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四大寇”之一杨鹤龄的养子杨国铿赠给笔者一张照片，照片片额上写着：“广东军政府成立全体军政人员摄影纪念 民国六年九月于广州。”（见附图29）在人物像下方相应位置写有孙中山、伍廷芳、谭延闿、程潜、胡汉民、廖仲恺、杨鹤龄、孙科等人的名字。照片背面盖着“杨四寇堂”朱印。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常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聚谈反清革命言论，时人称他们为“四大寇”。杨鹤龄后来以“杨四寇堂”榜其庐、自称“四寇堂主人”。这张照片显然是杨鹤龄所珍藏并传给养子杨国铿的复制品。 　　照片中有杨鹤龄，可从杨与孙中山重逢的时间及其他人物来分析此照的摄影时间、地点、及事件。 　　杨鹤龄参与孙、陈、尤的“四大寇”时间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此后杨服务于《中国日报》至光复前，一直在港澳居住。1919年5月16日杨鹤龄致孙中山求职函中称：“自我公乙未举事（按：1895年10月广州首义）以来，此身思为公用，望之数十年矣。……若用作奔走，作为心膂，赵充国所谓无如老臣者，弟亦云然矣。”①5月24日孙中山批复：“此间现尚无事可办，故闭门著书，倘他日时局转机，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也。”②1920年1月16日，杨鹤龄再度上书孙中山求职：“近观大局，知已大有转机，，广东三千万同胞，日日望公解决，非复如前岁之情况矣。老夫睹此，大有雄心，极欲服劳民国。若得追随左右，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始谋于我，而收效岂可无我乎？嗟呼，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我想公必不使四皓永匿商山，二老长居东海也。”③从杨鹤龄致孙中山这两函中可知，杨鹤龄未参与孙中山1917年至1918年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工作，此照不可能是1917年9月“广东军政府成立全体军政人员摄影纪念”。 　　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同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职。不久，孙中山下令拨款三千元修缮粤秀山（今越秀山）的文澜阁，延请三十年前最早在香港密谋革命的“四大寇”同志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到广州居住。把文澜阁改为“三老楼”④同时聘任陈、尤、杨三人为总统府顾问。⑤不久因三人性格不合而分道杨镳，陈少白随孙中山出巡广西，尤列云了香港，杨鹤龄返回澳门。 　　杨国铿先生还同时赠送笔者一张聘任状照片，内容如下：“聘任状 第壹贰号 敦聘杨鹤龄先生为本府顾问。此状。 孙文。中华民国十年九月十四日。”此聘任状《孙中山全集》未收录。 　　从以上两则史料可知，杨鹤龄于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才到广州，并与陈少白、尤列一起被聘为总统府顾问。孙中山于1921年10月15日出巡广西，以后孙杨再无聚会机会。1923年4月4日孙中山虽然“派杨鹤龄为港澳特务调查员”，⑥但杨鹤龄仍居澳门，未到广州。至于杨鹤龄任广州光复中光校长时，孙中山已逝世多年了。⑦由此推断，有孙中山和杨鹤龄在场的这幅照片，无疑是摄于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以后至同年10月15日孙中山出巡广西前这段时间。 　　在此不足半年时间里，广州革命政府举行的隆重的活动莫过于纪念辛亥革命十周年庆典。据报道，1921年10月10日上午九时在总统府举行庆祝典礼。参加十周年庆典的有各部总长，总统秘书长，总统府参军长、大理院长、广东省长、海军总司令、总统顾问等文武官吏六七百人。所属员司均礼服到贺。礼毕，在总统府头门摄影。随后赴北较场阅兵。⑧照片中有外交总长伍廷芳、参议院议长林森、海军总长汤廷光、总参议兼文官长胡汉民、财政次长廖仲恺、顾问杨鹤龄、广州市长孙科等。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陈炯明当时出师广西未归。 　　据此分析，此照合影于1921年10月10日在广州纪念辛亥革命十周年庆典大会上，似应无误。照片背景为两面倒八字状大五色旗（第一国旗），五色旗后面为两面小旗，左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第二国旗）、右边为十八星旗（第三国旗）。⑨这说明此时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仍尊五色旗为国旗。 注： ①《台湾日报》1986年11月12日《国父的人格与风范》。 ②《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6—57页。 ③同①。 ④《革命文献》第六十四辑，第68页谓“文澜阁”改为“四寇楼”。 ⑤陆丹林《革命史谭》第279页。 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293页。 ⑦《林一厂日记》（手抄本）1944年2月9日项下。 ⑧《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5日《新政府庆祝国庆纪念》。 ⑨《党旗和国旗》（1929年5月国民党中执委宣传部印）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