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计算时辰，靠“滴漏”、“日圭”、“观日测星月”等等手段。平民百姓缺乏测时器皿，维以日出、日正、日斜、日落为时辰之据；或测视星月之运行，以定夜分迟早；晨则闻鸡鸣而起床。 　　不知始于何代，各乡村圩镇设专职人员打更报时，称“更夫”。在高？处设大鼓，与夜间擂击以报时辰，擂鼓之后，更夫身负锣或木质响器，沿街敲击报时，俗称更鼓、更锣、更卜卜。一夜为5个更次，以地支子、丑、寅、？、辰、巳、午、未、辛、酉、戌、亥12个时辰为标准，即子时为夜间11点至凌晨1点，以下类推；戌时（夜间7点至9点）为初更，又称落更，以后每隔两个钟点为一个更次，至寅时（晨早3至5点）为第五更，即尾更。 　　更夫的职责还兼巡察火警、小偷盗贼等务，发现可疑情况，则敲响特定的声音，发出警报。及后，乡村普遍成立地保组织，派员于夜间巡逻警戒，交班轮值也以更敲更锣为据。清末各村遍设警察所和警察班，人们仍称乡村警察为更夫。 　　清咸丰年，已有华侨带返时钟，俗称“时辰钟”。但至民国民间，时钟仍未普及工农家庭，广大百姓仍以听更鼓知时辰。打更鼓之俗，1949年仍有沿行。 　　更夫馆、警察所都属民间组织，然历来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为镇压与盘剥百姓的工具，他们收取农民的“更夫谷”和居民的“保护费”为活，却为官僚地主等剥削阶级服务，为虎作伥。其中一些好食懒做，不务正业，嫖赌饮荡吹（鸦片）皆嗜，俗谓“四淫齐”之辈，所谓“捞偏门”者，他们常利用职守，参与包庇鸦片烟馆，维护赌档妓窘等勾当。次阶层人数甚寡，但为害不浅，于沦陷时期，多数认敌为友，甘为日伪走狗。 　　抗日战争时期，水网地区的土地拥有权和使用权，更加集中与地方恶势力和不法地主手中，此辈为了扩张势力，维护其既得利益，扯起抗日旗号，组织武装，美其名曰“抗日护沙队”，以抗日为名，行鱼肉百姓之实。佃农子弟、散工、失业者、流浪汉等，迫于饥饿，为求生而参与其中。国民党反动当局及汪伪政权，也派员渗入，怂恿利用以致操纵他们，使之成为反共反人民，镇压抗日游击队的顽军。1926年成立的“剿匪队”名护沙队，一些区设护沙局，如小榄护沙局。国民党当局在护沙队的基础上，成立中山县敌后挺进第三纵队（简称挺三），委出身于“剿匪队”统领的袁带任司令。各地抗日护沙队皆为挺三所收编，分区设支队、大队，乡村设中队。挺三所属部队，从来不抗日，却去五桂山、高沙、三九区等地攻击扫荡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队，猖狂反人民，压迫百姓。日寇投降后，挺三变为护沙总队，仍由袁带任中山护沙总队队长。有部分抗日护沙队为中共地下组织与民主党派所策动，参与抗日活动，演变为人民解放事业的武装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