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既是一般的提法，也是正式文革运动的界定。然而，以我的亲闻、亲家你和亲历体会：为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场政治运动，共达15年多，它占了从新中国成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止这段时间的一半有多。 　　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共中央接连发表7篇论战文章，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南斯拉夫复辟。1963年5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出警告：“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行的反革命复辟……。”6月14日、7月20日，全国各报纸共2次发表批修“二十五条”；再针对赫鲁谯夫、铁托的试行改革，接连发表第一到第九“评”。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了“文化革命”。两年间，社会注意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已在各地陆续铺开，运动中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以说是文革运动的前奏。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批判首都副市长吴晗。中山县的干部，也是以中央报刊的社论、文章作为进行工作的指导思想的，但〈〈人民日报〉〉等，迟迟不转载，致使群众困惑不解。事后，中央明确该文章是吹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号角”：又明文不准“四清”运动的下台干部翻案。 　　我是中山石岐的普通基层干部，一贯服从分配做具体工作，经历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虽知一些具体事情似是而非，但对运动本质问题不很理解，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更无怀疑。直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联系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会纲’这个不适用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才对“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及其实质问题，有个比较系统的认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还有前奏和余波的时间，算来不止10年矣！  [center][B]“文化大革命”的前奏[/B][/center] 　　1964年，中共佛山地委四清运动工作总团的中山分团、石岐分团，在中山县人委会紫里招待所集训。9月，工作队分批进驻部分公社大队和石岐酱料厂、石岐化工厂、石岐制药厂、岐江酒家，是为试点单位。是时，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中山库充，佛山地委书记杜瑞芝在南朗，中山县委书记任成秀在张溪，石岐镇委书记刘楷在石岐酱料厂，分别率领工作队开展工作（兼任过中山县委书记的中央中南局书记陶寿在花县，而对中山的运动，指示较多）。其时，人称“小四清”是清工份，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解决干部“懒、搀、占、贪、变（修）”。我是进驻酱料厂的队员之一。 　　1965年一月14日，中共中央分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议论记要〉公开张贴后，人称“二十三条”，开展“大四清”，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纪要〉明确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住的“文革”运动也一样）。当时传达上级指示，级为严肃，事事离不开反修防复辟。 　　石岐酱料厂原党支部书记黄梦安已调任镇委工业部副部长，代理厂长是从蹭网社调过来，工作有成效有股级干部彭汉彬。他多次以党支部委员名义出席上级召开的会议，并回厂传达贯彻上级指示。虽然总团没批复给他定性，但是实际上他以及个内成了街知巷闻的“走资派”。挨整的还有该厂的全体科室人员、供销员和车间主任。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出现的许多事情令人不解；1963年中央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陶黜树点是广东农业学圣狮（大队），工业学江门果酱厂；中山是工业学石岐酱料厂，商业学信昌（副食品商店）。然而，在四清运动中，圣狮大队党支书陈华被迫害至死；酱料厂的彭汉彬被拘押在公安局 角看守所。石岐试点单位重点对象有：大刀牌肥皂生产者潘恭、抵羊牌电芯生产者刘玉（2人是私方人员正副厂长）、发明新产品和除草眯的药剂师周汉杰、厨艺师李贤。这些人都是党外的技术人员，为何当作“运动”的斗争对象？ 　　令人恐怖的，是在石岐红旗电影院举行的一次批斗大会。会场内外布置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荷枪实弹民兵。在酱料厂内，用麻布袋大豆堆砌成圆型掩体，中间30人坐地，边沿架着居高临下的机关枪，还有持步枪、手枪的民兵和戴袖章工作队员，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某晚，调在药厂的原石岐市人委会人事科长张摈，见到“运动”风烟滚滚，思量自身祸福不测，不禁嚎啕大哭。以前是他领导我，当时是我看管他。我同意并跟盯周汉杰沐浴一次，被队长批了一顿。随队的政治学徒黄**等青年人，因说过“当干部不容易”而受到队内肃整。至于集中在天寒地冻的猪糟边的30名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也毫不例外地受批斗。 　　同年（1965年）7月，除试点单位留守人员外，，工作队员回单位投身机关四清运动。没有清查走资派，而是矛头向下，互相揭发、批判，分批“解放”。大多数干部都有经济退赔给国家。中山与石岐的机关四清运动是地委书记杜瑞芝作动员报告和听取汇报并作指示开展的。 　　“试点”工作结束后，工作队进驻正式铺开运动的第一、第二批公社大队和城镇厂企、街道。我先在饮食服务总公司，后到百货公司的。 　　其时，我对于反修防复辟，整走资派，认识肤浅。〈人抿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陆续发表批“文艺黑线”的文章。引人深思的是没有科技性的生产经营的指导文章，仅是空空洞洞的“大丰收”。 　　1966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在去年5月成立的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布〈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人称“二月提纲”。人们觉得彭真等领导人的文词与姚文元的大不相同。那时，我们中山的生产是以农业为主，我以为政治运动的饿重点是由农村转向城镇了。 　　4月间，工作队内部传达中共中央4月1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说建国17年是“黑线专政”并上溯到30年第上海文艺界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见报时加入了陈荒煤)是“祖师爷”。随之，报刊、电台展开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前后，镇文教局副局长赵德均和我分别发表了腿界文章和窗橱影评。凭直觉，上级必然内部“排队”。果然，赵氏首当其冲，被作为黑线祖师爷的党羽，遭受侮辱性的揪斗。 　　