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被誉为我国农村第一个“千万富翁”的原中山县小榄公社永宁大队，到1998年已是年产值10多亿元，拥有10亿元的集体家档，户均分配3.6万元，保持为全国最富裕之一的村委会。 　　于60年代初还是一穷二白的永宁人，坚定地走共产党指引的共同富裕道路，在曲折坎坷、艰难险阻中奋进。辛勤的汗水，浇开众人希望之花，艰苦的劳动，育成集体幸福之果。如今，永宁村民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何止是旧时所宣传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其所有村道，都按现代化城市标准建成；规划有序的工业区和商住楼合理布局；村内有设施先进的体育馆、戏院、医院等康乐设施，有优雅洁净的老人活动中心和环境优美、设备一流的中小学校园。大马路汽车奔驰，河涌上轮船往来。夜间灯火通明，人群熙熙攘攘。2万多人口的永宁村民，把原来贫困的家乡建设成为文明富庶的小城镇。 　　翻身不忘共产党，饮水不忘掘井人。人们永远怀念已故的前永宁大队党总支书记李汉章。是他带领永宁干部和群众，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努力奋斗，开创了领导班子“入党为公，掌权为民，为党争辉，为民造福”的思想境界，营造了村民中“一心为公，艰苦奋斗，拼搏进取，无私奉献”的永宁人精神，奠定了促进永宁发展腾飞的思想和经济基础。但是，多少年来，领导这个大队走上富裕道路的李汉章，却是长期遭受“左”倾路线打击的人，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才得到肯定。如今，共产党人李汉章的创业精神在永宁继续发扬光大，老支书一生不平凡的事迹载入史册，世代流传。 [center][B]贫苦雇工 革命征途中成长[/B][/center] 　　李汉章同志生于1927年7月，原籍新会县荷塘公社人。其青少年时代的遭遇，与其祖辈世代一样，在内欺外侮的旧中国，尝尽人间辛酸苦楚，惨至家破人亡，被迫流落到永宁当雇工。22岁时苦尽甘来，欣幸解放得翻身，并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成长。1952年4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投身于八字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曾担任永宁乡农会副主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民兵中队长等职，被评为土改模范。1954年任永宁乡党支部书记，1956年当选为县第十三区区委委员。1961年至1962年间任小榄区永宁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社长。1962年以后，历任小榄公社党委委员，永宁大队党总支书记，民兵营教导员。1980年5月20日，因心肌梗塞病逝，终年52岁。 　　“宁失黄金千百两，不愿死去李汉章……”，李汉章死后，队里有人编了咸水歌（沙田区的民歌）赞颂他。据说，这位赞他的人，正是20多年前骂过他的社员之一。从群众骂他到赞他的变化过程，也是永宁大队由穷变富的历史演变过程，它生动地记录了李汉章在革命征途上留下的脚印。正如他生前常作的自我反思：“我本长工出身，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泥脚子，挑粪锄地是内行，当领导是门外汉。是挫折和教训使我变聪明，是党的教导和群众推着我前进。”李汉章在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的实践中，有两桩事对他教训最深：一是50年代中叶农业合作化时期，他满腔热情地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按照上级的指令，要在一个星期内实现农业合作高级化，不管群众愿不愿意，硬将几个初级社和十多个互助组并成高级社。由于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违背了群众自愿互利的原则，致使生产受到很大破坏。