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文物和收集历史资料，对文物（指建筑物）进行恢复原状，增设辅助陈列设施，这是文物工作者应做的系列工作，这三者的关系是密切的，又是相互促进的。对文物越是深入研究，弄清其本质，明了其真相，采取了有效措施，其品位就越高。与此同时，历史资料越充足，研究工作越深入，对恢复工作越有帮助，陈列质量就越高。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这几方面是有机联系着的。 　　征集文物的收集史料是相关的，但属性不一、对象不一样，民间传说流传广泛，会比文物收藏更多。 　　我在故居工作、生活这33年中，都是围绕这些方面去做的。当时馆长分工我的主要任务是征集文物和收集各种历史资料。我怀着一股热情，多想办法去开展这项工作。 [center][B]征集文物[/B][/center] 　　征集文物工作，整个过程是采用几种方法进行的，就是选择重点下乡访问，成立“中山故居之友”组织协助征集，到大城市画店、文物店、旧书店收购，找热人介绍去征集等。 [center][B]下乡访问征集[/B][/center] 　　我们买到一辆有十年年龄的“克架路”牌自行车，我骑上自行车上路，虽速度不快，但总算可以代步。当时公共汽车又少，又不能入村，有一辆自行车下乡已是条件不错的了。1956年春夏间，我头一回到南朗区左步乡。这是孙中山远祖从东莞迁来的分支点。1912年5月底，孙中山和其兄孙眉先后到过左步和孙族人叙亲谊，并且合影了照片。我访问一位60多岁归侨孙文祝，他热爱孙中山，珍藏着孙眉于1907年签署发行的债券及反袁革命斗争时发行的“军需票”，有1元、10元、50元等多种面额，颜色有褐色的，有蓝色的，还有一幅孙中山来左步和孙族人合影的照片。这位孙文祝老伯，在日本人侵略我国，本地沦陷时，他拼着家当不要，带着这些心爱的文物，到处避难。日本投降后，又经历土改，保存的文物，若收藏不好，往往会给虫蛀坏了，而孙文祝保存的几件却完整无缺。我经过耐心的解释，说这些文物献给国家收藏，不但保存条件更好，而且陈列出来供万民瞻仰，一可显示孙中山的伟大，二可反映华侨的爱国心。你是华侨，又是文物保管者，如果献出来，你的名字永远存放在国家的档案里，我又为你送出的文物拍照交回给你纪念，可谓两全其美。这位孙老人慨然允诺相送，开了个好头。我写了收据后接收了这些文物，又请孙文祝介绍左步谁人珍藏有有关孙中山的文物，我用了几天的时间，过访十户八户，向有文物收藏的人家征集。有的不在家，要上门多次，有的所藏文物给白蚁蛀了，有的乐意将保存好的献出来，这样收集到一些珍贵的照片，有些还是原件。有几户人家从相架里把相片拆下来，依依不舍地送给我们。有的对政府有怀疑，把有关孙中山的相片藏在相架的底部，见光部分加上一层纸，用其家日常生活照片遮盖。其中有一张是孙眉和孙锦芳等的合照（翠亨孙姓和左步孙姓商议，人为两地孙姓都是来自东莞的太祖两兄弟，后来乐千居左步开支，乐南居涌口，后又迁居翠亨。他们商量筹建一间合宗祠，孙眉认为要建于翠亨村，孙锦芳认为左步人多族大，建于左步合适。两人各为首领，商议时毫不相让，无妥协余地，此议作罢。这一张照片是他们的父亲的合照）。这些珍贵相片如果不是他们自愿献出，是很难找到的。这些历史性的资料的征集到手，增加了我对文物征集的兴趣。 　　中山故居作为纪念馆的机构积极征集文物的消息逐渐传出，引起很多儿的关注和支持。听说南朗区陈梁村（旧称麻子村）、涌口村一带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搞得很蓬勃，华侨又多，相信会有资料的。我就到那里去征集。陈梁村以农业为主，生活较穷，李华昭参加农讲所学习回来后，就在这个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反对地主压迫斗争。当时邻村复姓欧阳，就是欧阳驹的家乡，地主有民团，所以两村的斗争是激烈的。我在那里收集当时中山县农民协会制的农民自卫军铜章，这些章正面印有国民党徽、背后印有犁头，是农会会员才颁发的。一共收集到三四枚。另外到南塘村，访问到一位叫简又华的华侨，他50多岁，很热情，珍藏着一幅1923年孙中山在香港大学演讲的照片，很清晰。他舍不得相送，说仅存一幅，后来我答应复照一张给他，他才答应送给我们珍藏。 　　