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澳门经济曾相当繁荣。迨鸦片战争后，受国际政府格局及经济形势变化的制约，特别是香港的开埠，澳门大为衰落。从19世纪末开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澳门经济有所振兴。1926年，葡萄牙又一次发生政变后建议了相对稳定的政府。新政府曾致力于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对澳门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同时，由于“官方况换率”于1925年后一度被取消等多种原因，澳葡官员的来源与过去有所不同，其中部分官员有所作为，特别是澳门的第一个文总督巴波沙在他漫长的执政期间取得了较好的政绩。在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与葡萄牙政府订立《友好通商条约》后，澳门与内地的关系也有所改善，使澳门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样，约从30年代初期开始，澳门就进入发展较快、较为繁荣的新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没有落入日军之手，澳门俨然成为东亚的卡萨布兰卡。广州沦陷后，穗港交通被切断，但港澳及粤澳交通仍维持，于是澳门一度成为广东与香港交通联系的中枢。香港沦陷后，澳门成为东亚孤岛，并由于实行中立而获得繁荣，抗战的形势也造成了澳门金融业的畸形发展，有人称这段时期为澳门金融业的“黄金时代”。不过，大批难民拥入澳门，加上日军、汉奸又从中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也造成物价昂贵，民生困难，饥民遍地，甚至成批地病饿而死。许多澳门老居民都是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捱过三年零八个月的“风潮时期”（1942年1月~1945年8月）的。抗战后期，由于澳门经受封锁，其在抗战初期的经济繁荣也告结束。抗战结束后，大批流亡者陆续返回香港和中国内地，也影响了澳门的繁荣。 　　二战结束后，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中国人民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很高，粤澳关系一度紧张。澳葡当局不得不考虑与广东方面的关系，并向国民党当局提交了改善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关系和有关措施。粤澳关系的缓和，使澳门经济发展有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但战时澳门的手工业由于原料来源和销路受阻而致生产急剧下降，造成失业者剧增，民心动荡。其后，为了维持统治，澳葡政府在改良政治和社会、振兴澳门经济方面作了一些努力。1947年柯维纳出任澳门总督后，澳葡政府制订了整修口岸、增加来往渡轮、恢复航运、兴建高级饭店、鼓励中外商人来澳门投资的一系列措施，使澳门逐渐进入抗战胜利后的复苏时期。澳门的工业虽然仍是以传统的火柴、爆竹、神香、酿酒以及30年代初出现的纺造业等手工业为主，但产量有了增加。 [center][B]特种行业[/B][/center] 　　澳门在经济文化方面虽向近代化迈进了一步，但因澳葡当局仍然视赌博业、鸦片业等为利源，每年收取的财饷、烟税达几百万元，占财政收入的90%左右。因此，他们无意禁烟、赌、娼等，使旧日留下的污点丝毫没有清除，落得了中外舆论的谴责。 　　这此特种行业在澳门在历史颇长，随着鸦片战争后澳门在对外贸易中地位的衰落，澳葡利用其特殊的殖民地位，大力经营和发展特种行业，其中以赌博业尤为活跃。1847年是澳门赌博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年葡萄牙政府在澳门颁布法律，宣布赌博合法化。