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原“中山联中”抗先队部份骨干，在广州的唐贞（原名唐秀英）、姚坚（原名姚管？）、麦瑞环、黄容赞、刘庆敏、蔡少兰，在佛山的马左（原名马国英）、林伟干、谢月香（原名谢梦娜）、谢月珍（原名谢超雄），在中山的刘庆常、李佐权、蔡庆权、曹瑞洪、郑子荣、黄国政、郑肇基等17位老同志到中山市石岐聚会四天（最后一天旅居加拿大的刘定予也赶来与会）。集中回忆、讨论了抗战时期中山学生运动的斗争历史，以由马奔起草的《抗战初期、中期的中山学生运动》一文为中心发言，大家进行讨论、补充。1998年，由马奔、刘庆常、林伟干三同志集中在石岐对上述文稿又进行了修改补充，最后才定出此稿。现值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得50同年纪念之际，发表此文，供读者阅看。如有错漏，请知情人提供意见。刘庆常谨识。 　　中山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共中山县委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讲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史，中共中山县的党史和革命史就缺少了一个方面。 [center][B]（一）[/B][/center] 　　1936年，中共中山党组织恢复活动的时候，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大同盟（简称“中青”）在总理故乡纪念中学（中山纪念中学前身）发展组织。1936年8有，日沩军侵犯绥远，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击败日沩军进攻，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进行绥联合会“，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进行公开的抗晶活动，响亮高呼“停止内战，一至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宣传二班的班会由黄木芬等同学主编、出版铅印刊物《钟声》，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中共中山县委在纪念中吸收进步学生为党员，有的由中青转为党员。 　　1938年暑假，中共党员、纪中附小教务主任谭桂明同志带领在纪中的党员、进步同学约20人成立战地服务团到上棚、唐家、香洲一带，深入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县立中学的阮洪川、郭宁同志带领“中中别动队“也在这期间到上棚、唐家云宣传。抗战开始，县委在石岐开办抗 战书店，出售各地出版的革命报刊，如武汉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延安的《解放周刊》，巴黎的《救国时报》等，吸引了广大进步 青年、学生，又先后组织中山话剧协社、小学教师战地服务团，团结了一批进步、抗战的知识分子与文化艺术爱好者。与此同时，在县立中学先后日先锋队中中别动队“，是党组织团结县中广大同学的群众性组织，经常得到省抗先的指导，省抗先的陈恩，陈能兴等同志也先后到石岐作过指导。 　　县立师范，托派活动嚣张。就党的力量来说，县立师范、县立女中当时是个空白点。时期招生，党组织号召同志报考县师、县女中，在纪念中学的党员马奔、陈寿彭到县师，孙正川到县中，五区的郑吉星到县立女中。 　　1938年9月，新的学年开始， 县中、县女中、县师三间学校的党员编组织在学生支部，由中共中山县委直接领导。 　　学生支部的第一次会议，县委要求我们党员要广泛团结新老同学，要抓住青年学生爱动爱玩、喜欢文娱体育活动的特点开展工作。县立中学，就是团结一群爱好体育运动的同学，组织起来，成产“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中别动队”的。新的学年开始，要我们首先做好团结同学的工作，争取在班会、学生会的选举中取得胜利。 　　不入，国民党当局决定，全省高中三年级、二年级的同学要集中到佛山进行军事训练。9月底，他们在石岐集中，并开赴目的地了。 　　高年级的同学去集训后中山县国民党县党部几次召集石岐各中学（当时还有仙逸中学等）的同学开座谈会，要我们以校为单位组织战时服务团。我们在班会选举获得了胜利的基础上，正好依靠这个阵地推销《新华日报》、《群众周刊》。 我们开始发动、酝酿成立为学校当局所允许，又为我所掌握的战时服务团，并拟定象县中那样，建立全校统一的抗先队组织。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入南中国。10月11日早上，日本南支派遣军在东江的惠阳县在亚湾登陆。 　　面对侵略者，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奋起保家卫国。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不击自溃，9天之生，华南的重镇——广州沦陷了，佛山也陷入敌手，南海、番禹、顺德的重点圩镇也为敌人占领。 　　侵略者在大亚湾点燃了战争烽火之前，占领了中山七区的三灶岛（今属珠海市），并在那里修建飞机场。这时，敌舰也在中山沿海骚扰，向淇澳门、香洲开炮轰击；敌机也到石岐投弹和用机枪扫射。 　　富鹅者，纷纷举家携？到香港、澳门去“避难”，石岐鹅些商停业关门，国民党的县党部特派员、歌唱长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去了。 　　石岐所有中、小学也在战争紧张的情况下，宣布停课一个星期。 　　学校一宣布停课，大部分同学回家去了，三个学校的党员同志，根据县委的紧急批示，发动已参加战地服务团的同学尽量留下，准备下乡做宣传救亡工作。 　　６０多人的队伍，算不上是个可观的数字，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如果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说６０多人，可能连１０个人也组织不起。举如县立师范，教师和同学中有些受托派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在我们提出战时服务团留下时，他们居然抛出“学生的天职是埋头读书”、“学生的任务不是今天的抗战，而是要准备好才能以便将来建国”的论调。 　　“不抗战，要建个什么样的国啊？！”鲁迅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讲得好。 　　广州沦陷前夜，参加集训的同学回来了，阮洪川、郭宁等又争取了一些同学参加战时服务团。 　　那个时候，在石岐，除了我们这批学生外，在中央中山县委的领导下，还有一支小学教师战地服务团，我们与郑振等取得横向联系后，彼此配合，除在长洲、员峰、张溪等乡外，还一度到区的龙头环、申明亭、叠石等顾活动。 　　广州失陷，武汉撤退，对抗战丧失信心的空气骤增，影响所及，每天都有一大批一在批人从乡下到石岐，聚集在华陀庙车站，争乘岐关车往澳门去“避难”。石岐防空警报常鸣，几代居住在石岐的市民，许多已疏散了，有的回到自己　的祖家去暂住，有的到亲戚那里借居，商店大都停业，或是半掩其门，市面冷寂。在县城石岐已变成“死城”的时候，三间中学参加战时工作的同学集中行动，每天早上和晚上，高唱《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作为序曲： [center]我们是英勇的抗日先锋队， 我们是一支铁的队伍。 