这一年全社人平分配只有50多元，七成社员超支，生活困难，社里也负债30多万元。次年开春出现春荒，有200多个社员划着小艇到省人民政府请愿退社；另一桩是1958年“大跃进”，他又按照上级指示，追求高速度，急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由于没钱购置机械，便采纳了一些积极份子献的计，动员群众投资，搞所谓“死宝变活财”活动。要党团员带头，群众跟着来，把家藏的压箱元宝、首饰、金银器皿，甚至香案和铜锡用具，稍为值点钱的东西都拿出来投资。合共集得2万多元，派人到上海买回5辆破旧小汽车和一部无锡产的抽水机，想拆下汽车发动机作动力，搞机动排灌和发电碾米。可那时大家都不懂机械知识，只是得弄蛮干一通，把那几部旧汽车拆成一堆废铁，结果机械化没搞成，白白浪费了社员的投资。群众气得指着李汉章骂：“你这小子没出息，指望你兴家，却把真金白银弄成了废铁！”以后经过好几年的努力，才还清了社员这笔投资债。 　　经过这两次挫折，李汉章开始大彻大悟：不着力发展生产，热衷于追求高级组织形式，势必导致破坏生产力而劳民伤财；组织群众搞生产，不懂科学技术，不讲经济效益，靠主观愿望蛮干一通，非失败不可。于是，他痛下决心，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凡事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群众开拓而扎实地构建集体经济基础。 　　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的大折腾，使永宁的集体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社员贫病交迫。李汉章与干部们商讨出路，大家苦思冥想，理不出头绪，于是找群众商量。一些年长的社员摇头叹息：“现在是家空物净啦，唯一的依靠是人和土地了。”李汉章受到启发，人和土地是根本啊，即毫不气馁地说：“好吧，就从人和土地方面打主意！” 　　实践使李汉章体会到，要使集体巩固和发展，除了信念和决心之外，粮和钱是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可是高旱瘦瘠及地少人多的永宁，要增产粮食和积累资金确是困难重重。他反复捉摸永宁的条件想办法，并发动干部和群众多出主意。经过集思广益，大家一致认为，要改变永宁面貌，应从改造高沙田入手，把本队500亩高沙田降低为中沙田，以便于灌溉和实施先进耕作技术，提高粮食和甘蔗的单产。李汉章亲自到现场进行认真观察和思考，估计须将这些高沙田削低两米，才能达到排灌自如。可是难题来了，这么多泥土往那里放？如果要搬到20多里的海滩去，所耗费的劳动力不堪承受。正在讨论中，有人提议：“我们不是有个小砖窑吗？可用削出的泥土扩充烧砖制瓦搞副业，这样既可降低田面，又能赚钱，岂非一举两得？”这一提议使李汉章醒悟过来，对大家说：“这个提议很中用，可以增建砖窑两三个，从烧砖副业收入中积累资金，再逐步扩大其他多种经营项目，路子就越走越宽了。”计议已定，他亲自划艇到番禺县请来师傅，增建了3座土砖窑。扩大砖瓦生产的当年，收入7万多元，得纯利2.6万元，第二年收入增至25万元，得纯利6.4万元。 　　有了这项收入，兴为其他企业就有了资本。李汉章四出访问内行的人，并了解市场和原材料供应情况，回来与班干部们研究，创办集体企业，并订出队办企业的几条原则：一、投资要少，收益要大；二、原材料不依赖国家供应，产品纳入国家销售计划；三、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社员生活。根据这几条原则，他们先后办起了金鱼场、花圃、制锁厂、机电厂、粮油加工厂等一批企业，还建立了自己的建筑队。短短几年间，永宁企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效益显著，规模日益扩大。同时，李汉章不忘以农为本，他与干部们一起，踏遍全大队每个角落，对永宁的建设作出了总体规划，把那些废基残堑，浅涌荒氹，进行平整造田。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使大队增加了近千亩稻田。