翠亨村是我访问过的人数最多的地方。陆天祥老人，是大革命时期翠亨村农会主席，其女婿黎炎孟（番禺人）是农讲所学员，和李华炤一齐闹革命。李华炤是中共中山县第一任书记。黎炎孟是县农会主席，1928年在中山起义失败后双双牺牲。陆天祥伯将过去农民协会盛装文件用的一个铁盒，还有法国等地印刷的中文报纸献给故居。后来中山革命烈士陵园陈列馆筹备开放，而该馆当时文物资料也不多，我们搞陈列实际上暂时也用不上这些文物，经商议后，于70年代期间将这些农民运动的文物、铜章及文件箱送给了烈士陵园陈列馆。他们将这些东西杂馆内陈列，起到了教育的作用。 [center][B]扩大宣传影响征集[/B][/center] 　　杨连逢1956年参加了中山故居工作，其兄杨连合由政府安排在中山图书馆工作，后来当上幅局长。回想过去一段故事，1924年，孙妙茜携孙子杨连合往广州见孙中山，要求解决一个职位谋生，孙中山热情招呼二人后，对他们说：“我们快要耕者有其田了，你们回去不用愁了。”但多年来其理想并没有实现。解放以来，他兄弟仍在家乡务农，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生活仍过得不怎么好。而他兄弟都有大专文化程度。今天兄弟双双出来又政府安排干很有意义的工作，心理很感激，就把其祖母一向珍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无代价地奉献给故居，由国家收藏保管。这些文物就是《孙氏家谱》一本，系17.5cmX17cm白生宣纸抄本，正文共53页，第1页至第7页记载了孙氏祖坟迁葬经过及祖上从东莞迁居香山的概况，第7页至第21页记载了五世祖至十四世祖考妣世次、名讳、生卒时间、葬处等；另一本《列祖生没纪念部》是20cmX13cm线装抄本，封面为白厚双层纸，薄里为丝格八行玉扣纸，全部共5页，仅抄3页零1行，记录了从十二世祖连昌公起至十九世姑？止8代共22人的生卒年月，其中记载着：“十八世考字德明，达成公三子，生同治丙寅（1866）十月初六日，卒民国十四年（1925年）二月十八日已时（享寿59岁）。”此外无其他同名。在孙中山后裔收藏的谱记中，这两本东西在国内还是仅见的。另外还有契据几张：1、孙景梅卖田契一张，是乾隆八年（1743年）十二月十七日立，存官印是乾隆九年（1744年）七月十二日税讫，有孙景梅、梅占、云灿等人签名。2、达成公兄弟开荒园种植合约两件，是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十二日定的，有房长尊贤与房亲国贤、业贤、茂成四人，及达成、学成、观成列名。在契约中，达成公兄弟自称为“瑞英公”的“嗣孙”，用比较优惠的条件批垦本族瑞英祖遗下的荒地。3、《乐安堂记事部》一本，记载着本族人的户丁银、收货银及购个物进支数，特别是清明扫墓时值理开支全族人扫墓费用，无金猪一栏的开支。因山坟多，人丁薄，妇女也要出动。所以，凡参加扫墓的男丁和妇女都集中做饭大家共食。开支的是购买咸鱼、鸭蛋、菜类等项费用。对孙族的历史来龙去脉和经济状况，都反映出一个眉目来。这些文物，有的已作为一级文物收藏。 　　1956年，我国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由毛泽东主席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总理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各级报纸电台都全面宣传，很有声势，各地记者来翠亨采访纷至沓来。招待他们可真麻烦，特别是以居住最难解决。我和杨君烈原先住在杨殷烈调走后，我和李？钊、杨连逢三人就租陆姓村民一间小楼共住。但记者全无行李，重九之后，天气清凉，小楼地板上大家挤在一起，这样渡过难关。虽条件艰苦，但记者门也不计较。当时常常有领导人及记者到翠亨故居及村中瞻仰、参观和采访，进进出出，引起翠亨村一位热心人士的注意。他是一位爱国老人，名字叫杨东，因不满日寇对祖国河山的？？，先后送出三个儿子参加抗日游击队。他珍藏一幅孙中山的遗墨“后来居上”横披，是题给翠亨学校的。这幅横披有一段来历：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进行护法运动，翠亨人陆献山、杨宝常出广州要见孙中山，要求孙中山从政府中拨出一笔款给翠亨办学校。