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故居的今天，友人络绎不绝，中外人士缅怀前人，接踵而来，一片兴旺景象，这是有目共睹的。对比过去，真是历史在目话沧桑了。就我所知，中山故居几度险遭劫难，所幸化险为夷，也可说是吉人天相吧！ 　　1895年10月，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离家出走，陆皓东死难。这个不幸消息传到翠亨乡间后，引起了很大震动。孙中山母亲杨氏及卢夫人，手足无措，立即收拾细软，准备逃难，但逃到哪里去呢？心想逃到檀香山的孙眉处，但远隔重洋，如何去呢？卢夫人还要扶老携幼，带着一个四岁大的儿子孙科，一有风吹草动，被官兵抓着，如何是好呢？孙中山婶母程氏（学成妻），一边帮助收拾铺盖，一边叨咕：“唉！跟人造反，而今好啦！一家人要走啦！”一边把孙中山的手稿、书信甚至孙中山读的书，一股脑儿堆放到故居侧门旁放火烧毁了。孙中山家属在危急中，正好同乡陆灿（早期兴中会会员）从檀香回来探亲，知道陆皓东被捕，即设法去营救，不遂。他就携带孙家老幼四口人离家出走，直奔檀香孙眉处去去了。作为造反的领袖，其家乡难免劫难重重。清朝官吏领兵包围翠亨村，见只是个仅100户的小村落，认为不会产生起义领袖的，一定是走错地方，可能是大村镇翠亨微乡，就气急败坏地领兵杀奔翠微去了。后来可苦了翠微乡老士绅周旋一番而罢，而中山故居因此免去了“夷为平地”的浩劫。孙中山婶母程氏，只生一女，叫亚桃，嫁南郎性程的。丈夫学成死后，子然一身，自己仅有四亩瘦田（今翠亨小学旁供销社址，士名叫“聚宝盘”），曾典给别人，筹得24两银给孙眉作为去檀香山的旅费。后来孙眉发达了，帮婶母程氏赎回该田，出租给别人耕种，靠收租过活。她住在故居，料理屋舍，当清兵追捕风声紧时，锁门出外暂避，待平静后又回来居住。 　　1912年孙中山辞去总统之职回家。见到侄儿的荣耀，城氏感到也不枉一生艰苦，老怀告慰。5月27日，孙中山和妻子女儿等，荣归故里，在故居门前一片大树林里，砍去一些小树，燃起大光灯，晚上宴开数十桌，请来石门九堡60多岁以上的男女老人，出席饮宴。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妇女是无权和男人平起平坐，一起饮宴的，特别是在农村地方。孙中山这一举动，显得男女平等。其婶母程氏，管理中山故居最早的是她，孙家各种契据幸得保留，不致淹没，也是有赖于她。一来管家有功，二来是村中耆老，份属出席宴请之列。这次饮宴是她一生中见到的最大的场面。程氏于1912年（壬子年），即民国元年十月初六去世，享寿77岁。 　　1913年孙中山发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二次革命”，武装起义失败后，保皇派军队派了几营士兵驻在麒麟头至南朗崖口一带，对翠亨孙中山故居三番四次骚扰。但故居仍然保存下来。 　　这里还补充一件故居幸免于难的事：1948年，故居后面近田边一座楼房，是警察驻翠亨分驻所。他们常干扰五桂山游击队的革命活动，游击队强攻二次也拿不下。后来游击队决定用炸药炸掉它，派翠亨村的游击队员陈秀如携带炸药潜入该楼地下室，等候命令。当时游击队领导伏在故居的酸子树下指挥，他们再三研究，恐爆炸会危及故居建筑安全，决定取消这一行动，吹号撤退。这样，故居又一次安全保存下来。 　　但是，孙姑太迁回崖口祖家居住后，故居是不可一日无人料理的。当时翠亨村陆献山（孙中山在冯家祠同学）当乡长，安排一姓陆的妇女管理。时间从1945年至1947年夏天。由于管理欠妥善，出入人员复杂，孙姑太又物色到故居旁边一姓杨名珍的妇女来管。杨珍原名毕竟成，后改名随夫姓。她曾随夫在山东烟台等地经商，见识较多，又能说一口普通话，为人爱清洁，管理故居合适，从1947年至1967年由她管理故居。但她睡在孙中山卧室里，在故居厨房煮饭吃。