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B]一、管理澳门机构的设置[/B][/center] 　　1、管理澳门方针的确定 　　1517年，由4艘军舰组成的葡萄牙舰队来到中国珠江口，企图将东方贸易霸权延伸到南海和太平洋地区。葡人照搬他们在印度洋的那一套做法，以武力强占殖民据点，建立贸易基地。舰队一到广州地区，立即由特使出面同中国政府交涉，力求建立正式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则强占屯门（今属香港新界），挖壕沟，修炮台，建立殖民据点。葡人在广东沿海大事进行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特别是掳掠和买卖人口，激起沿海人民的强烈义愤。结果明朝于1521年下令广东官员驱赶葡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奉命攻打屯门。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终于赶跑葡人舰队。 　　葡萄牙人在广东没有站住脚跟，便转向福建和浙江沿海地区活动。他们同中国海盗和倭寇相勾结，形成东南沿海一股强大的走私势力。这时葡萄牙人先后在浙江宁波双屿港，以及福建漳洲的月港、浯屿等处取得了新的立脚点。特别是宁波双屿港，1542年占据后，大事经营，岛上有货栈、炮台、天主教堂、医院和学校等等，十分繁荣。后来明朝皇帝派朱纨提督浙闽，扫荡沿海走私势力，厉行海禁。朱纨攻下双屿港，把这个新兴的走私港口城市毁了。据葡人平托说，当时岛上有1.2万名天主教徒被镣，其中800名葡萄牙人，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之处。同时，葡人在福建沿海的势力也被驱逐，又窜回广州地区。这时广东已经解除海禁，广州贸易繁荣兴旺，为葡人提供了机会。 　　葡萄牙人总结40年来走私活动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在沿海地区向中国炫耀武力，肆意妄为，只会碰得头破血流。于是决定改变策略，以求在中国贸易中有立足之地。大约在50年代初，葡萄牙舰队司令苏萨亲自出面活动，通过各种渠道，终于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拉上关系，送礼求情，说了不少好话。汪柏受贿之后，同意葡人进入澳门贸易，并允许他们上岸搭篷曝晒被风浪打湿的货物。据苏萨称，他是在向中国人做出保证之后获准在澳门贸易的。他所说的达成协议，并不是签订什么正式条约，只不过是说明他买通了广东官方人士而已。虽然苏萨称此事得到皇帝的批准，但至今均无上报皇帝的记载。种种迹象表明，这完全是汪柏受贿后私相授受之举。汪柏擅自允许葡人进入澳门贸易，因此历来受到其他官员的批评指责。 　　就这样，葡人约于1553－1557年间进入澳门贸易和居留。此后他们大兴土木，建造居室，很快把茅逢变成瓦屋。中国政府发觉以后，为什么没有制止，没有把违反约定的葡人赶跑呢？除了广东官员不断收受贿赂，由于得到好处而下不了决心驱逐之外，还应看到，澳门成为一个开放的贸易港，可使国家增加大批税收，人民增加就业牟利的机会，并且带动了地方百业兴旺；无论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对老百姓都带来好处。所以广东官员，自总督、巡抚以直，谁都舍不得封闭澳门港。 　　葡人居澳门头半个世纪，明朝政府曾经多次研讨澳门问题，许多官员强烈反对葡人占住澳门，对“广州香山郊关之外，遂为鬼国异域之区”①的情况忧心忡忡，对葡人“陵砾居民，蔑视澳官”的嚣张气焰无比愤慨，认为澳门葡人聚集愈来愈多，将会出现“拥众人据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趋会城”的危险局面。从而强烈要求政府“早为万全之虑”。 　　当时明政府内部对这个问题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允许葡人居留，但必须加强管理和防范；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迁移贸易地点，迫使葡人离开澳门；第三种意见则主张使用武力将葡人从澳门驱逐出去。