孙中山在热情接待乡亲之余，微笑着说：“满清是我们民众合力推翻的，希望你们各人都来出钱、出力，合力来办好学校。”并从自己月？中拿出一点钱，然后提笔写了这几个意味深长的字一起送给他们。这幅鼓励后人上进，其意是后浪推前浪的横披，是振奋人心的，一向放在杨先祖（翠亨学校）教师里。日本军队入村，烧毁一些书籍字画。杨东伯暗中将此珍品抢救出来，带回家中收藏。今天见到人民隆重纪念孙中山90诞辰周年。他把热爱祖国、热爱孙中山的感情倾注在贡献文物的行动上，无条件把这一珍品贡献给中山故居，由国家收藏。这件事《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都有作了报道，赞扬杨东伯的热心行动。 　　翠亨还有一个热心帮助居民做事的人叫杨帝俊，他母亲知晓不少有关孙中山的事，是我们访问收集资料的重要对象之一。杨帝俊有空，见到故居电器有小小故障就及时动手修理，每逢大节日又热心替我们找一些人来协助。我们提出，收集孙中山当年在翠亨组织青年夜警团晚上巡逻的武器、街灯等物，杨帝俊立即替我们找寻，找到已故杨东的儿子杨轩，他家就珍藏着当时孙中山发动群众保卫家乡用的警帽和武器，还有孙中山发动搞街道照明的街灯，杨帝俊动员他把文物献给故居。此后，他又用了不少时间，帮我们找寻陈列品，如跑到崖口村，在孙中山母舅的后人家里，找寻到孙中山少时跟随外祖父乘小艇到珠江口打蚝的工具，足以证明孙中山少年时代打蚝的艰难困苦。在杨帝俊的帮助下，陈列馆里增添不少孙中山早期在翠亨村及附近活动的文物，形象地向旅游者展示出来。 　　翠亨孙中山故居，每逢有孙中山的纪念活动，都邀请陆皓东在翠亨的后人参加的。当时有一位林文湘女士，是陆皓东的孙媳妇，经过我们做工作后，约在1959年，我到她家访问，她送出陆文灿写的《国父孙公传略》原件、《陆皓东供词》等文字资料个一本、一玻璃作底版的陆皓东全家合照及陆皓东单人照片个一帧。这照片是原件，又是孤本，很珍贵，很有收藏价值。这些文物的征集到手，进一步充实了我们的研究资料。 　　朱卓文是跟随孙中山的革命人士，较早的同盟会员，早在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做总统时，已是孙中山的庶务长，他的女儿朱慕菲和宋庆龄的友谊也是深厚的。朱卓文很关心文物修复工作。《孙中山全集》中收录了孙中山写给朱卓文的不少信件。孙中山读过的书籍和用过的衣服，也馈赠给朱卓文留念，藏品是十分丰富的。他收藏的孙中山遗物计有：1912年在南京总统府穿过的人字绒大衣一件、《大英百科全书》21册、马克思著《拿破仑政变记》 （1911年版）一本。另有宋庆龄给朱卓文的英文信四封，他送了一封给故居收藏，其余三封珍藏在家。这四封信是用四张信茷写的，内容是劝说朱卓文作为大元帅的“参军”，应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及洁身自爱，反映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对安定部署人心，是起到很大作用的。还有一块刻字镂边“教子有方”的牌匾，是孙中山亲自题字，刻在木匾上之后送给朱卓文母亲，向她贺寿的。这批是孙中山用过的遗物，是非常重要的。受到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宣传的影响，为表达对孙中山的敬仰之情，已故朱卓文的儿子、住在张家边区（今属中山火炬高科技产业开发区）西桠村的英语老师朱腾云（现旅居加拿大）和我们洽谈两次后，于1957年把这些文物全部捐赠给中山故居。朱腾云还提供一条线索：1917年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穿的元帅服，还有一顶帽子，给了姐姐朱慕英做嫁妆。我知道朱慕英是乡村的助产土，和我家乡大环一位姓黎的人士结婚。我当时立即回乡去访问，已经太迟了。她家是地主成分，土改时这两件文物被没收，已给农民毁坏了，多么可惜。 　　真是感谢这些热心人士的支持，反过来，这也大大增强了我们工作人员的征集文物的工作信心。我们下乡收集的还有一些书报、照片之类，就不一一列举了。 [center][B]建立“中山故居之友”征集[/B][/center] 　　追随孙中山民主革命的人士是很多的，著名的人士有的远离故乡，有的不健在了。