当年，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林彪做毛主席的最好学生。石岐百货公司中心门市部装饰林彪的“四个第一”标语最为美观醒目。同时，举国上下（中山不例外）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大学校长邓拓和北极光内市委统战部廖抹沙的“三家村”、“燕山夜话”。干部、教师、文艺界在“四清”运动的清政治、思想中，人人自危。而社会上的经济市场，物资紧缺。广大群众不关心哪个是走资派，最关注的是赖以生存。我们10人买1箱江门电车牌洗衣见，是走后门，低层干部找窍门，教师、职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口号中，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风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席卷全国，也即将来到中山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阶段 　　196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云密风紧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见不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一贯主持节日庆典的这位首都市长，去了哪里？南粤中山人民尚未知道“上头”怎样发动谁人整谁人。 　　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正式开始。《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提出了与彭真等人截然不同的，与去年姚文元文章衔接的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 　　中山县委、石岐镇委根据省委指示，赶忙派出工作组下去搞揪斗。除了上述的石岐文教局赵德均，中山粤剧团演员易玉颜（县三届政协委员）、县工商恋副秘书长张国钧、钻写《圣狮风雷》小说的商业局干部余松岩、文恋干部缪文森……被轮番批斗，游街示众外，学校的教师，越来越多人被揪斗。 　　五月底，小学校和幼儿园以及传统庆祝国际儿童节的团体，估计中央有育幼工作指示， 不知，“五人小组”的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舌舌长吴冷西已被撤职，刚接任两天的陈伯达，与6月1日抛出标题寒光闪闪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被称为打击一大片的动员令！进驻学校的工作组，以中央报纸社论作为尚方宝剑，揪斗对象范围更加广泛；石岐中学生竟有“小邓拓”（组长汤林绰后来在答复质询时说未办呈批立案）。从那天算起，称56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 　　7月16日，73岁的毛主席从浙江杭州到湖北武汉并出现在长江，5000人伴游。中山人民与全国人抿都因为毛主席健康而十分欣慰。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22日，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发表声明：支持越南主席胡志明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山干部尚未知道谁是“走资派”，但亦明白6、7月留守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派工作组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难辞其疚矣！ 　　中山群众注意到7月27日至8月10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不提及刘少奇了。公布的《关于物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称“十六条”，与四清运动“二十三条”一脉相承，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公报》没有了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只有五中全会增选的中央副主席林彪。 　　全会期间，《人民日报》“八一”建军节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内容提及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搠月北京有些青年秘密联络，代号“红卫兵”，取义与“红色政权的卫兵、”造反有理。接着，报刊发表了8月5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纸》，此后，神州天地风气云涌，举国沸腾。 　　中旬开始，中山、石岐的造反派，纷纷起来揪斗前工作组组长、县镇和部委办局领导人。入秋，佛山地委承转省委批示：石岐镇委书记刘楷，暂停职务《后派陈非来石岐接任》：前中山县委书记郭信民，在广州被揪回来批斗游街。中山、石岐的中学校领导人，纷纷被押到街上批斗。 　　是年冬，上级派我到石岐镇委搞接待工作。具体任务是引介走访和分发文具纸张给来自方方面面的造反派不满。 　　中山在运动初期的发动阶段，既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揪“小邓拓”，整走资派，又批判资反路线；既横扫牛鬼蛇神，揪斗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又冲击工商联会员——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到底以何为主？中山城乡人民，甚至新成立的群众组织、红卫兵组织，仍未有一个明确中心。有一晚，闹了一个笑话，新到任的镇委书记陈飞，妻子来探望他，他们竟来询问我这个下级小人物：石岐“文革”怎么搞？前县长兼石岐镇委书记陈燕山，为什么在疗养院企图自杀？我只能答：一概不知，只知道服从分配做具体工作。 　　10月1日，首都举行建国17周年庆典，不是按惯例由市长主持，而是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发号令：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利用国庆节，矛头直指国家主席。 　　时过两天即10月3日，第13期《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主题也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大学生彭大富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举行10万人“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中杀群众看了这3天报刊，心有所思：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派工作队成了习例。绱有错误，历来提的是“左”倾或右倾，“文革”运动派工作组，充其量是工作方法问题，今次竟然成为“路线”问题？不只成为“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反动”的。况且“彻底”就以为着有人将被彻底打倒了。此时，”中山红卫兵“愈来愈多，社会越来越混乱。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两个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与10月9日至28日开了19天，刘少奇在会议工作检查。陈伯达长篇讲话《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大量印发，发给红卫兵小队最少一本。