我们不怕敌人的残暴， 也不怕艰难和痛苦……… 然后，就高唱《歌八百壮士》：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四方者是土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 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 接着,又是:”谁意做奴隶,谁意做马牛?……” 响亮的歌声冲向天空,冲向四面八方.[/center] 　　歌儿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唱出了青年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心愿,唱出了青年学生保卫祖国,坚决抗战的决心,唱出了青年学生装为争取实现心愿而奋斗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 　　昨天,从拱辰路南下南门到华陀庙,今出拱辰路口沿孙文西路到长堤,明天由拱辰路经池文东路到学宫,到达目的地后,队伍即化整为零,三三两两在街边,聚拢一些人,讲抗战形势,讲防空防奸,讲组织起来,保卫家乡,另有三两个同学去贴墙报. 　　在长洲,员峰,张溪等乡,巡回演出话剧. 　　抗战时期,有个响亮口号,叫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这一群学生,不仅要出力,而且伙食费每个星期回家一次向父母伸手要,出墙报,演剧的化装用品,都要由我们每个人量力捐出,家庭经济困难的,实难继续支持下去.由于吃饭问题解决不了,有不少同学先后回家了.少数家里较富有的,奉”父母之命”到澳门,香港去了.到11月底,非战斗减员多,留下的不足20人.人们集中住在县立中学,工作,学习在一起. 　　这里,讲一段小插曲.郑吉星同志有亲戚在澳门,母亲几次催她去,她都婉辞了.组织上考虑她与家里的关系不能弄得紧张,为了让她母亲放心,劝她到澳门转转,在亲戚家住三两天,当个“报到”,在澳门给你母亲写封信寄出,其后便回长洲可也.郑吉星同志到澳门去旅行了,回来时,忘记给也母亲写信,回到长洲补寄了一封,她母亲收信后,从邮票就认出了,几天后到石岐找到了她,母亲狠狠地责备了女儿一顿,要她认错,要她立到澳门.郑吉星同志耐心向母亲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讲自己在服务团工作,有大姐姐帮助照顾,望母亲不用担心,最后讲这次自己有错,惹妈妈发火(怒),以后一定改.她母亲问:你知道错了,就应该去澳门避避,免我担心.郑吉星回答说:”我是听妈妈的,澳门也去过了,我讲错,不是指我留在石岐做抗日救亡工作,而是到澳门后忘记给你写信,回来后,如果我把信托人到澳门寄,不是在石岐寄,我想你也不知道我仍在石岐,也一定不会发这样大的火的. [center][B]（二）[/B][/center] 　　敌人占领广州,佛山后,只是在军事上占据了几个大的据点,忙于拼凑组建”伪维持会”,暂时没有向中山进攻.中山局势相对稳定下来,石岐的商户纷纷开门复业.党在各区乡经过发动群众的发展,许多爱国青年参加游击训练班,中山人民的抗日爱国斗争日益走向高潮. 　　中共中山县委为推动全县爱国青年集中与步伐一致,把中山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11月酝酿筹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 　　1938年2月9日,即”一二.九”运动三周年纪念日,在石岐举行”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大会,石岐的,一区的,四区的,五区的,六区的同志都到了,会后举行火炬游行. 　　中山抗先的总队长为中山县长张惠长,副总队长为孙康。张惠长为孙科太子派,曾任国民党政府航空署长,因对蒋介石不满被撤职调到古巴当公使,后回到中山县当县长.他同蒋介石有予盾,在任县长期间比较开明,同情抗日,主张抗日,对各区乡抗日群众团体的活动,都热情支持.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推选张张惠长任总队长.但抗先在组织上,政治上,始终保持它的独立自主性. 　　抗先中山总队成立后,全县大部分地区都先后成立了区抗先队,更广泛发动青年团结各阶层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抗先中山总队成立后,全县大部分地区都先后成立了区抗先队,更广泛发动青年团结各阶层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抗先中山县队除出版<<抗先队报>>,每月一期外,还在中山的<<国民日报>>要了一个副刊版面,名日”先锋队”,每一期. 　　中共中山县委又出版理论刊物<<别动队>>,与此同时,中山妇女协会也成立了. 　　在中山青年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在政治上, 我们抗先和中山青年战地流动服务团的争论是十分剧烈与尖锐的. 　　广州沦陷后,他们的口号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保卫大中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拥护三民主义,彻底改善人民生活”. 　　1938年12月底.国民党中山县党部召开了一次讨论如何动员群众起来保卫中山的专门讨论会.我们抗先队县的,区的负责人出席了,中山青年战地流动服务团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一开始,中山青年战时流动服务团的郑泽铿发言,气势汹汹质问我们,问抗先为什么在口号和标语中有”肃清汉奸托匪”一句,同时还责问既然托匪要肃清,那么就要讲清楚托匪作过什么恶,做过什么坏事,让大家看看托匪是什么样子的. 　　他的话刚结束,我们有几个同志起来驳斥.一区的梁绮卿,五区的张城美和黄友涯等同志互为补充,给予反击,一方面从山西的张慕陶,广西的王公度的破坏事实予以揭露;另一方面又当场迫使会议主持人张冀甫,周克明必须承认托匪一定要肃清.由于群情激昂,张冀甫被迫吞吞吐吐地说：”汉奸不是在额头上刻有汉奸两个字的，托匪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当即热烈鼓掌，连续高呼”肃清汉奸托匪”的口号。 　　以后，他们分别在石岐和二区演过一幕名叫《米》的街头剧以反对饥饿为名，其实是离间人民，煽动群众对当局不满，以达到破坏团结抗战的目的。 　　广州沦陷，中山国民党县党部特派员孙恩沛不知去向，1939年2月，林卓夫接任中山县党部书记长。 　　林卓夫，我们相识，曾任过中山县立中学校长，由于国民党派系争斗而去职的。 　　我们记得，1939年12月，国民党亲自派首领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艳电，公开投敌，这是在日本诱降政策下，国民党营垒的严重动摇和分裂。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中全会，确定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套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 　　在这肃的历史条件下，林卓夫回到敌后的中山来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职务，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 　　历史也是这样拉开了了帷幕的。 　　在石岐，林卓夫上任不久，他向在石岐和长洲的一部分抗先队同志发表第一次的公开演讲是这样开头的： 　　“各们亲爱的同志”，林卓夫刚讲了这句，便两片嘴唇全拢了，停了片刻，然后象泼妇那样骂街了，”各们党籍不明，我不能称你们做同志，最多，最好的称呼，叫你们做青年朋友吧!” 　　