他们利用企业所得利润架设高压电网，购买农机，持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到1965年，农业产值比1956年翻了一番。工副业收入增至64万元，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社员平均分配143元，比1957年增加了两倍。社员口粮从每人每月28斤（稻谷）提高到50斤。实践与探索，使永宁走上了农工贸综合发展的路，逐步富裕起来，群众异口同声地称赞李汉章是个好当家，此后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 [center][B]廉洁奉公 无私无畏[/B][/center] 　　李汉章带领群众，为农业办副业、抓副业促农业尝到甜头，于是又投资40万元，建了一座年产红砖2000多万块的机动大轮窑，每年可获纯利20多万元。正当他们雄心勃勃准备更大发展的时候，一场大“风暴”来临了。1956年8月小榄开展“四清”运动，工作队持着反资本主义的令旗进村，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全体干部推下“水”，然后逐个审查，过关上“岸”。支部书记李汉章、大队长何泽权，被说成是不务正业、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旗手”，批判斗争折腾了几个月。最后下令永宁须将一部分企业关闭，另一部分上交公社经营。 　　李汉章痛心极了，眼看苦心经营起来的集体家业废于一旦。他本来滴酒不沾唇，这时要借酒消愁，大杯地喝起来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人民公社综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为一体，那么，在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前提下，办些工副业又错在哪里？他去找工作队辩理：“我们一没放松农业，二没搞投机倒把，三不与国家争原材料，产品绝大多数纳入国家计划销售，何来资本主义？”尽管他说得舌破唇焦，但工作队不予理会，坚持按照上面规定的框框办。 　　李汉章在这期间日日饮酒，终于上瘾成癖。他脸上没有了笑容，非为个人不幸遭遇而后悔，而是痛惜队办经济发展受阻。他脚步沉重地逡巡在本队承建的建筑工地上，对着那停下来的混凝土搅拌机，望着那空荡荡的脚手架出神；他踯躅在机电厂各个车间，抚摸着那闪闪发亮、质量合格而不能出厂的小马达和变压器沉思；他来到制锁厂，手托小锁在掌心里摩挲着有口难言。好不容易办起来的工厂呀，间间厂房，件件设备，宗宗产品，都是干群的心血凝成，产品也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却为什么被漠视，处处受围追堵截？他也曾想过对着干，管他批判斗争！可是工作队大权在握，支配一切：银行不给收付账款；财税所不给发货票；工商所不给产品放行证；燃料部门停止供应煤炭；公社不开出差证明。还要把从外地请来传授技术的离退休老工人当作“黑师傅”来审查……，思来想去，李汉章不得不横下心来，打算把“纯工业”的建筑队、机电厂和制锁厂上交出来。 　　李汉章这一想法在支委会上一提，人人都惊愕得张大了口。一年几十万纯利的企业，就这样白白地送出去？何况还有一批机器、原材料已花钱订购了的，这个损失实在太大了。有人主张要继续办下去，过得一时算一时；有人主张暂时停办，只要保住厂房、技术力量在，总有一天能东山再起。李汉章说话了：“同志们全面考虑一下，我们办这些企业，除了增加集体收藏之外，还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困难居民户的生活问题。三个企业有300多职工，管1000多口人吃饭。企业可以关闭，这些人总不能老是空着肚子，我们能不为他们着想吗？”李汉章苦口婆心，终于把同志们说服了。在企业上交的那天，还动员干部、社员敲锣打鼓、舞狮庆贺它们“升级”。不过，许多人的眼眶里，含着难以名状的泪水。 　　送出三个企业，并非万事大吉。在那片面性盛行、绝对化猖獗的日子里，举纲闭目。即使在经济作物区，农民只能种指定的几种作物。