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55年。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个运动历时二十多年，驿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山也同全国一样，经历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为中山社会发展的历史，留下了难忘的一页。 [center][B]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末[/B][/center] 　　从1955年开始，我国的就业压力就很大。1955年提出手续一个五年计划，要开荒3868万亩，要完成这个任务，除农民和国营农场外，必须另外组织力量。为了减轻就业压力和发展农村经济，党和国家就把这个开荒任务交给共青团。当年，共青团中央就组织城镇知识青年成立自愿垦荒队上山下乡，开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先河。 　　党和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十分重视。195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的号召。这个号召成为我国多年来上山下乡运动的指导思想。从此，就有一些城市知青自愿到农村去，到边疆去。1956年，中央又把上山下乡的问题列入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里，正式提出了“上山下乡”这个词。1957年，《人民日报》根据这年3月20日刘少奇同志在长沙的讲话，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小学生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阐述了城市青年到农村的必要性。196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系统地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并列入国家计划。从1962年到1967年，周总理一直主持上山下乡工作。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个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决定”把上山下乡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更促进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开展。 　　中山知青上山下乡的进展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7年至1966年5月前 　　中山虽然从1957年开始接收城镇下乡青年，但人数不多，也没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构抓这项工程。直到1964年7月，中山才根据中央和省有关上山下乡的指示，成立了“中山县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领导组”，由副县长甘子源负责，县农办、劳动科、妇联、教育局、民政科等部门领导参加，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县人民委员会还要求各公社指定副社长（或副书记）负责，组织有关部门成立领导组，并指定专人具体办理这项工作。从此，在全市范围内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青和闲散人员下乡务农。同年7月18日，中山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做好安置城市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工作的通告》，“通告”根据省的要求，根据各公社情况，分配安置知青任务。原计划分配到各公社安置的知青共2800人（其中来自广州的2300人，本县城镇500人）。到1965年4月24日止，实际共动员安置了城镇下乡青年1379人（其中广州1334人，本县城镇45人），分别安置在港口、横栏、坦州、民众、三角、小榄、黄圃、南？等八个公社，52个大队的125个生产队中，编成329个青年组。1965年，知青下乡工作贯彻了巩固为主，适当发展的方针，全年动员安置任务为980人（其中动员本县城镇青年插队的230人），截止11月20日止，全县共安置774人（斗门县的除外），完成计划83%，其中本县动员200人，完成计划95.6%。1966年，佛山专区下达给我县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任务260人，安置任务330人。截止7月中旬，已经动员下乡的75人，安置下乡77人，只分别完成任务29%、安置任务23.3%。 　　为了把上山下乡的知青安置好，全县投放了大量安置经费和物资。1964年4月24日，全县共拨出安置经费342060元，每人拨款165元。县还定出拨款使用办法：搭寮60元，农具、家具、炊具购置45元，生活补助48元（每月5至6元，用7至8个月），医疗补助5元5元，信社股金3元，福利费4元。1966年城镇下乡青年的动员经费平均每人25元，主要用于补助下乡青年的旅运费、床上用品、冬衣、水桶等。动员所需布票补助，由县商业局按省商业厅有关规定办理。安置经费平均每人定额是：县办青年农场200元，长江林场215元，民众公社农场300元。安置下乡青年所需木材，计划分配平均每人0.3立方米。 　　这个时期接受安置的形式主要分插队安置和农、林、茶场安置两种。接受的知青又以广州、佛山等外地为主。动员本县城镇知青劳动的数量不多。1964年7月至1966年7月动员本县城镇知青下乡的仅有300多人。 　　这个阶段，县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每年都有计划安排，有物资、经费保障，组织比较严密，规模比较小，安置比较稳妥，大多数知青思想比较安定，劳动也比较积极，不少下乡青年参加了共青团，并成为大小团干，被评为五好社员，有的还被保送到中山农校学习农业技术。但由于对知青下乡工作缺乏经验以及其他原因，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部分社队干部对此项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管得不多，管得不好，特别是有些知青的住房问题没有解决好；有些生产队干部违反财经制度，挪用安置经费；一些社队对下乡青年的生产、生活安排不重视，致使约有50%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少数下乡知青，遇到困难，思想动摇，埋怨组织，个别的甚至秘密组织偷渡；个别社队干部和下乡知青出现了男女关系的违法乱纪现象。 　　第二阶段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1966年5月，全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动乱持续达十年之久。