1965年起，我们以纪念馆为发起单位，组织起追随孙中山革命之时的情景外，还请他们回忆自己如果帮助孙中山革命的事迹和为故居征集有关革命文物。这些人士有坦洲谭达三、翠亨陆天祥、石岐程十里、秦竹斐、苏千远、杨胜、溪角刘汉南。 　　经过几次座谈，了解到坦洲谭达曾当过非常总统府的传递员，其他有的当过待队员、蔗务员或孙中山的厨师等，因大多数都有很多机会接近孙中山，所以一般鲜为人知的事知道得较多。在临近3月12日及11月12日的纪念日子，我们都必邀这些故居之友来故居座谈。他们平时都很热心为我们注意收集文物资料。1956年冬，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过后，秦竹斐就主动送出他珍藏多年，孙中山送给他的手迹“博爱”。原来他在美国做工时支持孙中山筹款，孙中山写了“博爱”两字给他留念。秦先生过世，其家人与1970年又送来题款为“崇一”的孙中山手迹“博爱”给我们。这是秦先生生前收藏起来的，他家人的生活境遇不太好，我们给了100远作为收集文物车马补助费，他家人很感谢政府的关怀。孙中山送给杨仙逸乡亲杨广达的手迹“博爱”二字，也是石岐的同志们为我们提供信息而收集到的。这样，故居就珍藏了“博爱”真迹三幅。此外，还有从永丰、下栅等地收回的“博爱”铅印品，有的字迹写得挺好，可能是有少许人为加工的。杨胜老人参加“中山故居之友”后，很热心活动，如对孙中山生平的照片和不同时期的活动照片的收集，每访问到一处，即致信给我们。有时他代购的，代议出最低价，由我们收购。杨老先生后协助我们收购到《良友》画册（约十张照片）、胡汉民编《总统遗教》等文物资料。他生活困难，在石岐太平路租下一见又矮又窄小的房子居住，但四壁用相架镶有不少孙中山生平照片，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这种为故居征集资料的苦心，可见一斑了。 [center][B]（四）在社会上及各大城市对口单位征集[/B][/center] 　　在5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我每出差广州一次，都到文德路、北京路等地古籍书店、旧书滩，细心观看有没有我们所需要的资料。我先后多次买到《孙中山墨宝》一至四辑，内收集有孙中山历年以“大元帅令”、“大本营”签署的各种命令，是用铅印发行的。我记得省社会科学图书馆收藏此书并不完整，曾到我们这里借阅过。我们还收集到一套不完整的孙中山书信手迹、几种《总理命全集》及有关评论、纪念孙中山的书籍一批。当时故居的经费很少，最少的一年仅有2000元，除工资费用外，多数开支用在购书及征集文物费用上。 　　广州市没有设立文物总店之前，已有古字画门市部，即“广州画廊”。里面有一“天下为公”条幅，是孙中山的手迹，不是复制品，仅一幅，约值100元，有正式发票的。我就把它买下，逐渐充实，为将来集中陈列用。 　　故居现有库藏的照片，除了原件是向孙中山的各位亲朋戚友或华桥同胞征集外，绝大多数照片来源，是从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复制回来的。我记得和县文化馆副馆长胡焕良到北京、南京征集文物一次，又和省博物 馆东列科科长刘绍邦去北京、南京、上海一次，分头后他到厦门，我取道武汉回来，除得到我们想得的各同照片外，还复制了各种文物，如清廷退位诏书、青龙旗，临时大总统就职誓词等。1986年是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北京、上海等地大规模举行纪念孙中山活动，包弄十分珍贵的孙中山文物。如北京展出由美国、加拿大等地华侨送回的一批孙中山遗物和文物。上海市各界人士珍藏的孙中山遗物和重要文物，都借来展出，特别是上海宋庆龄故居借展1917年孙中山的海陆军大元帅印、私章等遗物，更是不可多见的，民革中央还印制瓷碟相，大型画册等。这真是收集文物的好机会，我虽然境遇有变化，身体又不好，民情很差，闻讯后仍然和故居萧润君同志一起立刻出发到各地收集文的，除得到民革中央送给大批论文、画册和瓷碟相外，还到北京宋庆龄故居复制了孙中山手迹“嘉惠士林”横披。这次出外，天气很冷，我由始至终都在咳嗽，但我们还是克服困难，收集到丰富的文物回来，搞了一次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的文物展览，受到发群众欢迎。