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8月31日《中山日报》刊登的讣告中，惊悉甘子源同志与世长辞，心情十分沉痛。甘子源同志是我在中山最早认识的一位领导干部，也是领导我工作时间较长，影响较为深刻的领导同志之一。我于1951年11月随同表年团华南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组一起，到中山四区参加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便认识了当时任副区长的甘子源同志，1952年初则在他直接领导下（大环乡土改工作队）进行工作；随后他在四区任区委副书记时，我又在他领导下的南蓢乡享美桩搞土改复查工作；1954年，他担任十一区（港口）区委书记时，我则奉调往该区负责银行工作；1984年离休，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一直领导我工作至他于1989年离休，他离休后仍角十分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我对他一向都很尊敬，他的逝世使我十分伤心，潸然泪下，怀念故人，住事历历在目，谨录数项于下，以作为对子源同志的永久悼念。 [center][B]在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期间[/B][/center] 　　我刚到中山四区时，知道他是一位曾经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光荣负伤的老革命，对他肃然起敬，觉得能够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至1952年初，区委浙我到大环乡做“结合土改运动，发展青年团员，建立表年团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到达该乡后，他在工作队中宣布由我在运动中兼顾青年团工作。在他直接领导下，该乡工作队发动农民，斗地主、分田地，运动搞得如火如茶，在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青年积极份子，为做好建团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在深入调查了解中发现，由于前段运动实在很忙，加上有些同志有“单打一”思想，未有结合运动对青年进行“团的知识”教育，因而多数青年积极份子，对“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和作用”认识不足，有部分青年民兵还认为“土地完毕，万事大吉”，产生了松气退坡思想，放松了民兵工作。这样下去，对巩固农村政权、保卫农民翻身胜利果实不利。我将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提出工作建议：1．根据情况，不宜急于发展团员和建立团组织，应结合运动，统一部署，对广大青年进行一次“团的知识”教育，以提高青年积极份子的思想觉悟，让他们在斗争中创造条件，争取加入青年团，为建立团组织做好准备。2.民兵是青年全集中的一个阵地，要重心抓好对民兵的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使民兵队伍成为一支坚强的保卫基层政权的力量，又可为建团作好思想准备。3.经过教育、考察后，确定建团对象，到运动后期及以后的生产斗争中，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做好组织建设工作。子源同志作风很民主，尽管工作很忙，仍然耐心地、认真地听汇报，同我进行了详细研究，同意采纳建议，在工作队中统一作了部署，要求大家贯彻落实。经过宣传教育，特别是对民兵组织的层层教育，登门拜访，讲形势、上团课、学军事，使青年民兵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组织觉悟，克服了存在的思想问题。同时，又根据人别民兵存在的实际问题，实事求是地给予帮助解决（如生活困难问题，酌情给予补助，家庭劳力不足，分得土地后开耕有困难，发支民兵互助等）。经过一系列工作，使该乡民兵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达到预期的目的。子源同志肯定了这一成绩，并指示“要推广这一经验。”于是我写了一篇《大环民兵克服了松气坡思想》的报道，在青年团华南工作委员会办的刊物《华南青年》上刊登。这对我日后开展青年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center][B]在十一区（港口）工作期间[/B][/center] 　　那段时间，子源同志任区委书记，我负责该区银行工作，经常有机会向他请示汇报。他曾多次与我谈话，有时还到银行与我促膝谈心，询问我从轰烈列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中，转行到经济部门工作惯不惯，鼓励我要适应这种转变，学会做经济工作。他谈到，土改后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是，组织发动群众进行爱国生产，并靛逐步引导小农走互助合作道路。要搞好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离不开银行的信贷支持。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要“三大合作”（生产、供销、信用合作）一起发展。银行要在组织信贷资金支援生产、兴办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中，发挥作用，这一观点必须明确。并同我研究了如何结合中心工作，一起部署，一起发动，一起组织落实。决定以港口片为重点，逐步全面推开。经努力，至1955年上半年，使该区从原来只有四个乡建有信社发展到十二个乡全部建立了这一农村金融组织，业务也逐步有所发展。有些乡（如西街、民主等）当年建社，当年就在吸纳资金支援生产的方面发挥了作用，还协助银行发放农业贷款等，做了不少工作。农业银行中山支行曾派员到港口组写了《港口区西街乡信社支援春耕生产有成效》一文，登载于《农村金融简报》予介绍。在港口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使我至今难忘：1954年秋征购粮食期间，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如有些乡在发购粮通知书时，只按定产量计出定购粮数额，而未根据各户农民的实际产量复核，若按通知出售余粮，有些农户就要出售了“过了粮”，加上有些干部又没有过细地做思想发动工作，作风有点粗鲁等），和农民的某些恐惧心理，乘机造遥惑众，煽风点火，制造动乱，发生了“港口暴乱事件”。一时间搞得满成风雨，工作队、乡干部被人围攻殴打；有不少蒙蔽的人到处抢购物资，社会治安秩序混乱。我和支行下来指导工作的一位领导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耽心有人会乘乱抢动银行，于是向子源同志汇报请示。