孙姑太要求中山纪念中学每年拨出1200斤谷，即每月100斤给杨珍作为薪谷，每天开放接待观众参观。但中山故居周围除农田就是树木，其余一片荆棘。汽车班次极少，游人寥寥无几。也有些华侨是远道而来瞻仰的，她就沏茶热情招呼，赢得一些客人的奖赏。1949年后，人民政府曾请孙姑太来管理故居，她感到年老，就婉言辞谢了，直至1955年去世。1954年，县教育局派一名叫梁子成的小学教师来故居。他患肺病，希望得一清净所在地可以疗养，但是，遭旅客强烈反映，不久调走了。 　　陶铸同志是重视文物的，据说来故居参观后，觉得要派人来管理。当时我在县文化馆工作，接通知安排我去北京接受培训，学习文物知识。我虽欢喜，到祖国心脏北京学习，是梦寐以求的，以为是办一个学习班。因长期在农村开展社会文化活动，打着背包下乡的，也同样打着背包进京。1955年6月底，县文化科介绍我到省文化局，并已替我安排火车票乘火车硬卧。我真是大乡里出城，不知天南地北，普通话只听懂20%。幸得同车厢一位解放军战士的热情帮助，并一直带我去到北京东四头条文物局门口，使我心中第一次出门怕困难的心理转为增强信心，安心在故宫博物院学习近代史文物保管、陈列和群众工作的知识。原来前来学习者，仅我一个人。故宫博物院是国家级单位，工作人员既严肃又热情地指导我学习陈列方法等，经验完全是苏联式的，学习一单元，叫我小结学习心得。后来又带我去参观徐悲鸿纪念馆。作为名人纪念馆的对口单位，它如何保持和恢复原状的经验使我得到了很多启示。他们还给我一张参观故宫博物院陈列馆的专门卡片，可随时出入。因此，我也看了很多展览，特别是看了纪念孙中山逝世30周年的展览，我才认识到孙中山是伟大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杨馆长也找我谈话，鼓励我好好学习。我白天学习，晚上看书，十分用功。 　　我参加工作三年来，在北京第一次享用到公家的床铺用具，没用自己带来的被铺，心情很兴奋。有时晚上是寒冷的，非盖棉被不可。这样过了难忘的80天。 　　9月中，进行学校总结。文物局副局长郑振铎找我谈话，鼓励我要增强信心，告诉我干文博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表示有信心将文物工作干好。我见了近三个月的“世面”，普通话可长进多了，和人交谈、参观、购物，和以前迥然不同，满怀信心登车南返了。 　　9月末来到中山故居上班，当时以为老太婆杨珍在值班，我叫她一声同志，她楞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答应一声。原来故居管理范围就是在故居围墙内，孙中山住房住着的杨珍（她自己的家出租给别人），我被安排到故居楼上的客房里。她问我父亲年纪多大，我告诉她，她说你叫一声叔母或二婆好了，不要叫同志好吗？我就称她叔母。故居门前稀疏长着十多棵古树，左边是地主的“韵园”，已分给农民。右边荆棘和野草竟生。村中人出入通道是故居门前及侧面的道路，可称得上四通八达。农民上交生猪任务时，必经故居门口走过。雨天农民放养的鸭群在门前草场争吃蚯蚓，大小猪用嘴巴拱土，有时一片地很快变成坑坑洼洼；天晴时树上鸟啼，地上鸡鸣牛叫，合唱无章的旋律。我吃饭到当地地区政府搭食，和他们感情很好。我找到当时区委书记叶破浪，请他支持送些花盘，花瓶给我们摆设。他答应就拿几个吧。我和杨珍进去一个存放土改没收地主的名厂瓷器的大室，我厂拿到几个靓花瓶、瓷器花盘回来。不久又拿了一次。这样，近百年挂花桩、上好瓷器花瓶、花盘，就为故居拥有。当时故居经费少，无余钱买花盘，也买不起这些上好的花盘。现在故居种花和接待室摆设的花盘、花瓶，就是我经手免费（经批准）争取的。而区府放花瓶瓷器的房子楼上，一名开会流宿的妇女干部，有一人夜晚小便摔下来，砸烂了一大片，碎片有几箩，以后区府就把这些东西处理了全部搬走。 　　过了月余，县文化科调一年青人杨君烈来工作。