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觉不仅对立县、建城有功，而且也是带领全县仕民艰苦兴业、开拓经济的一名好县官。还在香山立县以前，陈天觉经已在香山镇任寨官（无镇官）9年（绍兴十三年至绍兴廿二年）。这期间他执行东莞县令姚孝资大兴水利、开发农业的计划，积极垦殖农田，在香山岛上逐步形成两个农业聚落。香山立县后，境域扩大了，人口增多了，实施县政及发展经济有一定的自主权。况且立县后，朝廷并未正式委任香山县令，仍由原寨官陈天觉权代县令职务。陈天觉是一名热爱家乡的读书人，怀着将家乡建设好的理想和愿望。他注意联系民众，经常访察民情，深深体会到香山岛上及周围的居民、勤劳创业，愿为建设好家乡贡献力量。于是，陈天觉牢牢掌握住香山立县这个空前的有利时机，从权代县令之日起，便全力带领全县仕民走兴业生息、开拓香山经济的道路。从绍兴廿二年至终于首次出现农渔工商并举、经济初步繁荣的景象。这是立县带来的千载一时的机遇，也是全县上下紧紧掌握机遇、努力进取的成果。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香山所在的岭南地区，始终处于比较稳定的和平环境之中，比起江南、江北地区，是优胜几筹的。当时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正处于风声鹤唳的境况。由于金兵的不断进侵，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先后落入金人之手。幸而还出现了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帅，誓死抵御金兵的侵略，保住江南地区不受蹂躏。而岳飞也曾一度率领岳家军，反攻到共河之滨的齐鲁，给金人以极大的威胁，取得辉煌战果。但可惜高宗懦弱，不支持岳飞的战功，并纵容秦桧进行阻挠，不久“精忠报国”的岳飞便被秦桧所害。从此，金兵就肆无忌惮，长驱直进，一直打到长江北岸。昏庸的宁高宗一再卑躬屈膝，主动割地、纳金、进贡求和，将北大片领土拱手让人。绍兴卅一年（1161年，即香山立县后10年），南宋同金国订立南北互不侵犯条约，金国进一步扩大领土，建立起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亘踞中原的金王朝。从南宋初至绍兴卅一年这34年时间中，虽然江北战事频仍，江南风声鹤唳，但五岭以南的广南地区，特别是珠江口外的香山岛，属边远大后方，是和平环境，可以正常地进行生产和发展经济。及至宋金订立南北互不侵犯条约后，金国因既已得到巨大利益便停止兵刃，致力于内部治理，特别是对新掠得的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大片领土的治理，自此南北相对稳定了足足有100年时间。故说陈天觉权代香山县令这17年间，香山地区始终获得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进行兴业、开拓，促使全县经济能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可谓尽领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 　　[B]以农为本，大兴水利[/B]。 　　陈天觉认真奉行南宋朝廷的重农政策。特别是对宋高宗诏颁的两项保护农业生产的奖罚条例——《招诱措置垦辟赏罚格》（据《简明广东史》第140页），更是完全落实到各乡各村。在尽力保障已耕地能正常耕种的基础上，着重抓好大兴水利这一条。立县伊始，陈天觉即要求全县各地，继续东莞县令姚孝资的治农方针，“筑堤护田，大兴水利”，为捍山县的农业开发扎稳根基。 　　农业固然要以水利为命脉，而位于珠江口古海湾内的香山县农业，更加需要强调水利这条命脉。当时新建的香山县，中部是香山岛，东南部皆为海岛，西北部尽为滨岸或岛屿。