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光（1900——1944），原名振瑜，又名振儒、植农，鹏光是其谱名，中山县第四区（今中山港区）大环村人。乃父宝廉公曾任大环小学校长、云衢学校校长。1939年9月，日军飞机轰炸时，张家之屋中弹，宝廉公被压倒在地，救出后没几天，含愤辞世。 [center][B]（一）[/B][/center] 　　鹏光在县立师范毕业后，于1923年回家乡任教，1926年就任大环小学校长。此时，他曾聘任黄弥谦（即黄伯楹，长洲乡人）、郑云松、黄宗凤等人到校任教。黄弥谦是中山县新学生社的执委、书记，又曾任共青团县委书记，发展了许多小学教师加入了新学生社或共青团。 　　在大革命浪潮中，中山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在黄弥谦、张鹏光的发动和组织下，大环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张当选为会长。 　　1927年初党团合并时，张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大环农会成立后，立即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实行减租退押，同地主豪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同时兴修水利，修建道路。在农会委员吕计白主持下，把沿河岸边的村道，加宽至1.2丈。原来靠山边行走的村北闸门道路，也改为沿河边走。农会这些措施，使农民短期、长期均受益，因此村内村外群众皆交口称赞。 　　但当时村农会的工作也有过失误。如对乡绅李永保作说理斗争时，农军张妙成向李开了枪，误伤农妇张接欢之母。事后，农军却把死者抬到李家，要求偿命，停尸三日，草草收场。 [center][B]（二）[/B][/center]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各地许多工农革命群众受到镇压而倒在血泊中，在中共中山县委领导下，中山县成立了“工农革命行动委员会”，决定在4月23日举行卖蔗埔武装起义。张鹏光响应号召组织大环农军约100人于当天凌晨开赴卖蔗埔。由于起义计划事前被泄露，为国民党县军政当局所掌握。天亮前，卖蔗埔（起湾村与齐东村之间）已被军警、民团包围，起义失败。将近抵达卖蔗埔的大环农军，听到枪声，弄清情况后，即退返村中，分散隐蔽。 　　张鹏光回村后，镇定自如，还依时回校上课。11时许，他仍独自留在校内。“县工农革命行动委员会”委员、小学教师黄弥谦亦回到学校。人一见面，连忙约定到村东吕明谦（农会候补委员、归侨）家里，密商对策。但他俩还未到达吕家，吴义和已率民团100多人乘火轮拖载船队包围了大环村，先头队伍封锁了进入村东的通道。农协会员吕开枝见状，急往村东报信，却被吴义桥（吴义和之五兄）扣发手提机枪点射，吕当场倒下。用性命换来了枪声，张、黄听到枪响，急步躲到吕明谦碉楼里，加固门窗，才免遭捕杀，事后伺机逃脱。民团此次行动在村中抓走了农会妇女委员（黄北洪之妻）和农军负责人张纱成，押到火轮上，草率刑讯后，把他俩抛入河中溺毙。 　　在国民党军警民团的搜捕和迫害下，中山县各地农会的骨干、积极分子纷纷出逃。张鹏光、黄弥谦、孙一艺（孙康）等人都受到县当局的通缉，无法在中山立足。1928年初，他们一起到了马来亚，在吉隆坡开设“现代书店”暂作生计。张还开了“张植农之医”，自任医师。过了几年，马来亚当局发现了他们是中国来的激进分子，下令驱逐离境。 [center][B]（三）[/B][/center] 　　1932年，张鹏光等人返回中山县谋生，联络原来的志同道合者，徐图发展。张鹏光到了一区竹秀园小学，任教导主任，不久与郑坤模女士结婚。 　　1936年初，孙子静在县立一小任校长，校址在学宫，后迁到石岐莲路郑氏三公祠。他先后聘请了孙康、张鹏光、孙继普和孙钦汉任教师。1938年初，县长张惠长任命孙子静为五区区长，任张鹏光为县立一小校长，任孙康为县立七小校长。张曾聘叶向荣入一小任教。 　　1937年初，张鹏光、何玉伦、孙继普、孙钦汉、杨兆华、郑振和刘紫云志立了中共小教支部，张任书记。1939年夏，县立一小、二小、三小合并成立“第一混合授课处”，张是授课处主任和党支部书记。 　　1937年7月，芦沟桥事件发生后，在党支部的领导和发动下，石岐小学教师组织了战时服务团，张鹏光被选任为团长。1938年12月9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张鹏光先后任第一区队副队长、队长，而战时服务团则成了石岐“抗先”队。这支队伍成立后，积极下厂，下乡，走上街头，出壁报，印制抗日救亡标语，举行文艺会，演出活报剧宣传抗战。女教师们也发动组织妇女界参加救亡工作。1939年1月，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成立时，会长薛锦回（县长张惠长夫人），副会长刘紫云、梁秀芳都是女教师。张惠长与张鹏光是同村同宗兄弟，在抗战问题上，相互间有过较多的支持和默契。鹏光身故后，惠长对其遗属曾有过资助。 　　