他们说：“我们没有机会一下子到各地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盛大活动，但通过参见这里的展览，也如身临其境，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 　　中山故居纪念馆建馆以来，收集到最大批文物资料的时候，属1981年5月。当时我们组成工作组，由县委宣传部长肖英为组长，组员有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孙中册研究专家张磊、前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方泽炎、我及梁振贤一得五人应邀赴澳门开展收集文物资料工作，受到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热情接待，何贤也抽空在葡京设宴款待我们，澳门旅游公司经理黄继还带我们去游览。黄经理认识一们商界人士李善虹，通过几在努力，李先生给我们捐献了数千件有关孙中山的文物资料，全部是原件，绝大多数是电文、呈文书信等。其中有外国人知道孙中山在南京当临时大总统时，除了恭贺之外，作毛隧自荐的信件不少，为中山故居增添了丰富的陈列资料。1985年，副市长简庆华和翠亨村镇长佘雄亲自到澳门，感谢这们人士把有关孙中山的文物献了出来。这批文物全部带回中山后，我也参加了分配工作。当时把文物分给四个单位：中山故居、中山图书馆、中山博物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我为了争取到意大利国所送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总统府为来宾签到用的云石台，和博物馆领导互不相让。因这是孙中山用过的东西，陈列馆十分需要重点陈列。几天来，我一直坚持原则，经反复研究，结果还是归故居所得。现在陈列馆内还有两张真皮椅、两张红木椅，是总统府内用过的珍贵文物，更好地充实了陈列内容。同时，又得到一批外国人给孙中山的各种信件，很有参考价值，而孙科留下的各种工作、生活照片一批，对研究孙家，也十分有用。我们收集到的文物，有的十分珍贵，品位很高，经过中央文物专家鉴定，中山故居珍藏文物中，能划上国家一级品的有很多件。 [center][B]二、收集史料[/B][/center] 　　前几任故居管理负责人在室内清洁、防火防驻等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家具也很爱护，但由于受当时经济、文化水平等种种条件限制，对跟随孙中山革命的人士未及时访问，对故居历史、当地状况未及时调查了解，对孙中山童年生活方面存在大量的丰富的实物和口头资料未及时发掘、保存。在纪念馆成立以后，这些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等任务已责无旁贷。开展访问活动，收集历史资料从50年代已开始，绝大多数是在60年代进行的（在《访问录》中详述）。 　　历史资料是陈列的源泉和重要依据：收集历史资料，是纪念馆一项长期不断的任务，是提高业务素质的重要手段。我记得自从1956年中山故居纪念馆成立以后，我先后参与过多次行动。 　　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我县筹备大型的纪念活动，且文化科派出工作组来故居指导工作。我们向村中，各人访问回来汇报编写，编成孙中山童年活动几个小故事，当时访问的时间地点也不详记，印好后派发给记者及来宾。活动结束后，工作组也撤走了。我们馆内人员也频繁调动，三个干部真像走马灯一样，来回转。工作不安定，访问少了。 　　1958年至1960年间，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张磊、黄彦等同志多次来视察、调查工作。1956年夏天，黄彦又和我一起到翠亨附近访问了多位老人，并到过顺德县北水尤列的故乡调查过（当时很多人去调查传说尤列搞过一个地下军火库的谎报事件）。