真是岂有此理！ 　　听话听反话，此埋准不差，林卓夫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显露了他”反共”的真面目。它告诉我们，告诉一切决心抗战，热爱祖国，热有家乡的人们要提高政治警惕，提防顽派布下的陷井。 　　抗战的们们，要求进步的青年朋友，警惕啊！ 　　与林卓夫拍档的，还同来了一个镐，也叫做冯金高。他的官衔是驻在中山的国民党什么游击司令的政训室主任。 　　冯镐比林卓夫”坦率”，比日本”浪人”还狂。 　　此公一上台，就向我们抗先队来个”下马威”了。 　　他胡说”青年人没有见识，什么也不懂。就学人家乱讲叫马克思列宁主义。” 　　说人家不懂，当然是讲他自己懂了，冯镐自鸣得意地嚷道：“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就胜过你们了，我可以摆个思想擂台，让你们来打打。” 　　顽固派露出狰狞的面目向人们扑来，听到狼嚎，善良的人们心里感到害怕;猎人么，懂得这是狼忍不住饥饿在悲鸣而已，准备好猎枪，与狼决一胜负。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中共中山县委考虑到在国民党反共，分裂，投降的政策下，今后会出现严峻的形势的。于是在石岐近郊，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在思想上为党员在国民党反共逆流到来时，如何组织有理，有节，有得的斗争，在组织上为干部转移掩蔽，积聚力量，建立据点，开展武装斗争作好准备。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学校通知要复课。县立中学，县立女中，县立师范三间学校迁到与澳门一水之隔的婆罗岛上的南屏开课，学校名为：中山县临时联合中学。 　　我们学生支部当年共有党员九名，县委决定郑宁，马奔，杨柏昌，郭杰四位同学继续上学，其余的转到地方工作。 　　2月底。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同志一连两 天到寿山里县中找我们四个将继续上学的同学个别谈话。先问我们对回校上学有什么想法，对今后工作的打算，然后他勉励我们要认真读书，安心上学。他要求党员和抗先队员卫定要学好功课，并且组织同学相互帮助学好功课。这样同学才能看重你，在同学中你讲话才有分量，同时教师也喜欢你，器重你，支持你，认为你是一个好学生。其后明确任务；你们四个回学校的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今后要注意区分公开与掩蔽的斗争，新发展的党员要注意掩蔽，不要过早暴露。回到学校，应该继续打出抗先的旗帜团结同学。除此之外，根据学生的爱好，还可以用读书会，歌咏团，篮球队等名义组织更多的同学。组织形式要多样化，抓住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这个主题，要善于与顽固派，托派和三青团作斗争，努力夺取对学生会的领导，要利用各种条件与澳门的学生多交朋友。最后，反复嘱咐，你们是四个党员，不能小自己，我们党是代表抗战进步力量，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有党的领导，有抗先队的支持，特别是五区的抗先队力量强大，南屏有地方党组织，抗先队也很活跃，学生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莫说一个林卓夫，就是十个林卓夫也标何不了你们的。顽固派在学生中没有基础，几个三青团成员也成不了气候。值得重视的，是托派的捣蛋。你们时刻要准备击破顽固派对我们的诽谤与破坏，要揭穿托派的阴谋。党组织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把中山的学生运动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中山联中成立党支部，郭宁同志任支部书记。 [center][B]（三）[/B][/center] 　　春暖花开的时候，1939年3月，中山县临时联合中学在南屏复课。 　　学校借用南屏的祠堂做教室与宿舍。这些礼堂分布在南屏的周围，有利于我们分散活动与掩蔽活动。而学校当局，对我们的“管教”客观上也增加了困难。 　　南屏的中区党员郑禹森同志，他是抗先队长，又兼南屏乡的乡长这时，中共五区区委宣传委员张诚美同志就是先到他家里，由他通知我们到那里开会，传达上级党的指示和研究讨论工作的。妇协的负责同志张金琼的家，成了抗先队开会的又一个好地方。我们的一些重要书刊，抗先队刊，都放在她家。 　　当时，在南屏，除了我们中山联中外，还有从广州迁来的仲恺农业专科学校；在湾仔，有广东省立中区临时中学，开课不久，我们便彼此联系上了。 　　中山联中的校长，由县政府的教育科科长林伟庭兼，他只是个持牌的校长罢了。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是副校长----原县立师范校长唐颖波。唐颖波是个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学者。接管县立师范校长之前，在纪念中学执教多年，倾向进步，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对抗先的活动，给予方便。训育主任刘毅勋，为人正派，对我们同学的活动也给予了支持。 　　大敌当前，当我们在校内，校外开展抗战救亡活动的时候，有一些人明的，暗的对我们进行阻挡，破坏。除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外，当年的联中，丫在我们对立面的，教师有林国谦，缪国权，高擎宇等。如商擎宇，利用他训育员的职位，对我们的集会活动横加阻挠，风言风语散布：”抗先是共党组织”：同学有何伯约，肖仲陶，缪炳耀，刘家才，林榕盛，李一德等等。我们以抗先为旗帜展开活动，他们分别用”晓角社”，”诺社”招兵买马。其后，我们根据一部分同学爱好体育，戏剧，歌咏等文体活动，又成立了一个全校性的”中流歌咏团”的组织，对方呢，来了个”克克剧社”。到底封锁们棋先一着，他们仍是无大起色。正如当时同学们流利的一句俗话”执输行头，惨过败家”。 　　三青团也在活动，缪？？，杨？？是其中出名者，但人数不多，号召力也弱。缪？？也只是能背几句”领袖言论”空话废话而已。同学对他是”敬而远之”。 　　他们除了以组织对组织外，也曾用打篮球舒畅机寻衅，打架，挑掇抗先与其他同学的关系。我们有几个同志在复课前下农村，生活艰苦，患了皮肤病，他们就主说我们”男盗女娼”，诽谤我们是嫖妓女而生花柳病，但同学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谣言很快象肥皂泡一们破灭了3月下旬，我们抗先队已从10多个同学发展致电100人左右，经过学校的批准，正式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联合中学独立支队。队长人选，我们依照县队的办法，唐颖波任我们的支队长，郭宁，马奔，杨柏昌为副支队长。 　　接着是学生会选举了。托派为了显示力量，把他们控制的三个单位联合起来，取名为”三社”。 　　按照学校的规定，学生自治会的干事是11 名，而每张选票则规定每个代表只能选举6名，按得票多少以票数多者入选。 　　在各班选出的代表50多人中，抗先队当选的只占五分之二，“三社”的比我们还多几个。为了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我们通过抗先队的当选代表提出了自己的6名候选人，集中投票。同时利用选举前的时间，开展争取”中间派”的工作，希望他们投我们一票。 　　我们抗先队的代表在选票上都集中地写上酝酿中的六名候选人，”三社”么，自以为人多，企图清一色地占夺学生会11位干事的名额，但候选人分散，我们又争得了一些”中间派”代表的支持，投了我们一票，开票结果，我们6名候选人全部当选。 　　