这一阶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与“文化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深受“文革”的影响。 　　1966年10月开始，由于“造反派”的冲击，有些单位出现领导“靠边站”和瘫痪现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一段时间处于无人领导的状况。1968年2月17日，中山县成立革命委员会，随后又成立了“中山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办公室”。1973年11月，改名为“中共中山县委知识青年下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中山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具体负责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 　　1966年7月27日，县人民委员会，曾针对上半年知青倒流城市，上山下乡任务完成得不好的状况，发出了《关于加强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安置、巩固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贯彻国务院1966年4月间在批转安置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批示，制止冲击上山下乡工作的一切错误做法。对已倒流回城市和过去保留城市户口的下乡人员，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动员他们回到农村去，在农村继续干革命，走劳动化、革命化的道路。对个别确实有特殊困难，不宜在农村劳动的，可做个别处理。各单位接到“通知”后，认真抓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截止1967年5月统计，全县几年来先后安置下乡知青4091人（其中接受广州市3537人），另外还动员到外地安置648人。 　　1968年，毛泽东发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第二次号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专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来，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全县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 　　中山的知青安置工作，1968年以前，以接受广州等外县市的知青为主，1968年以后，则以动员、安置本县知青为主，从1968年到1972年，全县动员知青到外地安置的共2830人。主要是到海南广东生产建设兵团、省红旗农场和到番禺、高鹤等地插队，其中安置到兵团的多达1965人。 　　1969年恢复从社会上招收职工。1969-1972年共新招收职工9007人。以后每年都有招工任务。这种招工与下乡并存的局面，导致招工与下乡出现了新矛盾，也使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思想回溯，行动倒退。 　　1973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发出了粤字（1973）51号文件，根据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的精神，调整了知青上山下乡的部分规定，改变了过去应届毕业生一个不留的做法，明确了（1）病残不能参加劳动的，（2）独生子女，（3）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4）中国籍的外国子女，不动员上山下乡。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盐场等行业的职工退休时，可由其子女顶替等规定。在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主要形式上，文件提倡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创办以下乡知青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农参加的集体所有制农场。全县按照上述文件的要求，逐步落实知青上山下乡的有关政策，并办起了一批农林场。先后办起国营农林场5个，镇办林场3个，战线（局）办知青场12个，社办农林茶场9个，先后共接受安置知青4306人。 　　1975年起，全县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数迅速增加，1975年安置总人数达2375人（其中接受安置外县市138人），1976年达2322人（其中接受安置外县市43人）。 　　1969年恢复招工以后，全县曾在下乡知青中招收工人。1971年高校开始恢复招生后，也在下乡知青中推荐“工农兵学生”上大学。省委（1973年）51号文件和省委革命委员会（1973）50号文件作出：“今后国家（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找工时，主要应从上山下乡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工”的规定。当年10月13日，县劳动局就向佛山地区和知青办公室打了报告，拟在下乡知青中找工400人。从此，直至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每年都从下乡知青中招收一些工人。而广州等外地到我县上山下乡的知青，则由广州等地的劳动部门，依照省劳动局分配的新增职工指标，按政策规定的条件招工。 　　第三阶段 1976年10月至1984年 　　这个阶段，全县知青上山下乡主要进行了调整、结束和遗留问题处理的工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解决，本来可以出现转机，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党和国家又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这个问题依然无法解决。1977年，全县仍继续动员、安置知青下乡，安置人数1740人（其中安置本县1710人）。 　　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使城镇吸收更多劳动力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邓小平为解决持续二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指明了出路。 　　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结束。