全县任何一处地方，不遇到台风侵袭或暴潮冲击，必受涝浸甚至农作物遭没顶之灾。历史记载，屡见不鲜。如宋开宝八年（975年）五月，香山岛南北部大水，“水涨二丈，飘失舟楫无数“。又南宋前期，每逢台风大潮期间，”夜潮不退，昼潮沓之，淫潦暴至“，室庐、耕地损失严重。全县乡民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要抗御台风暴潮，出路就在于大兴水利。于是，全县各乡一致响应陈天觉的号召，积极行动，兴修水利。各乡根据县上“筑堤护田，大兴水利”的总安排，结合本地实际，确立本乡水利工程的重点项目。总的来说，平原、山区和早成陆地区，以修陂坝、建堤？为主；滨岸、河网沙田和新成陆地区，以拍新围、筑大堤为主。 　　位于县城周围的仁厚乡和德庆乡，行动快，成绩显著。源出长命水山麓、釜涌村一直到白石涌出石岐海处，用石块垒建？堤，防止山洪冲毁梯田及河边耕地，受益地段包括釜涌、紫马岭、根据柏山、南下一带。石岐海东岸从石岐山至少涌一带，水利工程以筑堤护田为主。先后筑起上基、下基和南基，以及釜涌河出口处（白石涌）的两岸堤基。石岐海西岸即长洲、溪角、大涌一带，水利拍围成田为主，分别在沿岸各处低潮田、新沙田地段堆石拍围，建造更多的可耕地。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象角、大涌一带，“海中多洲潭、种芦、积泥、拍围成田”。 　　经过连续十多年的水利整治，釜涌河沿岸及石岐海两岸，已逐渐建设成为香山县中部的农业地带。农田由原来的以仁厚乡为主的　6000多亩，扩展到包括德庆乡的新成田在内，共约2万亩。农户也由原来1000多户，增加到3000户。 　　位于五桂山南面的丰乐乡和潮居乡，建设水利的行动也不比仁厚、德庆两乡差。由于丰乐、潮居两乡乃老农业聚落，乡民深深懂得水利对农业的重要性，而且也积累了一些兴修水利的经验，因此行动也快，成效卓著。靠近五桂山的丰乐乡平岚平原一带，以治山涝为主。桥头、平岚、乌石、榕树埔以及茅湾涌上游一带，积极修陂、筑？、建坝，全面治理山溪、山塘和近山耕地，先后筑起一批石？、石陂和石坝、使茅湾涌、古鹤涌等的山洪水患得到整治。金斗湾沿岸的茅湾、月环、神湾一带，以及西面的白塍、三灶、南水等岛屿，则以防海潮为主，大力兴建防潮大堤、海堤以及配套闸、窦、涵等，以保护近海围田。据《简明广东史》中“宋代农业生产的改观”一节中记述南时期珠江三角洲各地兴修水利的情况时，说到“连还在海中的香山三灶山，也有人筑围耕作”，积极兴修围外水利。 　　丰乐、潮居两乡经过多年的水利整治，使平岚平原、金斗湾沿岸以及潮居乡各岛屿，逐渐建设成为香山县南部的农业地带国。农田由原来的万亩上下，扩展到2万多亩。农户也由1000多户，增加到2000多户。 　　位于香山县北部、古海湾西北岸的宁安乡和古海乡，水利整治行动也后来赶上。由于这两条地处珠江出口与西江出口之间，是一片广阔的河网沙田地区（原属番禺、南海、新公三县的濒海边远地，香山立县时划入），其间河海交错，沙岛交织，灌溉条件特别优越。但由于面临大海，台风、暴潮的威胁也特别大。故当时两乡的水利整治，以抗台风、防暴潮的筑堤、建闸、联围工程为主。据有关史料记载：南宋期间，桂州海的永宁、九？至第一埒一带，已经开始修筑跨县的护田联围，这应当是中顺大围的早期前身。又据《简明广东史》记载：南宋期间，香山县沿海不少地区已筑成捍海小堤，如“香山小榄围，黄角石基等等”。又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还在“横琴海和拱北河间修筑四沙围堤”。由于处处进行联围筑闸，保护农田，宁安、古海这两条新划入的乡，农业生产加快发展，成为本县第三个农业地带。其特点是水网交织，以塘鱼与经济作物生产为主，有过万亩的桑基、鱼塘、作物地和水果围等。稻田数畀为数虽少，但产量较高。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此地“稻得再熟，蚕亦五收”。