但总的来说，明政府中主张对葡人采取纵容态度的势力占统治地位，以致任何主张驱逐葡人意见都没有被采纳，或表面上被采纳而没有付诸实行。其关键是广东官员坚持开放澳门，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用所谓“佯禁而阴许之”的两面派手法，使葡人能有一顶保护伞。广东督抚霍汝瑕和张鸣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霍汝瑕在对比上述三种意见时说：“建城设官而县治之，上策也；遣之出境，谢绝其来，中策也；若握其喉，绝其食，激其变而剿之，斯下策矣。”①而1614年张鸣冈的奏章则主张维持葡人居留澳门的现状。他一方面承认“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另一方面又以“兵难轻动”为由，认为应让葡人继续居留澳门，而对其“申明约束”，毋启衅，毋驰防。以求“相安无患”。②明朝政府采纳他的意见，确定了对澳门管理的方针。 　　这样，直到鸦片战争之前，澳门是一个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由葡萄牙人经营的贸易特区。葡人在澳门获得了以下三种权利：他有居留权，但须交纳地租，由香山县负责征收；他有贸易权，但是要向中国的海关缴纳商税——“岁课二万金”；他有“自治权”，但要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督和管辖。 　　2、守澳官和驻军 　　澳门在葡人居留之前便已是对外贸易的泊口，当时的广东政府在此设立“守澳官”，负责港口的管理。守澳官由下级武官担任，隶属海道貌岸然副使。葡萄牙人居留澳门后，守澳官的职责加重了。现有记载可考澳门官员王绰是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和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两科武兴，他被派任澳门守澳官，曾接受葡人的贿赂，并代其申请，表示“愿输税饷，求于近处泊船”，帮助葡人从“私番”而变为“饷商”。后来聚集澳门的葡人增多了，经常闹事，“绰以番俗骄悍，乃就其所居地中设军营一所，朝夕讲武以控制之。自是番人受约束。”。① 　　1574年（万历二年），明政府在半岛通向香山县的莲花茎间建立关闸，“设官守之”。②实际上已把澳门视为特殊的贸易区域，不许外商越关进入内地，也不许内地居民随便进出澳门。每月开关6次，以供应外商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关闸驻军增至千人，编为雍陌营，由参将（三品武官）统领。1621年（天启元年），又加强了海防措施，设置“水兵一千二百余名，把总三员，哨官四员，哨船大小五十号“，分别在澳门的石龟潭、秋风角、茅湾口、挂碇角、横洲、深井、九洲洋、老万山、狐狸洲，金星门等处驻防。③ 　　清朝初年，政府厉行海禁，对澳门的防范更加严密。1647年（顺治四年），派参交将把守前山寨，统领兵员1000名，分设左右两营，有2名千总，4名把总。1662年（康熙元年），兵员增至1500名。1664年（康熙三年）又增至2000名，并派1名副将（从二品武官）统领。副将以下，增设左右营部都司佥书和守备。④驻军的啬和指挥官级别的提高，反映了清政府对澳门防务的重视。1744年（乾隆九年）以后，澳门驻军隶属澳门同知。 　　守澳官和驻军的职责不仅是管理澳门港口贸易，维持治安，更重要的是加强澳门地区防务，从军事上遏制葡萄牙殖民者。 　　3、县丞与海防同知 　　澳门地属香山县，开埠以后，仍由香山县管辖，重大民、刑事务均由县令亲自处理，或由县令报请总督决定。1731年（雍正九年）、总督郝玉麟奏请清政府批准，在澳门前山寨设立县丞衙门，作为县政府的派驻机构，“察理民夷，以专责成”。1743年（乾隆八年），县丞衙门从前山寨迁至关闸以南的望厦村，隶属于澳门海防同知，“专司稽查民蕃一切词讼”。直至1849年3月，澳葡总督闯入望厦村，捣毁衙门，才被迫迁回前山寨。 　　据清代官制，县丞是知县的副职，派出副知县一级官员专门驻守澳门，说明清政府开始重视澳门问题。从1731年至1906年（雍正九年至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先后派出57任县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