三社”就造谣说，选举不民主，动员他们的班代表，叫嚷要重新选举，要改选学生自治会。何谓不民主？就是抓信我们集中选举6名候选人这个问题，攻击抗先人是预先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在操纵这次选举。但这种攻击是徒劳的。只不过是失败者的悲鸣而已。 　　这里我们举个例子；中山反共头子之一，第四战区第一游击区挺进第三纵队副司令吴康楠的弟弟吴康桓，他不是抗先队员，但在选举中却投了我们一票，为什么？他与我中流歌咏团的同学打过几次篮球,觉得我们讲友爱,讲团结,对同学亲热.对方呢?为什么不选他们?用吴康桓的话来说:”这班家伙,其人虽天大过大犯,但其面目可憎.”如此而已. 　　在学生会天第一次干事会分工时,”三社”的人狡猾地用上茶馆饮茶为锈饵,企图拉走孙庆佳,并趁在分工时我们缺少一个人出席的情况下,把我们压下来.但孙庆佳意识醉翁这意是什么回事,拒绝了,自治会第一次干事会,决定郭宁为学生会常务干事(主席),我们其余五位当了正股长,他们被分配为副股长.事后有些同学诙谐地说,不是”副股长”而是”苦股长”. 　　1939年4月底,抗先队拥有队员100多人.在学校中,不论是对国际上的反法西斯战争问题,还是国内的团结抗战问题,抗先与”三社”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与争论. 　　中山县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出面干预来了,林卓夫声色俱厉地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国民党出钱办学校,决不容许赤色分子作恶,蒋委员长是全国的领袖,唯一的领袖,抗先队拥护领袖还要加个条件,叫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真是岂有此理!吴康楠摆地叫喊:我这枪口不是吃斋的.谁敢扰乱治安,谁敢惹是生非,我就枪毙了他. 　　林卓夫,吴康楠狂言发了,深夜,突击搜查宿舍,他们满希望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捞到点稻草,岂料搜查的结果,抓不到我们片言只字,倒是在”三社”的一些头面人物的床铺上,没收了几份第四国际出版的《火花报》，《战斗抒》之类的宣传品，还有刊登托茨基文章的油印小册子。 　　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的命”。谢谢林卓夫，吴良楠的漫骂和搜查。从此，抗先队获得了更多同学的同情，不但”中问派”的同学向我靠拢，连参加了”三社”的也有少数倾向我中流歌咏或抗先先了。爱国了，有正义咸的教师对抗先队可亲可爱了。 　　5月，中共中山县委考虑到联中斗争的激烈与尖锐，郑仲光每隔十天八天就到南屏一次。县委与我们联系加强了，指示及时具体了，我们的工作深入多了。 　　这期间，抗先队除组织定期学习外，中流歌咏名符其实按其性质特点进行活动，在团长李佐权，副团长郭杰的领导下，由黄容赞负责指挥，每周集合练一两支新歌。喜爱体育的去打篮球。星期六下午则多到北山，前山，翠微，造贝等乡村做抗战宣传，有的还演出话剧等。 　　星期六，我们有计划地组织抗先的同志到澳门设法购买有关抗战的进步书刊。一回生，两回熟，我们不会忘记，在澳门的小小书店我们购到了《群众周刊》，洛甫的《论待人接物》，华岗的《中国革命史纲要》，以及马列，毛主席的一些著作。由于我们与书店建立了关系，以后局势严重进步书刊不能公开发行，他们见到我们的同志进入书店，便悄声细语地对我同志说，有什么书刊到了，到再从柜台下拿出来，小小书店的职工同志们，在困难的条件下，不断给我们供应精神食粮，我们真诚地感谢他们。 　　期考前夕，抗先队组织到农村去的暑期工作队初步组成，学校奉在中山的第三游击纵队（简称”三游”）的命令，通令我们到二，五，六，八等区的国民党部队去做政治训练工作。 　　他们真的要我们去提高团队的抗战情绪和坚定胜利的信心吗？ 　　天晓得！横门前线炮声不断，中山守备队在这里给窜犯之敌以狠狠打击，那里最需要人去，可偏偏在命令中竟没有四区，这不是咄咄怪事么？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抗先队组织了60名同学组成三个队，分别是到五区，六区，八区去。郭宁，杨柏昌到唐家，郭杰到香州，马奔到斗门。 暑假工作队出发前，陈精仪在南屏开了个”誓师”晚会。陈队长当场”告诫”我们”给团队上政治课，你们只准讲”总裁训示”绝对不能，也不允许讲扰军心的论持久战，论磨擦阶级等 那套胡说八道的话。并洋洋得意地对我们说”每个服务队我要派两名政工人员去指导，其目的就是要纠正你们的”复杂思想”。陈精仪这个共产党的叛徒，他自己叛变后，还威胁他的妻子向反动派投降。被拒绝后，亲自枪杀了自己的妻子，以向敌人表明他的忠诚。他的”队长”之职，是用妻子的血肉之躯垫起来的。如此这般，对陈精仪的”告诫”，我们的对策是:努力学会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的斗争艺术。 　　这里讲讲到八区的情况： 　　在斗门，我们等候队长梁祥的”派令”花了一个星期。我们这个队分两个点：一到荔山，一到南山。 　　连队的”长官”对我们的到来是不高兴的。他怕吃空额的底被我们揭穿。我们曾提出要同士兵生活在一起，连长说”地方脏，生活苦”，加以拒绝，我们只好住在小学里。国民党连队的政训钟头政治课，每周教两次，三次抗战歌曲。初期，我们主动地找士兵个别谈话，连长见到后干预了，他说：对士兵光是刘道理是不行的，应该要好好训导他们服从我的指挥，我要他跪下，他必须跪下，叫他做什么，他就要服服帖帖做什么。 　　这一套是谁家的政治工作啊!记起来了，学校有一位军事教官，有一次上课时，连”立正”的口号也叫得不伦不类，少数同学”嘻嘻”地发笑了，教官睁圆眼睛大发脾气。他说，上军事课，你们要象个军人的样子，必须绝对服从我的命令，严严肃肃，绝不允许笑，笑，就是抗上，就是不服从命令，就是要反对我。我是军官。你们反对我，就是反对蒋委员长，反对蒋委员长，就该枪毙！ 　　连长不但向我们讲训兵之道，并向我们下命，今后不要同士兵个别谈话，以免士兵胡思乱想。因为他要用点时间，整顿他那个连队的军风纪。 　　连长怎样整顿他那个连队的军风纪的？他告诫士兵，今后绝对不许把连里的情况向外人讲，否则按泄露军事秘密处分。好一个泄露军事秘密的莫须有罪名啊同，为了士兵们的人身安全，我们除了每天用个把钟头讲时事，讲军民合作，团结抗战，每周教唱两三次歌曲外，绝大部分时间只好深入到农民中去，对当地的几宗姓派纠纷进行调解。 　　代表学校到八区管教我们的，是训育员黄敏之先生。黄先生是美术教师，又歉舍临，经常到宿舍巡逻，检查学生阅读的书刊人家对分冷言冷语，挖苦，讽刺，我们抗先队对他以礼相待。对内务整理，我们完全按学校规定输。他认为抗先守纪，讲礼貌，愿意接近我们，经过谈心，我们师生之间建立了较深的友谊，有时，我们由于工作关系，在熄灯后才回宿舍，他发现后，悄声对我们说：下次早点回。他是训育员，参加过训育会议，会上有关讨论抗先的”色彩”问题和发动同学参加三青团的问题，事后他都告诉了我们。这次他率领我们到八区去，出发前，就向我们表示，我是信赖抗先队的，你们放心工作吧！我不会告你们的状的。事实也是如此，他回石岐汇报进都征求我们的意见。 　　挺三政训室派来的两个，有一个叫关晃明，他祖籍南海九江，生于香港，出身于华侨家庭，自小在香港读书，毕业于香港英皇书院。广州沧陷后，香港爱国青年热血沸腾，纷纷离家返内地投身抗战。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共产党员关晃明积极响应党组织和祖国和召唤，参加了香港学生赈济会。他是赈济会组织的 第三批回国服务团的副团长，中共党支部（地下）书记。1939年，关晃明在曲江考入第四战区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结束后，他被派来中山县任第三挺进纵队司令部的政治工作队队员。 　　陈精仪不了解关晃明，可他却晓得陈精仪的”老底子”。 　　