故这个新形成的农业水网聚落，已具有鱼米之乡和蚕桑、经济作物之乡的潜质，是一个新兴的综合性农业地带。 　　回顾香山立县以来17年治水兴农的艰辛历程，权代县令陈天觉，政绩卓著：1.从原来两个初步的农业聚落，发展成为有一定生产基础而且各有特产、各具特色的三个农业地带。从原有的不足200顷农田，发展到包括稻田397顷，桑基鱼塘作物地100多顷在内的500多顷农田，合共5多万亩。2.从原有3000多户渔农参半的居民住户，发展到1.1万多户以农户为主的居民住户。 　　我国古代无论周、秦或是汉代，都十分重视农业，有以农业立田的历史传统。《商君书·垦令》中说：“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汉书·食货志》还将“辟土殖谷”之农业，列为食货之首，逮至唐、宋，以农立国的意识愈趋牢固，南宋期间新建的香山县，自然不能例外。当时，刚刚建立的香山县，根基浅薄，能否开发农业，建立起足够的农业生产基地，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这不仅关系到全县乡民能否丰衣足食和安居乐业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香山能否廪库充实、上缴国家的赋税能否源源不竭的问题。因此，香山虽然从行政上获朝廷诏准得以立县，但经济上能否自立，县署财政及社会民生能否实现自给自足和丰盈有余，则还要看县署、县官及全县乡民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就要视乎农业能否顺利开发，农业基地是否足够，农业生产水平能否不断提高。在这项既严肃又严峻的政绩考试中，权代县令的陈天觉，的确交了一份朱圈连串的好答卷，香山县不但能年年完成国家赋役任务和各项公差，而且还出现社会安定、民生渐丰、乡民爱乡、安土重迁的新气象。 　　据《陈氏族谱》记载：宋绍兴年间，香山“全邑置禾田三百九十七顷六十六亩，秋粮一千二百七十八石。本邑一千石造米，足备军饷。尚存二百七十八石，照例拆纳宝钞钱粮，输纳广州”，“民赖以安”。又据清光绪《香山县志》记载：香山立县后，粮赋直接向广州输纳。从史料可以看到，宋乾道年间经已有粮赋输纳广州的纪录。从此，香山正式小入以农立县阶段。 　　[B]二、扩展渔盐，地尽其利[/B]。 　　陈天觉重视开发农业的同时，兼顾原有的渔盐业，扶持其继续扩展。为了调动渔盐业东主的积极性，陈天觉报准广州：渔盐产品可以“不限价，酌收税项”，即可在市场上交换买卖。渔盐产品买卖时的价格，可根据各地集市当时当地的商贸行情，由业主掌握酌，受供求规律制约。当时，特别是立县以前，香山场、金斗湾一带的大型渔场、盐场，以官办或地主豪商办为主，产品多内运供应各大都会及中小城镇，运销经营以及上市价格，均操纵在官商或地主豪商的邸店手里，一般中小业主或一家一户生产、捕获的鱼、蚝、虾类或晒盐、蚝干、鱼干等类产品，多被行业垄断的官商或豪商邸店压价、奶价收购。自从获准“不奶价”以后，中小渔盐业主经过酌交税项后，便可以自行定价，自行拿到集市交易，不受行业垄断的限制。于是渔、盐业日渐活跃起来，中小渔盐业主或一家一户的渔业生产者，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香山场、金斗湾、磨刀门一带的海面、海滩，凡有澳、湾、洲、岛的地方，都有众多的渔民和晒盐、养蚝劳动乾集结，出现大批新渔船、新盐场、新蚝田村、濠潭渔村、濠镜澳渔村、神湾渔村、石岐海渔村和东海渔村等等；以浅海为蚝田的有金斗湾沿岸、德庆乡的芙蓉沙、禄泉沙及深湾等地的浅海岸滩众多的小型蚝田。利用浅海圈地养蚝，一两年便有收成，长期养殖产量逐年增加。既可提供鲜品，也可加工成干品或蚝汁（当时不叫蚝油），供应市场。而剥脱下来的蚝壳，还是代替砖石的建筑好材料，最常见的是砌蚝壳墙，坚固耐用。如将蚝壳烧灰，又可代替石灰，同样是建筑的好材料。解放后，在板芙、湖洲和深湾一带，就发现有大型的古蚝田遗址，数来地底下挖出极为浓厚的蚝壳堆积层。 　　[B]三、维护农民，扶植工商[/B]。 　　