种花是不允许的，永宁那万紫千红、争妍斗丽的鲜花、盆景，使一些人如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鱼塘区的农民只能养四大家鱼，不准养观赏鱼，永宁那些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金鱼，也令一些人如砂入眼，非搞掉不可；至于烧砖，少量土窑生产，倒也罢了，可是机制轮窑批量生产，那就是“资本主义”，不容并存！ 　　李汉章不买这个账。他认为农民以种养为主，有主必有副。花是社员种出来的，金鱼是社员养的，永宁人祖辈世代都有种花和养金鱼的习惯及技艺；用自己土地上的泥土烧砖制瓦，是正当副业，还为国家挣回外汇，有何差错？他打定主意，这些企业，既不停办，也不交出。他理解银行、税所、工商等部门之卡脖子，乃奉命行事，其实这些部门的干部思想也有抵触，对永宁的遭遇深表同情。李汉章亲自上门或派干部逐家去说理求情，果然得到他们的暗中相助。燃料部门暂时说不动，李汉章找到其他门路；他带领一班青壮社员，冒着8月天的酷暑，到停泊于珠江口的远洋油轮上去，承接洗刷油轮的零活，将清出来的废油渣运回队里作燃料。这样，工厂又冒烟了。 　　工作队某些领导发火了，觉得要拔掉永宁这面“资本主义黑旗”，非整倒李汉章这个“黑旗手”不可。于是派人搜集他个人的材料。起初，他们认为永宁家大业大，油水多，当支书的李汉章，很可能是一条吞了不少财物的“大鲨鱼”。后经明查、暗察，却令他们感到意外，皆因发现这个富裕大队里的领头人并不富裕。原来，永宁大队早就订有若干规则，防止干部搞特权闹特殊。大队干部所得报酬，严格控制在中上劳力的收入水平上，而李汉章从不搞特殊化，他家里劳动力少，收入不多，自然比不上许多社员过的日子好。但他有自己的一套见解：“社员比干部先富，这是当干部的光荣；社员不富而干部暴富，这是当干部的耻辱。”永宁的队办企业不少，大队干部和社员，几乎家家有人在企业工作，而他的长女和次子成年后，只安排在生产队里劳动。李汉章一心为公，脚不踏处留地，工作队查不到他的经济问题，就转查其他方面的：一查政历，是清如水、白如灰；再查其思想作风，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对犯错误者，只要不触及刑律，总是以教育为主，给予改正的机会；三查其群众关系，是众望所归。他关心群众疾苦，社员办喜事，请他不一定到，社员办丧事，不请他自来帮忙。他身体不好，却两次主动给受伤和重病的社员输血，每次都是300CC。 　　查来查去，终于从李汉章的工作方面抓到了“痛脚”：一是永宁需要农机，但申请了七年也买不到一台拖拉机，只好自己装配了三台。在搜罗零部件的过程中，虽然不是不择手段，但还是有“走后门”的；二是永宁地处水乡，船艇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修造船艇少不了木材。但当时地方木材奇缺，群众修补房屋、家具也苦无木料。有的社员结婚造大床，只好找山坟中翻出的旧棺木为料。在国家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为了解决集体生产和群众生活所需，李汉章与隔邻公社某单位一起，从山区买了几百立方旧木杉回来。在那物资紧缺的岁月，买卖的双方，不免有“互惠”的交换。 　　终于两案并发，永宁大队上空，乌云翻滚，风传李汉章、何泽权这一回是“白鳝上沙滩，唔死甩层潺（鳗鱼身的粘液）”。可是，正当密锣紧鼓要整他们的前一天晚上，李汉章和何泽权两个却还在大队部小楼上喝闷酒。李汉章说：“何老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理正心清，天塌下来当被？。”他把半杯酒倒进口中，摇着头自言自语：“了不起，撤掉我这个支部书记，撤不掉我这个社员！” 　　“我不为自己，对得住天”这是李汉章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立身处世的哲学。李汉章便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生产大队总支部书记，因而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虽然有人要把他当作“资本主义绊脚石”而踢开，但是，认为他是才德兼备、有魄力的社会主义事业带头人而多方予以保护的，更大有人在。到“四清”运动后期，许多工作队员反过来支持和保护他。