我们与关晃明在南屏认识，到斗门后常促膝谈心，他多次告诫我们：讲话要分场合，要注意工作方法。 　　有黄敏之，关晃明的支持，我们的行动是比较自由的。在斗门，我们与八区的在淑玲等同志取得了联系。郭淑明同志告诉我们，林卓夫，吴康楠正在掀起反共逆流，要我们注意掌握斗争艺术。7月下旬，有一次我们与廓淑明同志会晤时，他告诉我们，八区抗先队部准备隆重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把党中 央的最新号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进行深入动员：讲中山随时会发生战争，号召一切爱祖国，爱家乡的群众，在抗战救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保卫家乡，反对任何分裂，倒退的行为。廓淑明同志最后要求我们派几个知识分子给他，帮助出墙报，写标语和绘画，我们满足了也的要求。 　　八月下旬，工作结束了，我们回到南屏。 　　三个队一见面，八区的情况不算糟糕的。郭宁，杨柏昌他们满腔热情地到唐家，三番五次要求下连队上课，武装头目梁北雄都未允许。实际上那里的大队只是个空架子招牌罢八，除了海边有几个放哨的之外，全部名额给梁北雄吃得干干净净，郭宁他们只有每天与渔民一起，向渔民，向农民做宣传教育工作。 　　郭杰他们到香洲，情况较好些。 [center][B]（四）[/B][/center] 　　暑假过了，又一个新学年开始了。 　　郭宁毕业，离开联中，中共联中党支部书记为马奔。 　　开课前，中山县的反动当局已在全县范围掀起了的共逆流。1939年8月12日，反动当局下令解散中山县妇女协会，接着搜查抗先县队部，中山《国民日报》半年多来让我们每周一期”先锋队”的副刊版面也不给了，我们有些同志被跟踪。吴飞奉命接替张于长当了中山县长。 　　9月，在联中新学年的开学典礼上，林卓夫，吴康楠也来了，林卓夫讲了一遍防制民党活动的必要性后，大肆叫嚷：”联中是我们国民党拿钱办的，只准宣传三民主义，不准讲共产主义，我们不许共产党在我们学校活动，不许共产党来麻醉青年，毒害青年。” 　　吴康楠接着继续骂街：”你们动不动就开口说中山抗先有3000多人，但你们到底又干了什么？告诉你们，今后你们如果不好好听话，那我只好用武力对待了。” 　　这一趟，陈精仪也赶来了，向学校追查斗门开”八一”纪念会的事，要学校当局把有”色彩”的同学名单列出上报。陈精仪抓住黄敏之,要他上报.黄敏之问我们就座怎样办,我们说暑期工作队的工作地点在荔山,南山,除了刚到八区,或是回来时在斗门停留过几天,我们没有到斗门去,毛泽东的像,标语,谁画谁写的,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见过联中搞先和八区抗先有来往.黄敏之碰到有人盘问时,总是象小学生背诵语文课般说了上面的答词,弄得追查者,真是狗咬刺猬,无从下手,以后陈精仪调走了,追查斗门开”八一”纪念会,贴毛主席像的事渐渐平息下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共顽固派正在追查进步学生纪念”八一”大会一事的时候也是中山军民再次在横门抗击日本侵略者登陆剧战的时候.我们的战友,中共党员关晃明同志被挺三纵队司令部派往五桂山长江村参加筹建战地医院工作.9月14日,关晃明出发往张家边组织抢运粮食回战地医院.下午,当他率领民工队伍运粮回山区途中,进入大岭村进,被敌人飞机发现，遭敌机扫射，关晃明指挥运粮的民工躲避在”广利源”肉店附近的坑沟内。正当敌机俯冲投弹时，他见还有一民工惊恐，立即跃上坑沟把民工推下沟内，敌人扔下的炸弹恰巧落在肉店旁边，关晃明当即遇难。关晃明舍已救人，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到香港，香港的青年学生，各界爱国同胞，在孔圣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这位忠于祖国，热爱人民，坚决投身抗战的华侨了弟。 　　为了迎接打新的战斗，我们从总结时期工作队到国民党军队做政训工作的经验入手，让同学们看清”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反共顽固派所统率的部队，在内部是”官”压兵，在军民关系也是“兵”压民，”长官”限制和阻挠进步学生与士兵接近，通过追查斗门”八一”纪念会的具体事实，使一切要求进步，关心抗战的青年学生进一步体会到中共中央在”七七”抗战两周年提出的“三拥护三反对”方针的正确与紧迫；另一个方面，你不让我接近士兵，”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我则深入到农民中去，到渔民中去，到处都有抗先队的组织，一经接触，彼此就象老朋友那样亲热，工作中相互帮助与支持。渔民，农民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与全县青年，全县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我们估计顽固派，必将进一步限制以至解散抗先队这个组织，除了由比较”红”的同学坚持抗行队活动外，其余的转入以合法的，较灰色一点的形式进行活动，开展做新同学的工作，主要是巩固与发展中流歌咏团。着重吸收抗先，歌咏团中的一批骨干成立草原社，作为党领导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党支部出版油印刊物《野草》。 　　为了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山县委决定，中共联中党支部从区委领导改回归县委直接领导。上级党组织对联中的斗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支持，让韦碧瑶和郑康明两同志以转学的形式从五区转到了联中就读。特别是黄云耀同志的到来-他是教师，又是训育主任黄云蔚的弟弟-对我们了解学全局有很大帮助，又能给我们工作以及时的指导，当然，我们与他仅是横向联系，个别联系。这是过去我们从未有过的有利条件。 　　第二届学生会的选举，由于我们有了上个学年的成功经验和打下的良好基础，这一届，我们又以绝大多数的票数当选，马奔当选为常务干事。 　　这期间，世界女生的大事件，是人希特勒德国法西斯侵略波兰，学生会组织全校同学进行了大讨论，由学术股长刘庆常同志主持。 　　“三社”的一些人在讨论会上大放反苏谰言，他们歪曲事实，竟说《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签定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又捏造诺言，说什么希特勒得到了斯大林的钢铁及其他军火的援助。 　　对此，我们据理给予批驳。第一，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法西斯就是战争，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反对战争，不要战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人民的。第二，苏联一向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希特勒之所以侵略波兰，是由于张伯伦，达拉第一贯执行绥靖政策的恶果，是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欧洲集体安全”的倡议，继《慕尼黑协定》牺牲捷克之后的又一个悲剧。 　　在连续三个晚上的时事讨论会中，除了同学参加外，一些进步的刘毅勋，黄每之等也到场，尽管他们没有发言，但对 学生会的工作是支持的。 　　讨论会上我们作了结论后”三社”的某些人竟耍起无赖来了。例如，最后一晚讨论会结束回到宿舍时，我们抗先的同学与“三社”的同学仍在辩论，他们理屈词穷，竟想动武打我抗先同学林伟干，郭杰等，后在同学们的劝助下，架未有打起来。 　　