此后，不见了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露面；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取代中央书记处了。 　　11月2日后，“革命传单“在全国各地满天飞。”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副标语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出现。中山、石岐和全国各地人民以及外国记者以至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文革前奏时期的”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打倒对象是谁了！ 　　12月16日增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有林彪《再版前言》，在中山，人人有一本，众称“红宝书”。凡是集会或上班工作前，大家气力向毛主席肖像鞠躬致敬，唱歌曲《东方红》，诵读毛主席语录，挥动“红宝书”高呼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脱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有时可以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再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散会时，集体歌唱《大海航行考脱手》。人人都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同时大搞“破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中山也有不少文物在这期间遭到破坏。跟着大搞“红海洋”。所谓“四大万岁”、四大无罪“的大型标语处处有张贴。造成红色漆由脱销，纸张不继。 　　对于56天资反路线，国庆节以后，明确必须“彻底批判“！批判谁人？就算不理会传单的消息，中山人也注意到11月2日北京大标语打倒刘、邓！次日（3日），全国各报均在醒目位置登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陶橱在一起的5人照片，清楚地向世人昭示，已经屏弃了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远离县城30公里的翠亨村中山纪念中学的学生，也到石岐造反了！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它是中国历史的怪物，能与党的中央、政的国务院、军的中央军委共4个部门联合下发权威文件并公开张贴。中央文革组长是中央第四号任务”中共一支笔“陈伯达，副组长是”文艺革命旗手“江青和号召夺权的张春桥，顾问康生，组员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中山，多次播放仍操福建泉州惠安县口音的陈伯达录音讲话，他说”代表“毛主席向革命群众问好，因而群情激昂，一再高呼”毛主席万岁！”  [center][B]文革时期军管[/B][/center] 　　1967年初，29岁的上海第十七棉纺厂的王洪文伙同轧钢内春桥、姚文元搞百万人大会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一月夺权风暴也吹到中山。其时，群众组织也纷纷成立了；除了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以及省市区报纸，还有小道消息和“内幕”新闻的传单满天飞；街上大字报，随处可见。中山各单位群众组织，也大搞夺权。有些单位（例如石岐镇统战系统）恐怕人家讲保守，更怕被社会上其他号称“革命造反”的人入来夺权，也宣布已经夺权。中山（含石岐）各厂企职工仍在原料、货源紧缺情况下，照常生产经营；仅是极少数人离岗闹“革命”。大学校的“复课闹革命”，只是空口号，实则更加混乱。 　　2月11日、16日，在国务院召开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有些老师说了真话，对中央“文革”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中央文革的人说这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并组织围攻。随即，全国各地亦掀起反击“二月逆流”。中山的特点是，铺天盖地的打字报，其中批判陶础在的比较多，因为1959年的同月，兼任中山县委书记的陶寿在“反瞒产“和“四清”运动期间，曾下令逮捕和批斗了许多人，挨整的干部和群众对他有意见。当时，因二月逆流，标语口号变成打倒刘邓陶！ 　　3月，广东省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广州也于同月军管。4月1日，中山县实施军管，主任周吉武，副主任刘恕、邓开。这是建国后中山（含石岐第二次军管。这次与以前有所不同，驻军开展三支两军的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我本人被派入去做买文具等等杂务工作，具体领导我的解放军干部是王美焕，他交带我：凡是发表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要及时召开万人大会，要迅速布置会场的主席台。有一次在凌晨4时，我到下基海滨学校叫开门借桌椅搬到悦来中路体育场，既铺盖红布，又悬挂毛主席大副肖像，也要拉横额、插彩旗，还搞开水供应坐主席台的，事后清场等工作，我与三几名士兵搞得手忙脚乱。每次集会，军管首长讲话是一码事；群众中的反映是另一回事：这边高呼“横扫三月黑风”！那边大喊“三月东风万岁”！而我这个“乐逍遥”则赶时兴，学唱毛主席语录歌曲。 　　是年，广州市的中国出口商品春季交易会延迟了一个月举行。事前，周恩来总理由北京赶来广州，与造反派主要头头开座谈会，总理对“三面红旗”—中大红旗八三一战斗队队长武传斌、华中红旗、广医红旗（群众组织）给予肯定。中山的造反 派听了总理录音讲话后，相争竞学物传斌，建筑物的漆油标语更多了。 　　7月是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中央派人到武汉安排主席“计划行程”。14日毛主席到武汉，18日召开会议批评武汉军区陈再道在支左中犯了错误，支持“百万雄师”而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斗。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主张革命大联合。当时的湖北乱糟糟，大规模无都一触即发，毛主席不游长江了。当是江青惟恐天下不乱，于7月22日提出“文攻武守”的口号。消息传到中山，社会紧张气氛更甚。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文“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任务，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红旗》杂志竞相呼应，于8月1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是斗争大方向，抛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彪直接指挥的“崭新理论”，历数彭德怀老师的种种“罪行”。至于组织南昌起义部队和井冈山会师的朱德等将领，被排斥和取代了。毛主席的女儿李纳是《解放军报》领导人之职，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我们多次听有关领导说要多些学习“肖力”文章，总是觉得：人民军队的报纸，搞揪斗军内走资派，预 不好。据“传单”消息说，上头有人提“还我长城”！因而，多数人对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予“独立思考”，表现冷淡。在中山，只有少数人到库充金字山军营、石岐武装部闹一闹，可以说没有乱军。 　　10月，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之后，发表将话：“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全中。”