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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道路

发布时间: 2006年05月16日   来源: 中山政协   作者:中联部离休干部 李锦蓉  
[center][B]老许身上的枪伤[/B][/center]   (续第31辑165页)一个月后,地下党马尼拉面关派交通员接我回城,我携父母、二哥一家同舟而行,所乘木舟竟然翻船,幸亏土族群众将我们一家营救上岸。   敬诚也到马尼拉开会。我这时才得知,分手后他也是大难不死,在五月份的一次遭遇战中,他与战友英勇举枪迎击日寇,与敌军展开激烈枪战,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情况下,他击毙敌军二人,伤敌三四人,后不幸受重伤。老许可谓机智过人,当即以假死迷惑敌人,他身上严惩的枪伤蒙蔽了敌人。在夜幕的掩护下,老许忍着身上两外伤口的剧痛,爬行数里,找到可靠的群众家里,在那里他得到很好医护。然而,他的伤口尚未痊愈就被请来参加会议。   中央对暂时的军事挫折和过失是有一定责任的,然而可悲的是一部份领导者对此做出了不正常的决断。敬诚养伤近两个月,党内的领导对局势的分析作了错误的判断。   敌军对中吕宋游击区扫荡的打击,使长期从事声调工作的新任中央领导未•拉瓦同志及刚从香港到菲律宾的同志很不适应;他们不了解菲律宾农村情况,不了解抗日游击战争情况。当他们转移回到马此拉之后,拉瓦总书记听取香港来的同志关于“退守策略”的意见,菲党中央的同志一贯尊重中国同志的意见,但是拉瓦总书记违反了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乘党的中内政治局成员分散在各军区的时机,仅以总书记召集党的中央宣教部长马雅利会同罗李实,未经政治局同意,就设立了党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公拉瓦、罗李实、马雅利三人。他们以“书记处”名义向全党发出了“退守策略路线”的“指示”。   老许身上的伤还未好,立时有人从内部给他以精神上新的创伤,这次是对他参与创建的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开刀”!由于“退守策略”在民抗军武装部队贯彻受到抵制,以错误方式去左右“书记处”的“特委”(前身为华委),约伤未痊愈的老许前去敌占区马尼拉开会。会议的分歧和气氛可想而知。老许一向尊重领导人的意见,但是有关坚持抗日的武装斗争方面,他必须对菲律宾人民负责,因为在所有与会的同志中,他最熟悉菲律宾的革命情况,最了解抗日武装斗争对我党生存的重要性。他始终始终坚持要保存和发展党的武装的观点。会议初,有少部分同志还支持他的观点,后来变成了对敬诚不利的“一边倒“的形势,他仍不愿随声附和“书记处”的“指示”。鉴于敬诚同志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在他这里通不过的很难贯彻“退守策略路线”的,斗争变得白热化。   会议陷入僵局。以洪雪立、罗李实、刘宏城等人为首,提议“开除许敬诚的党籍”,但是深明大义的人都知道这是行不通的。特委即在这样的时刻派炳祥大哥来找我回马尼拉做老许的工作,要求我说服敬诚同志放弃自己的立场。当我了解事情的始末之后,我体会到老许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不能做有损党支部的事业的事,我拒绝了特委的要求。我的态度引起特委一班人的极端不满。可能他们没想到一个女子在自己的丈夫遭受到如此挫折之时,竟会毫不妥协地站在弱者一方。我的举动引来了洪雪立一番话:“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吃了几年的黑面包(影射我曾去过苏联)。”会议结束,拉瓦总书记找老许单独谈话,敬诚坦率地表示:总书记名义下发的文件,我不带头反对,但在政治局有条件开会时,要重申自己的看法。总有一天民抗军部队和群众会起来反对“退守策略路线”的。   我佩服敬诚同志坚忍不拔的毅力。老许单枪匹马面对着六七个以“正确领导”地位自居的大汉,进行了长达月余的对恃,强忍伤痛,据理力争。通过这次的“较量”,我进一步认识了老许超人的意志。   会议之后,我伴随老许回到中吕宋游击区。 [center][B]村民委员会[/B][/center]   眼见老许的伤体一天天康复,我又萌动了投入工作的愿望。   组织部长卡斯蒂溜同志决定派我到邻村开辟新的村民委员会,老伯具体向我介绍了该地的情况,并指定了要找的联络人。   我在交通员的引导下直赴该村联络点。这是一个只有母子二人的困难人家,其子为人正派,老人另有一个女儿早已出嫁。我随身带来了组织上分配给我的大米,把它尽数交给了老人家。老妈妈当时正在做饭,看见这些大米高兴地流下泪来:“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大米了。”她向我介绍,眼下大米很宝贵,村民们采取细水长流的办法——家家户户都以香蕉树心羼入大米中煮饭,过去只有饲养猪才这样做。 