正因为情况错综复杂，所以，在“四清”运动以及日后的“十年浩动劫”中，他一直在政治波涛中颠簸着，却始终未曾没顶。 [center][B]勇往直前 经济建设不停步[/B][/center] 　　李汉章是一条硬汉，为集体事业勇往直前，不顾个人得失。“四清”运动刚过，他和大队干部带领社员继续苦干实干，使永宁的农业和工副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仅得一个短暂的喘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大字报一张张从二楼顶拖到地面，气势汹汹，声声叫嚷，要砸烂李汉章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狗头”……在那充满火药味、到处搞夺权斗争的岁月里，县和公社有多起人来串连，要夺李汉章的权。可是队里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支持和保护他，把来串连闹事的人一批又一批地轰走。 　　李汉章品性憨直，实话实说，实事实干，从不做虚假和形式主义的事，林彪一伙搞忠字化海洋，到处跳忠字舞，行“早请示，晚汇报”之事，他不感兴趣；江青“四人帮”搞清一色“样板戏”，戏曲天天广播，他觉得单调乏味，而且群众听不懂京腔，自动地把有线喇叭拆下。李汉章叫大队广播站播放《山乡风云》、《三娘教子》等粤曲，群众听了乐开怀，立即把喇叭重新装上，县文化部门因此给予通报批评，李汉章不予理会，照播不停。 　　社会上风言风语，说永宁“蔬菜花木青青绿绿，蚕桑甘蔗黄黄熟熟”、“烟囱咁高，甘蔗咁矮，烟囱在东向着西”，是“以钱为纲的资本主义典型”。李汉章虽感惶惑，但没被压垮，更不畏笑骂，心中在酝酿着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对大队长何泽权说：“何老泽，在我们大队范围内，还有些人没工作，靠混过日子。看来，我们还要办几间工厂，解决他们的出路。” 　　原来，永宁有数千个非农业居民，虽然对这些居民的管理非大队的直接责任，但同处一地，饮水同源，关系密切。早些时候，他们当中一人偷了生产队的产品，被罚款10元，可是为偿罚款，他还是去偷。新中国诞生20多年了，还有人靠偷窃为生，怎不令有血性的共产党员感到惭愧和痛心呢？何泽权点头问：“办什么厂呢？技术力量怎筹划？”“几千居民中，有许多传统技艺。最近‘战备疏散’到我们大队的人不少，中间必有技术人才。”李汉章的后面一句话，使何泽权感到震惊，他实在钦佩老李的胆识。但运动当头，只这一顶“重用疏散份子”的帽子，就能把人压死，而李汉章偏要不得解决居民生活出路之份外事大冒风险。何泽权与李汉章多年共事，至那时才真正领会到老支书之广阔胸怀。李汉章摸着秃脑袋自信地说：“现在顾虑不了这许多，整就整，批就批，终归有日龙穿凤，唔信一世裤穿窿！” 　　不久，永宁在原有工副业的基础上，又兴办了农副产品加工厂、电镀厂、塑料厂等，并重组和扩建了建筑工程队，扩大了金鱼和花木盆景的生产。永宁的集体经济，犹如暴风雨中的一颗松苗，它不屈地成长，越长越旺盛，充满生机。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到70年代初，我国大部分农村已满目疮痍。而永宁大队在李汉章的带领下，干群一心，顶逆风，排恶浪，在困境中奋进，因而其生产和分配，相对来说，是“矮仔里面挑高佬”，在中山甚至周边县市来说，算是比较好的。 　　可是，在那“穷过渡”的年代里，风传“富则修”的论调，谁稍富一点就麻烦事多。一天，公社来电话通知，说上头经济部门来了一位“大员”，要到永宁调查经济领域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表现。李汉章知道来者不善，马上和大队长何泽权商量应付，决定一齐出面与来者磨蹭。果然，这位“大员”到厂场区跑了一圈，就找麻烦来了。他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后，有理有据地说：“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你们养金鱼、种鲜花，育盆景出口，为皇室才子佳人和资产阶级公子小姐服务，是严重的立场问题，犯方向性的错误！”