我们学习后觉得，今天揪出这个，明天打倒那个，走资派是哪个？中央层状况如何？精神迷惘，只有一边思考，一边服从军管会指示干工作是了。 　　11月3日，《人民日报》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大树 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其实，早在1935年1月，贵州遵义会议以后，国人已经敬仰毛泽东，何须30多年后才提树（立）？当时，处处大搞“忠”字化布置，浪费不少资财和人力，使物资紧缺的国库更加空虚。有些粗俗的作为，那时无人敢讲，实不可取。如“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等，仿似教徒礼拜念经一般所为。在农村搞“四到田头”，开工前先唱《东方红》，跟着把毛主席肖像、毛主席语录牌插在箩箕粪上或农具上，带到田园，念了语录，拿出毛主席肖像、语录牌，倒了粪或做工之后，回头仍带着肖像、牌子。收工回到村口时，要唱《大海航行靠脱手》，以民兵 带头，社员照做。干校文艺表演，舞台上的粪车也插上毛主席肖像，粪便与为人的肖像混在一起，如此不伦不类的庸俗作为，那时认为是深厚的“阶级感情”，谁人感说一个“不”字？！  [center][B]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B][/center] 　　1968年2月，中山各战线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是月，中山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周吉武（袁丙焕继任），副主任刘恕、林崇球。下设文化革命组、物产阶级专政组……。革命委员会之名称是毛主席确定的。因去年1月上海夺权风暴之后成立人民公社，北京和各省市也准备跟着成立公社，如是，国务院叫什么？国号叫什么？最高领导人叫社长吗？于是，毛主席提“还是革命委员会好”。革委会成员由革命干部、军队（或民兵）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10月，县革委会下设机构改为办事组、政工组、抓革命促生产组、保卫组。直至1980年9月，恢复中山县人民政府。 　　3月，机关干部到农村支援春耕劳动。其时，部分公社已破四旧改名。例如明代香山外沙、大排沙一带的农民，备战防止葡萄牙人由澳门北侵，那里的河湾而已保卫神州，俗称神湾、磨刀。毛主席诗词也有“六亿神州尽熏舀”之局。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中山神湾改称新湾，张家边公社改称红旗公社，板斧金钟大队改称长征大队……。石岐街名巷名也改成反帝、反修、灭资、解放、光明…… 　　我是参加红旗公社班，在濠头乡的几个大队整田插秧，劳动量很大。因农田距离村落太远，不便回去拿午餐，只有就地捕捉田鼠、水蛇、澎蜞和合着自带米煮食。依例每天交给三同户粮票一市斤和人民币4角。县革委会、军管会来人检查工作，老是说“红海洋”不够广，“忠”字化不突出，说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可是超万人的濠头、犀角、安堂、象角大乡的街市亭，冷落萧条，供销社仅能供应一些咸杂副食品，农业生产资料甚缺，却没人提民生的需要。 　　该年8月起，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按照“稳、准、狠的指示精神，清查10种人：叛徒、历史或现行特务、走资派、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表现不好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漏划份子、富农分子2、历史或现行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和反改造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网罗入去的还有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已破产歇业的资方人员（上网上线称资本家），愈挖愈深入，原工商业者普遍受冲击，被查抄财物，口碱工资，挂黑牌，剃”牛头“游街示众”。在被揪斗者中，最受伤害的是党政领导干部和阶级斗争重灾区的学校教师。开明人士苏翰严也从省文史馆被揪回中山，推入万人大会的挂牌戴高帽游街示众行列。原中山县副县长梁其咏就是在清队期间被迫自杀的。 　　机关干部分别在五中（今启发中学）和财贸党校搞查揭批斗。重点对象被关押监护。由于批斗对象太多，出现揪斗容易处理难的情况。例如街道生产社（组），原安置了不“纯”的人就业，批斗过后进行清队，上级一纸批文：“遗送农村监督劳动。”而社组无钱建棚寮、买农具、口粮，公社生产队不肯承担也无能力付款，只能对这类人开除出去而增大社会上失业队伍。  [center][B]干部下放到干部学校劳动[/B][/center] 　　1968年10月4日晚汤时，各地电台广播毛主席5月7日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最高指示”，人称五七指示。中山县属机关干部正在清队进行中，连夜迁到大鳌溪村原师范学校农场，，成立“一O。四干部学校”（农场）。这是县革委会和拘管会早有规划的。随之，县阵再成立夹杯石（山名）东方红干校，莲锋山太阳升干校，分花水村红光干校，长江水库侧的平铺干校，黄圃区干校。未几，后成立的称为份校，“一O。四”是总校。继而，差奇洛村侧的林业局第二林场，并入“东方红”，后来又有裁并，改称总校是属下第*连。80年代初，保留总校改称长干校农场及附属知青场。知青逐步回城后，升格为长江旅游区指挥部，与五桂山建设指挥部同是公社级。 　　我在东方红干校劳动（代理革委主任是陈烈），先后在禾田班、果林班、炊事班、保卫组、畜牧班工作。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公报》撤消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同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的炊禁之所冤死。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仍作党中央第四把交椅。报刊的排名次序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但步入会场到主席台就坐，陈伯达是跟在周恩来的饿后面。然而，中央文革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部进入了政治局。九大号召革命大批判，我们干校学院，当然按照中央文革的稿子大搞“田头批判”。 　　县监护所拘押了约50名被揪斗的各级干部。该年清明时节，这批人员被带到东方红干校职员春耕插秧，被管得很严。如有诸如修理锄头小事，要先高声“报告”！再蹲下做事；晚上不准用蚊帐（预防自杀），睡在山上礼堂地面。我和干校几位学院日夜轮班看管。期间，监护所上级“二办”的人员来巡视，召集被监护者几位代表座谈，听取意见。他们要求准用蚊帐说山蚊比城蚊厉害，用蚊帐还可防蛇。原石岐镇委书记陈飞说：‘原中山县长陈燕山自杀行为是极个别的事，我们都是爱惜生命愿意继续工作的。“春插完成不久，县上决定将此批被监护人员转给干校管理。套们带齐行李，由刘汉领队到干校。我和李金华负责接受，刘汉持名册逐个点名移交。我们给他们安排宿舍，准许用蚊帐，指定行走范围，家属可在星期日来探望。他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写交待，不准交谈、不准哼曲，到9时30份，我高声点名：陈飞、吕胜、李斌……对方答”有“！宣布就寝。干校领导和专案人员常找被监护额文化，反映认为工作失误该据实定性，不该归为路线问题或等于什么，引申为反对毛主席的走资派。许多人要求组织重新审查。后来经过落实政策工作，军官会派人来分批”解放“，这批被监护人员多是转为干校学院，少数到新单位。该年，东方红干校的140亩和田，30亩鱼糖，500亩山竹，100多亩果树及花生、菜薯，存栏生猪138头以及仔猪、鸡，都获好收成。不过，假如计算工资、产品成本和行政费，则是经济亏损。 　　秋冬之间，《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下达，搞备战；搞干部四条出路：！