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奉行闭关锁国的清代，澳门几乎是中国观察世界的唯一窗口。特别是1841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清王妄自尊大，把其实早已武装到牙齿的西方列强视为“外夷”，采取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连“英吉利”到底在哪儿、有多大也不想弄清楚。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潜在的危机，亟欲通过澳门这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了解世界。例如湖广总督、禁烟钦差大臣林则徐就命人翻译英文版《澳门月报》上的讯息，编成中文的《澳门新闻纸》，主要供广东的有关官员参考。以上说的是官方。至于在民间，由于广东、特别是香山早已是侨乡，在澳门求学、取道澳门出国更是普遍。 　　就这样，一批与澳门有密切关系的香山籍人士，得风气之先，成了从清朝的封建体制向民国初年的共和体制过渡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我国最早一批开创历史文化先河的一代名人。以下列举一些较具代表性的例子。（按：“孙中山与澳门”已有专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容闳（1828——1921年），香山县南屏（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华侨、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父亲为谋生计，1835年携带容闳到澳门。1874年容闳跟校长赴美国留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后，返国时第一站又是澳门，目睹了“卖猪仔”的惨况。后来，他出任中国驻秘鲁外交官时，就全力为出国华工争取合法权益。容闳是我国的第一个留学大学生，是中国第一个带领幼童到美国留学的先驱者，为后来的官费留学开辟了道路。 　　郑观应（1842——1992年），香山县雍陌乡人，鼓吹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著名政论家与实业家。他自幼出入澳门，于十九世纪60至70年代所写的宣传改良思想的名著《救时揭要》和《易言》中就有《澳门猪仔论》、《澳门窝匪论》等揭露澳门时弊的文章，晚年（1886——1892）年蛰居澳门郑家大屋，著有《盛世危言》一书，全面阐述维新变法主张，对其后的维新活动，乃至对孙中山、毛泽东都发生过重要影响。 　　孙中山少年时代经澳门赴檀香山，在澳门行医及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事迹人所共知，他的家人如长兄孙眉、元配夫人卢慕贞、女儿孙琬等晚年都以澳门为家。这里特别一提较少为人所知的孙中山的另一位夫人陈粹芬。她是孙中山革命初期的亲密伴侣，人称“陈四姑”、“南洋婆”，在孙氏家谱中，她是继卢慕贞之后孙中山的另一位夫人。孙中山26岁在澳门行医济世，与当时20岁的陈粹芬相识，其后，孙中山赴广州行医乃至在海外流亡，陈粹芬紧密相随十多年，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期间，陈粹芬从南洋回到澳门，与卢夫人姐妹相称，同住“孙公馆”直至逝世。其时虽年逾花甲，仍关心、支持抗日救亡工作。 　　此外，曾在澳门学习、生活和工作著名香山人士还有在1927年12月中共领导发动广州起义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共六大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常委候补委员杨殷（1892——1929年）；我国南方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北方的李大钊齐名的杨匏安（1896——1931年）；孙中山挚友、“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1868——1934年）、追随者杨心如（1896——1946年）；辛亥革命时期“香山起义”的策动人、学者郑彼岸（1879——1975年）、林君复（1879——1942年）等。 　　澳门在中国版图上只是弹丸之地，但在中国近代史进程中曾发生重大影响，而香山籍人士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