李汉章一听，气冲牛斗，却又忍住，以理回敬他说：“我是个胸无点墨的大老粗，不象你首长饱读马列著作而理论丰富。不过，我还是听闻一些常识，说商品本身一存在阶级性。它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我们生产的不是违禁毒品，而是五洲四海广受欢迎的金鱼花木；商品出口，管他什么人享用，只要赚到外汇，用于社会主义建设，这难道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吗？什么立场问题？方向错在那里？”对方被驳的狼狈不堪，继而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转过话题质问：“你们用三、四亩塘养金鱼，占用了鱼塘的面积和许多精饲料，那分明是以钱为纲，削弱了国家计划内的主产，岂有此理，还说方向对头？”何泽权在旁也听得不耐烦了，插嘴反驳道：“塘鱼供出口，我们超额完成了任务；金鱼也供出口，这三亩金鱼的产值相当于一百亩塘鱼的总值。稍有点经济头脑的人，无须算细账，都能理解我们发展金鱼养殖是既利国家又利集体。”这位北京来的“大员”，被驳得理屈词穷，悻悻而去。 　　不管“文革”的风暴有多大，以李汉章为首的永宁党支部始终是一座坚强的堡垒，团结了广大群众，坚持抓经济建设不停步。虽有段时间党支部的名义不起作用，但革委会的核心仍是他们这班人，坚持走农工贸综合发展的道路。李汉章经过长期的实践锻炼，逐步成为一个出色的经济工作者和领导者。 [center][B]讲科学 重人才 各业俱兴[/B][/center] 　　李汉章记取1958年“大跃进的失败教训，他和大队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摸索经济工作的实践中，总结了三条体会：一是经济工作不能单凭热情和干劲，要讲科学，按经济规律办事，鲁莽不得；二是办企业必须拥有自己的技术力量和优秀的管理人才；三是注重实际，一切经济活动必须建立在产供销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因此，每办一个企业或发展一个生产项目，都要事先派人去进行市场调查，了解清楚市道情况、原材料来源、技术要求、交通运输和经济效益等等，然后才作决断。遇到重大项目，李汉章必然亲自出马，反复调查研究，虚心请教内行人，绝不轻举妄动。 　　李汉章有“爱才如命”的誉称。他除了注意在本队物色人才，量才录用外，还四出寻访贤能，聘请各类技师，为大队企业广纳技术人才。如“文革”期间，广州某园林单位有一位花王（花匠），被打成“牛鬼蛇神”而清洗回家。他了解到此人善于制作盆景和培育珍贵花木，是个难得之人才。他不相信这人头上被冠的种种罪名是真的，也不怕人们的非议，将其聘请到大队的花圃场当师傅，扩大了花圃的生产项目，使花圃场的年产值从2万多元增加到10多万元；又如队里新办电珠厂时，真空处理和一些较尖端的技术没过关。李汉章在广州访寻到两位于电珠厂退休的老技师，以较优厚的经济待遇，把他们请到厂里当顾问。又通过他们的介绍，将一批青年农民送到广州电珠厂跟班劳动，把技术学到手后，回厂工作以一带三，逐步建立自己的技术队伍，使大队生产的电珠符合出口规格。 　　李汉章常告诫干部们要爱惜人才：“一个能干的师傅，能开创一个新局面；一个优秀的管理人员，能搞活一个企业。办企业当然要依靠广大职工，但尖子永远不能忽视。”由于以李汉章为首的大队领导班子尊重科学，爱惜人才，重视信息，注重调查，所以十多年来，他们创办的企业，办一个成功一个，效益显著，各业俱兴。 [center][B]开拓进取 不失有利时机[/B][/center] 　　李汉章视土地如宝，除平时带领群众开荒造田外，不放过扩增耕地的任何机会。“大跃进”的1959年，到处放高产“卫星”，许多地方风传“耕地过多”，李汉章即向兄弟大队乌沙（东升）要了800多亩。1970年，一些兄弟社社队联合在横门围海造田，由于工程未达标新围多次被海潮冲垮，淹死作物。若要保障收益，必须投入更多资金去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大多数社队因财力不继，不愿再继续经营了。在这各情况下，中山县委于1973年批准他们以每亩四百元的工本价，将其中2000亩转让给愿意经营的单位。李汉章立即盯上了这2000亩。