我就采取措施，第一步是搬出故居，和他一起搬到杨殷烈士家住，当时他家也无人管理，需要人看管。杨珍回去她原屋住。这样，首先实现了故居不住人，以保持严肃性。这年是孙中山逝世30周年，中央等有集会纪念，引起各界重视。11月间，县人民政府花王陈连奉命来故居建一圆形花坛及一斜形四方花坛，种上红花，砌成“天下为公”四个字，所以故居当时的照片就有这一景。1956年春接县文化科通知，我到崖口村找到杨连逢，安排他来故居工作。接着又把杨君烈同志调出，转送去省航运学校读书。杨连逢来工作后，上级又调龙山中学教导主任李来，成立中山故居纪念馆并由李昭当副馆长。至此，故居有一个正式管理机构来领导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开展。 　　这时期，檀香山华侨不远千里来参观，因没有留念品，他们有的就在孙中山亲手种的酸子树上摘了几片树叶，有的在故居门前捡些沙土回去作为留念。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花王程柄意回乡了。后来我和杨连逢去干校，故居“真空”，这期间翠亨村青年农民苏子邦来搞清洁及淋浇花木，约三个月。后来简冠筹受军管会授意，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三个人），叫我去工作一段时间，又一个人回到故居工作。这时除翠亨故居外，还有一间500多平方米的陈列馆、一间60多平方米的接待室要清洁，而每天故居、陈列馆要正常开放，接待室要接待宾客。我一个人搞三个地方清洁工作，又要煲茶水准备接待，约有200多盘花，须保持不死，工作量很大。我有时摆“空城阵”，开着馆，叫母亲来帮忙照料一下，自己跑到石岐购买花种回来栽种，以保持有多一点鲜花。为了解决花肥，我还到翠亨村中捡猪粪回来，晒干后做基肥。有几见宿舍，可能临时接待所。晚上，有“外调”的县上干部来工作求宿，我还要当服务员，为他们铺好床铺。有时越南的“英雄团”来参观，要吃饭，也在故居厨房做饭，在接待室用膳，由县委招待所的厨师来安排。 　　当时政治学习，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饭前三句话，有多人在一起，不做不行，一定要做的。但中山故居纪念馆仅得我一人，怎么做，真是难倒我。又要和石岐中山图书馆的一位叫成子君的女同志，开展什么“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当时一定要找对手的，别的单位人多势众好办事，故居仅一人工作，真是可怜。虽然这样，我还是精力充沛，好象不知疲倦似的。冬天北风劲吹，我要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在兰溪河游泳，刚好车站有一辆公共汽车停站，机件有故障要修理。车上乘客已穿大棉衣，见我下水，他们有的不禁打冷颤。当时收入少，工作量大，又没有假期休息的，但我也没有怨言。 　　1971年以后，下乡知识青年关隆山、郑冬晓二人先后来工作，减轻了我的工作量，但还要下乡搞中山工作。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我才安定下来，在学术研究上从头学起。继故居邻居陈佩兰加入后，又从中山纪念中学调入萧润君同志近来，工作人员不断在增加，注入新鲜血液故居又有一番新貌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安排郑幼菊同志从石岐照相馆中拿到有关故居照片，盖上留念章，给观众留念。又安排人员出售有故居标志的花壶、茶杯、碟子等留念品。那时来故居参观的旅游者，能得到一些留念品也感到高兴了，不过与今天有完整的商场，有专人设档为观众摄影留念、美化环境相比，又不能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