退职转去农村务农，按劳动工分分配；2留职到公社大队工作，工资由县革委支付，户口和粮食在农村；3。转到厂企当职工；4符合条件者办退休。 　　在深入“清队”时期，城镇青年要继续搞上山下乡插队务农（有条件的，可以回老家务农，不发安置费）或到海南兵团垦殖橡胶。战线单位组织人力挖掘防空洞，说苏共领导组饶我国援越抗美，苏修继珍宝岛战役后随时可能打入来。是年，美国发射载人火箭，人类首次登上月球，国内封锁消息，香港《大公报》编辑竟然将此消息登报，被调回内地判型劳改１２年。那时讲政治思想第一，人人讲话要十分小心，尤其是有港澳关系的，更加谨小慎微。“九大”之后，下面搞斗、批、改，中央高层在研究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林彪与中央文革成员正在着手修改国家《宪法》（草案）。后来才知，当时为设置国家主席问题，争持激烈。林彪指示陈伯达出面发难，想当国家主席。次年３月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不设国家主席。我们的基层干部，此时最关心的是干部的四条出路。 　　在清队和干部四条出路中，原县委统战部长石德秦，患上精神兵。他的旗子原是有机队成员，在解放战争中，随队担架救伤兵，南下途中饥餐挨苦，为革命贡献不少，因为历史上曾经被敌人捕捉过，今次遣送她全家（包括在民众公社务农的女儿）回原籍河北。随行的婆婆。火车到站时，即气绝身亡。遣散费已买了寒衣鞋帽，其酸办丧事。日后落实政策复职时，经济计算是超支。其女儿变了跨省下青，未能回广东，她偷偷回来在石岐玻璃厂（原石岐镇委统战部副部长汤林绰任厂革委副主任）做黑市散工，却被揭查出厂。 　　[center][B]斗、批、改[/B][/center] 　　中山几间干校大部分学员，已于１９６９年两批下乡搞斗批改，次年春，我们留校的少数人，再被派区增补工作队。我因对于孵鸡养猪工作有兴趣。临走前一日到石岐维新街口环城食品站采购猪苗２０头，亲自用木板车运回干校入栏，晚上在班内交带清楚，便向“七友”道别（校友之间互称七友，出自毛主席〈〈五。七指示〉，也形象“７”与锄头相似。干部务农也叫做揸七〉。次早，到达小揽公社沙口区　口街道，投入工作队工作。初秋之时，转往红旗公社前进（即西亚）大队宫花村，仍是斗批改。 　　８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召开。１１月６日，中央发表〈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组”管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组长康生。庐山会议后，中央文革与陈伯达被替代了。中山人民也觉得“康调”与“陈调”的文章，异曲同工学林彪，“紧跟”毛主席，抓阶级斗争！ 　　中央组织宣传组成立后，康生称兵，改由姚文元替代陈伯达做“舆论总管”。姚的文词，亦是与陈、康一脉相承。陈伯达不露面，中山群众与全国人民以及外国记者都有猜测了。１１月１６日，中央发表〈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把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印发下达。此后，在“文革”斗批改运动中，同时开展“批陈整风”。 　　１９７１年春节刚过，我们“侨乡斗批改试点的直属五人小组“到达环城公社恒美大队，组长黄联安，有的驻在第四小队（人口超千名），有的跑面，我在新村仔，是第一小队（人口八百多）。各个小队，改称为”连“；大队内有民兵营。首要任务是以沙诵大队为榜样，每天早上组织全体社员”天天读“。既学习毛主席语录，又开展批判陈伯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但当时是以康生、姚文元的言论来批判陈伯达，好似新瓶装旧酒，气味不变。农民听了很多，有如水过鸭背。正当拔秧插秧季节紧迫之际，工作队和大队干部却来工地组织社员“田头读”，学习毛主席一段一段又一段“最高指示”，群众不满。 　　１９７１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全国报纸对陈伯达是用“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字眼。7月21日，〈人民日报〉登载林彪批判陈伯达的话。人民群众不理解林彪的“批陈”。 　　我们培养“积极份子”带动“天天读”，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批陈整风”。但农民最关心的是口粮，把批陈整风当作耳边风。 　　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经济核算是： 　　卖产品收入—（农业税+上缴十种子、农药、肥料、 料、大农具折旧、小农具）=收益额。 　　（收益额—工积金）/总工分、每个工分直。 　　公份值*户工分=该户分配额。 　　收入是包括国家征购粮和留粮、口粮。征粮的值，抵顶税金，俗称爱国公粮；购粮的值得，是卖牌价的余粮、三超粮等等。 　　舌员分配首先减除口粮值、赊欠；假如分配额不够减则是超支户。 　　社员利用自留地种植一些农作物，用于弥补生活。小量农作物或擒蛋，拿到市场出售，属资本主义性质，仍可容许；后来越卡越紧，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又规定各户要完成牌价擒蛋任务和公拦私养的调五留五生猪任务，才允许卖高价产品。生产队还有荔枝、香大焦、花生、麻、冲、糖鱼、的牌价派购任务。 　　文化大革命运动到了1971年，虽然停止了打砸抢抄抓，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但是，人的精神面貌比前更紧张，社会物资比前更紧缺。农民认为：“农业学大寨“的政治评工分,是违反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更为不满的是，上级连年瞎指挥生产，春播年比年早，年年冷死秧，浪费了谷种，减少了口粮；命令种植旅绿肥山毛豆、田青、紫云英……不切合农事实际。又规定虽有技术而成分不好的人、不准做保育员、官舱员、财务员、伺养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说是阶级斗争备战需要。又因为惯窃毛主席“探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连年增加余粮、光荣粮、三超粮、支灾粮等名堂多多的超购粮，社会口粮吃保护线“  声”（每月稻谷30斤）。农民种粮无饱粮，饥肠辘辘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因而怨声载道。我们搞了半年斗批改，也重点整治了以第四小队队长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倾向，调整补充第一小队的班子，再搞批陈整风一系列思想教育，而农民依然故我，贫穷不变。 　　干校第五连（东方红干校），学员增减保持100人左右，连长邵寿禄。先后邀请濯奇洛、竹秀园、恒美大队贫下中弄代表来校给学员讲“阶级斗争”课。那是，人民贫穷而政治红彤彤。电影只有江青搞的8个“样板戏”。安排了《智取威虎山》在恒美大队会堂白天放映两场，全体社员停工看电影，派出8名武装民兵往来马岭大队护送走片，防止阶级敌人途中破坏。（石岐仁山广场，立了一个毛泽东塑像，由中区生产社、组派人一班四人日夜三班保护，防止四类分子破坏）。当时的教育革命，公社、大队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农村，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弄管理学校。”环城中学也如此。1971年下半年，是“文革”运动“一打三反”的高峰期，重点不再是揪斗走资派，而是打击“沟联策反”，批“三洋思想”，以广东台山县大江公社创造的经验，批斗范围扩展到街道和“三胞”亲属中去。厂企社组的职工和街坊群众，很多人被批斗（俗称“企被台”）。那时，我是石岐中区斗批改工作队的班长，多次参加县工作队连排班长会议，知道一些情况。一次在机械厂（后称农机一厂）召开的会议上，听介绍说岐江区汇援段挖出了一个“沟联策反”的特务组织，说有一个日本潜伏特务，以其在百货公司工作的丈夫，沟联一个右派份子，通过其在澳门的妻子，传输他们所盗窃的政治经济情报。当时说得危言耸听，接着是一番紧张的对敌斗争，最后弄出了人命。原来所谓日本特务的装副，是石岐工商联资料股干部林宝荣，后调往百货公司工作，其妻原是日本大坂华侨后裔，于日本大举侵华，日本国内排华之时，随父亲举家返回中山。