9月上旬同，敌人配以飞机，炮艇，对横门进行第二次进攻，中山守务队与搞先队并肩战斗，苦战近半月，敌人终于被中山抗战这民击退。其后敌人转向二区的金钟，叠石进犯。1939年10月5 日，石岐不幸被敌攻入，这是中山第一次沦陷。 　　横门战斗开始后，学校当局已无心上”最后一课”了，提出同学们可以暂到澳门去”疏散”，当时，我们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以学生会的名义号召同学组织起来，若家乡陷入敌手，则继续留在沦陷区，与敌人开展游击战；另一方面，也布置一些党员同志和同学，如果学校迁往澳门，则继续随校上学，团结同学。 　　“三社”也抓住同学有爱国爱乡热情的特点，标出”下乡工作”的招牌，欺骗同学。 　　10月5日，”三社”在宿舍张贴下述的通知； 　　“晚上在师一班教室召开讨论下乡工作座谈会。并欢迎社外同学参加。” 　　他们座谈会开过不久，几个小时以后，学校当局得悉敌人已攻入石岐的消息，半夜里，到宿舍告知同学马上撤离南屏到澳门去”避难”，”三社”的头头脑脑都争先恐后往澳门去了。我们抗先队有20名左右的同学分别深入到各宿舍去，帮助同学撤离南屏到澳门去，对愿意留下下乡工作的，则组织起来到附近农村去。　　 　　当夜我们以联中抗先队的名义组织了一支约40人的队伍，在郑禹森同志的帮助下，于第二天转到坦洲，在那里动员，组织群众听候上级党委的指示。其余的随同校的教师，同学到澳门去。　　 　　　坦洲工作了几天，获悉攻入石岐之敌已撤走后，我们从坦洲回到南屏。 　　就是这样，经受家乡第一次沦陷的坎坷，在峥嵘的岁月里，联中抗先在全校师生间威信提高了。产生是抗先队的每个成员，一入队就过着比一般同学严格的组织生活。每次下乡，工作告一个段落要进行总结，谈工作的收获，自己的优缺点，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参加的同学觉得新鲜有意思，培养了同学工作上团结友爱，生活上严肃活泼的好作风。参加坦洲的下乡工作队，觉得自己一边在读书，一边已经自觉地担负起抗日救国的担子，心里十分高兴。是的，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有许多知识是从课堂里学不到的，自尊同，自爱，这也是青年学生的特点啊！ 　　中山第一次沦陷时，曾参加过”三社”座谈会的高冠芳，当大批同学奉命向澳门转移时，她急忙去找”三社”的领导人商议如何办。真是黑夜走路，连影子也找不着。可是她却遇到了抗先队的同学，征得她的同意，她愿意参加抗先，与我们一起到坦洲去，在坦洲，她无限感慨地说：”他们漂亮讲了大半天，形势一紧张，日本鬼子还未见到，就像惊弓之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以后，她与他们相逢，也不愿意和他们打招呼了。 　　10月下旬，学校在南屏复课了。抗先又吸收了一批同学加入组织。 　　中山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继取缔中山妇女协会之后，林卓夫，吴康楠之流大放反共谰言，公开搜查西桠的县立第七小学，通缉校长孙康。并联放出空气，仨挲横门抗战有功抗先队”登高自新”。什么”登记自新”？公开解散前的烟幕弹罢了。 　　抗先县队部为了组织好”退兵一战”，1939年11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杨伯昌，谢月香，王丽华，唐贞等同学代表联中抗先出席大会。 　　阮洪川等 县抗先负责同志主持了大会，中山的党政军当局也到会。会上各区的代表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他们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支援横门前线。他们住牛棚，吃番薯，生活虽艰苦，为了抗战，为了胜利，心甘情愿。但有些事想不通，各乡的工作都遭到土豪劣绅，坏人的阻挠和破坏。特别是黄鞅同志（其后转战南海，番禺，顺德，任广游二支的副大队长。1944年在中山五桂山反敌伪大扫荡中壮烈牺牲）在大会上慷慨陈词，抗议当局对抗先的无理压制和迫害，讲到这些，刺痛了坐在台上的中山反动当局头头们的神经了，他们就站起来辩护，痛快镐站起来拍桌子，要黄鞅同志停止发言。黄鞅面不改色，针锋相对理直气壮地说下去了。皮时，吴康楠拔出手枪，制止黄鞅发言。一时会议气氛极为紧张，大会主持人宣布大会休会。冲突暂时缓和。 　　休会后，代表分组讲座，纷纷表示支持代表们在大会上的发言。大家认为，事实证明，抗先在抗敌斗争的前线和后方都做了不少工作，成绩显著，是一支全心全意抗日救国的队伍，解散是毫无道理的，是亲者痛，亿者快的事情。 　　这次代表大会使队伍本身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和严格的锻炼。 　　1939年12月，在中山抗先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山反动军政当局公开取缔抗先活动，限令解散各级抗先组织。 　　抗先会遭到解散，我们掌握了早已有了准备。在上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与教育下，我们掌握了公开与蔽，合法与非法的斗争艺术，并在实践中经受了锻炼与考验。所以，从新学年开始以来，我们建立的组织再不向学校当局”备案”了一方面在班会，学生会这个合法的，公开的组织中做好工作，进行合法的斗争以掩蔽秘密的，半公开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另一方面，”红了”的同学则等待时机，毫不畏缩地准备举行”退兵一战” 　　1939年12月25日，继中山抗先被禁止活动后，中山联中的学校当局也正式下令解散联中抗先。 　　在此之前，中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林卓夫发表了一通告全体同学书，叫嚷学生要埋头读书，不要奢谈救国。一则以麻醉广大同学，二则也是对抗先同学的警告与打击。 　　有一天，林卓无视察中，全校停止上课，按照林卓夫的预谋一个一个地找学生谈话，当同杨柏昌同志（他是中共联中党支部组织委员，联中抗先队的副队长）谈话时，特别引人注目，许多同学围拢在办公室外面旁听。 　　林卓夫伸展杨柏昌进去后，和气地说：我请你进来谈谈。　　谈话开始后，杨柏昌同志一转锋芒，对他只准学生读死书。死读书，不准谈抗战救国，谁有抗战救国的思想和行动就是赤化分子的谬论进行有力的批驳，林卓夫压不服杨柏昌，耍无赖了，大发脾气说：你滚出去。这时杨柏昌面对他打来的大棒倒是平心气和地反问道：是你请我进来的，我怎能滚出去？对他毫不退让，经过在场的教师劝解，最后，杨柏昌拉开了。 　　杨柏昌同志严厉批驳林卓夫，大快人心！ 　　从此联中抗先的活动，开始有计划地转入地下。我们的活动逐步以中流歌咏团为主，全校性的活动以学生自治会出面。党的组织也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以便迎接更艰苦的战斗。　　顽固派的反共南目日益暴露了，学校当局在每天升旗礼后的精神讲话中，把一切要求进步的同学骂为”冥顽不灵”，在每周一次的纪念周上，组织上进行整顿，以便迎接更艰苦的战斗。名晚上自修要点名，上课时每一节课都要点名，有时下课前也要点名，迟到的，缺席的都要追问原因。宿舍更是紧张，睡觉前要点名，熄灯后管理宿舍的要到宿舍巡视一番。有的时候，我们的床铺也被搜查。订席被掀翻。 　　一次又一次公布哪些是”禁止阅读” 的书刊。 　　课前课后，我们都要受一次参加国民党，三表团的”教育”，训导处里的文件柜中堆满了入党入团的申请书。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当时学校的伙食管理不统一，同学是可以”外胶”的。我们就有计划地”化整为零”，组织到一外吃饭，也就是说，我们找到合适的地点，又有时间可以互通消息和研究工作了。