陈天觉还大力推行当时南宋朝廷颁布的两项有利于培育城乡生产力的政策，推动香山县新生的经济苗子，能迅速成长并朝着更加广阔的领域发展。 　　第一项是关于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规定长江以南及珠江流哉一带，所有佃农在每年交足田租之后，可以由租佃双方协商，决定来年是否继续租种该地地主的土地，并双方订立契约。这样一来，汉代以来特别是盛唐时期农民完全依附地主、无发言权、无地位的情况，便得到改变，农民开始有发言权，开始有一定的地位，可以同地主进行对话了，经过对话、协商而订立新的租佃契约。在契约规定的时间内，双方得共同遒守契约内容。而契约期满后，农民得有自主权，愿留便留，不愿留便走，地主不行留难。 　　这项政策在香山县贯彻执行后，各个乡特别是农业比较集中的仁厚、丰乐、宁安三大平原和岸滨地区，农民逐步得到开放和解脱。第一步是在当年秋收后完成租项任务时，通过协商，订立契约，成为“契约农民”。这种农民，虽然仍要按契约内容向地主交租，对地主负责，但已不是过去那种“人身依附于土地，生活听命于地主”的佃农，而是有一定人身自由，按照契约内容行事的“契约农民”了。第二步是契约期满后，农民可以充分考虑租佃双方的条件以及自己一方的需要和可能，决定是否继续订立契约，一量停止续约，“契约农民”就成为人身完全自由的“自由农民”。这种农民，可以独立地进行劳动和生活，既不依附地主，也无需对契约负责，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既可自行开垦土地、自行耕种各种农作物，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生产劳动，从事城镇、都会的各种职业，成为自由劳动者。于是乎，有一部分农民，特别是年老的以及妇女，仍然留在农村，按照政策取得一定的土地，作为自耕农，成为小农经济、小农商品生产的组成部分。而另外相当一部分的农民，特别是年轻的、壮年男丁，则就地或流人城镇、都会，从事小资本、小规模的手工业、商业经营，成为独立手工业者、小商品生产者和自由商人。以上所说的自由农民、自耕农、独立手工业者、小商品生产者和自由商人等等，是香山地区于南宋时期特别是立县后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江南地区则早在北宋末、南宋初经已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表现，是代表新生产力的一种新生力量。这种新生力量所组成的经济，属于市民经济或小商品经济，是唐代以前所没有的。当时，在陈天觉力行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后，在仁厚乡、丰乐乡、宁安乡及长安乡等地的镇集周围，正如雨后春笋，已普遍出现这类市民经济的苗子。 　　第二项是积极扶助自由工商业者的政策，规定：一、鼓励小规模的商业经营（区别于大地主、官僚商家的“邸店”的商业垄断），扶持小资本的行商、坐商，以利于商品易地贩运、城乡交流、产销集散和满足供给，凡从事商品贸易交流的小商人，可以根据购入本价，贩运费用和市场行情，自行厘定出售价格，只需报经有司稽核酌纳税项便行。这类自由商人的商品经营，采、运、销均身体力行，本人或家庭独立经办，减少中间环节，处处注意节约，经营成本比较低廉，大大有利于同封建垄断的“邸店”进行竞争。由于其规模小，自采、自运、自销，便于穿乡过市，按各乡的不同集期轮番赶集应市，更是大型“邸店”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生的小型工商业不仅能同大型的封建的工商场坊、“邸店”竞争，而且具备很强的生命力生存下去并向前发展，使城乡经济日趋活跃和繁荣。二、允许成立独立手工业者和自由商人两种行会（又称行帮），以保护这两类劳动者的独立经营和正当权益。