据《澳门地理》中讲，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澳门的各种赌场有20多所，还有几家赌博公司。1934年，澳门赌博业有专利权，并采取投标方式承办全澳赌场业务。1937年，以傅德荫、高可宁组成的泰兴娱乐总公司与澳门政府签订专营合约，承办全澳门赌场业务，每年缴税赌税合葡币180万元，成为澳葡政府和主要财政来源。1937年后的澳门真正发展为名符其实的赌城。除了在澳门经营程式赌场以外，澳门的赌商还将赌博业向内地（如深圳、广州等）推广，以求暴利。澳门而言，全市设有各式赌场售票处四五十处家之多，大街上到处是阅售赌票的人。抗战时期，随着大陆难民的不断拥入，人口急增，生活环境更为恶劣。但与此同时，成为亚太唯一非战区的澳门由于进出口贸易的繁荣，一部分人快速地积累了不少财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伴随着赌博业的发展，其它特种行业如娼妓业、鸦片烟业、吃喝玩乐各业均十公发达，造成了澳门表面上的繁荣——实际上这是经济的畸形发展，而且也造成了一系列诸如殴斗、抢劫、自杀、谋害等严重社会问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内地取缔了所有的赌博业，澳门也没有受到影响。 　　鸦片是葡萄牙最早通过澳门运入中国的商品。澳门就是当年最大的鸦片转运站。自中国禁鸦片，明时令行而禁不止，清时林则徐虎门销烟，严制烟贩，鸦片似乎绝迹。但由于世界各地对毒品的反感，无论是贩运还是吸食都算是违法，中国政府也曾颁禁止输入、吸食鸦片的法令。在名为自由世界的香港，贩毒和吸毒均受查缉，轻为监禁重则死刑。但是，只有在澳门这块土地上，贩毒、吸毒以及加工可以公开合法地存在。在澳门的行政机构和商务组织中，有专门设有管理买卖鸦片的机构，公开设立“烟膏配制厂”、“鸦片专卖局”。在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澳门全市公开吸食鸦片烟的烟场就有50多所。每间烟馆烟订多则三四十张，少则十余张，总数已达千张。澳门全市公开买卖鸦片烟的商店有80多家。有人如是描述烟馆里的情形：置身其中，但见鸠面者横订直竹，吞云吐雾，居民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不少以其一日肩挑手拉所得血汗之资，尽付于此斗者。沉迷恶嗜，一至于此！ 　　在澳门，与赌博、鸦片业齐名的另一特种行业是娼妓业。民国时期，中国内地和香港虽然也有私娼存在，但娼妓业在名义上是受到禁止的，而在澳门却是一种公开合法的行业，吸引着广东、香港、福建沿海城乡的一些寻花问柳的花花公子到澳门来，在这里寻欢作乐。1935年6月港英当局禁止所有妓院营业后，很多香港妓院又自港迁澳。于是乎，澳门就越加成为一座纸醉金迷的城市，更加腐败不堪，更加污浊。在澳门的娼妓业有这样三大类：第一类集中在福隆新街、怡安街一带，称为“大寨”（即高级妓院），约有妓院60~70余家。每家有接客的妓女20人，少的也有六七人，共计1000余人。这1000余人，均可以说是上等妓女。第二类集中在通商街一带，称为“二寨”，共30余家。每家有妓女10余人，共计300余人。第三类也叫“三寨”，是集中在草堆街附近的骑楼街、聚龙里一喧的下等妓院，妓女的人数并不固定，时多时少。三类妓院合计近200家，各级妓女共1600余人。与赌、烟、妓密切关联的是黑社会。 　　上述情况招致中外舆论一再对澳葡当局进行严厉谴责。二战结束后，为了缓和澳门居民与政府当局的矛盾，以达到稳定民心目的，澳葡政府作了一些努力。1946年7月1日，澳葡政府正式实行《禁烟条例》，并采取严厉的措施，使当地的鸦片逐渐衰落、绝迹。公开的娼妓被取缔。在内地颁布了禁止蓄婢的法令后，澳葡政府应澳门中华妇女会的要求，撤消了1909年制订的《华人习惯条例》，规定在澳门居住的中国居民的生活习俗应不违中国内地的现行民法，从而结束了当地华藉男子可以三妻四妾，不受法律约束的局面。针对澳门一带走私活动严重的情况，1948年，澳葡政府订立了《金融协定》和《关务协定》，使极为猖獗的走私活动有所收敛。 [center][B]二、渔业[/B][/center] 　　渔业是澳门的传统产业。澳门地处珠江水域，周围浅海渔业资源丰富，早已是渔船停泊之所。一直以来，澳门的渔业不断发展，至民国时期获得很大进展。