然而，当买地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在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的意见似乎亦有理由根据：“2000亩，买地要花80万元，再投资砌石提、修渠整地、购建排灌设施等，还要填上近百万！倘若不顺景，万一失败、社员们多年的血汗积累就扔进大海去了。”在争论中，李汉章胸有成竹地道出了他的通盘计划：“我们姓农的土地是命根子。永宁人平均只得几分地，不能施展内在潜力，况且土地是有减无增，人口却逐年增长，长此下去，子孙后代怎么办？现在有扩大耕地面积的机会，岂能轻易放过？”接着他扳着指头给大伙算账：大队每年工副业的纯收入有30多万元，生产队也有一定的积累可开支。如果按四、六分担，生产队出四成，大队出六成，每年共拿16万元来支付地费，五年就可以还清80万元买地债。这个负但不算重，大队还有财力经营这大片围垦地。李汉章还提示，有了这2000亩土地，全大队的农业生产将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可以实现甘蔗轮作制，把甘蔗移到横门围去，腾出村过地来种高产值的经济作物。还可以在新垦区种水稻和莲藕，挖塘筑基，养鱼种桑，发展成为第二个农业基地。这般细致的分析，令大家心服口服，反对的人也转变了态度，说：“老李连脚趾都会打算盘，就听他的吧！”大队领导班子接纳了李汉章的建议，买下了这2000亩新垦地，并经过两年的努力，把它改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李汉章的设想一步步在实现：甘蔗移到横门围种植后，亩产从原来的3.5吨提高到5吨；莲藕亩产3000多斤；水稻1000斤。大队内腾出近千亩土地种植瓜菜、红萝卜、茶薇花、竹蔗、大葛等作物，大大地增加了收入，使整个农业经济结构更合理了。几年来，横门围建设共投资145万元，而每年经济收入约50万元。外来参观的干部，都认为这是工副业促农业的活典型，是李汉章很有远见的一项决策。 　　永宁人善于冬种大白菜，产量颇高，年种千亩左右，收获500多万斤。只因销路有限而不敢多种，倘若收获时日天气不好，市场饱和，那么大量的白菜只能下塘喂鱼。李汉章收到可靠信息，是国内外市场都十分需求脱水菜作淡季供应。他想，若能把本大队大量的大白菜加工成脱水菜，不但可以增加收入，还能安排一批富余劳动力，何乐而不为？1975年正逢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有得时机，“把经济搞上去！”李汉章果断地决定投资40多万元，迅速地建起一座蔬菜脱水厂。他们加工完一造大白菜，效益可观，正准备下一年扩大冬种植3000亩时，又刮来“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人担心地认为，永宁这次输定了，40多万元丢下了海。但李汉章认为加工自己的产品，不犯那家王法，因而不予理会，照计划行事。公社发下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材料，他不予下发。上面来人了，说李汉章一不批邓，二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果严重。又勒令永宁把“资本主义”的厂企象上次那样无条件退出去。但永宁大队领导班子统一共识，采取各种应对措施，硬是顶住了这般歪风恶浪，维护了集体经济。 [center][B]维系“三胞” 加速家乡建设[/B][/center]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广大农村展现了美好的前景。中央还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李汉章喜上眉梢，他对干部和群众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抓紧时机，放开手脚，把集体经济搞得更兴盛！” 　　永宁是个著名侨乡，全大队有三分之一住户有直系亲属在港澳和海外。为引进外资和先进设备，加速大队经济发展，李汉章闻风而动，迅速组成专门班子，从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做起，热情接待回乡探亲的港澳台胞和海外华侨，向他们介绍家乡的建设成就和存在困难，欢迎他们投资发展家乡的经济事业和捐赠公共福利事业。