所有从事独立手工业劳动和自由商业活动的劳动者，均可申请加入有关的行会成为会员，并由会员大众推举出董事者，董理行帮会务，为会员谋福利。三、继续允许百姓自行采矿，自行出售矿产品，只需报经有司稽核并按销售所得额交纳20%的税项便行。长安乡鸡柏村凤凰山麓本有一个很矿，但经北宋是期官办矿场及乡民采矿大量挖掘，矿源已接近枯竭。乡民便转向五桂山进行探采，寻求其他矿源。 　　在这项政策推动下，当时香山县各乡、各集镇的小工业、小商业蓬勃发展起来。据有关史料记载：五桂山上有采挖水晶矿的小矿场，甚至还有专门采集金砂矿（含金量很少）的挖矿者，又有采集、栽培“神仙茶”（一种野生茶树，叶质幼嫩，制成茶叶则色、香、味绝佳，成为香山一大名产）及珍异花卉（桂花、兰花、吊钟花等）的小艺圃。至于县城周围、平岚、大榄小榄等地，则出现众多的铁工、木工、织竹和缫丝等各种场坊以及泥水建筑场组等，特别是家家户户的麻棉纺织业，盛极一时，各乡都已出现集市、墟场，仁厚、丰乐、宁安乡还出现多个集市，交易十分兴旺，集市墟期各地不同，或一、四、七，或二、五、八或三、六、九。较大的集市有石岐街市、平岚墟、小榄墟、山场街市和南？墟等。这时的石岐十八间，店铺已扩展到数十间，但乡民仍然沿用“十八间”这个传统名称。 　　由于大量独立手工业者、小商品生产者及自由商人的出现，香山县当时分别成立两个行会。一是奉鲁班为先师、吸收独立手工业者为会员的手工业行会。县上有总会，各乡有分会。均拟定行规，设董理人员，将会员名单登记造册，定期或临时召集会员商议会务。每逢初二、十六则举行“牙祭”，拜祭鲁班先师，祈求庇佑。二是奉陶朱公为先师、吸收自由商人、行商、坐商和掮客为会员的商贩行会。倒上有总会，各乡有分会，也拟定行规，设有董理人员，将入会者名单登记造册，定期或临时召开会员大会或代表会议，商讨会务。每逢初二、十六同样举行“牙祭”，拜祭陶朱公先师，祈求庇佑。当时政策规定：由大地主、官僚兼营的多业一体的地方性垄断工商业，如地主场坊、封建邸店、官办场坊等，不得加入手工业行会和商贩行会，以保障独立手工业者和自由商人可以在社会立足及进行市场贸易，以打踊封建垄断，同时也保护新兴的市民经济不受侵害和摧折。 　　由于陈天觉坚持“兴业生息”的治县原则，经过多年的勤政治理，以及全县上下的齐心合力，艰苦创业，香山县逐步出现梓里安定、百业繁荣的新气象，而且民风勤朴，民生渐富。陈天觉当年憧憬的“建设好家乡”的理想目标，可以说是逐步得以实现。至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陈天觉已达83岁高龄，精力淅衰，遂报准广州及朝廷，辞去寨官及“权代县令”的职务，卜居县城之内仁山之下县署后侧之仁厚里。 　　顺便补叙一下，仁山之下仁厚里这处宅地，原为陈天觉之父陈文龙于南宋初期的居所。陈文龙本祖居冈州德行里，即今台山市泮冲乡（先祖原为南雄府保昌县珠玑巷人），南宋初因宋金之战，或从军或逃兵燹，流落于香山岛仁厚村，寓居仁山下之仁厚里。文龙生三子（天伦、天觉、天叙）一女。后陈文龙再次从军参与抗金之战，不幸被俘，坚贞拒降，绝食自尽，遗体失落花流水在异乡。陈天觉乃以父亲所遗衣冠用陶瓮成殓，葬于仁山之南居所附近。 　　陈天觉为了乡梓确实付出大半生的心血。立县前任香山镇寨官9年，立县后权代县令17年，合共掌理香山政事26年。陈天觉是在政绩卓著的情况下卸任的，全县乡亲父老莫不崇敬感戴，口碑载道。陈天觉辞官后，息隐仁厚里家中，安享晚年。至宋孝宗淳熙十年（癸卯，1183年）七月十四日去世，享年96岁。陈天觉妻罗氏，于淳熙十五后（戊申，1188年）八月十六日去世，享后94岁。陈天觉与寻罗氏合葬于釜涌村后山坐乙向辛兼辰戌之原，墓前有一副石刻对联：英魂留库岭，伟绩镇香城。后来，陈天觉的独生子迁居釜涌（后改称库充），子孙繁衍不断。数百年来，香山县民及其后代，一直在追思缅怀这位开县先贤和“民赖以安”的好县官——陈天觉，此是后话。 　　再说陈天觉辞官之后，继任的是正式县令范文林。乾道五年到任，乾道七年御任。