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澳门渔业生产最鼎盛的时期，澳门成为华南地区与广海、汕尾、阳江等海港齐名的著名渔港。这种鼎盛首先表现为渔民人数的增加，1921年左右，全澳渔民达6万多人，占当时全澳总人口的71%左右。中国有关部门在湾仔设有渔区办事处，管理渔务，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冬春为旺季，夏天为淡季，所捕之鱼运往鱼栏（鱼类批发市场）销售，由鱼栏再运销香港、江门、石岐、广州等地。鱼栏集中于靠内海旁边的下环街，多至60家。渔业生产的经营方式，主要由大渔主和小渔主两种。大渔主自出资本，雇请渔民出海捕鱼，捕得之鱼全为大渔主所有，渔民从中获得微薄工资。大渔主在下环傍海地区设置鱼栏，几乎垄断了全澳的渔业生产。小渔主资本很少，往往要向大渔主借贷部分资本，称为“栏信”，然后雇请少量渔民，所得之鱼，以低价卖给借贷“栏信”的大渔主所开设的渔栏，由渔栏扣去原借的“栏信”数（并加3~4%的利息），剩下的尾数才归小渔主。渔业捕捞作业一般为三种：第一，是远海捕鱼作业。这种作业特点是资本多、渔船大、雇用渔民多、周期长，一般是大渔主经营。第二，近海捕鱼作业。这种作业的特点是资本少、渔船不大、渔民亦少，但这是澳门渔业生产中最重要的一种。第三，沿海捕鱼作业。这种作业多是由小渔船的渔民经营，早出晚归。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渔船南来。因其设备优良，捕鱼量大，并且能直接运往香港出售，澳门渔业大受影响。不过，即使到1940年，海产仍然是澳门社会经济的一根重要支柱，位置排在传统的炮竹、烟花等手工业的前面。当时向港口当局登记出海的船只约有2300艘，估计渔民仍有2万多人，另外有20家修造渔船厂和4家装罐厂。 　　由于澳门渔业有相当一部分出口外销，有的是海鲜，有的制成咸鱼干、咸鱼出口。鱼类在全澳出口总值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例如1930年，鱼类出口值为250万葡币，占当年出口总值945万元的26%强。 [center][B]三、手工业[/B][/center] 　　民国时期，澳门手工业也颇有发展，其中以造船业、炮竹业、火柴业和神香业四大传统手工业为主。此外还有酿酒业、酱油业、烧砖业、香烟业等。据统计，1947年全澳门共有工厂166家。 　　澳门造船业与渔业经济息息相关。与渔业生产发展相适应，澳门造船手工业较为发达。造船业曾为澳门一切工业中最发达的一环。澳门的船厂不少，大部分集中在澳门半岛的西北沿岸，如提督马路一带。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船厂30多家，主要制造中国式木船，也有生产小型的舢板、阳江艇等舰艇和。较大的船厂有和记、明生号、生隆号、大信号等。造船厂赢利可观，估计每厂每年可赢利约20多万元。此外，在妈阁庙、黑沙环、筷子基和青洲分别有4间船舶修理厂，专门经营修船业务。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澳门渔业走下坡路，造船工业也随之冷清。 　　澳门的炮竹粳由中国内地传入的，已有逾百年的历史。它在澳门工业中曾傲居首位，为澳门经济发展鼎盛的时期，大街小港、屋前屋后，到处可见妇孺老少忙于搓炮、锥炮和繁忙景象。炮竹厂以凼仔最多，规模最大，其中广兴泰号、广兴隆号两家较为闻名，工厂占地均数亩，工人均在千名以上，其营业繁荣，产品远销南洋、欧美各地。火柴工业也是澳门传统的重要行业之一。在提督马路和凼仔建有不少火柴厂，计有昌明号、东兴号、头光号等数家，其中昌明号创于1933年。澳门火柴产品精良，远销香港和南洋各地。爆竹、火柴手工业生产因其多为手工操作，技术要求不高，属简单劳动性质，所以除了工厂生产外，还可以把材料发与工人或居民在家庭内生产，定期交货，而成为全澳居民低头信手就可搓炮插引的家庭手工业。所以这两种手工业生产值相当大，占出口比例较重。据统计，1930年，澳门输出的爆竹、火柴货值各为150万葡元，两者合300万葡元，占当年出口总值的945万的31%。1946~1948年，爆竹由190吨增至1026吨；火柴由1916吨增至2850吨。 　　