我们广泛深入地访问了16人次，了解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合作（由黄彦执笔）写成了一篇《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史料，刊于《广东文史资料》第25期，共1.17万字，获得学者的好评。金冲及教授写的《建国以来的孙中山研究工作》一文（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一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新发表的调查访问材料，最重要的是黄彦、李伯新的《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他们从50年代开始，在翠亨村，在中山、珠海、顺德等地的乡镇，在澳门访问了几十位熟悉孙中山早期事迹的老人，对孙中山诞生前后的翠亨村概貌，他的贫苦农民家庭状况以及后来向华侨资产阶级家庭转化的经过，他在翠亨村的童年生活、两度去檀香山的事迹、在香港、广州等地求学和行医等，都提供了许多原来不为人所知的很重要材料。”在黄彦的带动和启发下，我在故居工作稍为安定的情况下就下乡访问征集资料。 　　我记得在70年代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断，机关干部除参加各种形形式式政治运动外，还要轮流抽调下乡，支援中心工作，连抢插、抢割、抗旱，我们也得参加；若不抽调下乡，翠亨当地机关干部也支援附近地区，如帮助下沙乡抢插、抢割等。中山故居管理人员较稳定时期有我、杨连逢及杨珍三人，杨珍已是六七十岁老太婆，只能留家，有能支援中心工作的。自从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的工作才安定下来，较少下乡，专心从事孙中山的思想理论研究，并得到上级文化文物主管部门指导，以及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等教授专家的帮助，业务水平有所提高。而收集文物和各有关资料，一是出于工作需要，二是出于对孙中山真挚和朴素的敬仰之情。 　　我作了记录的访问资料现在67篇（见《访问录》），其中有些访问对象十分重要，有些人年事已高，有些问题未弄清，如孙中山同宗堂妹、80多岁高龄的五保户孙金友，体弱多病，行将就木。我在不够一个月时间内，连续访问她三次，弄清自己想了解的情况。她是孙氏宗亲，不易多见的人，而又是五保户，生活艰难。我第二次去访问时，私人买些炼奶和水果去见她；当见她头脑清醒时，多谈些，因听觉、发言都不好，只能断断续续地说；当见她过于疲劳时，就请她安睡，我也离开了，过几天又去探望她。因无电话通讯，只凭骑自行车出入，1965年10月26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了。同年11月约10日，我见到泮沙乡一位姓许的副乡长，问起孙金友的健康状况时，他回答说，她已死了四天，乡人将她入殓安葬了。可以想象到访问抢救资料何等重要。 　　中山故居访问记录最早是从杨连逢开始的。他于1957年由公务派往澳门孙公馆收集文物资料，收集到几张卢夫人等的原件照片，并访问了孙缎。孙缎的父亲孙观成，是孙中山父亲达成公胞弟，37岁死于美国后，妻子谭氏改嫁。孙缎嫁南朗茶园陈秋光，女儿陈淑英和孙科为结发夫妇。孙缎晚年长住澳门，头脑清醒，记忆力强。杨连逢这次访问收集，后来追记的史料，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中山故居的原状况，还有目击者和孙氏亲友健在，我们通过访问和举行座谈会，研究逐步深入。如我们访问了陆天祥不下五次。因孙中山能说会道，学识多，所以陆天祥从小就很喜欢跟他一起玩，又常到故居走动，和孙家关系很好，所以对孙家的事知之最多。对杨珍也先后访问了六次之多。因杨珍是个有心人，记忆力又好，平日常留心听孙妙茜讲述很多孙家的各种故事传说。而她回忆史事，既对口也很合理。此外，我们也和杨连合座谈过几次。 　　有关孙中山及其在附近活动的各种传说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有神活般的传说、地灵人杰风水福人的传说、翠亨村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孙中山童年时的家庭经济状况的传说等。