他还到广州、深圳、珠海等地，与客商洽谈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等业务。由于李汉章为首的大队领导班子思想解放，待人热诚，办事果断，得到侨胞和客商的信赖。从1979年初开始，港澳同胞和华侨回家乡开办“三来一补”企业和捐资兴办公共福利事业不断增多。只两年时间，全大队引进外资和生产设备共值308万港元，新办了电子玩具、制衣、五金、尼龙绳等工厂，另外接受海外侨胞捐赠建造戏院、公路、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共值300多万港元。永宁凭自身的经济实力，再建了一座轮窑砖厂，又增办了电镀厂、蓄电池厂等等。同时，每年斥资50万元以上发展农业，拨专项资金支助文教和发展福利事业。长年累月盼望“龙穿凤”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永宁如千里骏马，扬蹄驰骋。 [center][B]痛失英才 英才辈出[/B][/center] 　　不幸的是，富裕的大厦刚刚奠基，而奠基人却溘然长逝了。那是1980年5月20日下午，大队召开先进社员代表大会，李汉章在台上讲话。当他讲到“社员们，我们想不断改善生活，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努力发展生……”话示说完，身体往椅背一靠，永远睡去了。这位连任25年的支部书记，战斗到最后一刻，这几句话竟成了他对全队大队干部、社员的遗嘱。 　　当晚全村一片呜咽声，人们不约而同地关掉了电视机、收音机，肃穆地为老书记致哀。当为李汉章遗体换衣入殓时，人翻遍了他的衣箱，也找不到一套新衣服。上面提到，李汉章家庭收入不多，又喜酒好客，手头拮据，故平日里不讲究穿戴，冬天一件旧毛衣，夏天上穿文化衫，下穿短裤？，整年住在大队部的集体宿舍，家里的人也管不了他的吃和穿。当群众获悉这位鞠躬尽瘁为集体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人，竟连一套象样的装殓衣服也没有时，一个个都难过地哭了。这事顷刻间全大队传开了，群众自动搞捐款，凑集了2400多元为李汉章办丧事。 　　追悼会于5月22日上午在本村小学广场举行。鉴于场地关系，每个生产队只能派10名代表参加。县委和许多单位的主要领导人亲来吊唁。新会、江门、广州等地一些单位派来了代表，小榄旅港同乡会派代表匆匆赶回，闻讯赶来的干部和群众共2000多人，花圈花篮共390多个，人们悲痛不已，依依泣泪向李汉章遗体告别。 　　追悼会上有榄镇同乡会的一幅挽幛，上书“痛失英才”四个大字，道出了人们悲伤和惋惜的心情。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简庆华致悼词说：“……我们痛失英才，但是，立志继承李汉章精神的永宁人，一定会英才辈出……”果然，近二十年来，永宁大队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进一步充实和增强领导班子。永宁人在现届党总支部以方耀晃为首的新班子带领一，勇往直前，开创了经济腾飞的新局面，取得了两个文明建设的辉煌实绩，足令李汉章慰藉于九泉。 　　李汉章生前廉洁奉公，死后只遗下一间窄小的平房。人们怀念他，给他定制了一个半身瓷板象，挂于村委会办公楼上，更关心其家属的工作和生活：1985年，区、乡、村三级筹款2万元，为他家建了一幢新楼房；大队领导班子妥善安排其家属就业，予以年节和疾病慰问。李汉章二子长年患病，医疗费用全由集体负责。 　　永宁原任党总支部副书记梁卓勋于1994年小榄菊花盛会时触景成诗： [center]缅怀书记李汉章， 无私无畏为本乡。 壮志未酬星遽殒， 光辉典范永留芳。[/center] 　　李汉章精神给人们无尽的怀念和激励。 　　 　　注：本文是根据原小榄公社党委副书记周云（退休）、永宁村原党总支部书记梁卓勋（退休）提供的材料，并录用《南方日报》1981年6月刊登的“基层干部的一代英才”（作者：黄越、余统浩）和《羊城晚报》1981年8月登载之“今日终归龙穿凤”（作者余松岩）等有关李汉章的资料，经综合整理而成的。在此，对上述人士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