此耐陈年往事，但运动当头，不知有何蛛丝马迹，被内定为日本潜伏特务而拘押斗争；同在百货公司工作的工商联会员关迪，当然与林宝荣相识，因为本身是摘帽右派，更兼妻子在澳门（名黄玉芳，1962年被批准往澳门定居，据说在一酒店做清洁工人），如此，这些既定的揪斗对象，很自然地被连在一起，成为“沟联策反”组织。经轮番斗争和一系列逼、供、讯，关迪惶惶不可终日，几天后就吞下大量止痛片，用刀剖腹自杀了。这“沟联策反”一案，最后是“挂起来，不了了之。 　　我们的斗批改工作队由干校学员刘楷担任队长，下设几个班。我先后到石岐中区向阳居委会（民安街）、绳缆社的主场在河边街艺圃通津，用地面积很大的分场在华佗庙。该处原是驻军营地，1967年揪军内一小撮期间，部队迁并库充金字山军营，原农场职工调过夹杯石石岐“劳大“农场。原营房和靶地、菜地（即今天上墩街至白水井大假的消防支队后面一带）。免租交给绳缆社借用，社长陈 光。产品有销路，增产也不满足江门甘化厂的要求。然而，这家费用低微的半白人工厂，皆因被规定了不合理的产品格价，所以，尽管生产形势大好，仍是经济危机。职工工资一般是28—35元。大多数职工是受过处罚给生活出路安置的，也有因家庭成分不能入国营单位的青年。社会上甚至上级领导都说这类社组阶级斗争最复杂。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口号下，搞阶级斗争浪费了不少工时、工资。我千方百计努力争取上级支持，将二轻的雨帽扫把社接了过来（不接收入），扩大绳缆社经营项目，务实使该厂活下去。我向队长汇报：该厂只有极个别人思想守旧，讲过一些封迷信错误言论，抓不到阶级敌人。便提前个多月结束斗批改工作。 　　我到孙东居委会时，是第七任班长。我不再掀起查阶级敌人，迅速对12个对象结案呈批，全部不定性从宽处理。期间，我与王谨薇（男同志）下乡或远赴外县核对材料，发现所谓“敌对“情况，无一桩属实。联想到绳缆社借用军营时，因不积极批判”二月逆流“的彭、罗、陆、杨，厂的领导人也属资反路线人物，真是杂乱无章的子虚乌有“罪”名。于是，我决意实事求是办事，宁可做坚定时，被定为右倾。 　　1971年9月13零时32份，林彪等人乘“256”三叉戟哦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后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地区坠毁。“批陈整风”对象陈伯达，迅速被从北京押往秦城监狱。当时九。一三事件“绝对保密。我在绳缆社奉上级指示：对一切“红海洋”的标语通通铲除，等待国庆先标语指示。这意味着林彪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有林彪签名的全文仿笔迹），”四个第一”以及歌颂林彪“最最最最”等等标语口号都不适用了。但国庆前夕仍无新指示下达，只觉得报纸惯用的”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文词，没有了”以林副主席为副”这一句。抓陆军的黄永胜，抓空军的吴法宪，抓秘书工作的叶群，抓海军的李作鹏，抓军需品的邱会作等人，在以后的”文革”大事中，没有他们见报。传说广州海军在陆上参加巡逻。在猜测有一天，看见老党员队长刘楷，面无表情，思想沉重。不久，轮到我参加某一批的在沙涌县革委党校内听传达，才知道”九.一三”事件真相，后来在绳缆社传达。 [center][B]批林批孔与批右[/B][/center] 　　1972年初，在去年”九.一三” 事件后，中共中央下了几个红头文件，是发动群众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社会公开是由”批陈整风”转上，”批陈批孔”。报刊是批判”刘少奇，王明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这个政治骗子是中共党章明文规定的党中央主席接班人林彪。尽管党章未明确见报修改，但10亿人民都知道了。 　　此时春节刚过，我在干校总校拿了介绍信，到县革委政工组报到，转介绍到县财贸战线革命委员会报到（革委主任刘楷），被分配在县水产公司工作（公司革委主任麦悦祥）。 　　经过分分合合，刚从食品公司分设出来的内销水产公司，百事待兴。我先到20多个公社的大队调查发现：以前中山塘鱼虽大量运销港澳，但内地乡镇街市亭都处处有鱼，保证塘鱼定量供应，石岐还有咸鱼街（南基路）。而当 时除小榄，东风，南头，古镇是水产出口公司的出口基地和三乡，南朗，张家边几个无交售塘鱼任务的公社外，有内销任务的15个公社，为什么塘鱼这么少？原来是”文革”开始后，借口关贯切毛主席”以粮为纲”最高指示，粮食任务年年加，逼使农民”枪毙”，半枪毙鱼塘。有很多生产队大搞”三收塘”（育秧，种上造禾，晚造养鱼），塘床年年高。农民说“塘鱼任务不完成，面皮顶；粮食任务不完成，肚皮顶。”其时，养群鸭，多养一些鸡，是资本主义，生产队将任务超额塘鱼在市场摆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学大寨”，种大头菜是埋”埋地雷”，要挖掉；中山特产神湾菠萝要枪毙；以路线斗争为词，对塘鱼则采取迂回战术围剿！ 　　海河鲜鱼的拖，围，吊，刺，划，装，养七大作业，在”批林批孔”中，认为冲击”以粮为纲”，诸多限制。机船的零配件，燃油很缺，产品交售价也不合理。该年开始，有关公社，大队的捕鱼组与专业渔村，陆陆续续全家迁到横门口的山坡，成立渔业公社，各队的渔获按”活任务”交售给水产口收购站；超任务则经济好一些，不完成任务则穷。收购站按出口，内销两大类分别上调。居民只难吃碎鱼，中价杂鱼。十年无一条上品咸鱼面市，原因在此。年初一上市的拜年池（鱼）和春季池泽鱼，大量盐腌，用于下拨支农的春耕，双夏供应。由于”留”，池咸鱼变成”红头烂肚蜡烛味”，农民宁愿吃南腐乳，大头菜（咸冲菜）也不喜欢它。加工洗晒咸鱼池鱼干货，好一点，凭证供应每市斤0.60元。鱼货缺的原因，在于政策卡得死，渔民多是穷。渔业公社干部刘轩（原工商联干部）说：”说批林批孔带动渔业增产，这是”秀才”文章罢了。”文革”运动期间直至1984年，渔民的供应粮，不见得宽裕。 　　为了石岐居民吃鱼比较合理一些，水产公司根据统销粮簿，每人发给一张购鱼证。每期4个鱼证，一个证供应鱼类0.20元，多是4个号码同时使用，节日增加公限1个号码。视上调情况旧”煞尾，用新证号码，。购鱼证是我设计并到印刷厂监印的。由于养鱼水面面积不落实，生产队不设鱼塘专职社员，吃草的鲩鱼（可带旺鳙鳊鲮）三饥两饱，加上配售生产资料不足，亩产塘鱼2市担都有。坦洲公社有3000亩鱼塘，竟然要求县城下调塘给公社墟镇居民。我负责下乡安排塘鱼生产（安排鱼苗，精饲料，工具），催调任务鱼。这差使令我十分头疼，就怕供应不继，难以向8万居民交代，有些月份不完成任务，”面皮顶”。幸者，每年累计总算完成任务交差。 　　1973年轰动中山的”？马大案”。是石岐酱料产大草棚和县粮局第四仓（老安山仓库）同月失火。当时经有关部门调查，认为非人为纵火事故，但县委保卫组认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指令各单位发动群众查揪阶级敌人。根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指示，硬是在”复杂的”水产合商揪出职工？昌，经七斗八斗，并在”稳，准，狠”的狠字上下功夫，他竟然承认放火，还供出了同店职工马培。时一年多，因查无实据而释放。我到奚角公安看守所办手续领他们回来开工。我批评？昌随意认罪，他愤怒地顶撞我：”文革运动好似《西游记》，我俩人在店售货，众人为证，我却会有分身术去放火！真是天方夜谭；天天被’搓波’，岂容不认‘罪’?!皆因我当过国民党兵，底子不好啊！”？昌要求对他一案作个结论和补发工资，可是此案最后是”挂”起来的我这个私政员确实无能为力。 　　1974年初，毛主席批准”批林批孔”。先是批判林彪效法孔二老，克已复礼。中山各单位也搞批林彪形左实右的极右实质给本单位带来的”流毒”，要大家明确几千年阶级斗争史是儒法斗争史。春秋战国文圣孔丘，亚圣孟轲，著作《四书章句集注》等的南宋朱熹，以及《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等都是儒家害人的。继而，报刊有了”批林批孔批周公”文章。西周的姬旦，是武王弟，辅助其侄成王平乱并建立典章制度”周礼”。报刊文章对他轻描带过，矛头指向国务院17年黑线专政（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是江青等人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中山县水产公司也亦步亦趋，晚晚组织学习，摘批判，各人检查自己有没有沾染林彪流毒，并进一步批判《水浒传》宁江投降主义。