1938年冬，张鹏光接受了县委书记孙康交下的任务，利用寒假在县立一小内，以教师训练班的名义，开办中共中山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张为办班人员的安全和生活想了许多办法。为了节省开支，住、食均在校内，县委派孙钦汉、简洁负责伙食，张还派内弟郑昌明协助。党员训练班在该校办了两期，每期有四五十人参加学习。 1939年7月，在纪念“七·七”芦沟桥事变两周年时，针对国民党反共逆流，为振奋中山县军民的抗战精神，第四战区第六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队的中共秘密支部（支书黎民惠是省抗先部队委员，大环村人，张鹏光的学生）提出了在石岐地区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抗日爱国提灯会”。 在县抗先、石岐抗先和张惠长、张鹏光等人的支持下，提灯人顺利进行。是夜，石岐街巷火炬烛光耀天，抗日军民万多人聚集、巡游，蜿蜒数里，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铁城上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保卫中山！”激昂口号此起彼落。 　　1939年8月初，第一次横门战斗胜利结束时，第六游击区司令部和抗战军民在仁山广场为51名阵亡将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在大会上由游击区司令、县长、县抗先队长张惠长致辞悼词，接着是张鹏光代表石岐群众作了《悼念烈士 誓死保卫中山》的讲话。 　　张鹏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是石岐地区的杰出代表之一，知名度很高。他志壮心雄，但红得出了面，暴露了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人的真面目。就在追悼大会后不久，国民党县当局指令反动军警围捕了张鹏光的家。幸好他及早接到情报，提前离开住处。反动军警扑了空，便恼羞成怒，将其家私杂物书报等全搬上汽车，运到天字码头（今岐江桥畔）边堆放，浇上煤油，付之一炬，以示“惩戒”。 [center][B]（四）[/B][/center] 　　1939年8月起，张鹏光带着妻小，到处流浪，先到澳门，在一艘难民船上栖身。后到前山，开了间本小利微的杂货铺。1940年秋，张回到大环村，在小学任教师，还饲养了几只鸭仔度日。是年冬，日军约300人进驻大环，在张的住屋旁三岔路口上，设置了固定岗哨。有一日本兵在夜里站岗时，特意往张家向门内窥探，一连几夜，欲图不轨，吓得张妻生了病。 　　1941年，张鹏光又添了小儿子。这时他有三子一女，均嗷嗷待哺。为了全家人生活，他只好带着家小，到石岐闯荡。他改名张植农，先后在仙逸中学、纪念中学等校任教。然而每工作一个多月，便遭到解雇。他还从事过小本生意，如贩卖玉器、故衣、匹头等，但收入甚微，全家半饥半饱，生活极为困难，常靠亲友接济。 　　1944年春，经友人介绍，鹏光先生到了一区金钟（今属板芙镇）小学任教，全家六口住在既是课室又是宿舍的茅寮里。在乍寒乍暖、晦阴晦雨的4月，张先生身受风寒，染上时疫，一病不起。虽由几个学生家长划艇送他到大涌乡诊病，一度稍有好转。但过了几天，又病情恶化。他神志不清，昏昏沉沉，直至5月7日在金钟学校内长眠。 [center][B]（五）[/B][/center] 　　鹏光先生身故后，其妻郑坤模带着子女回到大环老家，靠讨借为活。1945年春，她又带着四个孩子到石岐做小贩营生，但日子也捱不下去。故友杨兆华知情后，把张之三岁幼儿介绍给起湾村一户杨姓人家为子，数月后不幸病夭。故友何玉伦则把张的另外三个子女送往小榄镇孤儿院收容。不几天，12岁的锡球和9岁的锡洪逃返石岐，与母相依为命，只留下5岁的翠玉，至中山县解放前夕，才从孤儿院领回家中。 　　锡球、锡洪逃返石岐后，初时以捡破烂和垃圾米度日。到1946年，兄弟俩替石岐各戏院抬影剧节目广告牌，敲锣打鼓，穿街过巷，招摇过市，换取微薄收入糊口，他俩在街头的奋力挣扎，引起了当年县立一小师生，石岐小教服务团同仁的关注——张鹏光校长身后萧条，孩子们沦落街头，挣扎在死亡线上……。长洲乡的黄煜棠、黄荫棠等故旧友人，找到了郑坤模，将她安置在烟洲小学当校工，并让她两个孩子在校内逸读。至此，他们才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解放前，长洲乡是座红色堡垒。郑坤模在中共组织的关怀和教育下，觉悟不断提高。她一如既往，继承和发扬了鹏光先生为革命鞠躬尽瘁的精神，掩护了许多游击队员和革命志士，于1948年秋，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此后她担任了党组织的地下交通联络员，不顾个人安危常到五桂山区，到广州，到番禺等地送信，出色地完成任务。后来，她儿子锡球参加了武工队，迎来了中山县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