对他出生时家庭经济状况，各人评议不一，有人说是富农，有人说是中农，也有人说是贫苦农民。对社会上的各种猜度或论断，这里可作一个明确的回答。 　　我们了解到，孙中山父亲孙达成，在澳门做过鞋匠，30多岁回家结婚后，生活担子是很重的。但有人见到达成公三兄弟的开荒围园种植合约后，就认为能搞商品经济的人，不是一般贫苦人们所能为的。孙达成能搞批垦种植果树，属商品经营，在当时农业落后的情况下，非富农的成分是不行的。有人认为，孙中山的祖先，领白契，有数十亩田产，这是超出当地农民水平很多的，不是地主成份是什么？至于是中农成份，有人认为他有耕牛，这是很强生产工具，他自己到佃耕二点五亩租谷很贵的田，在当地农民中是不多的，同时又代耕其弟妇学成妻的田，会是一个佃中农等等。据我们调查分析：达成公自己无田产，一家六口人，租过祖尝龙田（土名）二亩半地耕种，要交上期租，即今年冬至要交明年一年租谷，若明年失败，责任自负。翠亨是穷乡僻壤，“土地脊，地多砂碛”的环境，除务农外，还有什么工作好做？想糊口，租谷昂贵也要耕了。至于学成妻程氏的四亩瘦田，是代耕的，他们是分开吃（分家）的。孙达成起初无耕牛，孙中山童年为人牧牛，以人工代牛工（请别人的耕牛代犁耙田）。后来孙眉在檀香山做工，境况好转，不断汇款回来，买到耕牛后，孙中山就为自己牧牛了。早年的孙达成因儿女多，生活困苦，还为村中打更报时，一年博取12石谷子。打更是很低下的工作，不是人人都愿干的，也是为生活所逼吧！翠亨地处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自己祖先有很矮的山坡祖尝地，达成想租来种植果树，原以为两个弟弟在外做工，汇钱回来，自己出力，。但事与愿违，两弟客死外地，自己劳力，资金不足，难以维持。据目睹这情形的陆天祥回忆，达成所种果树，没有什么收成。我们从其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和其人口平均分配来看，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很差的。当时又不能有什么政府或阶层为他们划分价级成份。我们认为就说他是贫苦农民出身较为合适。 　　但是，1968年，我接待一位来自越南的学者，他来中山故居一转，问了关天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后说：“说孙中山是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是不合适的。你看，他有这么漂亮的房子和家具，说他的贫苦的农民出身能说得过去吗？”但当他知道故居是孙中山的兄长孙眉汇款回来兴建的，而这个时期孙中山已是青年，又读上了大学的时候。这位学者还是说：“不管怎么说，对比村里人他有又好又洋气的房屋就不能说是贫苦农民出身了。”他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坚持已见。而我们也不便把看法强加于人，一时难有结论，就此作罢了。 　　我们在访问过程中，碰到这样一些问题：一是怕讲错话。有些有文化而知情的人士，不少是地主或是受管制坏成份的人，他们在介绍情况时，存在很多顾虑，怕讲错话挨批斗，求他讲述东西，态度一定要诚恳，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态度不能生硬，如访问徐伯光就是这样，他过去参加过伪护沙队，成份是坏分子。经我们说时来意后，结果他乐意进述很多东西。二是怕出问题。我到石门乡访问了解孙中山发动三合会人员参加起义队伍的历史时，有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本人也是当的三合会会员，因为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害怕出事的阴影是有的，不大愿讲。有人想讲，也给老伴制止。又要我们费一番唇舌，安定情绪，消除误解，才了解到一些资料，但少不免也会打了一些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