那时幸好没有揪斗具体人。 　　该年，已进行10年的青年上山下乡务农民工作，继续摘下去。早在10年前的”四清”运动初期，中共广东省委文件明确：满16周岁以上的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锻炼，保留城市户籍，3年后可以回到复户。也有成千人下放到中山各公社大队。其时，石岐人委会领取了国家安置下青费，在莲峰山，夹杯石办了劳动大学（石岐劳大）。、1967年全国是和地下青要求回城，有的省委答不理，广东省委说回城是修正主义，决定取消下青的城市户籍。很多家长，学生有意见，建议对下青有个期限，十年也无妨。然而，报纸发表了毛主席”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下青工作继续搞，且愈抓愈紧同，提出家庭儿女”多农少工，先农后工，以农为荣”的口号，限留1个儿女在身边（包括刚刚回城的）。由于下青碰到不少实际问题，70年代后期，有些单位有经济自办知青场 。例如商业局在环城公社办农场（傅嘉志负责基建）；县革委会在长江干校附设知青场’；外贸局在三乡白石办知青场。有些单位与公社合办。例如水产公司与神湾公社合办，食品公司与五桂山长命水大队合办。家长是街道居民的，青年是去本县多宝农场，斗门县灯笼沙（红旗）农场。前石岐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刘斌，7个儿女没有一个身边职工，儿子在灯笼沙务农，溺毙。1978年”两个凡是”时期，报载广州知青去西藏务农务牧。中山县粮食局知青下乡之后，80年代陆续回城了。 　　“两个凡是”期间，1978年国务院正式文件（有小册子）明确规定，如果下乡知青犯法，刑满不能回原来的生产队，只能留在劳改场劳动。这一条规定，令人不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份子刑满可回原地做工，而知识青年却要”刑满留场”？ 　　1974年下半年，我被抽去参加”整顿社队企业办公室”工作，主任林海宏，上级主管是谢明仁。整顿社队企业工作，离不开路线斗争。三乡公社主管社队企业的肖野（1961年至1964年县党校副校长，）被指责为埋头业务，不积极带领职工批林批孔，而遭批判斗争，先戴”修正主义份子”帽后冠生产观点金钱挂帅的头衔。其间，我们几个人奉命帮助坦洲公社建立了轮窑砖厂和粮厂。建粮厂必然从神湾东风糖厂划出蔗区，连锁反应到石岐，海州等等糖厂蔗区，各糖厂吃不饱。然而，坦洲糖厂收榨季节什么部门给补贴？我提出了问题。但上级认为：搞好批林批孔，认识儒法斗争，什么都可以解决。这是离题讲空话，隔靴搔痒，不解决问题。 　　整顿社企业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拟定了一套社队企业措施上报。我亲手钉挂”中山县社队企业管理局”木牌于二轻局门前，办妥电话单车的事务后，返回水产公司。 　　我作为公司”代表”驻水产小商贩合作商店（兼管公司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民主党派民建会成员的改造学习，是私政员）。初到职，合商中有6个商店主任问我：”前私改员杨荣不学林彪高举，不组织小商贩学习毛主席著作而被批斗，你又怎样做呢？”我口头说向职工群众学习，心中盘算： 他们这一班人的工作实绩，关系到70户人的吃饭问题，因而”抓革命”的作用，必须体现现在促生产的效果上面。由于私改政策规定，小商贩集体经济单位不准做批发销售，不准购销大百货，大五金和海味水产品，不准备购销异城结付。单调的水产零售。长期维持不死不活状态。他们工资支不足，连工作手袖，围裙，三轮车也没有；仅有资金1.4万元。我便努力下功夫，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大经常项目。例如兼卖议价鱼，增设鲜鱼档等，并量才用人，使一些被揪斗过的业务技术员人尽其才。我点滴文具都回公司领用，勉励他们开源节流，精打细算。由于大家齐心合力，苦心经营，不久，整个水产联店的经济面貌大改观，不但工资十足，还有公费医疗和福利（开茶点会，看电影），流动资金增至6万多元，为实现小商贩办退休福利打下基础。不过，我每次回公司学习，评价是学政治不突出。 　　中山的小商贩，从1956年互助合作算起。历经20年。人的一生，有多少个”二十年”工作？那时，他们多是花甲之年矣！换言之，合商要招工。但招工很不容易。其时留城或回城知青，安排工作先服从阶级斗争需要。被认为阶级斗争复杂的街道社组，小商贩合作商店，安排入去的只能是不适宜入机关，国营单位和重点厂企的人，其中还有些是身体残疾的，例如佗背，跛脚，单眼，脑膜炎后遗症的人。这么一来，本已”复杂”的合商单位，再加入”杂七杂八”的人，更是一镬”大杂烩”，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的”重灾区。 　　小商贩的”防修反复辟”，并不是始于”文革”。早在1956年1月，他们成立了合作组织，多提公积金。先在龙母庙街，河边街建了联合办公室（今红光饮食店楼上打通至孙西西药店楼上，也作过联合办公室），会堂以及”红胜”小学校，又兴办红光农场。”大跃进”时俱被刮”共产风”充公（龙母庙街100号已发还）。联合公积金是各店公社的小商贩联合公积金，数目达几百万元。多次被 有关部门借用兴建东河水闸，西河水闸等等，俱是”刘备借荆州”（80年代发还一部分，用于开设”二商”）。合商一向走的是共产党指引的路，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功绩有目共睹。可是年年复年年，总说防止小商贩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攻击点。 　　1975年，我先后在南朗泮沙大队，南头民乐大队（后归入东风公社）搞地财贸支农工作队工作，那时工作队也不搞“天天读”，”忠”字化了，只是革命大批判，路线斗争不停。有部分大小队干部躺倒不干，一怕挨整，二怕上头下达政治，农产品任务重，难完成。我们按上级（报刊）说话，教导干部”继续革命立新功。”通过”忆苦思甜”细致谈心，扶持干部继续挑担子。有些地方的工作队，由于未解决大小队的领导班子问题，而迟迟未能出村。 　　是年，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同志得到毛主席重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工作，形势明显好转。但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在”四人帮”的诬告和挑拨下，再次发动”批邓”！ 　　中山县革命委员会和中山县人民，很注意首都动态， 以得学有榜样。是年，毛主席的爱女李讷，已不是《解放军报》总编辑，已不搞”揪军内一小撮”了；她曾去过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并在校结婚数月离婚。之后带着儿子赴任北京市委书记。她的言行唯母亲江青，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意图是从，远远比不上文革下台的彭真对南粤中山的影响。 　　至于王洪文，中山人从来都不敬仰他。林彪出事的次年，王洪文由上海调赴北京，出席或列席一系列高层会议。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十大”的准备工作，会议根据毛主席提议，决定了王洪文在中央工作。新党员王洪文起草新《党章》。8月24日，王洪文登上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毛主席居中，一边是周恩来，一边是王洪文，他的位次比以前第四把交椅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更高，是中共中央第三号人物。”十大”由他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31日，十届一中全会，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广东中山的老党员尤其是被作为走资派挨批斗的老领导干部，口头说拥护毛主席，心里嘀咕着：”为什么让’造反司令’充当接班人”！？王洪文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视江青煽什么风，他就翻什么浪。我仅是小小一名基层干部，喜欢学习党的政策性文章，可那时越学越糊涂，思想也麻木了。 [center][B]反击右倾翻案风[/B][/center] 　　1975年底，我参与建立街道代销店工作。由县商业局局长谭卓民领导，指定哪个国营公司的私改员管哪些代销店，但要互相协作供货。其实，凭证供应的商品也不多。中央文件说山东潍坊县街道代销店搞得很成功，又说以大寨为试点，贫下中农管理商店，是阶级斗争的好办法，说什么一间代销店，方便一大片。中山各公社供销社搞过一阵子大亏损。也有个别店如百货公司青云街代销店维持下来，80年代脱钩，改为自营，由居委会发承包。 　　1976年1月，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中山人民所到中央《讣告》，极为悲痛。周总理追悼会，仅是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人注意到以后的谢富治等人逝世在人民大会堂开追悼会，中央主席毛泽东有出席。此后，批林批孔批周公，转上了批判邓小平。报纸的公开名词是”那个仍不改悔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曾经说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并说要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是取消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有见报黑体字）。毛主席又说了诸如我国是八级工资制，有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小生产者每时每地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路线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有”要宣传华国锋同志。”中山各单位的干部，晚晚学习。很多单位内部张贴了很多批邓大字报，有些单位清查职工搞”地下工厂”，连人带物在街上批判。上头说：”批判深不深，只是水平问题，批不批则是立场问题。” 　　由于”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自3月下旬到4月的清明节期间，北京学生和群众，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纪念周总理活动，发生了首都工人民兵在警察，军队配合下与学生的冲突。事后，电台和报纸说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对反革命份子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公开宣布撤消邓小平党外一切职务；毛主席派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当晚，中山财贸战线干部职工正在仁山广场灯光球场批斗糖烟酒公司奶牛场职工郑纪航（市政协《中山文史》第8，9期合刊第132页记述她1935年荣获”体育之花”，为中山争光事迹；文革期间，先被遣送阳山县务农，后转回中山长洲乡务农，再安排为奶牛场集体工）。大会奉令批斗大会停下来，先听中央广播。 　　跟着，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肯定了民兵功劳，搞庆功颂奖。中山人在电视，电影纪录片中见闻后，思想上有许多疑问：学生纪念周总理活动是反革命暴乱？学生什么时候又揪斗了许多高层领导和老帅？毛主席如何指示呢？总之疑惑不解。中山邻近港澳，亲友往来亦有相互私下探讨，大家共同的是怀念周恩来。 　　“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不举行大型活动。5月3日《人民日报》小标题《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大字标题《全国各族人民满怀革命豪情欢庆”五一”》，附题《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分别举行盛大游园联欢和广泛的基层庆祝活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决心掀起深入批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追查反革命，在中山是查”北呼南应”的反革命份子。1996年被揪半游街的县工商联副秘书长张国钧，他本人调往斗门县多年，其妻子在小榄银行营业所工作，因查其有”反动”言论，今次逃不了，被揪出来批斗后劳改。 　　对中山人来说，既淡忘了又很熟悉的吴臣，也在5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4月7日电台传来了党中央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搞搞反革命暴乱的消息，欢呼中央英明决策：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于1963年派人到桃园搞复辟。吴臣是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党支书，四清运动时，认为”四不清”。中山，石岐搞四清时，亦认为”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下面是”遍地蚂蚁”，工作队要处处捉”吴臣”.文革初期，吴臣造反，也搞揪军内一撮；中山群众组织也出版了几期批刘批赵（紫阳）的《肃桃战报》（肃清桃园流毒）。时隔10载，中山和全国一样，在批邓同时，继续批刘。 　　1976年，中山县革委会根据毛主席”大养其猪”的最高指示，在沙朗广丰围筹建”万头猪场”。财贸战线干部亦有去劳动支援。县委还号召搞公社千头锗场，大小队百头猪场。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替代私养生猪，收回饲料地公家种粮打基础。我和两名职工由县财贸办公室分配到横栏公社做养猪工作队工作。我以横西大队五一小队发酵饲料养猪（省电视台播放过经验）为榜样，选择三沙大队（党支书吴良炳）的第六生产队为点，抽时间奔走10个大队的各小队做工作。几经艰辛，”点”的小队，仅得存栏量80头。困难在于大沙田区粮食任务大，人的口粮缺少，猪的饲料糠不多；食品站供应猪栏竹片，猪兜盘，无钱无钉很紧缺。唯有土法上马，解决圈猪和用具问题，并将饲料发酵24小时，大量配搭假水仙（炮仗莲），把我在干校养猪的经验搬过来，七拼八凑，总算以点带面搞起来了。面上100个小队有的多养10----20头公养锗，有的不愿增加。此时，为了两条道路斗争，社员养猪是公栏私养，猪屎尿归公；继而，人的粪便缸的屎尿也归公。一些农民千方百计”偷”一点肥加草木灰，用于自留地。交售生猪是牌价调五留五。收购价每市担毛猪50元。 　　批邓期间，关于牛的阶级斗争，比四清运动时抓得更紧。上头一个又一个文件公开张贴，卡紧牛的交易，屠宰。据报刊说，中央分管的邓子恢，在1955年初级农业社转高级社时，不单是”小脚女人”，而且砍了初转高级社若干万个；10年后，他竟敢向毛主席提议准许私人养牛。文革期间，红卫兵对他新老账一起算。中山县革委会指定生产资料公司在大涌（今？肥厂侧）的山坡,威风凛凛全县唯一的“耕牛交易市场”；在沙溪虎逊岩村设立屠牛场。不提菜牛（供肉食），奶牛。处理老残牛要经过大队证明，公社兽医站呈批等手续方可。阳江等县到中山出售可以做工的耕牛同，跨县手续很繁琐。中山有几个老牛专，因涉及牛的阶级斗争而被揪斗。群众讨论：应该让农村老人养牛，鼓励私人养猪，菜牛肉猪全卖给国营公司，使国营公司有猪牛肉摆出来卖。但这些建议，那时是不可能被采纳的。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有小数曾被整过后”解放”了的干部，又说过一些”错”话，少不了又遭受上挂下联的批判。有一次我在坦洲与50年代石岐副市长李和闲聊，我说，若鼓励农民增产粮食，完成征购任务后，任由农民多吃一些，不设口粮限，生产形势是否好些？李和敏感地迅速反应，说这样做，小生产中国农民，必然搞资本主义复辟。其实，他是明理的干部，只不过是心有余悸，不敢实话实说罢了。 　　1976年，报刊传来不少”中央首长说话”：要穷过渡；宁要社会主义晚点（火车迟到），不要资本主义正点；革命群与17年黑线对着干；邓小平1975年的工业整顿是”管，卡，压”；不要吃二遍苦。等等。 　　在春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