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富不能强，非强不能富。富强互为根，当国宜兼顾。”（郑观应·读《管子》有感）这首寥寥二十字的短诗，清晰地点明了“富”、“强”二者之间的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它的作者是晚清著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这首诗实质上就是他的维新思想体系的总纲。 　　郑观应（1842-1922年），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祖籍三乡雍陌村。他出身于香山县书香世家，考秀才不第后于1858年只身赴上海学习经商,从杂务工作开始,1874年任英商太三上洋行买办、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并开设恒古钱庄。1880年被李鸿章委任为上海电报局、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总办，参与注务活动。1906年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1909年后历任轮船招商局稽查协理、董事等职。 　　从一介草民到一代工商实业巨子的经历，使他有可能洞悉清末在“太平平盛世”的表象下掩盖的种种深刻的社会予盾与危机。”春秋大义为贤责”（见郑观应《忆大东沟战事感作》），于是，他耗费了近十年时间，写成了一部煌煌30万言的巨著《盛世危言》，以强调变法维新的必要。他于书中大声疾呼：“法弊则变其法，时乎时乎，危乎危乎！” 　　《盛世危言》一书，后来成为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的理论先导，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孙中山、毛泽东都发行过极其重要的影响。 　　民功成立后，郑观应继续在上海、广东从事工商实业，办了不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实事。对袁世凯的窃国称帝，他异常愤慨，虽在垂暮之年，仍挺身而出，斥之为“专制独裁”！ 　　郑观应的传奇的一生，以及所留下的等身著作（除《盛世危言》外，尚有《救时揭要》、《易言》、《南游日记》及诗词作品等），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遗产。