范文林到任后，一反陈天觉治县“兴业生息”之常规，大倡“崇建寺观”，求神拜佛，将安定梓里，发展经济、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等等愿望，完全押注在封建迷信活动之中。据明嘉靖《香山县志》载：范文林倡导“崇建寺观”后，“邑氓兴起，多建庵堂、淫祠”。据清光绪《香山县志》载：宋乾道五年县令范文林到任伊始，即在县城东侧镇抚司旧址处兴建北极观。北极者，北极星也，又称北辰星。《周礼》云：“北极正中，即天之中。”范文林之意，乃借此殿堂虔诚祭祀北极星辰，祈求上天降福庇荫。关于这座寺观的规模，《香山县志》是这样记述的：据“宋县主管劝农事赵希循记：‘北极观，邑之壮丽者也。雨赐之祷，关节之拜，必先焉。余始抵任谒时，睹其阶级之崇严，轮奂之宏敞，景象不减于中州’”。关于这座寺观的供奉尝田，明嘉靖《香山县志》云：“田六十亩有奇。”计范文林在任两年，先后兴建了北极观、无量寺、宝庆寺等多座寺观。不仅在建筑方面花费大量公帑，而且在供尝方面还占用大量民田、良田。结果，正如〈香山县志〉所载：“民益苦之。”由于偏重于祭祀祈禳而忽视水利农事，农业生产也不断下降。 　　宋乾道七年，范文林御任，梁益谦任。这位新任县令，一反范文林“崇建寺观”。祈天降福的迷信行径，恢复陈天觉“兴业生息”、开发农业的施政方针。到任伊始，即号召全县各乡，继续大兴水利，发展农业。他还新自规划，亲自指挥施工，“疏南濠水（釜涌河在县城之南，故又称南濠），以灌陂田”。仁厚乡的农业生产，不但迅速得以恢复，而且再跃上新台阶。其余各乡也以切实的行动，继续整治水利，注重农时农事，全县的农业生产，恢复逐年上升的局面。农业是全县经济的主要支柱，农业发展了，也带动渔、工。商各业稳步向前发展。正如清康熙〈香山县志〉所云：“益谦修举百度，气象一新。”梁益谦又继承陈天觉兴建学宫、重视教化的做法，进一步兴教办学，做到“首重学校，课督士子，增加学田二顷二十有六亩”。结果学子用心向学，“士民德之”，并为之坚立〈德政碑〉，全文如下： [B]县令梁公德政碑 刘汉英[/B] 　　广郡之西南，舟行可四日许，有屿曰香山，旧隶于番南莞新四邑间，绍兴壬申始割而邑之，其后长吏低头，行文书而已，视邑如传舍（古时供来往行人居住之旅舍，或设于驿站之房舍）。生聚教养，漫（随意）不加省（过问，探望）。学用具文（空文，徒具形式），邦亦弗靖。令尹士亦天地问秀民。惟闾（25户为闾）塾党（500户为党）庠（学校），先王所以课民子弟，饮射？祭之间，齿位德行之教。去王？为最远，视州长之教为最密。令即闾胥族师之职，学乃比（拟）校（勘）读（宣传）法（法制、法治、法令等）之遗（失漏）意。先时春秋二试，士子群英来应。故事朔再拜，外足罕至。学君于试期，辍已膳，罗厅事（厅堂）之隅。限之程，约训劝奖，课以文也。命职学事者，轮日讲释经史。君时来警劣。每供二祀与春秋教养阡。为顷二，为亩二十有六。捐俸量，直请（清）于庾（学廪），使以益用支之饩焉。邑旧有南濠，半疏半壅，襟扼亏泄。欲导风气者，动以费尼（止）却之。秀民连捧贤书，竟未有登巍科膺？仕者。君毅然决之，疏库涌之沙冈，引庠池之绿带。锹锸云集，句有二日而讫事。前峰屏峙，旁护玉立。山川草木，咸有生气。土既饱德，民亦饫（饱受）惠。置仓赈济，丁（忧）岁太？（妖风，天灾）。我用有年，皆令尹之已俸也。灌田有陂，濒邑斥卤，化为膏腴，即南濠之余波也。里无桴鼓（战鼓）之音，家无吏胥之席。父庆其子，长励其幼，以毋违君命。每役之兴，民子赴之，敞鼓楼之。？？（山高峻貌）易戒，石之卑陋。漏有新筹，坊有新亭。轮奂飞棘，瞻听耸动。征功备器，民无？（忧）劳。经始落花流水成，公有余积。始君之来，万目睽睽。君不以武兢，不以懦沮。每前人疲精劳思，爬疏剔氛而不能就者，君能以谈笑办之。前人指为迂阔不屑意者，君则专心行之。至告以催科，弦急不可缓者，君辄以不能谢。盖君诗书吏，为政知所先，务不鄙弃吾民，而民亦易使也。诸生深感美化一苇，谒予曰：自吾邑有学，阅数令尹矣。得令尹而学之规模始就。至于山川蟠结，自天造地设以来，伏奇隐秀者，亦得令尹而轩豁呈露焉。其事伟矣。愿求一言以志。予曰：诸生心令尹之政化，盖有与邑相为不朽者。虽不假予言，若土与民，他日宁忘之乎？