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这次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文件在肯定知青上山下乡成绩的同时，也指出知青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统筹兼顾的方针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落实，城乡劳动力的安排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安置人数过多的地方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等。这些问题也在中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文件还指出：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动员上山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全县按照这两个文件精神，调整和结束上山下乡工作。1978年底就停止动员知青上山下乡。 　　在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中山一共动员和安置知青22302人，其中动员安置到25个公社390个大队（农科站）及外地的本市知青15309人（安置在本地12479人，动员到外地安置2830人），接受外县市6993人。整个安置工作所耗物资和经费，因资料不全，不能作出准确的统计数字。如按1973年下拨安置经费的规定（城镇知青跨社、队插队和到国营农场每人补助400元；城镇知青到农村插队，建立集体所有制场（队）和回农村老家落户的每人补助480元），作出大略推算，全部安置经费当不少于900万元。 　　1979年以后，知青工作的重点转入从下乡知青中招工和解决他们的遗留问题上。1979年10月，佛山地区下达给中山下乡知青招工指标1953人，以后几年又陆续下达招工指标，使在乡知青人数逐年减少。鉴于知青工作情况的变化，1981年4月县知青办与县劳动局合署办公。至此中山长达20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那时，下乡知青人数已不多，到1983年只有21人，年底又统筹解决了10人。还余11人，到1984年也逐步得到解决。 [center][B]上山下乡运动的得与失[/B][/center] 　　持续20多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得有失。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 　　“文革”以前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党和国家为了解决城镇知青就业问题和发展农业生产所作出的探索和尝试。1964年、196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知青领导小组组长的谭震林同志曾说过，知青上山下乡的必要性有三条：一是建设农村、建设现代化农业，需要大量知识人才，所以需要城市里的知青到农村大显身手；二是稳定农村青年，因为那时农村青年不安心农业，大批进城；三是解决城镇知青的就业问题。当时中山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山“文革”前共安置知青约2300多人。由于动员安置指导思想比较明确，安置人数也不多，政策也比较落实，对下乡知青的思想政治抓得也比较好。在这种情况下，知青上山下乡，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城市就业和稳定农村青年的作用；艰苦的劳动也锻炼了下乡青年，其中有许多成为社会各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尽管这个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也不象“文革”期间那样大。 　　“文革”期间，中山的知青上山下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在错误路线指引下开展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毛泽东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接受下中农再教育，是基于对建国17年教育错误的“两个估计”。“两个估计”认为17年的教育受资产阶级影响，学校受的教育都是修正主义的。因此，接受修正主义教育的知青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就扭曲了“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的初衷，而成为一项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的运动。知青的政治思想教育方面，也主要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流毒所至，影响深远。加上当时上山下乡以及招工问题上存在着“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对下乡青年的成长也产生负面影响；二是人数多而安置粗放。虽然政府每年都下拨了大批物资和经费，但由于运动来势迅猛，“文革”期间全县累计安置下乡知青18000多人，造成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而草率安置，致使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和兑现，对下乡知青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这样，不但加重了各级政府的经济负担，使当时匮乏的物资供应产生了新的困难，而且也加剧农村住房、耕地、粮食供给等方面的矛盾。具有关资料透露，在下乡知青中约有40%~50%粮食不能自给，住房问题始终是下乡知青的一个难题。在分配问题上，有些知青也常与当地社员发生矛盾。有些农民认为知青上山下乡，减少了他们的收入，抢了他们的饭碗。正是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和生活安置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使下乡知青的思想比较混乱，问题比较多。据1972年统计，全县下乡青年中，不安心农村工作，倒流回城市半年以上的共563人；偷渡外逃已出境的有451人，偷渡外逃的有486人（坦州公社七村大队1965-1972年，知青偷渡外逃的有48人，占知青总数42.2%，留在大队的53名知青中，还有15人参与了偷渡活动）；犯罪被判刑的有24人，因病死亡的18人，自杀5人，女知青被强奸的7人。 　　知识青年回程的过程中，许多难于处置的遗留问题，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衡量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毫无疑问，对我们乃至后代都是有深刻启示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