课堂与宿舍间也有一定的距离，自修课下课到熄灯睡觉有个把钟头是”柠檬时间”，在路上，什么事都可以谈个够了。 　　学生会是学校承认的合法组织，我们把活动的中心安排在各班的班会上。 　　学校强迫同学加入国民党，三青团，我们也发动一些同学到训导外索要入党入团的申请书。这些申请书撕烂了，有的当作卫生纸用了，在厕所内散满一地。 　　记得当年高三甲班的一位英语教师，为了”鼓励”同学参加国民党，曾经在上课时对同学说：”你们快毕业了，最好是参加国民党？ 　　“参加国民党有什么好处？”一位同学问道。 　　“好处可多啦？你们结业后若想当小学的训导主任，就非是我们国民党的党员可。”同学听到加答时哈哈大笑。 　　下课后，同学之间彼此戏弄一番：”喂，你杨捞个训导主任做吗？那就趁早加入国民党吧”。 　　这件事，又成了以后一段时间我们闲话中的笑料之一。 [center][B]（五）[/B][/center] 　　1939年12月，在”12·9”学生运动四周年前夕，学生自治会再次呈交报告，要求召开”12·9”四周年纪念会，都遭到学校当局的拒绝。第一次的批复是”12·9”不是法定纪念日，不用举行。”第二次批复更干脆：”不准举行”。 　　面对学校当局的”不准举行”，我们可没有”遵”他那个”命”在学生会的领导下，我们分散召开了纪念晚会，有四五十名的同学从南屏步行到湾仔，与广东省产中区临时中学联合举行” 12·9’四周年纪念大会，并邀请了在南屏的仲恺农业专科学校的同学参加。 　　婆罗岛上的三间中等学校的一切要求抗战，要求进步的同学自联合举行纪念会后，从组织上彼此互通信息更密切了。　　 　　联中抗先接到学校当局的解散令后，我们发出抗议书，”反对迫害，揭露反对派反动阴谋，指出解散中山抗先，解散联中抗先是违背”团结抗战”的原则的，也是违背”开放群众运动”的诺言的。我们声明，抗战救国。人人有责，联中抗先将一如既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我们仍继续进行抗战救国的斗争。抗议书发出后，进步的教师与同学对我们深表同情。 　　岁序进入1940年1月，期考前同，我们组织了全校的罢课考斗争，给顽固派以有力的打击，使同学们擦亮了眼睛，认识到团结起来就是胜利的真理。 　　罢课罢考的背景是这样的： 　　顽固派的一连串对进步同学的”红帽子”政策遭到我们的有力反击，为挽救其失败的悲惨命运，宣布解散联中抗先队组织，接着，声称期考全校要集中考试。什么叫集中考试？不可思议的地方就什得广大同学深思深议了，重点是两个：第一，当时全校有15个班级，有高中的，也有初中的，师范科也两类，分高中师范与简易师范。集中考试者，就是全校同学考试时床位钱部重新编排，每个同学床位的前后左右都不能是同班同级的。按当年同学有个叫法。就是”梅花间竹”，而学校当局却称，采用这个方法最大的目的是避免在考试时彼此间的”打电话”，杜绝考场的”通气”弊端，借以提高同学的”实学”成绩。第二，考试的题目，不限于本学期学过的课文，对上一个学期的课文，也可以考，以便测验同学的常识。 　　醉翁之间是企图由此要我们全力去啃书本，全力去钻功课不要过问政治，培养一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蛀书俗子。但”梅花间竹”的方法，却大大侮辱了同学的自尊心，全校同学哗然。 　　为了指导同学进行胜利的斗争，党支部决定，由学生会主持召开钱休同学大会，讨论集中考试的有关问题。 　　论题集中，人心所抽，不到一个钟头，大会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请求校长收回集中考试的成命，期考应按过去的办法，在各班原有的教室举行，如发现同学间有”打电话”，”通气”的作弊行为，应按学校的课文内容出题；二是如果一定要集中考试，全校各班举行罢课罢考。 　　学校对学生会的提案置之不理，于是全校开始罢课了。班班会上提出：如果学校不答允取消集中考试，全班转学到澳门南环的？？中学就读，并且声言可以委托？？（”三社”）的骨干分子，与澳门南环的？？中学教师有联系）代为办理转学手续。　　 　　他们最阴险毒辣的一招，是利用黑夜在校内的教室和宿舍里，到处张贴”打倒校长林伟庭”的反动标语。企图把罢课，罢考引上地路，嫁祸学生会,把我们提出改变期考集中考试的简单要求变成复杂的政治斗争. 　　为此,我们决定来个针锋相对. 　　为了表明我们罢课考的目的仅限于请求校长改变期考的方式与内容,学生会召开了一次紧急的全校同学大会.会上揭露了某些人的上述阴谋,号召同学提高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同时严正指出,某些人搞的所谓”打倒校长林伟庭”的标梧,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想造成混乱局势,我们绝不能上当! 　　大会结束后,学生会常务干事马奔带领几位干事向校长报告了紧急会议的情况,并再次声明我们罢课罢考的目的,仅限于要求校长收回集中考试的成命而已,别无他图.这次,校长很快表态,接受我们的建议.晚上,学生会通告全校同学从明天起复课。 　　联中罢课考斗争终于以我们取得胜利而宣告结束. 　　经过前后三天的罢课,期考的内容也放宽了. 　　寒假过后，新的学期又开始了。 　　联中的罢课罢考，惊动了中山的反动军政当局，校长林伟庭被迫去职。1940年2月，中山县党部书记长林卓夫兼任中山联中校长。 　　在开学典礼上，林卓夫三番四次地说，他接掌联中，为的是要整顿联中的”学风”。他十分地”痛心”国民党出钱办的学校竟然被”赤色分子”搞得满城风雨，影响青年学生不能安心读书，他也”痛心”同学无知，不分表红皂白，不体谅政府战时办学校的种种苦衷，受了三几个别有用心的”赤色分子”的挑唆，竟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一齐要罢课罢考。 　　可是， 这位党部书记长兼中校长的林卓夫又有什么”惊人”的”政绩”？ 林卓夫整顿”学风”的第一个把戏，是什么在振作”尊师”的道德，见到教师要鞠躬敬礼。对一切要求抗战，要求进步的学生来说，这真是无的放矢之极了。早要1938年春，县中”抗先中中别动队”成立的时候，担任队长的是体育教师黄森鸿；联中的抗先，支队长由校长唐颖波兼任，这怎能说他们不”尊师”？ 　　第二个把戏，就是叫我们象教徒念诵”圣经”那样，在每天晨操后个个都要举手念”学生十二守则”，的的确确，我们每天都要浪费一些时间，因而引起了许多同学的不满。 　　第三个把戏，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可爱”的校长还有训育员先生象小偷那样，蹑手蹑脚窜入教室，察看同学是否在专心听课，有否阅看”禁书”，”禁报”。 　　第四个把戏，就是同学要离开南屏到外乡外地去的，连星期天与节假日，都必须到训导处请假。 　　林卓夫整顿”学风”的赫赫战绩，给同学印象最深刻难忘的，就是他连书记长，校长的”威严”也不顾，每当同学离开宿舍去上课时，就静悄情地溜入宿舍，搜查我们的书刊，看有没有”禁书”，”禁刊”，又翻看我们的笔记本，看有没有”纷歧错杂”的文字，然后有重点地掀开我们的床席，看有没有垫着禁阅的书刊，报纸和传单，摸摸我们的枕袋，看有没有藏着共产党人或其他进步民主人士的著作，我们睡的是”碌困床”，那时木料缺乏，是用竹子架搭起来的，林校长也挖空心思，竟借口检查烟头，惩戒吸烟的同学，连竹子的洞口也常被”验明正身”。可惜很，他这一着来迟了，过去交们确是曾把”禁看”的报刊放过在竹洞内。 　　1940年2 月的一天，林卓夫的确获得了惊人的胜利，在雪山的宿舍一名”三社祠”的骨干分子的床上，搜到了一本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出版的油印小册子，这名”三社”的骨干分子，不是抗先队员，从反面再一次证明，抗先队是一贯遵循抗战团结的。思想不”复杂”，与抗战爱国绝无”纷歧”。 林卓夫整顿”学风”的又一个”政绩”，是绞尽脑汁，要解散学生自治会。林校长多次找学生会常务干事马奔谈话，问他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威胁与利诱兼施，什么学生会的常务干事应是国民赏员才能带领全校学生忠诚于蒋委员长，才不负党国的希望啦；只有国民赏员，才能遵守执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的抗战建国大计啦等等。