至于继心灯，传县谱，以无坠令尹之美意，又不得不为后来者劝。 　　按：这篇啤文对梁益谦任内的政绩，写得具体而微，淋漓尽致，梁益谦确实是一位勤政、务实、爱民的好县官。他到任后，处处务实，关注民生，着重抓好治农、兴学、置赈济仓三件大事，切实缓解了由前任范文林一手造成的奢耗公帑，生产凋零、民苦民怨的主要矛盾。由于办事中肯、得力，自然取得丰硕成果。“与邑相为不朽”，若士与民“宁忘之乎”？梁益谦的政绩应当充分肯定。 　　但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量变、质变规律来看，梁益谦任内出现的种种新气象：“灌田有陂，濒邑斥卤，化为膏腴”， “山川草木，咸有生气，士既饱德，民亦饫惠”， “漏有新筹，坊有新亭。轮奂飞棘，瞻听耸动。征功备器，民无？劳”，等等，均不可能是短暂之内、一蹴而就之事，而应当是经过一段稍长、较长的时间，从事群众性的艰苦创业和建设的结果。梁益谦尽管勤政、实干，但毕竟时间尚短，在任仅两年多时间。按当时的社会条件，如此巨大的成果，实难同这么短暂的时间相称。因为建设不同于破坏，破坏可以短斯甚至瞬间见效，如范文林“崇建寺观”，两年间弄得“民苦”民怨。而建设必须从事工作累积，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有量变才有质变。故梁益谦在任两年多时间出现的巨大变化和种种新气象，除了同梁益谦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外，还应当同香山贩历史联系起来，同前人、前任勇于开拓、艰苦创业打下的基础联系起来，比如，在范任之前，从绍兴中至乾道五年这廿多年时间内，据《香山县志》、陈氏族谱》载：姚孝资、陈天觉“令阖境筑堤护田，水利大兴，民蒙其惠”。随后又发展农业，多业并举，兴业生息，“民赖以安”，还有就是筑县城，建学宫，开拓直通广州的旱路交通，等等。这些都是前人、前任披荆斩棘开荒的事实，也是他们为后人，后任的建设、发展打下的基础。故梁益谦两年多时间内取得的巨大成果，也应当同姚孝资、陈天觉廿多年的施政努力联系起来，承前启后，互为因果。梁益谦抓住矛盾，实干苦干，有重大功劳；而前人、前任长期的开拓、量变的过程，也有同样的功劳。刘汉英撰写的碑文，对历史因果方面有所忽略，特在此给予应有的注补。 　　梁益谦于宋淳熙元年卸任，继任者为仙游人朱颖之。《香山县志》中并无其传，故政绩不详，何时卸任也不详。计宋孝宗朝淳熙年号15年，宋光宗朝绍熙年号5年，宋宁宗朝庆元、嘉泰、开禧、嘉定四年号共30年，以及宋理宗朝宝庆，绍定两年号共9年，合共59年间，朱颖之以后共有几任县令？姓名为何？《香山县志》中并无记载。直至宋理宗端平元年，才记载县令赵怪夫到任。并有赵怪夫传，全文如下： 　　“赵怪夫，端平元年任，三年十月卒于官，有惠政用人子孙，寓籍黄梁郡”。 　　宋端号仅有三年，赵怪夫卒后的次年，即宋理宗嘉熙元年。计宋理宗朝嘉熙、淳？、宝？、开庆四年号及景定年号头两年，共25年间，有几任县令？姓名为何？《香山县志》中亦无记载。直至宋景定三年，才记载县令洪天骥到任。并有洪天骥传，全文如下： 　　“范例天骥，字逸仲，晋江人。少有异质，贯通经史百家。淳熙七年登进士。宝？四年，校艺南宫，得文天祥郑，置之上第，人服其明。景定三年，授予宣教郎，知香山县。至之日，以教养人才为首务。修复大成殿，明伦有堂，主敬、美身、宾贤、登俊有斋。皆捐俸为之，敛不及民。其为政，一裁于义俗。？健，戢其尤桀黠者。曰：此囚牙讼师去，则吾民安矣。邑以大治。经略使洪勋、赵汝暨、雷宜中及仓宪交，以邑最上，终知潮州。与兄元毅公天锡，文学齐名，时谓二洪。卒，文天详状其行实。所著有《东岩集》（见《粤大记》），祀名宦”。 　　至于洪天骥在香山官任几年？未见记载。计宋景定年号仅5年，其后宋度宗咸淳年号有10年，以及宋恭帝德？、宋端宗景炎、宋帝？祥兴三朝，共5年，合共为20年。其间除洪天骥外，还有几任县令？《香山县志》无记载，均未知其详。 　　香山立县后，经陈天觉、梁益谦等诸任锐意经营，各业齐兴，经济、文化渐举，建设渐上轨道，县城及各乡治、墟集，逐步兴旺。