他指示“一不要怕，二要两手对待：一方面要看到参加闹事的人，大多数是受迷惑的群众，要坚持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另一方面，万一有人乘乱抢劫银行，那就性质不同，则要采取武力保卫。”他经请示县委书记谭桂明同意，便马上同驻中山的人民解放军联系，让解放军进驻港口银行。果然不出所料，请示后的第二天，银行便被受蒙蔽的群众重重包围，声势汹汹，剑拔弩张，形势险峻。我和银行干部一起，遵照党的指示，挺身而出，面对包围人群，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讲国内处大好形势，请大家认清形势，相信人民政权无比稳固；讲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血肉关系，党对农民情深似海，农民要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而不要受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讲政府的征购粮食政策，保证不购“过头粮”，如果实际产量达不到定购数，可以实事求是处理，不要害怕；讲银行的存款政策，我们保证一定做到“存款自愿，取款自由”。我们当场声明：如是正常来银行提款的，请遵守秩序，排好队，依次序办理；如是正来看热闹的，请丫于两面三刀旁参观，不要喧哗；如是故意捣乱的，要马上离开，不要继续闹事，否则绳之于法。经过反复宣传教育，人群逐渐散去，兵不血刃，避免了事件继续扩大，保卫了国家财产不受损失。 [center][B]在政协工作期间[/B][/center] 　　我于1984年从市委机关调到政协办公室工作，子源同志任市政协副主席。他见到我的时候，很高兴地说：“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他教我“要注意政协特点，讲究工作方法”。他的指点，我在职期间都记在心上并落实在工作上，至今仍未忘记。在政协工作期间，有几点使我很受教益： 对工作锲而这舍。 　　我刚到政协时，为了熟悉政协的情况，曾翻阅了三届政协以来的一些档案材料，看到1982年5月间，政协医卫组的委员鉴于长江水库（当时石岐自来水水源）区内兴办了旅游事业，水源有无受污染？他们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经过多点抽样检验的结果，发现水源有污染。写了调查报告送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建议采取五项措施予以解决，以免影响石岐10万多居民的健康。五项措施是：一要保护水库周围的生态平衡；二要防止污物残留；三要迁移度假村、水库库码头，搞撤销在水库内之游艇；四要定期进行水质分析和建立监测制度；五要由县政府如集水库附近单位开会，共同制订出防污染保水质的卫生措施，共同落实行动。报告送出后，几经协商，迟迟未决。子源赎便亲自向县委书记李耀祺汇报，要求书记重视解决这个问题。事后，李书记自过问，指示有关部门立即行动，将政协的建议会诸实施，使这个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食水卫生”问题得到解决。子源同志这种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对工作锲而不舍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 [center][B]亲力亲为，积极做团结“三胞”工作。[/B][/center] 　　子源同志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初期，发挥了他交友广、老朋友多的优势，积极协助有关部门联系老朋友，宣传党支部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较好效果。有一位在香港经商的老朋友，近看来 很关心家乡――沙溪公社（镇）申明亭大队（村）的建设，曾捐赠过汽车、资金和物资回来。经子源同志同有关人士同他宣传政策后，爱乡热情更高，主动提出：“挑水回来给乡亲食，不如在家乡掘一口井”、“送鸡蛋不如帮助养母鸡产蛋”，乃于1980年投资、来料，在家乡建了一间（后又发展为两面间）的制衣厂，雇请本地的富余劳动力加工服装，成员运往香港销售。从而使该大他队（村）从过去单纯搞农业生产变为“亦农亦工”，把经济搞活，经济收入大大啬；大多数农民家庭也实行“亦农亦工”增加了收入，大大改善了生活。与此同时，政协委员欧阳德积极联系的一位处商，有意来石岐办“三来一补”工厂，这位外商乃中山重逢，品茗谈心，谈及此事，子源同志对他阐明政策，请他放心兴办这件事，于是这位外商便同工商联合办了一间“濠运纸箱厂”。开办后，经济效益颇佳。这两件事均发生在我县实行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我县兴办“三来一补”企业是有较好影响的，故县委和外经等部门十会重视，曾由有关部门到申明亭组写了题为《引进一间厂，搞好一条村》的经验材料，加以推广。各地来中山的参观者，对此亦颇感兴趣。此外，子源同志喜爱摄影，常常结合工作拍摄一些反映农村风貌、生产活动、生活剪影等题材的照片，在50年代已有一些作口刊登于《南方日报》等刊物上，他有这种爱好，到了政协工作以后，积极同政协文艺工作组一起，进行“以影会友”广交“三胞”朋友。除举办过他个人的“摄影作品展览会”，积极联系摄影界朋友外，还支持文艺于1985年举办《祖国颂》全国性摄影公开大奖赛,并在北京和本市举办”入选作品展览会”,他帮助该助出主意、筹经费、请各地（包括港澳）名摄影家到来观光、担任评判，进行影艺交流。同时，还亲赴北京，与文艺组委员一起把展览会办好，使这项活动办得颇成功，达到预期之目地。北京有一位领导同志称赞“中山能够举办这项大型活动，真不简单”。子源同志年纪大，身有恙，坚持亲力亲为做“三胞”工作，这种精神是很感人的。省政协办会厅有一次组织机关干部来中山参观，见到他风尘仆仆地同外商考察投资环境回来，马上向他们介绍情况，很受感动，认为“这种精神很可贵”，那位办公厅主任曾对我说：“从第一线过来政协工作的领导同志，总有一股闲不住的劲，这对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是起关键作用的。” 关心青少年的成长。 　　子源同志不论是在职期间，还是在离休后病魔一再向他侵袭，他都很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每年都有若干次应邀到学校或单位对青少年作报告，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如“三山虎战斗”等），还把它整理成文，刊登于《中山文史》等刊物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以激励青少年爱国、革命和艰苦奋斗的志气，他这样做直至病重，这种“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精神，是十分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