，记述‘国民党一大由孙文指名的三名妇女代表参加（宋庆龄、何得凝、邓颖超），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些说法似乎得到宋庆龄首肯。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1942年7月13日）中也写道：“1924年广州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何得凝、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和其他的妇女。”但是这些记载是可疑的。1938年7月出版的邹鲁〈〈史稿〉〉、以及台湾出版的〈〈革命文献〉〉、〈〈国民革命史〉〉（1965年版）、〈〈国父年谱〉。、〈〈国父孙中山先生传〉〉均未提及宋庆龄为代表或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手书中央执行委员24人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中均宋庆龄、何香凝等女性名字，可见宋庆龄不公仅未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不是出席大会的代表。她于1924年1月10日离穗赴沪，至4月11日才返抵广州，大会期间，宋庆龄不在广州。③另外，各书均未提及邓颖超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事。据邓颖超同志在回忆宁庆龄的文章中记述，她认识宋庆龄是在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宋庆龄赴北京路过天津之时的群众欢迎会上。因此关于邓颖超出席国民党“一大”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一说，是不能成立的。至于由孙中山指派的三位女代表，〈〈国父年谱〉〉未载其名字。邹鲁〈〈史稿〉〉、〈〈革命文献〉〉、〈〈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则写明：“指派女代表：陈璧君、何香凝、唐允恭。”这是可信的。 [center]五、关于国民党“一大”大会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人数问题[/center] 　　据〈〈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所编国民党“一大”大会经过，每天的会议主席是孙中山。邹鲁〈〈史稿〉〉、〈〈革命文献〉〉等均未列明每天主席是谁。有些史书和〈〈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21日）则称主席团成员轮流当主席。然而。据〈〈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则详细地记录了这一程序。大会第一天上午，孙中山致开会词毕，廖仲恺提议组织主席团并定人数5人，由孙中山指派，得到众人附议。主席团的任务是以务孙中山有事帮不能出席主持会议时则主度团推举一人，代表孙中山席。下表就是逐日会议主持人（同一时间内有两名主席者为一前一后）： 日期 主席 日期 主席 20日上午 孙中山 24日上午 谢持 20日下午 孙中山、胡汉民 24日下午 谢持 21日早午 林森 25日上午 胡汉民、孙中山 下午 林森、孙中山 28日上午 胡汉民、林森 22日上午 林森 下午 胡汉民 下午 林森 29日上午 林森 23日上午 胡汉民、孙中山 下午 汪精卫、李守常 下午 孙中山 30日上午 孙中山 下午 孙中山 　　至于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人数，各种记载都说是24人，实际应该是25人，会议进行至最后一天，即1月30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主席孙中山提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连本总理为二十五人，赞成这二十五人数者举手。”大多数举手通过。因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应为25人而不是24人。24人是双数，也不合惯例。这一点，在24日上午选举章程审查委员时汪精卫有说明。各家史书，在列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均除孙中山以外的24个委员，这恐怕是根据孙中山手书“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名单所致。 注：①〈〈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802页，应为214人。 ②〈〈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802页，有26名共产党员代表，占总人数的12%强。 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12日〈〈孙夫人赴沪〉〉；〈〈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2日〈〈孙夫人昨日返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