这个边远而美丽的岛县，进一步引起四方人士瞩目，于是又有一批批的移民客户，包括名门，官宦、工商业者以及普通农户，举家迁到香山县来定居。其中具代表性而又有文字资料可查的有：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七月，福建莆田县人郑芑（状元，官至广州郡守）告老辞官，举家从莆田原籍迁到香山县，卜居县城东的莲塘，是为香山南湖郑族之始祖（注：郑芑八传至元末的郑荣叟）。 　　宋宁宗趄之初（1195年前后），新会县名门之后马驿、马驳兄弟，奉母林氏地家从新会城迁到香山县仁厚乡的沙涌定居，是为沙涌马族始祖。驿、驳之父名？骥，曾任郡守，祀新会县乡贤。驿、驳之祖名持国，新会县豪门乡绅。驿、驳之曾祖名端，于宋高宗南渡后任新会县令，颇有政绩，寓居会城金紫街（注：驿、驳五传至宋末的马南宝）。 　　宋理宗宝？年间（1255年前后），南雄郡保昌县举人高南洲，举家从保昌迁到香山县城定居。高南洲之父名师，原籍福建莆田县，因任保昌县县丞，遂家保昌，至高南洲又将家迁到香山县定居（高南洲之孙即宋末的高添）。 　　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福建福清县人杜奇芬，奉母太君万氏，迁居广南东路的香山县，卜居宁安乡的岗头村，祖传乃为大小榄的开村始祖，也是开村诸姓中的杜姓始祖。岗头村也成为大小榄开村之地。盖宁安乡原为新会、南海两县的边陲海滩、海岛地，当时居民尚少，以靠打渔为生、居无定所的渔民、？户为主，还有就是来自新会、南海腹地，到海滩、海岛从事季节性吊耕、围垦的农户，也不是固定居民。仁奇芬奉母来此长期定居，安家立业，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首批的固定居民，也是首批来年南粤以外的汉族居民，难怪要受尊为开村始祖了。 　　关于杜奇芬的生平，据清光绪三年（1877年）重修的《杜国公墓碑》及本鸿标〈民族志初稿〉有如下记载：杜氏始迁祖讳奇芬，号谓隐，生于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青年时从军，年19岁（宋宁宗开禧三年，1270年）以军功授宁远卫指挥使。因戊辰（宋宁宗嘉定元年，1280年）监祸，于嘉定六年（1213年，年25岁）自福建省福清县宁里挈母太君万氏，迁居广南东路香山大榄，嘉定十六年（1223年，年35岁）以平海寇功授平寇将军，特授粤国公，统领东南节度使兼水师提督。宋理宗宝？六年（1258年）卒，享年70岁，与夫人袁氏合葬于大榄飞驼岗斜？（墓啤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因开山营种才挖毁），又据清何大佐《金盔甲》一文透露：“……清乾隆廿三年（戊寅，1758年）某（何大佐自称）为人辟葬道于飞驼山下，掘得盔、甲各一具，俱是黄金装成……，闻说此乃杜国公之物。“ 　　又据《小榄镇志初稿》（1986年版）记载：大小榄于南宋开村之初，部分地区虽已成陆，但潮水涨时，低洼之地常被淹没，故有宁安乡潮居里之称，实乃半陆半海的水网地带。……昔大榄文昌庙内供奉之杜、曾、罗、毛、曹五姓先祖，相传乃大小榄开村之祖姓。而这五姓之中，又都以杜姓排先。盖因其定居最早。开村的前期，杜、毛、曹三姓居大榄之岗头村飞驼岗附近（后毛姓迁居石岐），曾、罗二姓则居小榄凤山西南麓（今罗涌）一带。 　　回顾南宋期间香山县立县兴农的整个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三个基础较好的农业地带之中，丰乐、仁厚两乡发展较早，而宁安乡则开发较晚，但后来赶上，成为以蚕桑、渔塘和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地带，与丰乐、仁厚两乡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