房东——联络人这位曾在马尼拉美国人创办的电车公司工作过的司机,他向我更详尽地介绍了情况,这个村实际上过去是个镇,抗日前就因人多地少,当地也很少人家种地,绝大多数男女是靠编织草席营生。村中保有少数受过高小教育的人,都离家到马尼拉做工。房东也是如此,只因公司关闭,在家闲居。每逢早晨,常有人扯着嗓门骂大街,听其言,不外乎都是:真不饱肚子。可见我的工作须从本地的症结——解决粮食问题入手发动群众。房东先生很赞成我的意见,我请他帮助在村中再物色一个有影响的人选取,以我们三人为核心向群众开展工作。房东先生很快就联络了一位小学校教员。这样,我们三个人便开始了有组织的生产自救活动。我们一致认为,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产生要克服缺乏生产资料的困难,而怎样才能在毫无资金的情况下实现生产资料的自救呢?我提议要争取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不花钱也能解决困难,他们两人都同意我的看法,并把中心议题转到土地使用方面。土地是农民主要的生产资料,本村镇外的荒地完全归一些富人所有,他们历来居住在城市里,而土地却长久的闲置着。显而易见,解决土地使用问题是帮助群众度过战进困难的关键。我提议召集村民大会专项讨论土地问题,三人对此一致通过。   当天在村礼拜堂举行了村民大会。我在村民会议上针对本村的具体情况将三人小组的建议端出,请村民们对些献策。形势果然符合我们的预想,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会议的热烈气氛冲破了自然村礼堂历来的宁静。会议进行期间,恰好有总部C.L.B的人路过这进,他将亲眼看到的一切转告给敬诚和卡斯蒂溜同志。他们闻讯后兴奋地说:“想不到他们块的动起来了!”从此,我与该村村民结成了亲密朋友,村民们都把我当作自己人,有什么困难都愿意找我商量。   我与老许所居总部虽说相距不远,战时环境却迫使我们经常两地分居。后来我才得知,在1944年8月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纠正了“退守策略路线”的错误;指出“书记处”及“特委”的设立,未经中央委员长或政治局的许可,是违背党章的。在中央委员会后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出席的菲律宾同志一致推举敬诚同志为总书记。而许敬诚同志不愧为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深知抗日胜利的局面即将到来,在世界反法西斯义战即将结束的时刻,一个明智的政治活动家则液压根据瞬息万变的境况做出果敢的时刻,外侨又兼反法西斯部队领导者身份的人,将使其和所在组织很难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敬诚同志反复向中央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婉言推辞了政治局的力举。在敬诚同志的诚恳坚持下,政治局会议决定暂时成立三人“总书记处”,组成成员:许敬诚、卡斯托洛、阿洛干蒂,并暂不对处宣布。   老许就是这样胸怀坦荡的一个人。   包括老许在内的军委暨民抗菌素军总部三个领导人,在此这前并不死析地规定什么戟或退守、集中或分散等所谓“退守策略”,而是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了许多胜仗,壮大了革命队伍,减少了因“退守策略路线”的推行给抗日武装力量造成的损失。 [center][B]凯旋马尼拉[/B][/center]   1945年2月,马尼拉光复。   日寇投降前夕的5月份,我接到敬诚同志转达组织调我回马尼拉的通知。在参加抗日游击活动三年半之后,我重返故乡马尼拉。   我的亲人们也陆续返回马尼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罪恶战争,给我们家庭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父母亲数十年创下了家业毁于一旦:房子,被日寇报复、威慑性地烧毁了;汽车,在逃难的路上被迫舍弃了;正逢安享晚年之乐的父母二老却历尽劫难。望着那由于奸细的出卖而被日寇烧成废墟的PASAY故居,我抚慰着老妈妈:“心痛吗?”好在这是三年前俱已知晓的旧事了,母亲沉静地回答:“一点也不心痛,你们一个个全都回来了!”是的,什么能比大劫这后的家人团聚更幸福呢?!多好的妈妈啊!   我参加了组织上部署的妇女慰劳会的动员工作,这也是由敬诚同志任主席的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后称华侨民主同盟)所辖妇女民主大同盟的活动。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我党以积极的公开活动肃清菲奸、呼吁民主。