马奔回答他：”我坚信我是一个爱国分子除了做好功课之外，就是带领同学做抗战救亡的工作，其他事情我是不参加的。”谈了几次，毫无所获。最后一次林校长耍无赖了，说：”与你谈了几次，你拒绝加入国民党，你要考虑以后的出路，”马奔回答他：”我现在还是不想加入国民党，如果由于不上国民党员会影响到以后的出路，那么，到明年上半年快结业的时候，我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林校长碰了牌子后，对学生会的活动进行”限制”了，开干事会，开全校同学会，必须事先报告校长经批准后才能召开，否则，便视为非法集会。会议的决议在会后即报训导处，经批准后才能执行，限制多了，为了做好同学的工作，学生会只得”委曲求全”照章办事是了。记得学生会在第一次请求批准开干事会的报告中，末尾定了一句”此致林校长察核”。就是这么一点事， 林校长找马奔大骂了一番，说什么”此致，是同辈用的，学生对校长，对教师，是低辈对长辈，应该用”谨呈”，起码也应该”此上”。报告定”此致”就是说，你这个学生会主席看不起校长，把学校不放在眼内云云。 　　林卓夫当联中校长的第三个”政绩”就是一切要经过”批准”才叫合法，合什么的法？合法西斯独裁之法。一切班会的，社团的墙报，所有稿件必须事先经训导处检查，认为符合”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的旨意，才准出版，才能贴出。实际上，所有”送检”的文章，往往是被压在训导处主任的办公桌上”长眠了”。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感谢中共南屏党支部一年来对我们的支援，在郑禹森，张金琼同志的帮助下，他们给我们刻蜡版，我们油印了一小批资料，报导我党对时局的指示，也提出了我们青年学生运动的斗争方向与任务。 　　1940年3 月5 日，中山第二次沦陷。新的形势，决定了我们新的斗争。               [center][B]（六）[/B][/center] 　　1940年3月5日，中山第二次沦陷。 　　3月5日夜，我们分批从湾仔乘船到澳门，有家，有亲朋在澳门的回家或以到亲朋家去，没处投身的当夜宿于澳门的普陀庙。第二天，就在庙里吃救济饭，其后，有一批抗先队的同志到福隆新街谭邦同志的亲戚家住宿。罗范群同志到澳门来，就是在那里找到马奔同志，从此中共党支部与澳门工委接上关系的。 　　其后。学校借澳门其他中学的课堂复课，在南湾找到了一座仓库作宿舍，家不在澳门，或是亲朋不能提供借宿地的，都到仓库打地铺睡觉了。至于吃饭问题，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向澳门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救济会提出申请救济，得到批准救济的同学，一直到毕业为止。所以有的吃救济粮四五个月，有的吃一年四五个月。享受救济的同学不但有我们中山联中的，也有知用，教忠等一些家境贫困的同学，他们在这里结下了患难之交。 　　初到澳门，我们以中流剧社的名义公演话剧《满城风雨》。通过演戏筹款支援在中山开展武装斗争的同志。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的活动越来越困难了，也转为采取分散，掩蔽的方式。 　　星期天，我们组织到公园游览，在在树下，花丛中，坐下来开小型的座谈会，讨论形势，探讨交朋接友，如何团结同学的问题。这种方式，逐渐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以后我们也适可而止了。既然是游公园，我们就玩个够，尽情地游乐了。我们改为利用宿舍，或是到同学的家里，继续开展小组讨论，有目的地研究几个问题，对一些进步书刊，如《中国革命史纲要》，《三民主义概论》等则把封面撕掉，贴上《代数》，《几何》，《物理》的书面。 　　1940年夏，又一届同学毕业离校了，李佐权，刘洵，余启勋，黄容赞等赴韶关升大学，林伟干，缪洁持等到香港上学，刘庆常在澳门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从1940年秋季开始，学校在澳门台山的爆竹厂旧址开课，宿舍则在筷子基。有固定的校址和比较稳定的住宿地了，这对于我们安心读书，算是有了个较稳定的环境。 　　1940年秋开学时，轰动全校的一件大事是学校出布告，宣布开除杨柏昌，梁英冲，刘历鹏等几位同学的学籍，不准他们注册报到。这一行动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地方，要采用最残暴的办法来打击革命力量，镇压同情革命，倾向革命的力量了。 　　“猪向前拱，鸡向后刨”，各有各的觅生办法。面对顽固派的镇压，我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恰巧那时，我们从黄敏之那里弄一一份国民党有关限共，反共，压制进步青年活动的内部秘密指示，在我们新出版的油印刊物《新苗》上作了报导与揭露。记得杨柏昌同志并为此写了《编者的话》，开头引用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揭露了顽固派的真面目。林卓夫也大为震惊，要追查泄密事件。 　　其后，不准注册的同学中，刘奋鹏同学经过斗争，又准许注册报到了。 　　1941年1月，”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我们一方面组织进步的同学开小型悼念会，悼念皖南事变殉难的烈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把枪口对准备抗战军队，发动内战的阴谋，唤醒同学们提高革命警惕性，要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功绩，注意顽固派对革命军民发动的突然袭击；另一方面，将一些已引起学校注意的同学，准备随时转移，撤退。杨柏昌同志就在那时由组织上决定，转到香港去了。 　　经过风风雨雨几月，1941年6月，又一届同学毕业了，月香到香港升学，韦碧瑶也到香港去了，马奔到敌后参加武装斗争。 　　从这时起，1939年3月中山联中抗先的老队员都先后毕业离校了，抗先早被顽固派取缔不准活动，连中流歌咏团也不能公开活动，但党的组织发展了，经过两年多来的工作，我们宣传了党的主张与政策，宣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功绩，宣传了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使不少同学因受国民党的诽谤宣传而怀疑共产党的种种错误认识得到了澄清与纠正，从而同情共产党，热爱共产党，拥护八路军新四军，并认定这就是抗战的最坚决，最勇敢的部队，是拯救祖国的主力军。总之一句话，共产党在联在是有威信的，党的影响是深远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使不少同学因受国民党的诽谤宣传而怀疑，所以1941年秋至1942年夏天，联中的学生运动仍是后浪推前浪，继续向前。当时中山联中的党组织直接属澳门地方党组织领导。原在南屏联中的刘庆常同志1940下半年转到澳门党组织工作后，1941年曾领导过在澳门的联中支部。 　　中共联中党支部的第三任书记是唐贞同志。 　　在澳门，顽固派在政治虽也处于不利地位，但在校内继续进行反共和压制学生运动，1941年下半年在学生中尽力发展国民党员与三青团员，正式公开成立了三青团的组织。 　　照理说，学校离开了沦陷的家乡来到澳门复课，那是要使年青的一代免受奴化教育。因此，为人师表者应该兢兢业业教育同学学一点实学，以便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