神香为中国人敬神的必需品，销路甚广，因而发展为家庭手工业。神香是澳门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在神香业全盛时期，澳门制香厂逾20家。工人达3000人以上，并且附带生产蚊香。抗日战争期间，神香业一度停顿，战后才恢复生产，工人仍有千人之我，其中陈联馨为最老字号香庄。据统计，1946~1948年，澳门神香产量由162吨增至488吨，增长了3倍，产品远销南洋、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地。 　　酿酒业也算有发展，全澳有酒厂40~50家，如朱广兰号、永得威号等均是有名的酒厂，每年出口总值为40万葡元。烧砖、烧炭业因城市建设需要而发展起来。1930年左右在青洲已建设大砖厂生产，计有窑十多个，烟筒五六条，规模很大，以机械制模，以煤为燃料进行烧造。此外，还有许多产值较大的各种手工业，如棉纺厂有全新号、中亚号，年产销达50多万元；锯木厂有宏泰号、建兴号、林栈号等20多家；雪厂有中山号、联发号等几家；橡胶厂有两家。腌鱼厂、米粉厂、染料厂等也逐步发展起来了。 [center][B]商业及货币金融 业[/B][/center] 　　市内商业是指澳门本地区内的贸易，可以分为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两种。由于澳门人口少，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和种植业几乎接近空白，日常生活所需皆依赖于香港和内地供应。澳门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使澳门的本市内商业结构需得适应消费型城市的发展。由于澳门是以博彩业吸引旅者的城市，商业主要为这些行业（博彩业及相关行业，如酒店业、旅游业和当押业等）和游客服务。 　　广州沦陷后，澳门一度成为广东和香港交通联系的中枢，由内地输往香港和由香港运入内地的物资皆云集澳门。为此，澳门的航运业和远东运输业大为兴旺，获利甚丰。此外，日用百货业等也都在此时期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而生意兴隆。后来，由于广东沿海和香港以及南沙群岛的沦陷，海上交易的不畅，销路阻塞，加上日军、汉奸插手操纵，牟取暴利，一度导致粮价暴涨，各种日常生活用品也极端贫乏。 　　这一时期，澳门的旅店、酒楼、饭店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集中在新马路和福隆新街一带的酒家、酒店，大的有10家，中等的有70~80家，小旅馆有100余家。与此同时，典当业也在发展，市内大街小巷均有押铺，大的叫大押或按，有14家；小的叫押，有20多家。还有收买回料店50多家。这些押铺多数设在赌场附近街道，以新马路、福隆新街等地为多。押铺按期短促，从中抽收重利。 　　近代澳门货币金融向来采取现实政策，即附近流通之货币，均可在澳门流通而不加禁止。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五花入门，有硬洋、葡币、国币，各种币制价值起跌无常。直至1944年，澳葡政府力主推行自主政策，才逐步使货币市场统一于澳门币。 　　大西洋银行为澳门唯一立案银行，是澳葡政府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总行设于里斯本，澳门的是分行之一。葡国大西洋银行分行于1902年8月20日开业，因葡国政府不让华人在澳门设银行与大西洋银行竞争，此后70年间，它成为澳门唯一的银行。当时与大西洋银行并存的商业机构，只是各种形式的钱庄、银号等。大西洋银行于1905年9月开始发行澳门币。不过澳门币除法定通货外，在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并不十分重要。澳门金融事业，实际上操纵在华资银号或银公司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内地居民纷纷迁澳，人口激增，金融业随之活跃。香港沦陷后，殷商迁澳，且本在香港经营金融业者多迁来澳。