老许以抗日组织领袖的身份多次出席上万人的群众俯并发表演讲。菲律宾左派党在三年多的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大振。相比之下以国民党在菲律宾的代言人自居的菲律宾国民党的影响,则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和汪清卫判降日寇而相形见绌暗淡无光。   回到马尼拉,我兼负沟通敬诚和党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的通讯联络。我已怀孕,胎儿是我和老许的游击生活的见证,艰苦的岁月使他瘦小而毫不显露。   1945年8月29日,我送信给原总书记,这时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未申地•拉瓦同志(在撤销总书记职位后,他毫无怨言,在党的统战工作方面发挥专长)。回家的路上过铁道时,我突觉头晕心虚,被铁轨绊倒在地。我强忍不适,回家参加了妇女小组会方式(我家地点适中,便于及时召集会议)后,独自一个去医院检查。我毫无经验!诊断结果也使大夫难以理解:“早产、贫血”——有社会地位的人很难这样!下午4时,那不足7个月、5磅生的儿子弱小躯体,过早地来到这个动荡的世界上。   出院的那一天,谢坤驾车带着老许到医院来接我们母子。调皮的小护士开了一个玩笑,故意将我们的宝贝儿子当做一个小包袱夹在腋下,在我们面前变戏法似地再将他托出,逗人疼爱。老许40岁再得幼子,一经抱得手中,直至回家也不松手。   儿子——我和老许艰苦游击生活的见证,也是我们不寻常爱情的结晶。他孕育在生活艰苦的游击区,诞生在抗日胜利的凯旋中,我们称他作:Victor(胜利),老许给他取名呈坚:既饱含对我们经历的反思,也寄希望于光明的未来。儿子的出世,改变了我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了家庭和事业之间的矛盾。我过去所任教的中学都没来聘,常使我陷入一种不能自持的情绪中。我有时甚至后悔:为什么要结婚?!但是,现实使我既要客观地担负起家庭和抚育儿子的责任,而又要面对由于老许的婚姻而遭受上层社会的冷眼。   女青年华侨民主大同盟也是党的外围组织,其内部还附设有“母亲组”,我也自然成为其盟员。该组织不乏一些虽做了母亲,但仍活跃于社会活动之土。她们急待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这就有了“成立盟员托儿所”的呼吁,这很符合我急于解决自身问题的理想。解决年轻母亲们困难的先决条件在于组织的经济能力,我不理会男子们“办”与“不办”的舆论,火急地将计划会诸实施。   战后,马尼拉市政所辖四个区,第区也只有公立托儿所一座,解决了部份雇不起保姆的女如何工孩子的寄托问题,直接负责此事的是菲律宾政府卫生部长。我感到此事关系到多少有为的华侨妇女的出路问题,就直接找卫生部长,向他反映了华侨劳动妇女同样也存在需要解决托儿困难、提高社会福利的问题,希望政府能在华侨集中地区设立一所华侨子女托儿所。   看来这们战后初任的部长对此有所触动,但他无意全盘接受我的建议,于是这样回答道:政府无能力再为华侨建一所托儿所,但如果华侨方面能筹措部分资金,并能解决好所需的基础设施,政府方面可以解决满腔热情驻医生和看护长到托儿所协助工作。得此明确答复,我立即向组织汇报,但当时的华委领导感到此事无先例,不敢立即作主;而负责妇女民主同盟工作的青年小组对此无法决断,我感到时机不可错过,即通过敬诚向其同乡许北先生募捐款2000比索,由我亲自到许北公寓取来。筹措到资金后我租下了用做托儿处的房子,并不惜工本购置了必要的儿童用具。   1946年7月,托儿所开张。不几天,吴半生(即吴余生)的夫人Feliza.蔡前来参观。她是我读女子中央学院的同学,她捐款300比索。母校菲律宾中西学校一位女教员参观后,亲自介绍我到一位西班牙人开办的San Miguel啤酒厂,从那里批发Coca Cola(可口可乐),用经营的回扣资助托儿所日常开销。   我无法做到“事业、家庭两不误”。托儿所开张刚半个月,敬诚就被组织排去香港工作,我的全部心血仍倾注在管理托儿所。忙了一个月,一岁的呈坚得了病也无精力顾及,使他病得翻白眼确诊急性疟疾,住进医院,难倒了我。为办托儿所我已尽了一切力量,这时连儿子的住院费也拿不起了,还是多亏莫孔珍校长帮助,她提醒院方我过去曾为该院传授过美术课,才争取到医疗费减免一半的优待,领回了儿子。   莫孔珍校长参观我托儿所后感慨地说:“Miss李,你办得好,只是你缺少了神的力量(指我不是其教友),若不然你的事业是会有更大前途的。”她婉惜:“为钶我们的教友却没有像你一样的精神呢?”   1947年初,根据形势的变化,组织指示:凡党员所办的事业,须结束的就要结束。我也接到调动的命令,开设半年多的托儿所不能再办下去了。我办的托儿所为许多青年的华侨母亲解放了家庭的束缚,为开展华侨妇女工作出了一份力。   不久,按组织安排,我母子二人转移香港。想不到,这一变动竟成为我永远离别菲律宾的前奏。 (待续) (许呈坚协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