与此同时，大量黄金、白银、外币也流入澳门，兼之澳门地位中立，遂成为省港货物运输之中转站。因此，澳门金融业也蓬勃发展，经营银号者，也如雨后春笋，到1944年底发展到70余家，如富有、富德、同德、致祥等。此外，还有一些小的银店或找换店，大部分集中在十月初五街、新马路、营地街等地。这种金融银号虽小，但营业额相当可观，不少金融商人从中获取巨利。这些银业、商业共同组织成银行公会，成为澳门重要的金融组织。“风潮”时期的澳门金融出现畸形的繁荣，甚至有人称这段时间为澳门金融业的“黄金时代”。 [center][B]五、对外贸易[/B][/center] 　　明清时期，澳门是广州的外港，对外贸易繁荣，成为远东国际贸易中转站。鸦片战争后，澳门成为自由港，但对外贸易开始彻底衰退，逐渐成为香港的附庸，对外贸易发展缓慢，外贸范围大为缩小。民国时期，澳门作为自由港又经历了兴衰过程。澳葡当局认识到港口航道的重要性，开始进行了港口建设。1920年，澳葡当局进行疏浚河道工程，以便使大轮船能够停泊。同时，建设黑沙环港，开挖运河通入青洲并进至内港。1931年，澳门又建成新口岸外港码头，港口条件有所改观，同时大力发展对外交通，与广东各地通航，将人力木船改为火轮船拖带木船，航运速度大幅加快。二三十年代，澳门港的对外贸易能够维持发展，但时升时降，极不稳定。30年代的澳门，出口贸易额平均每年1000万葡元左右，其中鱼类占首位，达26。4%。依次为食品，占18。5%；爆竹、火柴占15。9%；神香6%；纺织品只占5。3%；其它占12%，抗日战争爆发后，澳门出口贸易继续上升。这时期，内地和香港不少商民逃至澳门，澳门人口增多，商业骤然繁荣，对外贸总额从1931年的42504030葡元增加到1938年的49173543.99葡元。1939年，澳门人口激增至245194人，商业更加繁荣，使当年对外贸易总额也骤增至93348379.73葡元，比1938年增长47.3％。到1945年更增至349160000葡元。更为明显的是，澳门在新中国成立后，承担中转港角色，经济飞速发展，1949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52220000葡元，比1939年规则长了3.7倍。不过，抗日时期的1941年左右，澳门对外贸易曾一度每况愈下。由于广东沿海和香港以及南沙群岛的沦陷，海上交通的不畅，使澳门的内外贸易处于十分艰难的处境，特别是香港沦陷后，日本对澳门进行更严密的封锁，连葡萄牙船只也不得出入，工业缺乏原料，销路阻塞，而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得盘点入仓，由澳葡政府统一处置分配。1942年，澳门还发生了大饥荒。 　　就其对外贸易范围来说，以香港为最多，其次为广州、中山、新会等地，再次是南洋各国及伊朗沿海地区。进口商品有来自香港的米、白糖、木材、煤、鸦片等；来自广州、中山等内地的有柴薪、木料、竹、牲口、家私、蔬菜、塘鱼、出口商品有运往香港及国内的咸鱼、蚊香、火柴、酒、爆竹、神香；运往南洋的有火柴、酒、爆竹等。 　　本文资料来源和主要参考文献： 　　①Carlos Jscinto Machado:《澳门沿革史》，载于《新纪元周报》，第1卷，第2号，1929年3月。 　　②《The Macao Year Book For 1940—1941》,”To The Reader”. 　　③缪鸿基、何大章：《澳门地理》，广东省文理学院，1946年版。 　　④缪鸿基编著：《澳门》，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⑤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 　　⑥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⑦方言编著：《澳门问题始末》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⑧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553—1993），词类业出版社（台北），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